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化革命殉葬品－－關鋒
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之多，如過江之鰂，大多數被打倒之人都是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以及“反動學術權
威”等，但是積極參與文革被毛澤東重用的人竟然也有一些因為表現過分積極而被打倒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編委關鋒就是其中之一。文革過去已
有30年，現在我們回顧這段曆史，探討一下關鋒的經曆，更加有助於人們對文革的反思。
一、關鋒早年經曆：14歲的共產黨員
關鋒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出生於山東省西北部與河北省交界的慶雲縣。童年時代的關鋒在自己的家鄉讀過兩年的私塾，念過《四書》《五經》等
書。1927年北伐革命興起，慶雲縣也開始有了洋學堂，關鋒由此有機會考進了縣裏的“最高學府”——慶雲中學。那時的慶雲中學還未有高中部，關鋒僅僅讀到
初中就畢業了。
1933年年僅14歲的關鋒就在慶雲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19歲的關鋒擔任了山東省樂陵縣委書記。1939年正式改名關鋒。1944
年擔任山東國民師範學校校長。同年關鋒被調到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任教育科長。1947年關鋒出任山東回民師範學校校長。1949年關鋒還擔任過地區性報紙
《黎明報》的社長。
1950年關鋒出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1952年又調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中央黨校在山東成立了第四中級黨校，關鋒出任副校長。
這一時期的關鋒基本上沒有離開學校和教育，關鋒雖然沒進過正式的大學，但是由於關鋒用心和努力，學習上無師自通。用關鋒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當
社長的要自己動手寫稿、改稿，當校長的要親自備課、上課，形勢迫著自己讀書，那時，我就是自學，幸虧，還有些四書的底子。爾後，讀書、寫書、寫書、讀
書……，我的曆史其實就是這麽簡單。”
二、左派新秀：進入毛澤東的視野
1956年關鋒被借調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這是改變關鋒人生經曆的關鍵一步。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設立的集研究、諮詢、參謀於一體的機
構，既是黨中央的智囊團，又是重要的寫作班子。當時在此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論造詣較深又有政治工作經驗的重要人物，如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等人。
關鋒被借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時間後，任哲學組組長，後來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動態組，關鋒任組長。當時關鋒主要的工作是編輯中央政治研究室刊物
《思想界動態》，這是一份發行量很小的刊物，專供毛澤東等中共高層人士閱讀。通過編輯這份刊物，關鋒對理論界的思想動態十分了解。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關鋒作為黨中央的理論寫手自然也參與其中。1957年8月26日關鋒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駁所謂“一切領
導階級都有局限性”》一文，從曆史和理論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政黨的必然性。關鋒積極參
加這場反右鬥爭，初步顯示出了關鋒左派新秀的作用，成為毛澤東反右運動的吹鼓手。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創辦理論刊物《紅旗》雜誌，陳伯達將關鋒調進編輯部。1958年底，關鋒正式調任《紅旗》雜誌編委。他所負責的《思想界
動態》雜誌交給別人負責了。在《紅旗》雜誌社，胡繩、鄧力群還為關鋒專門組建了一個由他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關鋒除了參加《紅旗》編委會會議，為《紅
旗》寫文章外，基本上不參加具體的編務事宜，主要從事理論研究，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
關鋒在編輯《思想界動態》之餘還常寫一些雜文、雜談一類的文章，關鋒對還對中國哲學史頗感興趣，1958年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
哲學史的研究方向》。關鋒在此文中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應當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警句裏即有“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產物。因此關鋒的觀點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用毛澤東思想指導
全國人民、各行各業，概無例外。但是將中國古老哲學裏的老莊、孔孟學說的研究也納入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範圍，關鋒的確是一鳴驚人。毛澤東看到此文頗為欣賞，
從此開始得到毛澤東的垂青。
三、卷入文革：走向“輝煌”
如果沒有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關鋒可能也就是黨刊的一位普通編輯，至多也就是個左派中的筆杆子而已。可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從此將關鋒卷進風口浪尖，身不由己地走向“輝煌”和“覆滅”。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吹響了毛澤東的文革進軍號。身為北京左派理論陣營
的關鋒對此文的來曆和背景卻一無所知，因此當《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一談“讀後感”時，關鋒也僅僅是將姚文看成學術問題談了自己的觀感，記者當然大失
所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姚文的背景和上海與北京兩個陣營之間較勁的內幕逐漸清晰之後，關鋒才恍然大悟，迅速加入了江青、姚文元的陣營表態支持。
1966年的第1期的《哲學研究》發表了關鋒和吳傳啟的《評吳晗同誌的道德論》，關鋒指責吳晗“主張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階級道德、資產階級道德”，“把
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而“吳晗同誌的道德論，是他的反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民日報》1966年3月19日予以
轉載。1966年第5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和林傑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關鋒在文章中指責吳晗“積
極向無產階級、向黨、向人民進行階級鬥爭……歌頌海瑞，實質上是歌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是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吳晗同誌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意識、
有目的的。”1966年4月5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關鋒的這些大批判文章毫無事實地給曆史學家吳晗上綱上線，積極配合了毛澤東與江青在上海向北京中央
發起的進攻。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中央的幾位理論家、筆杆子門談話，其中有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等人，關鋒也身列其中，可見毛澤
東對關鋒這位“左派新秀”的重視。毛澤東的談話雖然談的是6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注釋問題，但是最最要害的卻是關於剛剛發動的文革運動的看法。毛澤東說了
一番畫龍點睛的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
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這番話殺機伺伏，表麵上針對的是批
判彭德懷，但矛頭所向卻是北京中央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
事後關鋒負責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文，毛澤東的這段話關鋒當然照錄不誤。當關鋒將整理出來的紀要交給田家英時，田家英將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
