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韜武略——毛澤東與1959年平息西藏叛亂

文韜武略——毛澤東與1959年平息西藏叛亂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毛澤東對西藏民主改革態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屆二中全會上，他提醒大家對西藏的發展前景不要太樂觀。但同時又指出，即使達//賴真的跑到國外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事業一樣會蓬勃向上

　　1951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實行的是上層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製，西藏廣大農奴迫切要求掙脫農奴製的枷鎖。考慮到西藏的曆史和現實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西藏社會改革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應該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毛澤東對西藏問題十分關心，還親自做團結爭取西藏兩位宗教領袖達//賴和班禪的工作，對達//賴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過西藏上層宗教領袖的覺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項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的支持和操縱下，試圖永遠保持農奴製，以維護既得利益。他們蓄意違背和破壞《十七條協議》，陰謀實現“西藏獨立”，並為此進行了一係列的分裂祖國的活動。

　　對此，毛澤東保持著異常清醒的頭腦。他深知，曆史上長期形成的漢藏民族隔閡決非一朝一夕能夠消融，帝國主義的插手、國民黨殘餘勢力的參與、西藏特有的宗教環境、與鄰國的領土糾紛，都直接、間接地影響西藏問題的解決。尤其是在西藏上層中，有相當一批人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存在很深成見，有的甚至對共產黨十分敵視和仇恨。我們必須作好兩手準備，和平的與非和平的。

　　1952年3月31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策劃下，利用“傳昭”這一宗教活動的機會，召開了偽“人民會議”，派出所謂“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請//願。4月1日晚，他們竟然糾集部分藏軍、喇嘛流氓千餘人，包圍我政府機關和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的住所，在周圍房頂上架起機槍，瘋狂叫嚷“解放軍撤出西藏”，“西藏的製度不能改變”，企圖製造流血事件，破壞《十七條協議》和民族團結，以武裝叛亂反對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實施。對此，中央駐藏黨政軍領導幹部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

　　4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冷靜、客觀而又正確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勢和我們應該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隻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

　　4月19日，張經武代表隻身一人到布達拉宮麵見達//賴，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並曉以大義，迫使達//賴喇嘛下令解散了偽“人民會議”，撤銷了這次武裝騷亂的兩個幕後策劃者魯康娃和洛桑紮西代理司倫（即攝政王）的職務，用和平方式圓滿解決了這一政//治事件，給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一個沉重打擊，使西藏整個形勢由動蕩轉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決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區試行民主改革。藏區的封建農奴主包括一些寺廟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將會觸動其既得利益與統治地位，因此強烈反對改革。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也借機行動，以文武兩手抵製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薩以偽“人民會議”名義，搞靜//坐、請//願，張貼標語，輪番糾纏中央駐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對改革。武的一手則是在鄰省挑起叛亂。1955年12月，在四川涼山地區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際，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甘孜藏族自治州內相當一部分地區都卷入了叛亂。在這種情況下，涼山地區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裝叛亂的鬥爭同步展開，實行先打後改，邊打邊改。

　　消息傳到西藏，引起喇嘛、貴族上層的震動。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組成考察團赴川西調查事情的緣由。毛澤東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充滿自信地發出指示，要求有關部門如實介紹情況，反對分裂，講清是非。

　　實際上，在叛亂期間，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康巴（指康藏高原東部、四川甘孜一帶藏族地區）叛亂分子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在拉薩指揮著叛亂，並以大批槍支彈藥援助康巴叛亂分子。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後，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請達//賴、班禪赴印度參加佛祖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對於要不要批準達//賴、班禪出訪印度，當時中央的意見不一致，有的同誌擔心他們去了不回來，有的同誌怕他們去了被分裂主義分子拉下水。對此，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特意講到西藏問題，提醒大家對西藏的發展前景不要太過樂觀，要估計到最壞的可能性。同時指出，即使達//賴真的跑到國外去，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事業一樣會蓬勃向上。就這樣，要不要讓達//賴出國的爭論也就有了結論。

