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司馬清揚: 文革初期中央人事布局中重要棋子：陶鑄
作者：司馬清揚（蓑笠翁）
摘要：
陶鑄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際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完全是毛發動文革的初衷所致。在毛最初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鄧小平、陶鑄“三駕馬車”代替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苗頭。其中陶可起到聯結林、鄧的關鍵作用，調和二人由來已久的矛盾。然而由於林表現出的與鄧“勢不兩立”的態度、又由於鄧的對劉少奇不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的意圖未能如願。鄧的做法在實際上避開林彪、江青的直接鬥爭鋒芒，同時給毛一個台階，為以後複出埋下伏筆。
以後，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做法，不僅加深他和對立麵的矛盾，而且更是讓毛覺得陶鑄十分“不識相”，最後終於讓陶下台。陶下台，也使周恩來的作用成為“不可或缺”，讓周暫時站住腳跟。陶的下台，在毛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陶下台，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一、陶鑄“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打倒，改組中央書記處勢在必行。鄧小平揣摩聖意，推薦陶鑄進京，無疑是符合毛的要求的：首先，陶同劉少奇一直有些積怨，在黨內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對頭”。同時，陶是個直性子，愛放炮，敢放炮，可用來炮打“中央的修正主義”，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延安整風時期，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被作為“靶子”進行搶救，受到折磨，以後是毛伸出以援手得以獲救。同時，在柯慶施被整的事情上，陶仗義執言，對整人的劉少奇表示不滿，留下積怨。
在建國後的“高、饒事件”中，陶曾經配合高崗向劉少奇“開炮”。以後又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達出對劉的不滿。例如，當劉已經明確地成為了黨的第二把手以後，陶還以曲折的方式表達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但是有一點，毛當時並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鑄與劉少奇的矛盾已有些緩解。根據陶的自述，劉在陶承認錯誤後，寬宏大量，使得陶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進而因為陶讚成劉的建國路線方針，陶已經成為靠近劉的一位地方大員。1965年1月，陳伯達發覺毛要整劉時，告訴王力，王建議由陳伯達會同陶鑄、彭真去做劉的工作。筆者認為：雖然毛對陶向劉“靠近”不會毫無察覺，但是毛並不認為陶已成為劉係人馬，依然認為陶能夠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夠擔任“炮轟”劉的先鋒。
在此，筆者還要著重指出的是：陶鑄是精通並善於進行黨內鬥爭的人。正如單世聯評論：陶在1950年的廣西剿匪問題和1952年的廣東土改問題上顯示出極強的鬥爭能力。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禦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我葉劍英。” 張、葉都是軍內元勳，除毛的信任支持外，陶鑄如果不善於黨內鬥爭，也是不可能勝出，取而代之。陶的這種黨內鬥爭經驗是獲得毛青睞的重要資本。
除毛的賞識以外，陶鑄和鄧小平良好的個人關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曾誌在談及陶同鄧之間的關係時說：陶說，“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鄧調中央後，也僅是公事來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後，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之後接觸就多了，關係也更密切。我對鄧的感覺，確是好的。在1954年的黨代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為師。”
另外，以往為人所忽視的是，陶鑄還同林彪的關係私交很好。陶是可不敲門通報直接見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肅羅瑞卿之前，林曾私下向陶交底；1967年元旦前夕，陶鑄備受壓力，林曾特意給陶以“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在毛的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看到這樣一種苗頭：分化劉少奇、周恩來，打倒劉少奇之後，周則是下一個被打倒目標。正如陳毅在文革初期一針見血：“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
而周恩來對此也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文革伊始，周就在門廳前麵準備了一個小包，裏麵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隨時被抓走，到時候隻需提上這隻小包。
作為替代，毛準備安排鄧接替劉少奇負責黨務係統，並且兼管中央專案組；啟用陶接手周的政務係統；林彪則作為黨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主持軍隊事務。
林彪與鄧小平長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勢同“一山不容二虎”，陶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種溝通的作用，因為陶和林、鄧兩個人均有很好的個人關係。
毛從1964年底就開始為發動文革做準備。陶就逐漸成為毛的棋盤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同謝富治一起被補增為國務院副總理。次年5月，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取代陸定一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並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專為文革成立的中央宣傳部文革小組組長。
陶鑄之所以能當上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他大力頌揚毛不無關係。自1966年初，陶主管的中南局，就宣傳毛個人以及毛的思想方麵無疑在幾個大區內是首屈一指。僅舉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中南局的《決定》，在該消息上麵是通欄大字口號“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所指的“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在這一版上全齊。