的話刪去。紀要印出來後，江青對此極為不滿，據說是關鋒向江青匯報了此事，這也成為田家英日後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關鋒是否是此事的告密者其實並不重
要，即使關鋒當時不向江青匯報，江青也一樣查得出是誰“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為紀要起草人的關鋒當然要向組織上如實匯報紀要的起草過程。問題的關鍵在於
毛澤東早已下定決心發動他蓄謀已久的文革運動，毛澤東需要一個突破口，打擊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就可順藤摸瓜揪出他的“後台老板”——彭真和劉少奇，
四、躋身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澤東
1966年4月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負責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該組組長，陳伯達則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吳冷西、張春
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為組員，這個小組成為日後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基本班底。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
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組員則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這個小組直接隸屬於
毛澤東，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領導文化革命的權力。關鋒此時躋身文革小組，儼然就是中央首長了。
關鋒能夠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首先仰賴於毛澤東的垂青。60年代的中國雖然政治形勢已經很左，但是能夠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者卻還不多，很
多人不知道文革的來頭，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觀望，即使出麵批判幾句“反動路線”也未必能批到點子上去，所以毛澤東急需幾位理論寫手為其文革大
業吹喇叭抬轎子，關鋒身為《紅旗》雜誌的編委，本是毛澤東“秀才班子”寫作組的成員，此時也就順理成章躋身文革小組。而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關鋒能夠迅速
領會上級領導的意圖，及時拿出上司所需要的大塊頭理論文章，巧妙地配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起到對運動推波助瀾之功效。除了上文所述的關鋒大作外，1966
年5月8日，關鋒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北京市委，認為北京市委領導下的《北京日報》在4月16日對《燕山夜
話》和《三家村劄記》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此文也大大配合了毛澤東對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的批判。
1966年9月下旬，毛澤東對當時的文革形勢有了新的看法，毛澤東認為：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並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
堅定性和徹底性。毛澤東決定通過批判劉少奇所代表的“錯誤路線”將運動推向深入。此時毛澤東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名詞，作為打倒劉少奇的新武
器。陳伯達和張春橋為林彪起草了國慶講話，正式將其提出。隨後，王力和關鋒在《紅旗》雜誌第13期發表了題為《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社論指
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新階段”，“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打擊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論還惡狠狠地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機可乘，他們
就要陰謀篡黨，篡軍，篡政。他們是我們最危險的最主要的敵人。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把複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們身上。剝削階級的複辟活動，主要是通過他
們進行的，或者是在他們包庇下進行的。所以，祇有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能粉碎剝削階級的複辟陰謀，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動社會主義事
業的發展。”由此，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3歲生日，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中南海聚會。毛澤東在這次會餐是說了一句令人震驚的話，要開展“全國全麵階級
鬥爭”。毛澤東顯然對此是深思熟慮的，要進一步推進文革，就要全麵奪權，將掌握在劉鄧手中的權力全麵奪過來，也就是說，不僅最高層要奪權，各地市的領導權
也要奪，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毛澤東的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事後王力、關鋒幾位“秀才”仔細琢磨了毛澤東的意圖，由王力、關鋒等起草了1967
年元旦社論，題目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文章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展開全國全麵奪權的意圖，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
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此外，關鋒還根據毛澤東肯定上海一月奪權的講話精神，起草了1967年第2期《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明確傳達了毛澤
東“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最新指示。關鋒還起草了1967年第3期的《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全麵闡述了毛
澤東關於奪權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毛澤東給予了此文很高的評價，批示曰“很好”，還特地在“很好”兩字下打上了著重點。王力和關鋒還起草了批判劉少
奇《論共產黨的修養》的文章，題目是《〈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在1967年5月8日的《人民日報》
上。此文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並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還專門發了通知，號召全黨組織學習和討論。顯然，關鋒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
署，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交代部署的寫作工作，並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與此同時，關鋒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了北京和全國大批進京紅衛兵、各地學生、軍隊院校學生、革命群眾、各地造反派組織，發表了大量的講話。據
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到1968年8月僅僅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關鋒就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發表講話50餘次，如1966年7月27日關鋒在北京廣播
學院發表講話，8月1日關鋒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學生發表廣播講話，9月23日關鋒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10月12日關鋒對北航工人赤衛隊和
