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來打井工程導致北方大旱，南水北調重蹈覆轍！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錢正英回憶，“1968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全麵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以後幾年，不管政治形勢多麽動亂，由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餘秋裏等同誌具體安排，每年以三十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這是在華北平原上一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國家在計劃中給予資金補助，並提供設備材料，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並推動了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的發展”（錢正英， 2008）。
“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的代價是華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幹。寶貴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調”，靠天吃飯變成靠地吃飯，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價格一天天往上漲，從經濟上說，靠抽取地下水支撐農業生產不再可行。由於過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補充，目前華北已經形成多個巨型漏鬥區，極易導致嚴重的地質災害。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陳誌愷告訴《財經》記者，“機井在整個華北平原有200多萬個，它們在華北平原形成了30多個漏鬥區，地麵沉降麵積已達5萬平方公裏。河北省、天津市、山東德州市的漏鬥區，更是已經連成了一片”（歐陽洪亮，2008）。
開挖機井“下水上調”使得華北水危機推遲出現，但是加劇了水危機爆發的危害性。令人驚奇的是，在“下水上調”工程失敗之後，一些水利專家仍然主張用工程調水方法解決水危機，不過這次是規模更大、耗資更多、難度更高的南水北調工程。
論中國國內移民限製導致的環境與人口危機——南水北調VS北民南移
作者：王鑫海
一般生物的分布和遷移取決於自然條件，唯獨人類有一點例外，人類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開辟和維持自己的生存領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利用技術手段改造自然條件是有限度的，而且即使可行，也不一定是最佳選擇。
現在中國北方嚴重缺水，計劃生育激進人士認為這證明了控製人口的必要性，一些工程派水利專家則認為這證明了南水北調的緊迫性，很多民眾被他們的論調迷惑，支持嚴格控製人口，支持建設南水北調工程。南水北調與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路驚人地一致：人“多”就減人，手術刀出馬流產結紮，水“少”就調水，鏟車上陣開溝挖渠築壩，考慮問題過於簡單，不重視“人危機”、“水危機”背後的各種因素。
南水北調是否可行？對環境與人口危機的解決有何影響？中國環境與人口危機背後的製度背景是什麽？
筆者認為：戶籍製度限製北民南移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僵化的土地產權製度導致了北方水危機，北民南移加上就地開源節水是解決北方水危機的唯一出路，南水北調是又一個必然失敗的工程治水樣板。
南水北調工程由東線、中線和西線三大部分組成。規劃到2050年調水總規模為448億立方米，其中東線148億立方米，中線130億立方米，西線170億立方米。南水北調工程本身有很多嚴重缺陷：豐水期北方缺水不嚴重，有的年份甚至有洪水危險，枯水期南方沒有多餘的水可調，如果一定要在枯水期調水，會侵占南方的生態用水，導致生態危機、海水入侵等問題；長江、淮河流域的水質趨於惡化，存在汙水北調的現實危險；調水路途遙遠，滲漏、蒸發浪費大量水資源；工程占用土地超過一百萬畝，需要移民數十萬人；冬季有結冰封堵問題；東線工程需要逐級電力抽水，等等。
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的引水目的地是黃河海河平原。黃河海河平原，包括北京和天津地區，並不屬於幹旱地區，年平均降水量４００－８００毫米。如果生態環境保護得好，開源節流工作到位，本不應該出現水危機，但事實是危機出現了，而且很嚴重。
1949年建國後，百廢待興，北方最初需要應對的水危機並非缺水，而是洪水威脅，治理思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偏重工程治理法，忽視恢複生態環境利用森林植被保持水土，大批樹木反而在大躍進時期被砍伐。海河治理工程以 “將河水直接、盡快送入大海”為主要目的，開挖了人工運河送水入海。這些工程導致海河在天津入海處的水量大減，引起海水倒灌入侵。天津重要水源海河被毀滅是天津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1980年代初，為了解決天津的供水問題，修建了著名的引灤入津工程。由於滲漏嚴重，水量不穩定，供水依然存在危機。另外，多次緊急引黃河水接濟天津，量少質差，作用非常有限。北京是風水寶地，水源豐富，西北郊有萬泉河，曾經是名副其實由萬泉匯集而成，1950年代初，北京大多數地方往下挖掘一米兩米就見水。永定河名為“永定”是希望它從此平靜，不再頻繁發生洪水。現在萬泉河兩岸以及河底全部用水泥襯砌，臭氣熏天；永定河成為沙漠荒灘。北京人均用水名列全國大城市前幾位，供水管線係統跑冒滴漏浪費非常嚴重。北京利用其特殊地位，要求周邊地區調水供應，但是周邊地區自身難保。現在北京、天津和華北各省試圖依靠長江水解渴。
