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
馬烽（1922-2004）編劇、小說家，原名馬書銘，山西省孝義縣人。1944年在《晉綏大眾報》工作期間，與西戎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他和西戎的作品由於鄉土氣息濃鬱而被稱為“山藥蛋派”。
說到陳永貴，馬烽說：“社會上對陳永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貶的，一會兒畫成個紅臉，一會兒畫成個黑臉，成了川劇中的變臉……我無意對陳永貴進行評說。隻不過我和孫謙因為寫大寨，和陳永貴有過一些交往,打過幾次交道。”本文講述了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馬烽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喝酒的三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或者說是意識流地，描繪了陳永貴由驀然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話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 ‘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麵拿出本子。陶魯笳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隻好服從安排。
“1965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訴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裏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白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麽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裏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馬烽與陳永貴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陳永貴“命運交響樂”的序曲部分。此時展開的許多人際交往和思想交鋒，將引出陳永貴今後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種種變奏或共鳴。
●第二次喝酒 十年後，“階下囚”麵見副總理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文革’中，陳永貴被造反派擁戴成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倆則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謙是‘反動學術權威’。“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辦公廳郭棟材同誌來找我和孫謙，說省委書記王謙要我倆第二天早上8點以前一定要趕到大寨。
“從北京又來了一些文藝工作者，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我們認識的有北影導演成蔭、崔嵬，還有演員謝芳。崔嵬是《山花》的導演。這天吃晚飯的時候，江青的指令下來了。她把我倆和崔嵬，還有《山花》的主要演員謝芳叫到一個桌子上，開宗明義說要我們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崔嵬忙告她說，《山花》已經快拍完了。江青說：‘我看過一些樣片，不成！要重改劇本，重拍。’直到這時，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
馬烽又說：“我和孫謙倆人商量了半夜，覺得隻有找陳永貴想辦法。隻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
“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簾進去，隻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裏是這裏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義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沒辦法隻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麵孔顯得好看了一點。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麵打招呼一樣。
“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麽幹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裏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裏。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裏麵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去了，家務活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裏。”
陳永貴的煙癮很大。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
馬烽還說：“喝酒時陳永貴談起他當副總理的事。他說：‘這副擔子太重，老實說，我挑不動。可是沒有辦法，毛主席、周總理安排的，隻能硬著頭皮挑！’他說他曾向中央寫過辭職報告，沒有批準。“我們又趁機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還是希望他和江青說一下，不要重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 他從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
馬烽說：“和陳永貴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當時我和孫謙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倆合寫的一部電影劇本。那時候，陳永貴已經被免去副總理職位，從他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他被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裏當顧問，家住在北京城裏。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去看望他。
“見了麵還是以前那種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說了句：‘來啦？’他看到我們拿來的食品，沒有說什麽客套話，立時叫他老伴拿到廚房裏收拾去了。
“在喝酒閑聊中，看來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並沒有什麽不滿情緒，完全不是我們猜想的那樣。他覺得這樣倒好，無官一身輕。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陳永貴說，他這一輩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幫’垮台的時候。那天夜裏，他聽到這一喜訊後，興奮極了，找了瓶酒嘴對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陽出山。陳永貴說，我是和胡耀邦爭吵過，可我和張春橋也拍桌子幹過，怎麽我就成了和 ‘四人幫’一夥？……”
馬烽講了他向陳永貴遺體告別的情形：
“1986年3月間，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院裏。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於癌症，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我又是吃驚，又是遺憾，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和他告別，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
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
馬烽說：“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溫故》
馬烽（1922-2004）編劇、小說家，原名馬書銘，山西省孝義縣人。1944年在《晉綏大眾報》工作期間，與西戎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他和西戎的作品由於鄉土氣息濃鬱而被稱為“山藥蛋派”。
說到陳永貴，馬烽說：“社會上對陳永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貶的，一會兒畫成個紅臉，一會兒畫成個黑臉，成了川劇中的變臉……我無意對陳永貴進行評說。隻不過我和孫謙因為寫大寨，和陳永貴有過一些交往,打過幾次交道。”本文講述了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馬烽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喝酒的三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或者說是意識流地，描繪了陳永貴由驀然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話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 ‘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麵拿出本子。陶魯笳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隻好服從安排。
“1965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訴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裏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白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麽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裏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馬烽與陳永貴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陳永貴“命運交響樂”的序曲部分。此時展開的許多人際交往和思想交鋒，將引出陳永貴今後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種種變奏或共鳴。
●第二次喝酒 十年後，“階下囚”麵見副總理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文革’中，陳永貴被造反派擁戴成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倆則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謙是‘反動學術權威’。“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辦公廳郭棟材同誌來找我和孫謙，說省委書記王謙要我倆第二天早上8點以前一定要趕到大寨。
“從北京又來了一些文藝工作者，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我們認識的有北影導演成蔭、崔嵬，還有演員謝芳。崔嵬是《山花》的導演。這天吃晚飯的時候，江青的指令下來了。她把我倆和崔嵬，還有《山花》的主要演員謝芳叫到一個桌子上，開宗明義說要我們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崔嵬忙告她說，《山花》已經快拍完了。江青說：‘我看過一些樣片，不成！要重改劇本，重拍。’直到這時，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
馬烽又說：“我和孫謙倆人商量了半夜，覺得隻有找陳永貴想辦法。隻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
“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簾進去，隻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裏是這裏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義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沒辦法隻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麵孔顯得好看了一點。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麵打招呼一樣。
“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麽幹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裏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裏。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裏麵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去了，家務活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裏。”
陳永貴的煙癮很大。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
馬烽還說：“喝酒時陳永貴談起他當副總理的事。他說：‘這副擔子太重，老實說，我挑不動。可是沒有辦法，毛主席、周總理安排的，隻能硬著頭皮挑！’他說他曾向中央寫過辭職報告，沒有批準。“我們又趁機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還是希望他和江青說一下，不要重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 他從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
馬烽說：“和陳永貴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當時我和孫謙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倆合寫的一部電影劇本。那時候，陳永貴已經被免去副總理職位，從他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他被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裏當顧問，家住在北京城裏。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去看望他。
“見了麵還是以前那種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說了句：‘來啦？’他看到我們拿來的食品，沒有說什麽客套話，立時叫他老伴拿到廚房裏收拾去了。
“在喝酒閑聊中，看來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並沒有什麽不滿情緒，完全不是我們猜想的那樣。他覺得這樣倒好，無官一身輕。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陳永貴說，他這一輩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幫’垮台的時候。那天夜裏，他聽到這一喜訊後，興奮極了，找了瓶酒嘴對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陽出山。陳永貴說，我是和胡耀邦爭吵過，可我和張春橋也拍桌子幹過，怎麽我就成了和 ‘四人幫’一夥？……”
馬烽講了他向陳永貴遺體告別的情形：
“1986年3月間，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院裏。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於癌症，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我又是吃驚，又是遺憾，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和他告別，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
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
馬烽說：“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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