地院紅衛兵發表講話，11月18日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進行了談話，12月14日關鋒對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發表了講
話，1967年1月10日關鋒戚本禹對軍隊總參三部工作人員發表了講話等等，這裏無法一一列舉。總的來看，關鋒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不僅將毛澤東的
談話精神迅速化為《紅旗》雜誌社論傳遍全國，而且積極投身文革熱潮，宣講文革的意義，指導文革運動的開展。
現在大陸出版的關於文革的書刊文章大都醜化關鋒，似乎關鋒原本就是一個心懷鬼胎的壞人，唯恐天下不亂，故意製造各種動亂。這種觀點顯然非常片麵。
首先，關鋒執行的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那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及全國開展全麵奪權鬥爭等並非關鋒個人的發明，關鋒固然有其左的一麵，但是不能將他在文
革當中的責任無限誇大到離開基本事實的程度；其次，關鋒並非文革當中的決策人，他僅僅是個跟班的，所有重大的決策都來自於毛澤東、江青等人，再通過陳伯達
等傳達到關鋒，關鋒執筆將這些指示或談話精神轉化為文字，通過《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向全國公布。平心而論，關鋒等人其實就是如後來“梁.效”般的毛
澤東禦用文人而已。
五、是否擔任過解放軍總政副主任
文革期間關鋒是否出任過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大陸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一些退休高幹在回憶錄和某些書刊就曾提及關鋒曾被林彪任命為總政副主任。還
有一種說法，認為林彪授命關鋒專管《解放軍報》，也就是後來牽扯上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關鋒到底有無擔任過此一軍內要職？
2002年應友人的懇請，堅拒談論文革的關鋒自己給了如下的說法：“66年12月27日我驟然發高燒，住進301醫院，67年1月10日稍後病愈
出院。在此期間發生了事先沒有預計（當然也沒有毛主席的指示）的兩件大事：一是張春橋在上海奪權；一是打倒了陶鑄、打倒了劉誌堅──總政副主任（副主任好
幾位，劉是身強力壯做實際工作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出了醫院之後就有人給我傳達：林彪向毛主席提議要關鋒作總政副主任，毛主席
同意，並說‘不要《紅旗》，也得要軍隊’（這個說法實在令我吃驚！）我聽後甚為震驚，我堅決認定我不能做這個工作：（一）我在軍隊工作時間很短，祇作過連
指導員，毫無軍隊工作經驗，且當時已知部隊高幹之間的關係甚為複雜，軍事院校的紅衛兵最為難纏；（二）所謂三軍（空軍、海軍、北京軍區）反總政主任蕭華之
風甚為激烈，風暴之前兆已經出現，加上毛主席說什麽‘不要《紅旗》，也得要軍隊’，我去了總政，如何與蕭相處，我絕對不能卷入反蕭或保蕭浪潮中去。
1938年夏蕭華帶挺進縱隊到達我們冀魯邊，那時他是司令兼政委，確是文武全才，我做樂陵縣委書記時同蕭有所接觸（挺縱司令部駐樂陵），對之印象甚好。經過慎重考慮，我寫了報告給毛主席，堅決不幹，理由.當.然.祇.能.是.以我的.經.驗、
能力做不了這個工作。大概是考慮了我的意見，沒有下讓我作總政副主任的
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組長，蕭華作第一副組長的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之一，並登了報。副組長很多，我是副組長之一，似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實
際工作擔當，但實際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軍報》管起來，這是實打實的擔子，擔子實在不輕。可我再不能推辭了──也得知毛、林並沒有放棄要我當總政副主任的
想法，還擬經過一個過渡，要我去做總政副主任──當然這也沒有對我明說。管《解放軍報》，我祇是管版麵的重大新聞，審閱社論、評論之類，不管報社的運動，
從管軍報以來我一次也沒有到解放軍報社去過。……後來‘三軍’掀起反蕭浪潮，大概‘三軍’看到我不實際支持他們，所以就說我偏袒蕭華、保蕭華了。7月份，
蕭華倒了，我也倒了。”
顯然，關鋒自己的回憶更有說服力。關鋒從未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去《解放軍報》也是負責重大新聞、版麵、社論等，這也是毛澤東的主意，希望中央文
革小組的主力大將關鋒在軍報發揮更大的作用。另據筆者所知，江青等人的確非常希望文革小組的人能打進軍隊內部掌握一部分實權，如果關鋒這一步成功了，他們
還會采取下一步的行動，事實上毛澤東當時還曾考慮過讓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但當林彪意識到江青等人插手軍隊的意圖時，就堅決封殺了任命關鋒為總政副主任的
途徑，也就有了後來迅速任命資曆不高的李德生為總政主任一事，從而也阻擋了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林彪倒台後，張春橋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總政主任，此乃後話
矣。
六、毛澤東轉向，左派小爬.蟲倒台
言及關鋒的倒台，就要追溯到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問題。現在大陸官方的流行說法是“1967年1月，林彪親筆批示‘完全同意’關鋒、王力等四人提
出的‘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同年7月末，《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鼓噪：”要把軍內一小撮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徹底幹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於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軍內一小撮‘，衝擊軍
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鬧得烏煙瘴氣。毛澤東發現後，批評’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提法，才刹住這股歪風。“換句話說，所謂”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關
鋒、王力這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搞亂軍隊搞亂全國而提出來的說法。事實真是如此嗎？
1967年7月20日發生了武漢“720”事件，這個事件被毛澤東看成是“反革命事件”，隨後全國報刊上開展了空前規模的憤怒討伐，原中共中央中
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認定為這個事件的“策劃者”和“黑後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據王力在自己的反思錄裏回憶說，7月22日，康生向
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
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
達布置……”。毛澤東不僅同意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對整體形勢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75%以上的軍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
運動要解決得問題之一是“武裝左派”。8月4日毛澤東在上海單獨寫信給江青，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的專政”，並說“如此左派聲勢大振，右派
氣焰就押下去了”。按照毛澤東確定的有關“720”事件的宣傳方針，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的社論、文章都使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在8月1日前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多篇社論，不斷強調“對於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要把他揪出來，鬥倒鬥垮鬥臭，讓他永世不得翻
身！”事實證明，關鋒等人不過就是完整準確地理解並宣傳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精神，那篇8月1日的《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不過就是
諸多評論文章之一罷了，宣傳口徑正是毛澤東先前定下調子。
“72O事件”後外交部造反派利用王力8月7日的談話在外交部大肆奪權，揪鬥陳毅，利令智昏地搞出了一起外交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引發了一場