華北在工程調水方麵曾經有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發源於大躍進時期，在1960、1970年代達到高潮的開挖機井“下水上調”運動。在水利專家的指導下，整個華北地區開挖的機井星羅棋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大“勝利”。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錢正英回憶，“1968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全麵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以後幾年，不管政治形勢多麽動亂，由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餘秋裏等同誌具體安排，每年以三十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這是在華北平原上一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國家在計劃中給予資金補助，並提供設備材料，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並推動了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的發展”（錢正英， 2008）。
“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的代價是華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幹。寶貴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調”，靠天吃飯變成靠地吃飯，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價格一天天往上漲，從經濟上說，靠抽取地下水支撐農業生產不再可行。由於過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補充，目前華北已經形成多個巨型漏鬥區，極易導致嚴重的地質災害。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陳誌愷告訴《財經》記者，“機井在整個華北平原有200多萬個，它們在華北平原形成了30多個漏鬥區，地麵沉降麵積已達5萬平方公裏。河北省、天津市、山東德州市的漏鬥區，更是已經連成了一片”（歐陽洪亮，2008）。
開挖機井“下水上調”使得華北水危機推遲出現，但是加劇了水危機爆發的危害性。令人驚奇的是，在“下水上調”工程失敗之後，一些水利專家仍然主張用工程調水方法解決水危機，不過這次是規模更大、耗資更多、難度更高的南水北調工程。
華北水危機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建國後對該地區人口外遷的嚴格限製。公社時期，人口被嚴格限製在一個個公社、生產隊之內，除了婚姻移民，跨生產隊、跨公社移民基本上沒有可能，更不用說跨縣、跨省移民，這種嚴格限製導致人口與自然資源配置長期不能優化。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人口開始流動，但是由於戶籍製度的限製依然存在，外流人口很難在外地定居。由於和戶籍聯係的農地產權限製，中國的農業經營組織非常弱小，華北農戶經營的土地大多數不足一公頃（15畝），極大地限製了農業技術，特別是節水灌溉技術的推廣，造成了大量的水資源浪費。“噴灌在一家一戶使用的難度比較大，一般噴頭的射程都超出一戶田塊的寬度”。（柳長順等，2005）
解決華北水危機的根本出路，在於允許、鼓勵北民南移，同時通過節水灌溉與水土保持項目讓華北生態環境修養生息，恢複自然供水平衡。
北民南移僅僅是因勢利導，無需強迫。目前華北各省至少有數千萬人已經南下就業，其中大部分從事工業生產，允許他們在就業地落戶，並允許他們接取家屬一並落戶（預計家屬隨遷也會有數千萬人），顯然可以更高效地就近利用南方的水資源，減輕北方的水需求。在部分華北人口南移定居後，留下的農村人口可以適度擴大經營的土地麵積，在政府的資助下使用節水技術，僅僅是推廣已經成熟的噴灌、滴灌技術，就可以節省至少一半的農業用水。
南水北調的規模、投資以及施工難度都超過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總投資5000多億，實施東線第一期工程和中線第一期工程的靜態投資就高達１２４０億元，另外還需要日常維護費用。特別是東線工程，從長江下遊抽引長江水，逐級提水北送，從長江調水到黃河南岸需設13個梯級抽水泵站，總揚程65米，如果能源價格持續上漲，東線工程將成為沉重的經濟包袱。如果最終抽水花費的資金高於產出的效益，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有可能被迫放棄使用，與能源漲價導致華北部分機井被放棄使用類似。
