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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婕:談六-四悲劇起因--(1)“發展”定義的缺失

(2009-03-18 16:43:03) 下一個
齊婕:談六-四悲劇起因--(1)“發展”定義的缺失

筆者經曆了整個六四,不管怎麽說,筆者很同意把六-四定義為悲劇,因為六-四是中國改革開放走下坡路的開始,也是掌舵人鄧小平開始成為老糊塗或獨夫的開始。

1、六-四的根本起因是鄧小平沒有對“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發展”“先富”給予深刻而明確的定義。

在毛澤東逝世以後84年以前,不論左派右派都要承認的一點是,不論鄧小平使用的是陰謀詭計還是正大光明(政治家用陰謀還是陽謀都不應當成為被譴責的品格),當時鄧的路線是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而且,當時中國百姓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讚同的,至少是理解的。從77到84年的曆程中,由於鄧把毛時代的“ 高積累工業”模式的中的一部分變成了“部分消費工業”,而且把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漸變成了“以階級鬥爭為輔”的政治路線,加上鄧當時秉承了毛時代的福利教育、醫療和住房保障體係,因此整個國家呈現的是信心和歡笑,所以在84年國慶時,遊行隊伍打出“小平您好”是有必然性的。

然而,鄧的“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中隱藏了一個巨型炸彈,那就是對“發展”的內涵沒有定義,對“哪些人”先富起來以及“怎樣”富起來沒有定義,甚至十錯誤的定義。這是掌舵人犯的致命錯誤,給改革開放埋下了地雷,進而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後患。

84 年以後,鄧包產到戶受到很多地區歡迎,但也受到很多地區的抵製,特別是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如東北就比較抵製,很多縣都是85年底才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製包產到戶的。鄧小平為了推行私有化,對包產到戶實行市場價,對公社實行計劃價。在工業上也是這樣,公有製的企業根本不是私有製企業的對手。比如,重慶國營機械和東北國營機械生產的五金部件還沒有溫州家庭作坊的利潤高。

這樣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上就出現了“雙軌”價格,私有的占了公有的便宜,掌握定價權的政府占了百姓的便宜。同時,很多已經分田承包到戶以及私有化較快的地區打出了這樣的口號:“共產黨員要帶頭致富”“誰窮誰可恥”“致富光榮”。於是,大小官員開始尤抱琵琶般地發起了財,比如鄧小平趙紫陽的兒子們就倒賣批文。

什麽是批文呢?現在80後以及90後的人很難理解。批文實際就類似於現在的“煤礦開采證”或“稀有金屬開采證”,不過當年拿批文可比現在拿“煤礦開采證”的利潤豐厚多了。由於當年的批文是針對尚存的公有製財產進行的,而能搞到公有財產或產品流通證的,隻有政府官員。所以搞批文的人就被老百姓形象地稱為“官倒”,也就是當官的去倒賣公家的許可證或財產或產品。

這樣,84年以後,百姓慢慢感覺到了鄧小平“先富”理論的危害,加上私有化浪潮中的巨大失業與太子們反而富裕的強烈對比,鄧的“先富”理論就已經不受歡迎了。

然而,那個時候,中國百姓並沒有因為討厭鄧的“先富”理論而去懷念毛澤東。因為毛的高積累模式嚴重地壓抑了百姓的私欲(即使是今天的左派也承認人的私欲要適當滿足,否則就要釀禍),加上鄧對毛的妖魔化宣傳,當時人們還是更喜歡鄧掌舵下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結構。

這樣會出現什麽問題呢?出現一個沒有毛澤東、否定鄧小平的理論和信仰真空。

既然鄧宣傳說毛的發展理論(比如四個現代化,國防和重工業是兩拳、農業是屁股等、階級鬥爭是大腦等等)是妖怪,而鄧自己又沒有定義他的“發展”含義,於是,西方的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無論是垃圾還是營養---就一古腦地湧了進來,這就埋下了6-4中豎起美國的自由女神的可笑伏筆(現在很多80後的嘲笑他們的前輩學生會那麽傻,其實這些學生隻要問問自己對毛鄧的理論究竟了解多少就知道自己正在重複他們前輩學生的傻勁了)。

而鄧的做法是不允許任何人挑戰鄧的理論體係和口號,走向了他所批判的毛的“獨裁”模式,甚至比毛更糟糕,毛至少在前台,而鄧卻始終在後台操縱前台的總書記,這也違背了當時已受中國人歡迎的西方民主理念,於是到了1986年底,學生們就打著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遊行,矛頭對準了鄧,說鄧是“垂簾聽政”。

很多人奇怪,鄧明明骨子裏要搞資本主義,但為何卻以“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耀邦拿掉了呢?因為鄧骨子裏並沒有接受資產階級民主的理念,鄧本質上分不清“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的差別。所以鄧的走資,走的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所以鄧要批胡耀邦的“自由化”,但不批胡的“私有化”。所以指望鄧的理論引導中國走向美國式的國家,是不可能的。此外,86年底學生的矛頭對準了鄧的“垂簾聽政”,鄧的政治心胸和政治品格都是聽不得批評意見的人,所以必須拿掉滿腦子資產階級民主的胡耀邦。而胡耀邦到死也不知道鄧腦子裏“走資”的含義。

有些左派說鄧小平是個賣國賊。如果從鄧發展模式以及台灣問題上的後果來看,這種指責也許有道理,但從主觀上,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因為,鄧強力推行沒有內涵的“發展”模式以及放棄台灣利益,正是從鄧急於發展中國的動機出發的—雖然鄧也同時把自己全麵奪權的私心和發展中國的公心巧妙地結合起來。鄧的問題在於,作為掌舵人必須具備定義政治內涵的能力,不幸的是,鄧沒有這個素質,也就是左派所抨擊的“鄧隻有三寸的眼光”。鄧把自己的沒有內涵或具有錯誤內涵的“發展”“先富”理論強行灌輸進了中國人的腦袋裏,這就釀成了未來的悲劇。而這一切,雖然鄧有極大的私心,但必須承認,這些也都是在鄧深刻的愛國情結之下做出的愚蠢舉動。

鄧對“發展”和“先富”定義的錯誤,導致了腐敗盛行以及失業增加,形成了六-四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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