國際爭端。這時的毛澤東也發現如果繼續“揪軍內一小撮”，勢必引發更大的內亂。8月12日，毛澤東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8月26日毛澤東決定
轉向，命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帶話給北京的周恩來，“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祇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毛澤東隨後改變主意：“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這就是毛澤東作的一項重大決策。楊成武回京後立即向周恩來匯報，當晚的
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向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傳達了毛澤東的“聖旨”。8月30日陳伯達主持《紅旗》雜誌編輯部會議，由戚本禹宣讀了毛指示的文件，關鋒
與王力同時被勒令“請假檢討”，關鋒由此開始了他的被關押生涯。
關鋒與文革期間其他老幹部的倒台有很大的區別。那些倒台的老幹部通常的罪名是“走資派”、“反對毛澤東思想”、“破壞文化大革命”。而關鋒卻是最
堅定的革命左派，堅決支持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積極宣傳和響應毛澤東思想的人，關鋒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組織領導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來辦的，沒有一件事
是關鋒自做主張、自行其是，關鋒也從來沒有反對過江青等人，甚至關鋒都不敢與林彪有何瓜葛，關鋒純粹就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自己人，如此革命的左派和
中央文革小組的紅人怎麽也會倒台呢？顯然，這要從毛澤東的文革全局來予以分析。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並非有一套現成的劇本，祇要大家按部就班跟著唱即可。很多
事態的發展也會出乎毛澤東的預料，毛有時也有失算、失控之時，“72O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運動發展到此時，雖然全國奪權一事頗有斬獲，但也激起很
多反彈，尤其是軍隊內部的反彈，搞得不好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局。為了穩定軍心，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適當地轉向，給文革運動潑點冷水降降溫，踩一下刹車。那
麽最便捷有效的辦法就是拋出幾個替罪羊，將他們逮捕，清除“他們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這樣對於文革大局更為有利，再說拋出幾個小人物對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會
造成實質性的傷害。關鋒的不幸恰恰就在於他正好是毛澤東需要拋出來的小人物，毛澤東既可殺一殺造反派的囂張氣焰，也可就此穩定了局麵，一舉兩得。
七、身陷囹圄14年
文革初期的關鋒恐怕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會因為積極參加毛澤東的文革運動而換來14年的牢獄生活。1967年8月底關鋒被宣布“請假檢討”，實
際上就是被隔離審查。關鋒先是被關押在釣魚台的二號樓，吃住等生活條件都還相當不錯，每天都可看報紙，還可收聽收音機，祇是沒有了人身自由。在這段時間
內，關鋒的唯一任務就是寫“檢討”，不必幹任何體力勞動，還有專人為其打掃衛生，有醫生定期檢查身體。1967年10月陳伯達代表中央與關鋒談了一次話，
除了繼續檢討和加深認識外，陳伯達還告知關鋒將要轉去北京衛戍區。關鋒與王力隨後被送到北京西山，分別軟禁在兩所別墅裏。這一時期關鋒的生活待遇依然沒
變，還可帶一些書籍在那裏閱讀。然而在1968年1月26日關鋒被送進中共關押政治犯的專門監獄——秦城監獄。顯然，關鋒的問題被升格成為敵我矛盾。不
久，關鋒被開除出黨，1982年1月關鋒才被釋放出獄。關鋒為了毛澤東的文革大業竟然付出了整整14年的壯年生涯，出獄時的關鋒已然63歲。關鋒日後並未
透露他在秦城的監獄生涯，但據王力的自述，王力本人遭受了獄中非人的待遇，以此度彼，獄中的關鋒也好不到哪去。關鋒也未透露在關押期間是否對他有過提審。
其實關鋒與王力的案情大致相似，既然毛澤東吩咐手下不許提審王力，那麽關鋒有什麽好提審的呢？關鋒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執行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1982年鄧小平的中央對關鋒問題重新審理，將其釋放，考慮到文革的特殊情況，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了開除黨籍決定不變。
八、晚年生活，煥發學術青春
鄧力群曾對與關鋒同時被打倒的王力建議說：“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估計，這也是中共中央對關鋒的要求。出獄
後的關鋒對文革往事采取“四不主義”，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鄧力群在回憶錄中還把王力和關鋒加以對比，最後指出“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
作，成績不小。”從1984年起關鋒重新拿起筆來著書立說。1990年，關鋒以古棣之名與夫人周英合作出了兩部書，一部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
和法學發生學》，30萬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學》，40萬字。與周英合作的140萬字的《老子通》上、下冊，1991年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3年之後，以古棣為主編，戚文（即戚本禹——筆者注）為副主編的135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辭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關鋒尚未發
表的文稿還有與周英合作有90萬字的《孫子會通》；與戚文合作有《論語十日談》、《論語今譯和解說》姐妹篇，共約75萬字；與周英還合作有140萬字的
《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計已是300萬字。還有未完稿的有《慶雲齋叢稿》——關於校勘、訓詁和文字學、音韻學、語法學等方麵的稿子，日集月累，現
約有80萬字。關鋒打算數年之後告一段落，並在此基礎上再寫幾本專著，書名擬為《校勘學新論》、《訓詁學新論》、《漢語語法學新論》、《音韻學新論》，等
等。另外還有其他計劃，如60萬字的《論哲學》，10餘萬字的《中國上古史大綱》，後者首章已在山東《哲學戰線》上發表。約15萬字的《赫拉克利特新
探》，這是關鋒唯一一部關於外國哲學家的專著，已完成過半，另《上古天文曆法新探》正待殺青。60年代出的《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將會有新訂稿。1991
年版的《老子通》亦將會作出新的修訂。
關鋒的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再次煥發了學術青春，取得了極為可貴的成就。的確，關鋒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本色還是一個學者，關鋒在
錯誤的時間和地點參與了一項錯誤的運動。如果不是文革，關鋒也許還有更出色的學術貢獻，作出更大的成績。我們不能不為關鋒感到惋惜。2005年6月7日晚
關鋒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九、給人們什麽啟示
細審關鋒的一生，關鋒基本上就是一介知識份子，從其早年出任學校校長、教書，到後來擔任雜誌社編輯，關鋒都是一個文人，一生靠寫文章濟世。即使文
革期間關鋒的行情最盛之時，關鋒也不過就是中央文革小組裏的一個筆杆子而已，所做的工作就是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寫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祇是這種工
作乃禦用文人之職，真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是很難與官宦為伍的。文革中的關鋒有幸身為“中央首長”，但卻什麽實際權力都沒有，僅僅是毛澤東、江青的傳聲筒而
已。在為這個政權效了犬馬之勞後卻被自己的主子無情地一腳踢出，不僅沒有落下一點好，反而還進了自己人的監獄，受到非人的折磨迫害，在獄中虛度了14個春
秋，出獄後依然要背上“壞人”的名聲，為自己從前的主子背上曆史的黑鍋。嗚呼，這個世上還有比這個更荒謬的事情嗎？關鋒出獄後不得不選擇了沉默，他還有什
麽好說的呢？筆者相信，關鋒雖然閉口不談文革，但他一定相信曆史會對他作出公正、客觀的評價的。關鋒的晚年重新找回了自我，在學術的王國中任意馳騁，他真
的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這才是關鋒的追求，也是他原本的樂趣所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之多，如過江之鰂，大多數被打倒之人都是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以及“反動學術權