（2）5月26日，《羊城晚報》再發表社論《三論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內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燈。……毛澤東同誌不僅是中國人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而且在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為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偉大的旗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肩負的空前偉大的曆史任務，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領袖，需要具有最偉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陶鑄接管後的中央宣傳部，在毛眼裏應該不再是“閻王殿”，對於文革的順利發動無疑起重要的作用。至少陶和陸定一相比，毛覺得會順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曾經派李誌綏回到北京，找陶了解文革形勢。應該說，毛對於陶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按照毛的意見，經中央同意，陶除分管□□部外，還分管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進一步把陶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可見毛對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文革開始以後，毛對鄧小平的態度是鮮明的。盡管鄧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和毛有些疏遠，而劉少奇越走越近，以至於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和劉少奇、周恩來站到一起，但是毛始終是將劉、鄧是分開的。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經毛親自審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鄧的位置比文革發動前提升了。
按照王力和陳伯達的回憶以及《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陶鑄是從下麵被毛“勾”上來的，也就是說本來鄧的排名比後來的高。而鄧在這次改選中，是全票當選。這足以說明毛還是要用鄧的，鄧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還分管中聯部、中調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鄧繼續擔任“彭、羅、陸、楊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
根據王力的回憶，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在武漢同他談話時，對鄧作了“高度的評價”。王力寫道：“他（指毛澤東）說，他不同意並列地提打倒劉、鄧的口號。接著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
然而，由於林所持的與鄧 “勢不兩立”的態度，由於鄧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采取的“避其鋒芒”的態度，又由於鄧對劉少奇未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的這個初衷未能實現。這也就是毛常說的“形勢比人強”、“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本來是要批劉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卻認為主要的危險不是劉，劉已經被“一張大字報”打倒，現在主要危險是鄧。林彪批判鄧同自己爭戰功，把鄧同彭真、吳晗和北京市委問題等捆綁相連，指責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
這並非毛的本意。從鄧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跡象看，毛是要留下鄧的。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為鄧與十帥中的九帥關係都很好，唯獨從不與林來往。鄧回憶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和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可以這麽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要鄧“跟林彪搞好關係”，林、鄧共處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把鄧批成那個樣子，兩人就無法共事了。鄧對康生說，因為把我提成敵我矛盾，我沒法工作，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林整鄧，破壞了毛的部署，種下毛、林之間的芥蒂之因。
與此同時，鄧的表現也是耐人尋味的。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不僅沒有揭發批判劉少奇。反而在檢討中主動把自己同劉相提並論，提出“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
以後，林彪和陳伯達公開將劉、鄧並提作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加以批判。陳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就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
由於鄧小平無法繼續工作，劉少奇負責的黨務工作隻好由周恩來暫時擔當。其間林彪也曾短暫地主持過中央工作，但最終還是主要由周負責黨、政兩方麵的事務。
陶鑄自然是無法很快接手周恩來這兩個攤子的，於是周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對於鄧則采取“冷藏”的辦法，以備後用。
二、陶鑄“倒台”的過程
“打倒陶鑄”原本不在毛的文革戰略部署之中，不僅如此，毛原本還打算重用陶。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同以中央文革小組衝突不斷。陶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認為陶已經成了繼續深入發動文革的“絆腳石”，必須加以整肅。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更能夠讓毛和江青所接受。局勢的發展、兩人各自的表現，終於導致陶的“倒台”和周的“保全”。
上麵說過，陶鑄在調到中央以後的工作，對於文革初期毛的戰略部署是積極響應並支持的，毛也是滿意的，這就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結果。然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毛開始對陶鑄不滿。
首先，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沒有象毛預期的那樣向劉少奇猛烈開火。從陶的角度來看，也許是由於在“高饒事件”中因為反對過劉而犯錯誤的教訓，所以有些躊躇不前。對此，毛當時雖有不滿但尚未計較，仍然重用陶。
8月、9月，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來和陶鑄兩人在管，毛後來表示過對兩人這段時間工作的不滿。
