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林彪出事之後許世友等三位上將的效忠信件風波
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三位上將戰功赫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等卻謀劃將他們打倒。
林彪出事後，清查人員在林辦的檔案中，發現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三位上將分別寫給毛、林彪關於廬山會議“犯錯誤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應放到基層去鍛煉”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給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據信中所附呈閱件顯示，這些信，是由當時在廬山會議上負責會議秘書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來，周又按程序轉呈林彪和毛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處“卡殼”。所以，當專案辦公室將這幾封信第二次再呈周之時，周作為這一案件的負責人，極為慎重地審查這幾封信。最後，他在信件上落筆：“此件是在傳閱中被葉群扣壓的。退。周恩來。”
盡管這是簡單的一句話，但內容卻很豐富。其一，這幾封信的開頭都是明確寫給毛澤東和林彪，林當時是黨的副主席，這是正常信件；其二，這不是工作人員處理的問題，因在傳閱中傳至林彪處再未上送，情況一目了然；其三，周將信退回王良恩，就再無追查之意，此事了結，說明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隨後卻引發一場風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集團的會議中獲悉，廬山會議期間，有人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一聽說“犯錯誤的人”，江青就特別敏感，馬上尋找那幾封信。
原來，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碼頭與江青碼頭的矛盾開始公開化。會議之初，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十分被動。尤其是張春橋成為林彪係人馬打擊的首要對象。林在會上暗示“犯錯誤的人”是戴眼鏡的。在當時政治局委員中，戴眼鏡的並不多。
會議中期，毛的態度發生變化，會議急劇轉向。很快，前麵“犯錯誤的人”成了英雄，前麵的英雄又成了“犯錯誤的人”。當時，情況極其微妙，所以，當時許多老帥、將軍在會議的表態中，提到“犯錯誤的人”的含義都很複雜。
信件很快擺在江青的案頭，信件涉及到周恩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等。江青對這些人都很熟悉。
王良恩是由許世友推薦，由周恩來從軍隊調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楊德中是周在中辦的左右手。九大選舉時，江青讓康生清查誰投了江的反對票，王不查，還搬出一堆黨紀做擋箭牌。
韓先楚在“文革”初就強調福建前線的情況特殊，獲得毛的保護，躲過一劫。九大時，韓又不投票選江青進政治局，江對此很是惱火。多少年來，江還有一個心病，那就是軍隊的老將們從不把“造反”上來的“政治新秀”放在眼裏，軍隊的權力始終控製在這些人手裏，她指揮不動。所以，這幾封信，既打周恩來，又能抓軍權，還能整治中央辦公廳，可謂“一石三鳥”。
“這幾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江青大筆一揮，深感得意。依舊是老一套辦法，她先找毛訴苦，狀告有人要整她。毛澤東不悅。他確實不知道還有幾位將軍寫信之事。“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我過去就說過，他（許）隻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線……”有了毛的不悅，江心裏有數了。她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追查幾位將軍給林彪寫效忠信的問題。
1972年底，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讓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三位大軍區司令員和有關領導分批進京。中央代表分別同韓先楚、楊得誌等人談話：“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
一邊是老將們在挨整，一邊是中辦在“揭蓋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辦《批林整風簡報》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黨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開了中央辦公廳臨時黨委擴大會議。江開口便說：“我要控訴，王良恩迫害我。”最後，講到王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謂“黑材料”是在繼續清查林彪時，專案組又從毛家灣查出一封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等人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社論清樣上附的一封信：“林總：江青同誌囑速送你批示，以便盡快發表！”以後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此後，全國便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運動。這封信被發現後，做具體工作的兩人同樣送給了負責專案組的王良恩。
王看到後，即將這些材料轉給周恩來，後存“五·一六專案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這封信暴露了她曾與林彪相互聯合的麵目，會給她的政治生命帶來致命一擊。因此，她氣得很。參加會議的人被要求揭發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寫。
隨著江青的動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什麽陰謀”。絕望之中，王在衛生間自殺身亡。中央辦公廳死了人，將軍們的命運又如何呢？許世友不痛快，也不寫檢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很著急。他希望將軍們姿態高一點，受點委屈好過關。周請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許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將軍的檢討上呈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很快，韓先楚的信印發政治局。許世友及楊得誌的信送上去後，沒了下文，算是過關了。
1973年5月4日，毛接見韓先楚時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誌對我還是有感情的。”