華北平均年降水量達４００－８００毫米，而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隻有300毫米，其餘地區在150毫米以下，人均每年可用水資源300立方米，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30，約為我國平均的1/。麵對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僅一代人就建成了現代農業，甚至贏得“歐洲廚房”的美名，創造了令人驚歎的世界奇跡。發明滴灌以後，以色列農業用水總量30年來一直穩定在13億立方米，農業產出卻翻了5番。
我國農業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僅為４０％左右，遠低於歐洲等發達國家７０％至８０％的水平。自然降水利用率低，北方地區由於蓄水和保水設施不足，農田對自然降水的利用率隻有５６％左右。（姚潤豐，2004）
“據有關資料統計，噴灌、滴灌每公頃（15畝）需要投資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元，管道輸水２２５０元，地膜覆蓋９００元”（柳長順等，2005）。如果把１２４０億南水北調初期投資投入華北農田節水項目，完全可以在2億畝農田上建起高效的節水設施，折合每公頃可以獲得節水設施投資約9300元。兩億畝華北農田實行高效的噴灌、滴灌，以每畝減少水需求100立方米計算，相當於減少水需求200億立方米，另外提高農田對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十個百分點，達到6６％，就可以額外節水大約80億立方米，兩者相加為280億立方米，超過南水北調東線、中線工程278億立方米的總調水量。這還僅僅是保守估計，實際節水潛力更大。
另外，華北地區本不適宜發展需水量大的農作物，但是1949年以後為了“扭轉南糧北調”，各地大舉在水資源不豐富的華北地區發展水田，種植水稻，大大增加了農業需水量。京津地區每畝水稻需水約800－1000立方米，而旱地每畝用水量一般隻為300立方米左右，兩者相差巨大。京津地區僅僅由於水稻種植麵積的增加，每年農業需水量就增加了7億立方米。
“目前全國井灌區麵積已達到２２００５萬畝，約占總灌溉麵積的１／４，基本分布在華北平原”。（柳長順等，2005）華北兩億畝農田進行節水灌溉，再加上當前進行的退耕還林項目，減少水田改種旱地作物，完全可以比南水北調更好地緩解水危機，而且可以重建華北地區自身的水平衡，避免南水北調工程的各種副作用。
北民南移可以讓華北環境休養生息造血複原，南水北調則是劣質低效輸血，利弊不難對比。如果說北民南移增加了南方的用水量，那麽通過南水北調給這些移民用水耗水更多，因為很大一部分水消耗於運輸途中，所調的水同樣取自南方，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調水，利用效率卻低得多。
在進行南水北調這種對生態環境影響巨大的大型工程的決策時，“替代方案”研究是一個特別重要不能缺少的步驟，就是找出各種可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南水北調進行利弊效益對比。隻有充分證明南水北調比所有替代方案效益更高，弊端更少，確屬無可替代時，才能最終作出決策。
1997年，筆者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獲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社科院、中科院等院校的一些學者早就在研究用“北民南移”方案替代“南水北調”工程，研究表明僅僅是有限度的定向放開戶籍限製（當時還沒有人公開提出完全放開戶籍限製），允許部分華北人口南遷就業定居，不花國家一分錢安置費，就可以比南水北調更好地解決華北水危機。這些學者的核心建議就是“北民南移高效利用南方水資源，減輕華北人口壓力，重建華北水平衡”。可惜與計劃生育研究一樣，這個課題的潛規則也是“研究無禁區，表達有紀律”，學者們的研究不能發表，申請不到研究經費，甚至連小規模的研討會都不能召開，隻能私下個別討論。後來南水北調工程全麵開工（南水北調部分工程在正式決策前已經開工），很多學者抱著“成事不說”的態度，不再參與替代方案研究。
目前公開發布的南水北調工程官方文件詳細描述了調水工程的美好前景，但是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研究內容。公眾獲得的信息是“南水北調工程利國利民刻不容緩”。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北民南移雖然沒有被采納為南水北調的替代方案，但是它也可以單獨推行，作為緩解華北水危機的保底方案。
參考文獻(按作者姓名拚音順序排列)：
1，柳長順 陳獻 喬建華：《華北地區井灌區農戶灌溉用水狀況調查研究》，2005年1月18日，中國水勢網。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20117
2，歐陽洪亮：《華北深度幹渴》，《財經》雜誌 2008年第10期，2008年5月12日出版。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509/60053.shtml
3，錢正英：《跟隨周總理治水》，2008年1月17日，民族魂網站。
http://www.china5000.org.cn/wmzt/zel/recall/200801/t20080117_58072.htm