1966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上天安門。但是到晚上，毛用坐“敞篷車”的特殊方式告訴世人那些人屬於真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時陶還是坐敞篷車的一員。而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被排除在外。但是陶在宣傳上對十一個常委是照章辦事，同樣對待。所以毛事後對此評價到：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
不僅如此，當陶發現鄧沒有一個靠近毛的鏡頭時，便把陳毅靠近毛的一張照片換成鄧。 這就是當時有名的“換頭術”，後來也成為陶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陶的秘書馬恩成回憶：“這次會上我沒有見到陶鑄，在簡報上也沒有看到他發言。會議快結束時，陶的秘書張漢青來看我和薛光軍，並問了會議的情況和中南局機關的情況。我問他，為什麽未見陶發言？張說：陶最後有一個書麵發言，可能交得晚，來不及印出。對此，我不便再多問，但已感覺到陶可能左右為難，處境不妙。”
陶仍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搞文革，反對在農村工礦企業深化文革，連續搞幾個社論和指示，所有這些，雖然毛畫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認為：毛內心是不滿意的，這些同毛的文革思維是背道而馳的。
這時，毛認為陶留在中央已經不合適了，讓他和譚震林到中南和華東地區視察。但是譚說工作忙，又受到衝擊，不能成行。毛就讓陶一個人下去。但是陶卻賴在中央不走。這時毛還沒有下定決心要打倒陶。但是隨後而來的幾件事卻使毛的態度發生很大改變。
11月10日“安亭事件”發生，張春橋的處理得到了毛的讚許，做出“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的肯定結論。而陶的態度則是大相徑庭。陶就在王洪文率眾臥軌的前夕，主持討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其目的正如陶所說：就是要把他們（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等）壓下去，寫這社論把他們壓下去。
然後是唐平鑄告發陶的“換頭術”的問題。
11月27日，江青指使關鋒、戚本禹列舉陶鑄七大罪狀，指責陶實際上仍在執行“劉鄧路線”，更為嚴重的是，此報告斷言陶同毛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對台戲。
11月28日，江青在“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周恩來同誌，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其他許多同誌，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這個講話是經過毛精心修改的。很明顯，陶不再是毛的“親密戰友”，也不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
接著，毛決定要陶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檢討，這是毛第一次直接表態要陶檢討，實際上就是批鬥。
12月26日，毛在以借過生日為名，實際是向其親信路線交底。毛明確說道：“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麵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毛所引“咎由自取”是陶的原話。對於“不識相”的隻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憶到：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這個會於１２月底在懷仁堂召開，總理主持，叫“生活會”。這個會就是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
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直批評陶，主要發言是陳伯達。主席定了要開這個會，大家議論是要陳發言。王的回憶、和曾誌的回憶都說在這次生活會是一邊倒地批評陶，隻有李富春說要不讓陶回中南算了。王力還回憶一個細節：毛曾說，希望你們能開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
12月29日，毛最後一次和陶談話，毛再次批評陶：“你怎麽還不下去？”陶不明就裏，以為毛還在保自己。會見以後，立即將談話內容通報了周恩來和林彪。周當即作出布置，說：“過了新年，陶鑄同誌就出發。”林彪則說了“你呀，現在就被動”和“要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然而這些都為時已晚，因為毛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隻是還在考慮打倒的時間和方式。
12月30日，“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不知得到什麽暗示，“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 接見中，陶與之發生了正麵衝突。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這支造反隊，接見中陳伯達、江青、康生表態，隨後“打倒陶鑄”的消息傳遍全國。至此，陶在毛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
陶鑄倒台原因，諸如沒有象毛預期那樣對劉少奇猛烈開火、試圖把群眾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的軌道、試圖重新組織建立書記處製度、“換頭術”、與中央文革小組尤其是江青不斷發生衝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論述，也可以參閱拙作《陶鑄之死內幕》。
這裏列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視，或者被歪曲。
陶鑄之所以被打倒，第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毛。而不是像官方說的“林彪、江青一夥”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把陶打成“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保皇派”，並列為“第三號最大的走資派”而打倒。
1967年1月4日，陶被打倒，１月８日，毛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為什麽毛認為陶不老實？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陶拜師吹鄧的話語。陶拜鄧為師，其中兩個重要背景：一個是在高崗事件中鄧是告密者，二是陶知道鄧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自然認為陶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實”，進而認為是“反革命兩麵派”。
江青、陳伯達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當林彪、周恩來、以及陶鑄本人都還蒙在鼓裏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毛要打倒陶的底牌。當毛還在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來打倒陶的時候，他們搶先把這一決定公之於眾。