威”等，但是積極參與文革被毛澤東重用的人竟然也有一些因為表現過分積極而被打倒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編委關鋒就是其中之一。文革過去已
有30年，現在我們回顧這段曆史，探討一下關鋒的經曆，更加有助於人們對文革的反思。
一、關鋒早年經曆：14歲的共產黨員
關鋒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出生於山東省西北部與河北省交界的慶雲縣。童年時代的關鋒在自己的家鄉讀過兩年的私塾，念過《四書》《五經》等
書。1927年北伐革命興起，慶雲縣也開始有了洋學堂，關鋒由此有機會考進了縣裏的“最高學府”——慶雲中學。那時的慶雲中學還未有高中部，關鋒僅僅讀到
初中就畢業了。
1933年年僅14歲的關鋒就在慶雲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19歲的關鋒擔任了山東省樂陵縣委書記。1939年正式改名關鋒。1944
年擔任山東國民師範學校校長。同年關鋒被調到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任教育科長。1947年關鋒出任山東回民師範學校校長。1949年關鋒還擔任過地區性報紙
《黎明報》的社長。
1950年關鋒出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1952年又調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中央黨校在山東成立了第四中級黨校，關鋒出任副校長。
這一時期的關鋒基本上沒有離開學校和教育，關鋒雖然沒進過正式的大學，但是由於關鋒用心和努力，學習上無師自通。用關鋒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當
社長的要自己動手寫稿、改稿，當校長的要親自備課、上課，形勢迫著自己讀書，那時，我就是自學，幸虧，還有些四書的底子。爾後，讀書、寫書、寫書、讀
書……，我的曆史其實就是這麽簡單。”
二、左派新秀：進入毛澤東的視野
1956年關鋒被借調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這是改變關鋒人生經曆的關鍵一步。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設立的集研究、諮詢、參謀於一體的機
構，既是黨中央的智囊團，又是重要的寫作班子。當時在此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論造詣較深又有政治工作經驗的重要人物，如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等人。
關鋒被借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時間後，任哲學組組長，後來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動態組，關鋒任組長。當時關鋒主要的工作是編輯中央政治研究室刊物
《思想界動態》，這是一份發行量很小的刊物，專供毛澤東等中共高層人士閱讀。通過編輯這份刊物，關鋒對理論界的思想動態十分了解。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關鋒作為黨中央的理論寫手自然也參與其中。1957年8月26日關鋒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駁所謂“一切領
導階級都有局限性”》一文，從曆史和理論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政黨的必然性。關鋒積極參
加這場反右鬥爭，初步顯示出了關鋒左派新秀的作用，成為毛澤東反右運動的吹鼓手。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創辦理論刊物《紅旗》雜誌，陳伯達將關鋒調進編輯部。1958年底，關鋒正式調任《紅旗》雜誌編委。他所負責的《思想界
動態》雜誌交給別人負責了。在《紅旗》雜誌社，胡繩、鄧力群還為關鋒專門組建了一個由他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關鋒除了參加《紅旗》編委會會議，為《紅
旗》寫文章外，基本上不參加具體的編務事宜，主要從事理論研究，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
關鋒在編輯《思想界動態》之餘還常寫一些雜文、雜談一類的文章，關鋒對還對中國哲學史頗感興趣，1958年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
哲學史的研究方向》。關鋒在此文中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應當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行。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警句裏即有“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產物。因此關鋒的觀點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用毛澤東思想指導
全國人民、各行各業，概無例外。但是將中國古老哲學裏的老莊、孔孟學說的研究也納入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範圍，關鋒的確是一鳴驚人。毛澤東看到此文頗為欣賞，
從此開始得到毛澤東的垂青。
三、卷入文革：走向“輝煌”
如果沒有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關鋒可能也就是黨刊的一位普通編輯，至多也就是個左派中的筆杆子而已。可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從此將關鋒卷進風口浪尖，身不由己地走向“輝煌”和“覆滅”。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吹響了毛澤東的文革進軍號。身為北京左派理論陣營
的關鋒對此文的來曆和背景卻一無所知，因此當《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一談“讀後感”時，關鋒也僅僅是將姚文看成學術問題談了自己的觀感，記者當然大失
所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姚文的背景和上海與北京兩個陣營之間較勁的內幕逐漸清晰之後，關鋒才恍然大悟，迅速加入了江青、姚文元的陣營表態支持。
1966年的第1期的《哲學研究》發表了關鋒和吳傳啟的《評吳晗同誌的道德論》，關鋒指責吳晗“主張無產階級必須繼承地主階級道德、資產階級道德”，“把
地主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核心”，而“吳晗同誌的道德論，是他的反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民日報》1966年3月19日予以
轉載。1966年第5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和林傑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關鋒在文章中指責吳晗“積
極向無產階級、向黨、向人民進行階級鬥爭……歌頌海瑞，實質上是歌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是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吳晗同誌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有意識、
有目的的。”1966年4月5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關鋒的這些大批判文章毫無事實地給曆史學家吳晗上綱上線，積極配合了毛澤東與江青在上海向北京中央
發起的進攻。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中央的幾位理論家、筆杆子門談話，其中有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等人，關鋒也身列其中，可見毛澤
東對關鋒這位“左派新秀”的重視。毛澤東的談話雖然談的是6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注釋問題，但是最最要害的卻是關於剛剛發動的文革運動的看法。毛澤東說了
一番畫龍點睛的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
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這番話殺機伺伏，表麵上針對的是批
判彭德懷，但矛頭所向卻是北京中央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
事後關鋒負責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文，毛澤東的這段話關鋒當然照錄不誤。當關鋒將整理出來的紀要交給田家英時，田家英將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
的話刪去。紀要印出來後，江青對此極為不滿，據說是關鋒向江青匯報了此事，這也成為田家英日後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關鋒是否是此事的告密者其實並不重