4，姚潤豐：《我國農業用水效率僅為發達國家一半》，2004年3月23日，新華網。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錢正英回憶，“1968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全麵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以後幾年，不管政治形勢多麽動亂，由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餘秋裏等同誌具體安排，每年以三十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這是在華北平原上一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國家在計劃中給予資金補助，並提供設備材料，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並推動了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的發展”（錢正英， 2008）。
“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的代價是華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幹。寶貴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調”，靠天吃飯變成靠地吃飯，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價格一天天往上漲，從經濟上說，靠抽取地下水支撐農業生產不再可行。由於過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補充，目前華北已經形成多個巨型漏鬥區，極易導致嚴重的地質災害。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陳誌愷告訴《財經》記者，“機井在整個華北平原有200多萬個，它們在華北平原形成了30多個漏鬥區，地麵沉降麵積已達5萬平方公裏。河北省、天津市、山東德州市的漏鬥區，更是已經連成了一片”（歐陽洪亮，2008）。
開挖機井“下水上調”使得華北水危機推遲出現，但是加劇了水危機爆發的危害性。令人驚奇的是，在“下水上調”工程失敗之後，一些水利專家仍然主張用工程調水方法解決水危機，不過這次是規模更大、耗資更多、難度更高的南水北調工程。
論中國國內移民限製導致的環境與人口危機——南水北調VS北民南移
作者：王鑫海
一般生物的分布和遷移取決於自然條件，唯獨人類有一點例外，人類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開辟和維持自己的生存領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利用技術手段改造自然條件是有限度的，而且即使可行，也不一定是最佳選擇。
現在中國北方嚴重缺水，計劃生育激進人士認為這證明了控製人口的必要性，一些工程派水利專家則認為這證明了南水北調的緊迫性，很多民眾被他們的論調迷惑，支持嚴格控製人口，支持建設南水北調工程。南水北調與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路驚人地一致：人“多”就減人，手術刀出馬流產結紮，水“少”就調水，鏟車上陣開溝挖渠築壩，考慮問題過於簡單，不重視“人危機”、“水危機”背後的各種因素。
南水北調是否可行？對環境與人口危機的解決有何影響？中國環境與人口危機背後的製度背景是什麽？
筆者認為：戶籍製度限製北民南移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僵化的土地產權製度導致了北方水危機，北民南移加上就地開源節水是解決北方水危機的唯一出路，南水北調是又一個必然失敗的工程治水樣板。
南水北調工程由東線、中線和西線三大部分組成。規劃到2050年調水總規模為448億立方米，其中東線148億立方米，中線130億立方米，西線170億立方米。南水北調工程本身有很多嚴重缺陷：豐水期北方缺水不嚴重，有的年份甚至有洪水危險，枯水期南方沒有多餘的水可調，如果一定要在枯水期調水，會侵占南方的生態用水，導致生態危機、海水入侵等問題；長江、淮河流域的水質趨於惡化，存在汙水北調的現實危險；調水路途遙遠，滲漏、蒸發浪費大量水資源；工程占用土地超過一百萬畝，需要移民數十萬人；冬季有結冰封堵問題；東線工程需要逐級電力抽水，等等。
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的引水目的地是黃河海河平原。黃河海河平原，包括北京和天津地區，並不屬於幹旱地區，年平均降水量４００－８００毫米。如果生態環境保護得好，開源節流工作到位，本不應該出現水危機，但事實是危機出現了，而且很嚴重。
1949年建國後，百廢待興，北方最初需要應對的水危機並非缺水，而是洪水威脅，治理思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偏重工程治理法，忽視恢複生態環境利用森林植被保持水土，大批樹木反而在大躍進時期被砍伐。海河治理工程以 “將河水直接、盡快送入大海”為主要目的，開挖了人工運河送水入海。這些工程導致海河在天津入海處的水量大減，引起海水倒灌入侵。天津重要水源海河被毀滅是天津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1980年代初，為了解決天津的供水問題，修建了著名的引灤入津工程。由於滲漏嚴重，水量不穩定，供水依然存在危機。另外，多次緊急引黃河水接濟天津，量少質差，作用非常有限。北京是風水寶地，水源豐富，西北郊有萬泉河，曾經是名副其實由萬泉匯集而成，1950年代初，北京大多數地方往下挖掘一米兩米就見水。永定河名為“永定”是希望它從此平靜，不再頻繁發生洪水。現在萬泉河兩岸以及河底全部用水泥襯砌，臭氣熏天；永定河成為沙漠荒灘。北京人均用水名列全國大城市前幾位，供水管線係統跑冒滴漏浪費非常嚴重。北京利用其特殊地位，要求周邊地區調水供應，但是周邊地區自身難保。現在北京、天津和華北各省試圖依靠長江水解渴。