1967年2月10日，毛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中央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這件事，批評他們：“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他還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最後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江。此番話並不能看作是毛不同意打倒陶，隻是因為“中央有一些老幹部提出意見，認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此番話隻是批評他們“打倒”的方式不對。這種批評，正如王年一評論：令人啼笑皆非。毛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麽？既然打倒錯了，為什麽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 這種評論是一針見血。
林彪在陶鑄被打倒一事之中，處於一種中性的位置。由於陶的位置所在，其命運並不是林所能決定的。所以盡管兩人以往的關係很好，林沒有、也不可能對陶加以保護。同時林也沒有參與打倒陶。
在陶鑄告訴林，說毛仍然要保自己之後，林才忠告陶要“被動”。這個忠告實際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毛此時已經決定要“打倒”陶，而隻是因為在考慮以什麽方式來“打倒”。
周恩來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記錄說，陳伯達、江青宣布打倒陶的時候，周、王力也在場。王力則表述得較為含糊，說在場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我，還有別人。”
周本人的解釋則是：“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評陶鑄的會議上，周批評陶講過“懷疑一切”。 事實上，周不僅在這次會議上，而且在陶倒台之前、之後都有在公開場合，及私下裏對“懷疑一切”的說法表示過不滿。
同樣是在這次會上，周讓陶作了自己的“擋箭牌”。會前，在毛否定由穀牧等人搞的“十五條”的情況下，穀不知情，仍然搞個匯報提綱。陶鑄知道毛態度，但是沒有製止。周也知道有這麽一個提綱，也沒有製止。毛對此十分惱火，決定借此批鬥有關人員，除穀之外，還有周和陶是涉案人員。
在這次會議上，陶一個人頂下了所有責任。正如高文謙所述，周在此事上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幹係。
在1月4日淩晨，周恩來同陶鑄談話。雖然周自己對陶說他並沒有聽到陳伯達江青康生的講話，但是根據上文王力的回憶，則表明還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場”，而當時的傳單則表明周是在現場。且無論周聽到與否，周則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見代表中央同陶談話。
作為中央代表同要倒黴的“當事人”談話，周是多次扮演此種角色。曾誌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表明，周就是通知陶鑄：你已經被軟禁，不要離開家門一步。賀龍後來則是“陶鑄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周在5號的談話，說明周同陶談話之前並沒有同毛商量，也沒有經過黨中央討論，僅是自己根據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談話。
四、陶鑄“倒台”以後
陶鑄被打倒以後，文化大革命繼續迅速地向縱深發展：造反的浪潮從文教單位發展到工廠農村，以至於軍隊，各級黨政機關紛紛被奪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從“路線錯誤”上升到敵我矛盾。
陶被打倒以後，周暫時站住了腳跟，使得周的作用更加無人可替。陶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諸如將運動納入黨組織的領導、不讓運動進入工廠農村等這些都和周的想法一致，但是這些帳都算到陶頭上。陶實際上給周作了“擋箭牌”，讓周有機會改弦更張，繼續留在文革的戰車上。
陶被打倒以後，毛始終堅持這一決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幹部太多。但是，他當時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以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陶的問題卻一再升級。
1967年9月，姚文元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點陶鑄的名，指陶為叛徒，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頭上。毛認為該文“極好”，兩次為該文加批語，並且擬定文章的標題。
事實上，陶對於“懷疑一切”既有過模棱兩可之中隱藏的不同意，也有過明確的支持。在陶倒台以後，這筆帳完全算到了他的頭上。而在陶平反以後，一些歌頌他的人又完全否認陶支持過“懷疑一切”。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頗。陶與“懷疑一切”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的問題，此處限於篇幅，不做深入闡述。
1968年，毛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還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曆史上有問題。”1969年11月，陶鑄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後，老幹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複職、落實政策，但是始終沒有陶鑄。
1973年，在給陶的妻子曾誌落實政策的時候，有人問及曾誌的問題，毛說：“曾誌有什麽問題，陶鑄是陶鑄。”在否定曾誌有問題的同時，仍然肯定陶有問題。
直到1976年3月毛去世前不久，江青還在十二個省區座談會上說：“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那是陶鑄的” 江青的這個講話毛是知道並且作過批示的。毛去世後不久，江青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說法。所以我們說：“打倒陶鑄”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五、結論
陶鑄的“上升”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圖在於以林彪、鄧小平、陶鑄的三架馬車代替劉、周係統。但在林彪的壓力下，鄧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出局。這個時候，以陶代替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後陶鑄對於文化大革命言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態度都令毛日益不滿。相比之下，周對於文化大革命則是更順從毛的旨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采取更加“忍讓”的態度。
當毛已經對陶暗示甚至明示要他離開中央以後，陶仍然堅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圖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左右文化大革命，與中央文革小組無法相處。於是毛作出了打倒陶的決定。在毛尚未決定以何種方式來打倒陶之前，江青、陳伯達搶先將這一決定公之於世。
陶鑄倒台使得周的作用暫時更為重要，地位暫時更為鞏固。
陶鑄倒台在毛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時也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作者：司馬清揚（蓑笠翁）