要，即使關鋒當時不向江青匯報，江青也一樣查得出是誰“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為紀要起草人的關鋒當然要向組織上如實匯報紀要的起草過程。問題的關鍵在於
毛澤東早已下定決心發動他蓄謀已久的文革運動，毛澤東需要一個突破口，打擊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就可順藤摸瓜揪出他的“後台老板”——彭真和劉少奇，
四、躋身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澤東
1966年4月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負責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該組組長，陳伯達則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吳冷西、張春
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為組員，這個小組成為日後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基本班底。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
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組員則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這個小組直接隸屬於
毛澤東，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領導文化革命的權力。關鋒此時躋身文革小組，儼然就是中央首長了。
關鋒能夠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首先仰賴於毛澤東的垂青。60年代的中國雖然政治形勢已經很左，但是能夠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者卻還不多，很
多人不知道文革的來頭，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觀望，即使出麵批判幾句“反動路線”也未必能批到點子上去，所以毛澤東急需幾位理論寫手為其文革大
業吹喇叭抬轎子，關鋒身為《紅旗》雜誌的編委，本是毛澤東“秀才班子”寫作組的成員，此時也就順理成章躋身文革小組。而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關鋒能夠迅速
領會上級領導的意圖，及時拿出上司所需要的大塊頭理論文章，巧妙地配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起到對運動推波助瀾之功效。除了上文所述的關鋒大作外，1966
年5月8日，關鋒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北京市委，認為北京市委領導下的《北京日報》在4月16日對《燕山夜
話》和《三家村劄記》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此文也大大配合了毛澤東對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的批判。
1966年9月下旬，毛澤東對當時的文革形勢有了新的看法，毛澤東認為：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並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
堅定性和徹底性。毛澤東決定通過批判劉少奇所代表的“錯誤路線”將運動推向深入。此時毛澤東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名詞，作為打倒劉少奇的新武
器。陳伯達和張春橋為林彪起草了國慶講話，正式將其提出。隨後，王力和關鋒在《紅旗》雜誌第13期發表了題為《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社論指
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新階段”，“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打擊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論還惡狠狠地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他們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機可乘，他們
就要陰謀篡黨，篡軍，篡政。他們是我們最危險的最主要的敵人。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把複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們身上。剝削階級的複辟活動，主要是通過他
們進行的，或者是在他們包庇下進行的。所以，祇有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能粉碎剝削階級的複辟陰謀，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動社會主義事
業的發展。”由此，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3歲生日，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中南海聚會。毛澤東在這次會餐是說了一句令人震驚的話，要開展“全國全麵階級
鬥爭”。毛澤東顯然對此是深思熟慮的，要進一步推進文革，就要全麵奪權，將掌握在劉鄧手中的權力全麵奪過來，也就是說，不僅最高層要奪權，各地市的領導權
也要奪，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毛澤東的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事後王力、關鋒幾位“秀才”仔細琢磨了毛澤東的意圖，由王力、關鋒等起草了1967
年元旦社論，題目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文章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展開全國全麵奪權的意圖，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
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一鬥、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此外，關鋒還根據毛澤東肯定上海一月奪權的講話精神，起草了1967年第2期《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明確傳達了毛澤
東“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最新指示。關鋒還起草了1967年第3期的《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全麵闡述了毛
澤東關於奪權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毛澤東給予了此文很高的評價，批示曰“很好”，還特地在“很好”兩字下打上了著重點。王力和關鋒還起草了批判劉少
奇《論共產黨的修養》的文章，題目是《〈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在1967年5月8日的《人民日報》
上。此文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並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還專門發了通知，號召全黨組織學習和討論。顯然，關鋒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
署，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交代部署的寫作工作，並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與此同時，關鋒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了北京和全國大批進京紅衛兵、各地學生、軍隊院校學生、革命群眾、各地造反派組織，發表了大量的講話。據
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到1968年8月僅僅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關鋒就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發表講話50餘次，如1966年7月27日關鋒在北京廣播
學院發表講話，8月1日關鋒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學生發表廣播講話，9月23日關鋒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10月12日關鋒對北航工人赤衛隊和