　　達//賴一到印度，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結國外的敵對勢力進行策反，向達//賴施加壓力，企圖阻止達//賴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國外“流亡政府”，促其從事分裂活動。為策應這一行動，他們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區發動了武裝叛亂，並試圖在拉薩也掀起叛亂，造成達//賴留印的形勢，以威脅中央在“西藏永遠不進行民主改革”。在這些分裂勢力的引誘下，達//賴的思想發生了動搖。

　　當時，周恩來正好在印度訪問。根據西藏的局勢和達//賴當時在印度的情況，他敏銳地判斷出達//賴正處於回國與留在國外的十字路口，覺得應該給這位年輕的宗教領袖指出一條光明之路，於是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連續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裏接見達//賴，對他進行細心開導，同時將中央仍將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針，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決定轉告了達//賴。

　　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認真分析了周恩來的話，做出了明智的決定，於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西藏又處於暫時的平靜之中。

　　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集團錯誤地把黨中央、毛澤東的忍讓當作軟弱可欺，認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於是組織叛亂武裝加緊發難

　　1957年，為貫徹關於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針，中央對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進行了縮編，把留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精簡為1萬多人。這一方針，改變了西藏處於中間狀態的那部分人群對共產黨的懷疑態度，對穩定局勢發揮了一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集團錯誤地把黨中央、毛澤東的忍讓當作軟弱可欺，認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發難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加緊組織叛亂武裝，成立叛亂指揮中心，並將這些活動輻射到全區各地。

　　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1957年5月，從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叛亂分子聚集拉薩，成立了一個名叫“曲細崗珠”(漢語“四水六崗”的意思，泛指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區)的叛亂組織，妄圖將這些地區和西藏融為一體，建立一個“大西藏共和國”。該組織成立後，就即刻募集資金，於當年7月給達//賴獻“金寶座”，並請求達//賴出麵領導這個反動組織，推遲或阻止民主改革。達//賴親自給獻“金寶座”的500名“曲細崗珠”成員掛哈達、摸頂祝福以示支持。

　　1958年4月20日，從康區竄入拉薩的武裝叛匪頭目和藏軍、三大寺反動分子代表秘密聚會，結為同盟，將所有反動武裝力量約5000人統一於“四水六崗”組織之內，正式簽訂了同盟書，並確定了各自承擔的叛亂任務。6月，康巴叛亂頭子恩珠倉·公布紮西帶著外國訓練的特務和電台離開拉薩，竄到山南地區。6月18日，他們打著保護宗教信仰的幌子，在山南地區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簡稱“衛教軍”)，提出“西藏獨立”、“保衛宗教”、反對改革、反對共產黨等反動口號，並企圖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亂武裝根據地。

　　西藏的叛亂活動，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賣力的鼓動和支持。美國人諾曼·C·霍爾在其所著的《美國、西藏和中國》一書中披露，195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在其管轄的關島為叛亂武裝訓練了6名藏族特種軍事工作人員。此後，美國又在科羅拉多州海爾營地分批訓練“康巴遊擊隊員”達170人，經訓練的“康巴遊擊隊員”被分批空投或自己潛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運動”，“反對中國人的占領”。“衛教軍”一成立，即得到美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的物資援助。帝國主義和國外反動勢力的暗中支持，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

　　1958年7月21日，“衛教軍”打響了武裝叛亂的第一槍。隨後，他們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動當地反動分子，襲擊人民解放軍駐地和車隊，破壞交通幹線，甚至長期進攻與圍困我駐藏機關。解放軍駐守山南澤當的守備分隊和機關被圍困達74天，丁青縣委及駐軍被圍攻達90天之久。