摘要：
陶鑄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際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完全是毛發動文革的初衷所致。在毛最初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鄧小平、陶鑄“三駕馬車”代替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苗頭。其中陶可起到聯結林、鄧的關鍵作用，調和二人由來已久的矛盾。然而由於林表現出的與鄧“勢不兩立”的態度、又由於鄧的對劉少奇不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的意圖未能如願。鄧的做法在實際上避開林彪、江青的直接鬥爭鋒芒，同時給毛一個台階，為以後複出埋下伏筆。
以後，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做法，不僅加深他和對立麵的矛盾，而且更是讓毛覺得陶鑄十分“不識相”，最後終於讓陶下台。陶下台，也使周恩來的作用成為“不可或缺”，讓周暫時站住腳跟。陶的下台，在毛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陶下台，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一、陶鑄“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打倒，改組中央書記處勢在必行。鄧小平揣摩聖意，推薦陶鑄進京，無疑是符合毛的要求的：首先，陶同劉少奇一直有些積怨，在黨內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對頭”。同時，陶是個直性子，愛放炮，敢放炮，可用來炮打“中央的修正主義”，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延安整風時期，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被作為“靶子”進行搶救，受到折磨，以後是毛伸出以援手得以獲救。同時，在柯慶施被整的事情上，陶仗義執言，對整人的劉少奇表示不滿，留下積怨。
在建國後的“高、饒事件”中，陶曾經配合高崗向劉少奇“開炮”。以後又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表達出對劉的不滿。例如，當劉已經明確地成為了黨的第二把手以後，陶還以曲折的方式表達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但是有一點，毛當時並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鑄與劉少奇的矛盾已有些緩解。根據陶的自述，劉在陶承認錯誤後，寬宏大量，使得陶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進而因為陶讚成劉的建國路線方針，陶已經成為靠近劉的一位地方大員。1965年1月，陳伯達發覺毛要整劉時，告訴王力，王建議由陳伯達會同陶鑄、彭真去做劉的工作。筆者認為：雖然毛對陶向劉“靠近”不會毫無察覺，但是毛並不認為陶已成為劉係人馬，依然認為陶能夠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夠擔任“炮轟”劉的先鋒。
在此，筆者還要著重指出的是：陶鑄是精通並善於進行黨內鬥爭的人。正如單世聯評論：陶在1950年的廣西剿匪問題和1952年的廣東土改問題上顯示出極強的鬥爭能力。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禦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我葉劍英。” 張、葉都是軍內元勳，除毛的信任支持外，陶鑄如果不善於黨內鬥爭，也是不可能勝出，取而代之。陶的這種黨內鬥爭經驗是獲得毛青睞的重要資本。
除毛的賞識以外，陶鑄和鄧小平良好的個人關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曾誌在談及陶同鄧之間的關係時說：陶說，“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鄧調中央後，也僅是公事來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後，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之後接觸就多了，關係也更密切。我對鄧的感覺，確是好的。在1954年的黨代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為師。”
另外，以往為人所忽視的是，陶鑄還同林彪的關係私交很好。陶是可不敲門通報直接見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肅羅瑞卿之前，林曾私下向陶交底；1967年元旦前夕，陶鑄備受壓力，林曾特意給陶以“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在毛的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看到這樣一種苗頭：分化劉少奇、周恩來，打倒劉少奇之後，周則是下一個被打倒目標。正如陳毅在文革初期一針見血：“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
而周恩來對此也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文革伊始，周就在門廳前麵準備了一個小包，裏麵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隨時被抓走，到時候隻需提上這隻小包。
作為替代，毛準備安排鄧接替劉少奇負責黨務係統，並且兼管中央專案組；啟用陶接手周的政務係統；林彪則作為黨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時主持軍隊事務。
林彪與鄧小平長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勢同“一山不容二虎”，陶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種溝通的作用，因為陶和林、鄧兩個人均有很好的個人關係。
毛從1964年底就開始為發動文革做準備。陶就逐漸成為毛的棋盤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同謝富治一起被補增為國務院副總理。次年5月，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取代陸定一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並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專為文革成立的中央宣傳部文革小組組長。
陶鑄之所以能當上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他大力頌揚毛不無關係。自1966年初，陶主管的中南局，就宣傳毛個人以及毛的思想方麵無疑在幾個大區內是首屈一指。僅舉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中南局的《決定》，在該消息上麵是通欄大字口號“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所指的“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在這一版上全齊。