地院紅衛兵發表講話，11月18日關鋒戚本禹與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進行了談話，12月14日關鋒對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發表了講
話，1967年1月10日關鋒戚本禹對軍隊總參三部工作人員發表了講話等等，這裏無法一一列舉。總的來看，關鋒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不僅將毛澤東的
談話精神迅速化為《紅旗》雜誌社論傳遍全國，而且積極投身文革熱潮，宣講文革的意義，指導文革運動的開展。
現在大陸出版的關於文革的書刊文章大都醜化關鋒，似乎關鋒原本就是一個心懷鬼胎的壞人，唯恐天下不亂，故意製造各種動亂。這種觀點顯然非常片麵。
首先，關鋒執行的是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那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及全國開展全麵奪權鬥爭等並非關鋒個人的發明，關鋒固然有其左的一麵，但是不能將他在文
革當中的責任無限誇大到離開基本事實的程度；其次，關鋒並非文革當中的決策人，他僅僅是個跟班的，所有重大的決策都來自於毛澤東、江青等人，再通過陳伯達
等傳達到關鋒，關鋒執筆將這些指示或談話精神轉化為文字，通過《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向全國公布。平心而論，關鋒等人其實就是如後來“梁.效”般的毛
澤東禦用文人而已。
五、是否擔任過解放軍總政副主任
文革期間關鋒是否出任過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大陸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一些退休高幹在回憶錄和某些書刊就曾提及關鋒曾被林彪任命為總政副主任。還
有一種說法，認為林彪授命關鋒專管《解放軍報》，也就是後來牽扯上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關鋒到底有無擔任過此一軍內要職？
2002年應友人的懇請，堅拒談論文革的關鋒自己給了如下的說法：“66年12月27日我驟然發高燒，住進301醫院，67年1月10日稍後病愈
出院。在此期間發生了事先沒有預計（當然也沒有毛主席的指示）的兩件大事：一是張春橋在上海奪權；一是打倒了陶鑄、打倒了劉誌堅──總政副主任（副主任好
幾位，劉是身強力壯做實際工作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我出了醫院之後就有人給我傳達：林彪向毛主席提議要關鋒作總政副主任，毛主席
同意，並說‘不要《紅旗》，也得要軍隊’（這個說法實在令我吃驚！）我聽後甚為震驚，我堅決認定我不能做這個工作：（一）我在軍隊工作時間很短，祇作過連
指導員，毫無軍隊工作經驗，且當時已知部隊高幹之間的關係甚為複雜，軍事院校的紅衛兵最為難纏；（二）所謂三軍（空軍、海軍、北京軍區）反總政主任蕭華之
風甚為激烈，風暴之前兆已經出現，加上毛主席說什麽‘不要《紅旗》，也得要軍隊’，我去了總政，如何與蕭相處，我絕對不能卷入反蕭或保蕭浪潮中去。
1938年夏蕭華帶挺進縱隊到達我們冀魯邊，那時他是司令兼政委，確是文武全才，我做樂陵縣委書記時同蕭有所接觸（挺縱司令部駐樂陵），對之印象甚好。經過慎重考慮，我寫了報告給毛主席，堅決不幹，理由.當.然.祇.能.是.以我的.經.驗、
能力做不了這個工作。大概是考慮了我的意見，沒有下讓我作總政副主任的
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組長，蕭華作第一副組長的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之一，並登了報。副組長很多，我是副組長之一，似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實
際工作擔當，但實際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軍報》管起來，這是實打實的擔子，擔子實在不輕。可我再不能推辭了──也得知毛、林並沒有放棄要我當總政副主任的
想法，還擬經過一個過渡，要我去做總政副主任──當然這也沒有對我明說。管《解放軍報》，我祇是管版麵的重大新聞，審閱社論、評論之類，不管報社的運動，
從管軍報以來我一次也沒有到解放軍報社去過。……後來‘三軍’掀起反蕭浪潮，大概‘三軍’看到我不實際支持他們，所以就說我偏袒蕭華、保蕭華了。7月份，
蕭華倒了，我也倒了。”
顯然，關鋒自己的回憶更有說服力。關鋒從未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去《解放軍報》也是負責重大新聞、版麵、社論等，這也是毛澤東的主意，希望中央文
革小組的主力大將關鋒在軍報發揮更大的作用。另據筆者所知，江青等人的確非常希望文革小組的人能打進軍隊內部掌握一部分實權，如果關鋒這一步成功了，他們
還會采取下一步的行動，事實上毛澤東當時還曾考慮過讓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但當林彪意識到江青等人插手軍隊的意圖時，就堅決封殺了任命關鋒為總政副主任的
途徑，也就有了後來迅速任命資曆不高的李德生為總政主任一事，從而也阻擋了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林彪倒台後，張春橋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總政主任，此乃後話
矣。
六、毛澤東轉向，左派小爬.蟲倒台
言及關鋒的倒台，就要追溯到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問題。現在大陸官方的流行說法是“1967年1月，林彪親筆批示‘完全同意’關鋒、王力等四人提
出的‘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同年7月末，《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鼓噪：”要把軍內一小撮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徹底幹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於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軍內一小撮‘，衝擊軍
事機關，揪鬥軍隊領導幹部，鬧得烏煙瘴氣。毛澤東發現後，批評’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提法，才刹住這股歪風。“換句話說，所謂”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彪、關
鋒、王力這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搞亂軍隊搞亂全國而提出來的說法。事實真是如此嗎？
1967年7月20日發生了武漢“720”事件，這個事件被毛澤東看成是“反革命事件”，隨後全國報刊上開展了空前規模的憤怒討伐，原中共中央中
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認定為這個事件的“策劃者”和“黑後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據王力在自己的反思錄裏回憶說，7月22日，康生向
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
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
達布置……”。毛澤東不僅同意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對整體形勢作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75%以上的軍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
運動要解決得問題之一是“武裝左派”。8月4日毛澤東在上海單獨寫信給江青，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的專政”，並說“如此左派聲勢大振，右派
氣焰就押下去了”。按照毛澤東確定的有關“720”事件的宣傳方針，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的社論、文章都使用了“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在8月1日前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多篇社論，不斷強調“對於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要把他揪出來，鬥倒鬥垮鬥臭，讓他永世不得翻
身！”事實證明，關鋒等人不過就是完整準確地理解並宣傳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精神，那篇8月1日的《紅旗》雜誌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不過就是
諸多評論文章之一罷了，宣傳口徑正是毛澤東先前定下調子。
“72O事件”後外交部造反派利用王力8月7日的談話在外交部大肆奪權，揪鬥陳毅，利令智昏地搞出了一起外交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引發了一場
國際爭端。這時的毛澤東也發現如果繼續“揪軍內一小撮”，勢必引發更大的內亂。8月12日，毛澤東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8月26日毛澤東決定