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三位上將戰功赫赫，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等卻謀劃將他們打倒。
林彪出事後，清查人員在林辦的檔案中，發現許世友、韓先楚、楊得誌三位上將分別寫給毛、林彪關於廬山會議“犯錯誤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應放到基層去鍛煉”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給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據信中所附呈閱件顯示，這些信，是由當時在廬山會議上負責會議秘書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來，周又按程序轉呈林彪和毛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處“卡殼”。所以，當專案辦公室將這幾封信第二次再呈周之時，周作為這一案件的負責人，極為慎重地審查這幾封信。最後，他在信件上落筆：“此件是在傳閱中被葉群扣壓的。退。周恩來。”
盡管這是簡單的一句話，但內容卻很豐富。其一，這幾封信的開頭都是明確寫給毛澤東和林彪，林當時是黨的副主席，這是正常信件；其二，這不是工作人員處理的問題，因在傳閱中傳至林彪處再未上送，情況一目了然；其三，周將信退回王良恩，就再無追查之意，此事了結，說明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隨後卻引發一場風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集團的會議中獲悉，廬山會議期間，有人向中央寫信，建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一聽說“犯錯誤的人”，江青就特別敏感，馬上尋找那幾封信。
原來，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碼頭與江青碼頭的矛盾開始公開化。會議之初，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十分被動。尤其是張春橋成為林彪係人馬打擊的首要對象。林在會上暗示“犯錯誤的人”是戴眼鏡的。在當時政治局委員中，戴眼鏡的並不多。
會議中期，毛的態度發生變化，會議急劇轉向。很快，前麵“犯錯誤的人”成了英雄，前麵的英雄又成了“犯錯誤的人”。當時，情況極其微妙，所以，當時許多老帥、將軍在會議的表態中，提到“犯錯誤的人”的含義都很複雜。
信件很快擺在江青的案頭，信件涉及到周恩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等。江青對這些人都很熟悉。
王良恩是由許世友推薦，由周恩來從軍隊調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楊德中是周在中辦的左右手。九大選舉時，江青讓康生清查誰投了江的反對票，王不查，還搬出一堆黨紀做擋箭牌。
韓先楚在“文革”初就強調福建前線的情況特殊，獲得毛的保護，躲過一劫。九大時，韓又不投票選江青進政治局，江對此很是惱火。多少年來，江還有一個心病，那就是軍隊的老將們從不把“造反”上來的“政治新秀”放在眼裏，軍隊的權力始終控製在這些人手裏，她指揮不動。所以，這幾封信，既打周恩來，又能抓軍權，還能整治中央辦公廳，可謂“一石三鳥”。
“這幾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江青大筆一揮，深感得意。依舊是老一套辦法，她先找毛訴苦，狀告有人要整她。毛澤東不悅。他確實不知道還有幾位將軍寫信之事。“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我過去就說過，他（許）隻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線……”有了毛的不悅，江心裏有數了。她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追查幾位將軍給林彪寫效忠信的問題。
1972年底，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讓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誌三位大軍區司令員和有關領導分批進京。中央代表分別同韓先楚、楊得誌等人談話：“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
一邊是老將們在挨整，一邊是中辦在“揭蓋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辦《批林整風簡報》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黨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開了中央辦公廳臨時黨委擴大會議。江開口便說：“我要控訴，王良恩迫害我。”最後，講到王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謂“黑材料”是在繼續清查林彪時，專案組又從毛家灣查出一封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等人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社論清樣上附的一封信：“林總：江青同誌囑速送你批示，以便盡快發表！”以後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此後，全國便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運動。這封信被發現後，做具體工作的兩人同樣送給了負責專案組的王良恩。
王看到後，即將這些材料轉給周恩來，後存“五·一六專案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這封信暴露了她曾與林彪相互聯合的麵目，會給她的政治生命帶來致命一擊。因此，她氣得很。參加會議的人被要求揭發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寫。
隨著江青的動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什麽陰謀”。絕望之中，王在衛生間自殺身亡。中央辦公廳死了人，將軍們的命運又如何呢？許世友不痛快，也不寫檢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很著急。他希望將軍們姿態高一點，受點委屈好過關。周請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許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將軍的檢討上呈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很快，韓先楚的信印發政治局。許世友及楊得誌的信送上去後，沒了下文，算是過關了。
1973年5月4日，毛接見韓先楚時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誌對我還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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