（2）5月26日，《羊城晚報》再發表社論《三論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內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燈。……毛澤東同誌不僅是中國人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而且在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為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偉大的旗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肩負的空前偉大的曆史任務，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領袖，需要具有最偉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陶鑄接管後的中央宣傳部，在毛眼裏應該不再是“閻王殿”，對於文革的順利發動無疑起重要的作用。至少陶和陸定一相比，毛覺得會順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曾經派李誌綏回到北京，找陶了解文革形勢。應該說，毛對於陶這段時間的工作是滿意的。按照毛的意見，經中央同意，陶除分管□□部外，還分管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進一步把陶提拔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可見毛對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文革開始以後，毛對鄧小平的態度是鮮明的。盡管鄧在大躍進失敗以後和毛有些疏遠，而劉少奇越走越近，以至於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和劉少奇、周恩來站到一起，但是毛始終是將劉、鄧是分開的。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經毛親自審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鄧的位置比文革發動前提升了。
按照王力和陳伯達的回憶以及《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陶鑄是從下麵被毛“勾”上來的，也就是說本來鄧的排名比後來的高。而鄧在這次改選中，是全票當選。這足以說明毛還是要用鄧的，鄧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還分管中聯部、中調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鄧繼續擔任“彭、羅、陸、楊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
根據王力的回憶，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在武漢同他談話時，對鄧作了“高度的評價”。王力寫道：“他（指毛澤東）說，他不同意並列地提打倒劉、鄧的口號。接著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
然而，由於林所持的與鄧 “勢不兩立”的態度，由於鄧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采取的“避其鋒芒”的態度，又由於鄧對劉少奇未能“反戈一擊”的態度，使毛的這個初衷未能實現。這也就是毛常說的“形勢比人強”、“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的政治局擴大會上，本來是要批劉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卻認為主要的危險不是劉，劉已經被“一張大字報”打倒，現在主要危險是鄧。林彪批判鄧同自己爭戰功，把鄧同彭真、吳晗和北京市委問題等捆綁相連，指責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
這並非毛的本意。從鄧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跡象看，毛是要留下鄧的。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專門找鄧談了一次話，要他和林搞好關係，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為鄧與十帥中的九帥關係都很好，唯獨從不與林來往。鄧回憶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和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可以這麽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要鄧“跟林彪搞好關係”，林、鄧共處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把鄧批成那個樣子，兩人就無法共事了。鄧對康生說，因為把我提成敵我矛盾，我沒法工作，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林整鄧，破壞了毛的部署，種下毛、林之間的芥蒂之因。
與此同時，鄧的表現也是耐人尋味的。在十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不僅沒有揭發批判劉少奇。反而在檢討中主動把自己同劉相提並論，提出“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
以後，林彪和陳伯達公開將劉、鄧並提作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加以批判。陳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就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
由於鄧小平無法繼續工作，劉少奇負責的黨務工作隻好由周恩來暫時擔當。其間林彪也曾短暫地主持過中央工作，但最終還是主要由周負責黨、政兩方麵的事務。
陶鑄自然是無法很快接手周恩來這兩個攤子的，於是周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對於鄧則采取“冷藏”的辦法，以備後用。
二、陶鑄“倒台”的過程
“打倒陶鑄”原本不在毛的文革戰略部署之中，不僅如此，毛原本還打算重用陶。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同以中央文革小組衝突不斷。陶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認為陶已經成了繼續深入發動文革的“絆腳石”，必須加以整肅。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更能夠讓毛和江青所接受。局勢的發展、兩人各自的表現，終於導致陶的“倒台”和周的“保全”。
上麵說過，陶鑄在調到中央以後的工作，對於文革初期毛的戰略部署是積極響應並支持的，毛也是滿意的，這就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結果。然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毛開始對陶鑄不滿。
首先，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沒有象毛預期的那樣向劉少奇猛烈開火。從陶的角度來看，也許是由於在“高饒事件”中因為反對過劉而犯錯誤的教訓，所以有些躊躇不前。對此，毛當時雖有不滿但尚未計較，仍然重用陶。
8月、9月，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來和陶鑄兩人在管，毛後來表示過對兩人這段時間工作的不滿。
1966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上天安門。但是到晚上，毛用坐“敞篷車”的特殊方式告訴世人那些人屬於真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時陶還是坐敞篷車的一員。而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被排除在外。但是陶在宣傳上對十一個常委是照章辦事，同樣對待。所以毛事後對此評價到：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