華北在工程調水方麵曾經有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發源於大躍進時期，在1960、1970年代達到高潮的開挖機井“下水上調”運動。在水利專家的指導下，整個華北地區開挖的機井星羅棋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大“勝利”。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錢正英回憶，“1968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在周總理主持下，國務院全麵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並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以後幾年，不管政治形勢多麽動亂，由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餘秋裏等同誌具體安排，每年以三十多萬眼機井的速度持續建設。這是在華北平原上一項宏大的農田基本建設，國家在計劃中給予資金補助，並提供設備材料，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現在，華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萬眼機電井，一億多畝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變了十年九旱的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化肥工業的發展，使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並推動了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的發展”（錢正英， 2008）。
“扭轉了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南糧北調局麵”的代價是華北平原地下水被抽幹。寶貴的地下水被“下水上調”，靠天吃飯變成靠地吃飯，然而地下水一年年往下降，能源價格一天天往上漲，從經濟上說，靠抽取地下水支撐農業生產不再可行。由於過量抽取地下水，缺乏補充，目前華北已經形成多個巨型漏鬥區，極易導致嚴重的地質災害。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專家陳誌愷告訴《財經》記者，“機井在整個華北平原有200多萬個，它們在華北平原形成了30多個漏鬥區，地麵沉降麵積已達5萬平方公裏。河北省、天津市、山東德州市的漏鬥區，更是已經連成了一片”（歐陽洪亮，2008）。
開挖機井“下水上調”使得華北水危機推遲出現，但是加劇了水危機爆發的危害性。令人驚奇的是，在“下水上調”工程失敗之後，一些水利專家仍然主張用工程調水方法解決水危機，不過這次是規模更大、耗資更多、難度更高的南水北調工程。
華北水危機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建國後對該地區人口外遷的嚴格限製。公社時期，人口被嚴格限製在一個個公社、生產隊之內，除了婚姻移民，跨生產隊、跨公社移民基本上沒有可能，更不用說跨縣、跨省移民，這種嚴格限製導致人口與自然資源配置長期不能優化。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人口開始流動，但是由於戶籍製度的限製依然存在，外流人口很難在外地定居。由於和戶籍聯係的農地產權限製，中國的農業經營組織非常弱小，華北農戶經營的土地大多數不足一公頃（15畝），極大地限製了農業技術，特別是節水灌溉技術的推廣，造成了大量的水資源浪費。“噴灌在一家一戶使用的難度比較大，一般噴頭的射程都超出一戶田塊的寬度”。（柳長順等，2005）
解決華北水危機的根本出路，在於允許、鼓勵北民南移，同時通過節水灌溉與水土保持項目讓華北生態環境修養生息，恢複自然供水平衡。
北民南移僅僅是因勢利導，無需強迫。目前華北各省至少有數千萬人已經南下就業，其中大部分從事工業生產，允許他們在就業地落戶，並允許他們接取家屬一並落戶（預計家屬隨遷也會有數千萬人），顯然可以更高效地就近利用南方的水資源，減輕北方的水需求。在部分華北人口南移定居後，留下的農村人口可以適度擴大經營的土地麵積，在政府的資助下使用節水技術，僅僅是推廣已經成熟的噴灌、滴灌技術，就可以節省至少一半的農業用水。
南水北調的規模、投資以及施工難度都超過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總投資5000多億，實施東線第一期工程和中線第一期工程的靜態投資就高達１２４０億元，另外還需要日常維護費用。特別是東線工程，從長江下遊抽引長江水，逐級提水北送，從長江調水到黃河南岸需設13個梯級抽水泵站，總揚程65米，如果能源價格持續上漲，東線工程將成為沉重的經濟包袱。如果最終抽水花費的資金高於產出的效益，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有可能被迫放棄使用，與能源漲價導致華北部分機井被放棄使用類似。