　　當時，中央從大局出發，對達//賴從側麵進行勸說和爭取，試圖將達//賴從分裂勢力集團裏拉出來。同時本著民族團結精神，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辦叛亂分子，維護社會治安。但這些努力沒有得到呼應。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變本加厲，堅持維護農奴製度的反動立場，積極進行叛國陰謀活動。到1959年春，隻有120萬人口的西藏，叛亂武裝已發展到2.3萬餘人，叛亂活動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毛澤東估計，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17條協議，把西藏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製度。在他看來，西藏上層反動派的倒行逆施隻能是自取滅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現

　　西藏一小撮反動分子的分裂活動，早就引起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1956年12月，毛澤東要求西藏工委要有應付發生叛亂的準備。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也根據叛亂區域性特點，於1956年在西南地區分別成立了3個作戰指揮部：以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為首的指揮部，以陸軍第五十四軍軍長丁盛為首的指揮部，以駐藏的4個師和獨立團，以及後來入藏的解放軍聯合組成了“西藏軍區指揮部”。總參謀部負責協調和指揮各指揮部協同作戰、空軍支援及後勤保障等重大事務，由副總參謀長王尚榮具體分管。

　　1958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夥同帝國主義分子，唆使甘肅、青海境內一部分藏族貴族、反動宗教分子和部落頭人，掀起了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反對社會主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先後參加叛亂的人員達到13萬餘人，叛亂地域達42萬平方公裏。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給中央、軍委及軍區的報告說，從各方麵獲得的材料證明，青海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叛亂與西藏拉薩方麵的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唆使下的陰謀分裂祖國的活動密切相連，是帝國主義和拉薩反動集團策動的。

　　6月24日，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上寫下如下批語：“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青海省委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西藏要準備對付那裏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隻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電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地區有由局部性叛亂發展成全麵性叛亂的可能，要求西藏地區黨政軍各部門“必須在政//治和軍事各方麵作充分的準備，以便在局部性叛亂發展成為全麵性的叛亂時，堅決平息叛亂，徹底解放西藏的勞動人民”。

　　為了對付西藏可能的全局性叛亂，除駐藏部隊抓緊練兵，屯積糧彈，施惠於民外，中央還決定動員內地有誌青年入藏屯墾，以加強在將來平叛中的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給四川省委並西藏工委正式下發了關於動員2000名青壯年入藏屯墾生產的指示稿。毛澤東在指示稿中寫道：“在西藏地區，現在及今後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煉武裝能力的時間。幾年之後，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後，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鬥誌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並沒有什麽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後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鬥爭中予以完成。”

　　劉少奇、鄧////////小////////平和國防部長彭德懷，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黃克誠，很快就接到了毛澤東的批示，立即進行研究。根據作戰涉及民族問題這一特點，中央確定了“以政//治爭取為主與軍事打擊相結合”的作戰方針，要求平叛部隊盡量使用輕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毀壞寺廟。

　　1958年12月27日，解放軍總參作戰部向中央呈送了關於幾年來平息叛亂情況和幾個待解決問題的報告。作戰部的這份報告說，自1955年底開始，四川、雲南、甘肅、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區先後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少數民族中的上層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欺騙、誘惑、脅迫人民群眾，組織武裝叛亂。解放軍遵照中央關於“政//治爭取與軍事打擊相結合”的平叛方針，三年來積極進行了平息叛亂的鬥爭。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地區的武裝叛亂已基本平息。

　　毛澤東於1959年2月19日給彭德懷寫信，認為此件(即總參作戰部的報告)很好，建議密發西藏工委、軍區直至團級，使他們了解全局，明白方針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區域也應下發。他還在給這份報告的指示裏強調指出：“這種叛亂，有極大好處，有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麵平叛徹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在毛澤東看來，西藏上層反動派的倒行逆施隻能是自取滅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現。倘若西藏反動派發動叛亂，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若幹損失，但同時也會加快民主改革步伐，能夠比較徹底地摧毀西藏延續千年的反動、殘酷的農奴製度，讓西藏人民真正獲得解放。