不僅如此，當陶發現鄧沒有一個靠近毛的鏡頭時，便把陳毅靠近毛的一張照片換成鄧。 這就是當時有名的“換頭術”，後來也成為陶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陶的秘書馬恩成回憶：“這次會上我沒有見到陶鑄，在簡報上也沒有看到他發言。會議快結束時，陶的秘書張漢青來看我和薛光軍，並問了會議的情況和中南局機關的情況。我問他，為什麽未見陶發言？張說：陶最後有一個書麵發言，可能交得晚，來不及印出。對此，我不便再多問，但已感覺到陶可能左右為難，處境不妙。”
陶仍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搞文革，反對在農村工礦企業深化文革，連續搞幾個社論和指示，所有這些，雖然毛畫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認為：毛內心是不滿意的，這些同毛的文革思維是背道而馳的。
這時，毛認為陶留在中央已經不合適了，讓他和譚震林到中南和華東地區視察。但是譚說工作忙，又受到衝擊，不能成行。毛就讓陶一個人下去。但是陶卻賴在中央不走。這時毛還沒有下定決心要打倒陶。但是隨後而來的幾件事卻使毛的態度發生很大改變。
11月10日“安亭事件”發生，張春橋的處理得到了毛的讚許，做出“先有事實，後有概念”的肯定結論。而陶的態度則是大相徑庭。陶就在王洪文率眾臥軌的前夕，主持討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其目的正如陶所說：就是要把他們（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等）壓下去，寫這社論把他們壓下去。
然後是唐平鑄告發陶的“換頭術”的問題。
11月27日，江青指使關鋒、戚本禹列舉陶鑄七大罪狀，指責陶實際上仍在執行“劉鄧路線”，更為嚴重的是，此報告斷言陶同毛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對台戲。
11月28日，江青在“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周恩來同誌，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其他許多同誌，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這個講話是經過毛精心修改的。很明顯，陶不再是毛的“親密戰友”，也不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
接著，毛決定要陶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檢討，這是毛第一次直接表態要陶檢討，實際上就是批鬥。
12月26日，毛在以借過生日為名，實際是向其親信路線交底。毛明確說道：“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麵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毛所引“咎由自取”是陶的原話。對於“不識相”的隻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憶到：這時主席定了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這個會於１２月底在懷仁堂召開，總理主持，叫“生活會”。這個會就是批評陶鑄、叫陶鑄作檢討的會。
這個會上的發言是一邊倒，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一直批評陶，主要發言是陳伯達。主席定了要開這個會，大家議論是要陳發言。王的回憶、和曾誌的回憶都說在這次生活會是一邊倒地批評陶，隻有李富春說要不讓陶回中南算了。王力還回憶一個細節：毛曾說，希望你們能開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
12月29日，毛最後一次和陶談話，毛再次批評陶：“你怎麽還不下去？”陶不明就裏，以為毛還在保自己。會見以後，立即將談話內容通報了周恩來和林彪。周當即作出布置，說：“過了新年，陶鑄同誌就出發。”林彪則說了“你呀，現在就被動”和“要被動被動再被動”的忠告。
然而這些都為時已晚，因為毛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隻是還在考慮打倒的時間和方式。
12月30日，“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不知得到什麽暗示，“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 接見中，陶與之發生了正麵衝突。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接見這支造反隊，接見中陳伯達、江青、康生表態，隨後“打倒陶鑄”的消息傳遍全國。至此，陶在毛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
陶鑄倒台原因，諸如沒有象毛預期那樣對劉少奇猛烈開火、試圖把群眾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的軌道、試圖重新組織建立書記處製度、“換頭術”、與中央文革小組尤其是江青不斷發生衝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論述，也可以參閱拙作《陶鑄之死內幕》。
這裏列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視，或者被歪曲。
陶鑄之所以被打倒，第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毛。而不是像官方說的“林彪、江青一夥”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把陶打成“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保皇派”，並列為“第三號最大的走資派”而打倒。
1967年1月4日，陶被打倒，１月８日，毛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為什麽毛認為陶不老實？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陶拜師吹鄧的話語。陶拜鄧為師，其中兩個重要背景：一個是在高崗事件中鄧是告密者，二是陶知道鄧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自然認為陶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實”，進而認為是“反革命兩麵派”。
江青、陳伯達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當林彪、周恩來、以及陶鑄本人都還蒙在鼓裏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毛要打倒陶的底牌。當毛還在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來打倒陶的時候，他們搶先把這一決定公之於眾。
1967年2月10日，毛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中央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這件事，批評他們：“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他還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最後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江。此番話並不能看作是毛不同意打倒陶，隻是因為“中央有一些老幹部提出意見，認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式的” 此番話隻是批評他們“打倒”的方式不對。這種批評，正如王年一評論：令人啼笑皆非。毛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麽？既然打倒錯了，為什麽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 這種評論是一針見血。