華北平均年降水量達４００－８００毫米，而以色列60%的土地年均降水量隻有300毫米，其餘地區在150毫米以下，人均每年可用水資源300立方米，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30，約為我國平均的1/。麵對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僅一代人就建成了現代農業，甚至贏得“歐洲廚房”的美名，創造了令人驚歎的世界奇跡。發明滴灌以後，以色列農業用水總量30年來一直穩定在13億立方米，農業產出卻翻了5番。
我國農業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僅為４０％左右，遠低於歐洲等發達國家７０％至８０％的水平。自然降水利用率低，北方地區由於蓄水和保水設施不足，農田對自然降水的利用率隻有５６％左右。（姚潤豐，2004）
“據有關資料統計，噴灌、滴灌每公頃（15畝）需要投資４５００～６０００元，管道輸水２２５０元，地膜覆蓋９００元”（柳長順等，2005）。如果把１２４０億南水北調初期投資投入華北農田節水項目，完全可以在2億畝農田上建起高效的節水設施，折合每公頃可以獲得節水設施投資約9300元。兩億畝華北農田實行高效的噴灌、滴灌，以每畝減少水需求100立方米計算，相當於減少水需求200億立方米，另外提高農田對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十個百分點，達到6６％，就可以額外節水大約80億立方米，兩者相加為280億立方米，超過南水北調東線、中線工程278億立方米的總調水量。這還僅僅是保守估計，實際節水潛力更大。
另外，華北地區本不適宜發展需水量大的農作物，但是1949年以後為了“扭轉南糧北調”，各地大舉在水資源不豐富的華北地區發展水田，種植水稻，大大增加了農業需水量。京津地區每畝水稻需水約800－1000立方米，而旱地每畝用水量一般隻為300立方米左右，兩者相差巨大。京津地區僅僅由於水稻種植麵積的增加，每年農業需水量就增加了7億立方米。
“目前全國井灌區麵積已達到２２００５萬畝，約占總灌溉麵積的１／４，基本分布在華北平原”。（柳長順等，2005）華北兩億畝農田進行節水灌溉，再加上當前進行的退耕還林項目，減少水田改種旱地作物，完全可以比南水北調更好地緩解水危機，而且可以重建華北地區自身的水平衡，避免南水北調工程的各種副作用。
北民南移可以讓華北環境休養生息造血複原，南水北調則是劣質低效輸血，利弊不難對比。如果說北民南移增加了南方的用水量，那麽通過南水北調給這些移民用水耗水更多，因為很大一部分水消耗於運輸途中，所調的水同樣取自南方，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調水，利用效率卻低得多。
在進行南水北調這種對生態環境影響巨大的大型工程的決策時，“替代方案”研究是一個特別重要不能缺少的步驟，就是找出各種可能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南水北調進行利弊效益對比。隻有充分證明南水北調比所有替代方案效益更高，弊端更少，確屬無可替代時，才能最終作出決策。
1997年，筆者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獲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社科院、中科院等院校的一些學者早就在研究用“北民南移”方案替代“南水北調”工程，研究表明僅僅是有限度的定向放開戶籍限製（當時還沒有人公開提出完全放開戶籍限製），允許部分華北人口南遷就業定居，不花國家一分錢安置費，就可以比南水北調更好地解決華北水危機。這些學者的核心建議就是“北民南移高效利用南方水資源，減輕華北人口壓力，重建華北水平衡”。可惜與計劃生育研究一樣，這個課題的潛規則也是“研究無禁區，表達有紀律”，學者們的研究不能發表，申請不到研究經費，甚至連小規模的研討會都不能召開，隻能私下個別討論。後來南水北調工程全麵開工（南水北調部分工程在正式決策前已經開工），很多學者抱著“成事不說”的態度，不再參與替代方案研究。
目前公開發布的南水北調工程官方文件詳細描述了調水工程的美好前景，但是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研究內容。公眾獲得的信息是“南水北調工程利國利民刻不容緩”。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北民南移雖然沒有被采納為南水北調的替代方案，但是它也可以單獨推行，作為緩解華北水危機的保底方案。
參考文獻(按作者姓名拚音順序排列)：
1，柳長順 陳獻 喬建華：《華北地區井灌區農戶灌溉用水狀況調查研究》，2005年1月18日，中國水勢網。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20117
2，歐陽洪亮：《華北深度幹渴》，《財經》雜誌 2008年第10期，2008年5月12日出版。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509/60053.shtml
3，錢正英：《跟隨周總理治水》，2008年1月17日，民族魂網站。
http://www.china5000.org.cn/wmzt/zel/recall/200801/t20080117_58072.htm
4，姚潤豐：《我國農業用水效率僅為發達國家一半》，2004年3月23日，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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