　“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先叛先改，後叛後改，不叛緩改”，毛澤東為西藏平叛、民主改革定下基調。

　　1959年3月10日，叛亂分子利用達//賴到西藏軍區看戲之事製造事端。本來，達//賴看戲是由其本人提出並經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但叛亂分子卻公開造謠說漢人陰謀毒害達//賴，蠱惑人心，並以此為借口，首先在拉薩挑起了叛亂。

　　3月10日上午，叛亂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僧俗民眾圍住達//賴喇嘛的住地羅布林卡，阻攔達//賴喇嘛前往西藏軍區禮堂觀看演出。在羅布林卡門外，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被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愛國人士堪窮·索郎降措被叛亂分子當場殺害。叛亂分子還驅使部分群眾上街遊//行示//威，高喊“西藏獨立萬歲”等反動口號。

　　當天下午，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了偽“人民代表會議”，公開亮出“西藏獨立”的招牌，宣稱“同中央決裂”。他們還利用外國駐拉薩總領事的電台，乞求外國的支持。與之呼應，原分散在拉薩周圍的叛亂分子向市區集結，駐拉薩的藏軍進入臨戰狀態，西藏地方政府打開軍械庫公開發放槍支彈藥。得到國外反華勢力支持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全麵發動了背叛祖國的武裝叛亂。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西藏軍區司令員兼第18軍軍長張國華都在內地開會，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將軍，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麵工作。譚冠三立即將這一天發生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認為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叛亂。黨中央、中央軍委對事態的發展亦極為關心。

　　11日，中央發出《關於上層公開暴露叛國麵貌之後應采取措施》的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和軍區作好堅守防禦的一切措施，隨時準備迎擊敵人的進攻。西藏永遠是中國的西藏，任何反動力量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若反動派叛國，中央將采取堅決的行動予以平定。解放軍總參謀部也於這一天給軍區發來指示電：“在敵人向我進攻之前，應嚴守自衛立場，不先打第一槍，以爭取政//治主動。”13日，中央軍委命令在青海的人民解放軍第134師入藏增援。

　　根據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軍區將駐拉薩的部隊、地方機關單位統一組織起來，加強了防禦工事，儲備糧食和彈藥，準備長期堅守作戰。同時，西藏軍區擬定了機動作戰預案，作好戰鬥準備。

　　中央深知西藏叛亂不經達//賴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的（事後證明中央的判斷是準確的），即使如此，在這關鍵的時刻，中央仍不放棄爭取、挽救達//賴的最後一次機會。

　　達//賴喇嘛此時已被叛亂分子軟禁在羅布林卡，對外的聯係十分困難，但譚冠三將軍仍設法通過愛國人士先後於3月10日、11日和15日轉交給達//賴喇嘛三封信。譚冠三在信中表示體諒達//賴喇嘛的處境，關心他的安全，並指出叛亂分子猖獗地進行軍事挑釁，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製止。他誠懇地希望達//賴早日脫離叛亂集團，迷途知返。為了保證達//賴脫離叛亂集團後的生命安全問題，鄧////////小////////平奉命在北京民族宮選擇住所以迎達//賴安居，足見中央用意之誠。

　　達//賴喇嘛亦於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後給譚冠三複信三封。信中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在16日的信中，他還表示，已對地方政府官員等進行了“教育”和“嚴厲地指責”，並表示幾天後還可能到軍區去。達//賴喇嘛這三封親筆信的原件曾由新華社記者拍成照片公開發表，現仍保存完好。

　　後來，達//賴在其《自傳》中狡猾又略帶得意地聲稱，他給譚冠三將軍的信，其目的“反正盡一切可能爭取時間”以便擇機逃跑，而且他對西藏工委封鎖行蹤，他說他“故意不告訴他們我的住處位置，希望藉此再拖延一陣子”，並糾集其心腹，在羅布林卡的密室最後“討論逃亡的方法，一邊決定逃亡的成員”。達//賴上述言行，與譚冠三將軍對其挽救的一片誠意與希望相比，顯得何等虛偽和狡黠。