林彪在陶鑄被打倒一事之中，處於一種中性的位置。由於陶的位置所在，其命運並不是林所能決定的。所以盡管兩人以往的關係很好，林沒有、也不可能對陶加以保護。同時林也沒有參與打倒陶。
在陶鑄告訴林，說毛仍然要保自己之後，林才忠告陶要“被動”。這個忠告實際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毛此時已經決定要“打倒”陶，而隻是因為在考慮以什麽方式來“打倒”。
周恩來在陶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記錄說，陳伯達、江青宣布打倒陶的時候，周、王力也在場。王力則表述得較為含糊，說在場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我，還有別人。”
周本人的解釋則是：“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鬱（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在此之前的１２月６日批評陶鑄的會議上，周批評陶講過“懷疑一切”。 事實上，周不僅在這次會議上，而且在陶倒台之前、之後都有在公開場合，及私下裏對“懷疑一切”的說法表示過不滿。
同樣是在這次會上，周讓陶作了自己的“擋箭牌”。會前，在毛否定由穀牧等人搞的“十五條”的情況下，穀不知情，仍然搞個匯報提綱。陶鑄知道毛態度，但是沒有製止。周也知道有這麽一個提綱，也沒有製止。毛對此十分惱火，決定借此批鬥有關人員，除穀之外，還有周和陶是涉案人員。
在這次會議上，陶一個人頂下了所有責任。正如高文謙所述，周在此事上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幹係。
在1月4日淩晨，周恩來同陶鑄談話。雖然周自己對陶說他並沒有聽到陳伯達江青康生的講話，但是根據上文王力的回憶，則表明還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場”，而當時的傳單則表明周是在現場。且無論周聽到與否，周則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見代表中央同陶談話。
作為中央代表同要倒黴的“當事人”談話，周是多次扮演此種角色。曾誌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表明，周就是通知陶鑄：你已經被軟禁，不要離開家門一步。賀龍後來則是“陶鑄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周在5號的談話，說明周同陶談話之前並沒有同毛商量，也沒有經過黨中央討論，僅是自己根據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談話。
四、陶鑄“倒台”以後
陶鑄被打倒以後，文化大革命繼續迅速地向縱深發展：造反的浪潮從文教單位發展到工廠農村，以至於軍隊，各級黨政機關紛紛被奪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從“路線錯誤”上升到敵我矛盾。
陶被打倒以後，周暫時站住了腳跟，使得周的作用更加無人可替。陶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諸如將運動納入黨組織的領導、不讓運動進入工廠農村等這些都和周的想法一致，但是這些帳都算到陶頭上。陶實際上給周作了“擋箭牌”，讓周有機會改弦更張，繼續留在文革的戰車上。
陶被打倒以後，毛始終堅持這一決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幹部太多。但是，他當時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以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陶的問題卻一再升級。
1967年9月，姚文元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點陶鑄的名，指陶為叛徒，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頭上。毛認為該文“極好”，兩次為該文加批語，並且擬定文章的標題。
事實上，陶對於“懷疑一切”既有過模棱兩可之中隱藏的不同意，也有過明確的支持。在陶倒台以後，這筆帳完全算到了他的頭上。而在陶平反以後，一些歌頌他的人又完全否認陶支持過“懷疑一切”。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頗。陶與“懷疑一切”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的問題，此處限於篇幅，不做深入闡述。
1968年，毛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還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曆史上有問題。”1969年11月，陶鑄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後，老幹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複職、落實政策，但是始終沒有陶鑄。
1973年，在給陶的妻子曾誌落實政策的時候，有人問及曾誌的問題，毛說：“曾誌有什麽問題，陶鑄是陶鑄。”在否定曾誌有問題的同時，仍然肯定陶有問題。
直到1976年3月毛去世前不久，江青還在十二個省區座談會上說：“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那是陶鑄的” 江青的這個講話毛是知道並且作過批示的。毛去世後不久，江青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說法。所以我們說：“打倒陶鑄”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五、結論
陶鑄的“上升”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圖在於以林彪、鄧小平、陶鑄的三架馬車代替劉、周係統。但在林彪的壓力下，鄧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出局。這個時候，以陶代替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後陶鑄對於文化大革命言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態度都令毛日益不滿。相比之下，周對於文化大革命則是更順從毛的旨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采取更加“忍讓”的態度。
當毛已經對陶暗示甚至明示要他離開中央以後，陶仍然堅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圖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左右文化大革命，與中央文革小組無法相處。於是毛作出了打倒陶的決定。在毛尚未決定以何種方式來打倒陶之前，江青、陳伯達搶先將這一決定公之於世。
陶鑄倒台使得周的作用暫時更為重要，地位暫時更為鞏固。
陶鑄倒台在毛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時也是毛至死不悔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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