轉向，命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帶話給北京的周恩來，“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祇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毛澤東隨後改變主意：“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這就是毛澤東作的一項重大決策。楊成武回京後立即向周恩來匯報，當晚的
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向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傳達了毛澤東的“聖旨”。8月30日陳伯達主持《紅旗》雜誌編輯部會議，由戚本禹宣讀了毛指示的文件，關鋒
與王力同時被勒令“請假檢討”，關鋒由此開始了他的被關押生涯。
關鋒與文革期間其他老幹部的倒台有很大的區別。那些倒台的老幹部通常的罪名是“走資派”、“反對毛澤東思想”、“破壞文化大革命”。而關鋒卻是最
堅定的革命左派，堅決支持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積極宣傳和響應毛澤東思想的人，關鋒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組織領導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來辦的，沒有一件事
是關鋒自做主張、自行其是，關鋒也從來沒有反對過江青等人，甚至關鋒都不敢與林彪有何瓜葛，關鋒純粹就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自己人，如此革命的左派和
中央文革小組的紅人怎麽也會倒台呢？顯然，這要從毛澤東的文革全局來予以分析。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並非有一套現成的劇本，祇要大家按部就班跟著唱即可。很多
事態的發展也會出乎毛澤東的預料，毛有時也有失算、失控之時，“72O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運動發展到此時，雖然全國奪權一事頗有斬獲，但也激起很
多反彈，尤其是軍隊內部的反彈，搞得不好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局。為了穩定軍心，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適當地轉向，給文革運動潑點冷水降降溫，踩一下刹車。那
麽最便捷有效的辦法就是拋出幾個替罪羊，將他們逮捕，清除“他們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這樣對於文革大局更為有利，再說拋出幾個小人物對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會
造成實質性的傷害。關鋒的不幸恰恰就在於他正好是毛澤東需要拋出來的小人物，毛澤東既可殺一殺造反派的囂張氣焰，也可就此穩定了局麵，一舉兩得。
七、身陷囹圄14年
文革初期的關鋒恐怕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會因為積極參加毛澤東的文革運動而換來14年的牢獄生活。1967年8月底關鋒被宣布“請假檢討”，實
際上就是被隔離審查。關鋒先是被關押在釣魚台的二號樓，吃住等生活條件都還相當不錯，每天都可看報紙，還可收聽收音機，祇是沒有了人身自由。在這段時間
內，關鋒的唯一任務就是寫“檢討”，不必幹任何體力勞動，還有專人為其打掃衛生，有醫生定期檢查身體。1967年10月陳伯達代表中央與關鋒談了一次話，
除了繼續檢討和加深認識外，陳伯達還告知關鋒將要轉去北京衛戍區。關鋒與王力隨後被送到北京西山，分別軟禁在兩所別墅裏。這一時期關鋒的生活待遇依然沒
變，還可帶一些書籍在那裏閱讀。然而在1968年1月26日關鋒被送進中共關押政治犯的專門監獄——秦城監獄。顯然，關鋒的問題被升格成為敵我矛盾。不
久，關鋒被開除出黨，1982年1月關鋒才被釋放出獄。關鋒為了毛澤東的文革大業竟然付出了整整14年的壯年生涯，出獄時的關鋒已然63歲。關鋒日後並未
透露他在秦城的監獄生涯，但據王力的自述，王力本人遭受了獄中非人的待遇，以此度彼，獄中的關鋒也好不到哪去。關鋒也未透露在關押期間是否對他有過提審。
其實關鋒與王力的案情大致相似，既然毛澤東吩咐手下不許提審王力，那麽關鋒有什麽好提審的呢？關鋒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執行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1982年鄧小平的中央對關鋒問題重新審理，將其釋放，考慮到文革的特殊情況，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了開除黨籍決定不變。
八、晚年生活，煥發學術青春
鄧力群曾對與關鋒同時被打倒的王力建議說：“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估計，這也是中共中央對關鋒的要求。出獄
後的關鋒對文革往事采取“四不主義”，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鄧力群在回憶錄中還把王力和關鋒加以對比，最後指出“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
作，成績不小。”從1984年起關鋒重新拿起筆來著書立說。1990年，關鋒以古棣之名與夫人周英合作出了兩部書，一部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
和法學發生學》，30萬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學》，40萬字。與周英合作的140萬字的《老子通》上、下冊，1991年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3年之後，以古棣為主編，戚文（即戚本禹——筆者注）為副主編的135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辭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關鋒尚未發
表的文稿還有與周英合作有90萬字的《孫子會通》；與戚文合作有《論語十日談》、《論語今譯和解說》姐妹篇，共約75萬字；與周英還合作有140萬字的
《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計已是300萬字。還有未完稿的有《慶雲齋叢稿》——關於校勘、訓詁和文字學、音韻學、語法學等方麵的稿子，日集月累，現
約有80萬字。關鋒打算數年之後告一段落，並在此基礎上再寫幾本專著，書名擬為《校勘學新論》、《訓詁學新論》、《漢語語法學新論》、《音韻學新論》，等
等。另外還有其他計劃，如60萬字的《論哲學》，10餘萬字的《中國上古史大綱》，後者首章已在山東《哲學戰線》上發表。約15萬字的《赫拉克利特新
探》，這是關鋒唯一一部關於外國哲學家的專著，已完成過半，另《上古天文曆法新探》正待殺青。60年代出的《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將會有新訂稿。1991
年版的《老子通》亦將會作出新的修訂。
關鋒的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再次煥發了學術青春，取得了極為可貴的成就。的確，關鋒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本色還是一個學者，關鋒在
錯誤的時間和地點參與了一項錯誤的運動。如果不是文革，關鋒也許還有更出色的學術貢獻，作出更大的成績。我們不能不為關鋒感到惋惜。2005年6月7日晚
關鋒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九、給人們什麽啟示
細審關鋒的一生，關鋒基本上就是一介知識份子，從其早年出任學校校長、教書，到後來擔任雜誌社編輯，關鋒都是一個文人，一生靠寫文章濟世。即使文
革期間關鋒的行情最盛之時，關鋒也不過就是中央文革小組裏的一個筆杆子而已，所做的工作就是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寫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祇是這種工
作乃禦用文人之職，真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是很難與官宦為伍的。文革中的關鋒有幸身為“中央首長”，但卻什麽實際權力都沒有，僅僅是毛澤東、江青的傳聲筒而
已。在為這個政權效了犬馬之勞後卻被自己的主子無情地一腳踢出，不僅沒有落下一點好，反而還進了自己人的監獄，受到非人的折磨迫害，在獄中虛度了14個春
秋，出獄後依然要背上“壞人”的名聲，為自己從前的主子背上曆史的黑鍋。嗚呼，這個世上還有比這個更荒謬的事情嗎？關鋒出獄後不得不選擇了沉默，他還有什
麽好說的呢？筆者相信，關鋒雖然閉口不談文革，但他一定相信曆史會對他作出公正、客觀的評價的。關鋒的晚年重新找回了自我，在學術的王國中任意馳騁，他真
的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這才是關鋒的追求，也是他原本的樂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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