　　當時，毛澤東正在湖北武昌，西藏叛亂正式發生後，他每天都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在3月12日至15日期間，連續三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對中共西藏工委、西藏軍區在政//治上、軍事上所應采取的措施作了具體指示。電文指出，“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守勢，政//治上采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毛澤東還特別指出，如果達//賴及其隨從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阻截他們”。

　　3月15日，毛澤東又在武昌東湖石屋別墅，召來張經武、張國華談西藏嚴重局勢及平叛、民主改革諸問題。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階級本性決定他們要鬧事。”談到改革時，毛澤東說：“我們確定西藏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甚至更長的時間不進行改革，是真的，但他們總是聽不進去，因為他們從根本上是反對改革的，壞事變好事。我早就說過，隻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麵叛亂，我們就要一邊平叛，一邊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他又說：“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後叛後改，不叛緩改嘛。現在已經叛亂，就隻好邊平邊改。總的方針是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少數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其結果帶來了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比較徹底的解放。”這番話，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調。

　　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無視中央提出的要求和警告，按預謀繼續進行叛亂活動。3月17日夜間，叛國分裂分子裹脅著達//賴逃離拉薩，奔向印度，走上了分裂祖國的道路。

　　3月17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藏軍積極準備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澤東的建議。會上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最好設法讓達//賴留在拉薩，他若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麽不得了。因為我們現在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政府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麵改革。周恩來還指出，這次事件與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

　　3月19日，西藏工委向中央報告達//賴逃走和對當前情況處理意見。工委在報告中說，經過查實，達//賴同一批上層反動分子已於17日晚上逃走。但目前留在拉薩的少數反動上層還沒有正式公布達//賴出走的問題，而是在政//治上繼續迷惑我們，在軍事上加強準備。

　　20日淩晨，叛亂武裝向駐拉薩的我黨、政、軍機關，企事業單位發起全麵進攻。為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粉碎帝國主義將西藏從中國割裂出去的陰謀，毛澤東指示人民解放軍堅決平息反革命叛亂。

　　同日，中央電示西藏工委暫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中央電示指出：“噶廈集團公開叛亂，達//賴逃跑，叛亂武裝攻擊我軍據點，西藏政//治局勢完全明朗，這是極好的事。但是對於達//賴逃跑暫不向外宣布，暫時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隻宣傳叛國頭子挾持達//賴。”

　　在當地愛國僧俗群眾積極協助下，隻有1000餘人的解放軍駐拉薩部隊，經過兩晝夜的戰鬥，就徹底打垮了集結在拉薩市區的7000餘名叛亂武裝，並將其大部殲滅。

　　拉薩平叛鬥爭的勝利，使西藏全區性叛亂失去了指揮中心，不僅給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以沉重打擊，也給帝國主義、外國反動派以沉重打擊。拉薩平叛首戰告捷，為平息其他地區的叛亂創造了有利條件。

　　3月28日，周恩來發布國務院命令，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職權。在達//賴喇嘛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關於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西藏全區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民主改革運動，一舉摧毀了封建農奴製度，實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權利。人民解放軍在廣大西藏人民的協助和配合下，展開了全麵平叛作戰，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鬥爭全部結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出逃的達//賴，毛澤東采取了寬容等待的政策。1959年3月中旬，毛澤東在放走達//賴的同時，提出了兩種處置辦法：“(一)宣布為叛國者，以後隻有悔過認罪之後，才可以回來；(二)宣布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脫離叛匪，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中央審慎地采取了第二種處置辦法。

　　毛澤東始終希望爭取達//賴回國。1959年4月，他在接見班禪時說：“達//賴叛逃了，這種事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但隻要他們回心轉意，我們還是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