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明德
寫於2007年於紐約哈德遜河穀
一
素描課我們有甲，乙(女)，丙以至更多的指導老師教授我們這些剛跨進藝術殿堂的學子。在聽完取景，布局，構圖，要忠實於對象，要畫出物體的質感、量感、空間感的講解後，我開始對著一組石膏幾何形體素描了。
不知過了多一會兒，甲老師站在了我身後，我感到芒刺在背，他不經我的同意從我手中拿過削得尖尖的，用砂紙打磨過的2h鉛筆訓斥道：
“不對，不對，透視錯了，好好看看，看仔細了。”
我看見甲老師飛舞著鉛筆，他用橡皮擦抹去素描紙上我畫上去線條，並畫了好多好多被說教為中軸線、視平線、透視點、輔助線的忠實於對象的石膏靜物，把鉛筆交回我手裏後要求我接著畫下去。
我手握著鉛筆，正猶豫我該從哪兒下筆呀?這時乙(女)老師已站在了我身旁，嘴裏叨念著：
“錯了，錯了，不是這樣的。把筆給我，我畫給你看看。”
當我把鉛筆交到乙(女)老師手裏後，我己感到手心汗濕了。頭昏昏然隻聽見乙(女)老師甜甜的音調：
“注意看這是中軸線，這是視平線，這是透視點，這些是輔助線，這樣畫下去就忠實於對象了…”
我看見橡皮擦在素描紙上飛舞，又看見鉛筆在擦過的素描紙上畫出了好多線。這時，我就象一個犯錯後正在接受教訓的學生，低垂著頭，不僅手心汗濕，背脊也在冒汗了，我無言以對。
當我接過乙(女)老師遞還給我的2h鉛筆，眼前隻是模糊一片。我看到的與乙(女)老師的就不一樣，乙(女)老師看到的與甲老師的也大相經庭.。我正在左右為難，搞不清究竟是甲老師對，或者是乙(女)老師正確，我該依照誰為標準?
丙老師迎麵而來，笑容滿麵問我為甚麽不動筆?我找不出回答的字眼，額頭上開始冒汗兒了。
丙老師回頭看了看我畫板上素描紙上的東西，又看了看石膏靜物，提高音調說：
“錯了，錯了，透視錯了，比例錯了，整個畫麵錯得一無是處。來，拿筆來，我給你示範一下。”
又一次橡皮擦在素描紙上飛舞，鉛筆在素描紙上畫了好多好多線。
當我接過鉛筆時，隻聽見，
“繼續，接著畫吧，要忠實於對象!”
我畫甚麽呢?怎樣畫?為何而畫?在漫長的習畫過程中，我慢慢成熟了，獲知了一個真諦，為了要忠實於對象而畫，就是放棄自我，這個主體的人，我自已。
二
四川美院大門斜對過有一廢舊物品收購站，由幾個年過半百屬成份有曆史問題的老人主持。這是一間簡陋的竹棚搭建起來的收購站，而不配稱作門市部了。
我常去光線陰暗的收購站光顧，理由是我發現這裏常常有我喜歡讀的書，那是一些別人看過了，收藏在家會有被抄家的風險，因為它們是封、資、修的東西，而以人民幣1毛錢1斤給賣到這裏來了。
一些世界名著、畫冊，雖然破舊，依然令我眼睛一亮，興奮不已。我會用1毛2分錢1斤把我看中的寶貝們買過來帶回宿舍，讓它們陪伴我。
那年月是些什麽光景啊，那些進入了權力中心的造反派首領們，那些工宣隊、軍宣隊、我的同學們、老師紛紛與我劃清界線，無中生有，黑白不分，栽髒陷害，把我視為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反動份子。
一天上午，太陽火辣辣的當空，我正在收購站挑選我愛讀的廢舊書籍時，從門洞進來一個人，扛著一大包用麻繩捆得嚴嚴實實的書，透過15瓦燈光線照射我看清了這人是美術史係的老師，李來源先生。
這捆書足足有30斤重，當李先生接過賣書所得的人民幣3元錢時，我就因眼前看到的4個字“(內部發行)”而激動不已。甚麽是內部發行就是你該知道的可以看有一個限製級別,大多數中國老伯姓沒有資格不可以看,這是當年毛**施行的文化專製主義.
我當著李來源的麵匆忙解開捆綁的麻繩，讓那些藏而不露的書名一一展現出來。這些關於西方美術史、現代藝術緒流派的文章譯文,如同美食被餓狼看見，我不顧一切撲了上去。
李來源發現了甚麽，惡狠狠的訓斥收購站不該把這些毒素的東西流傳出去，並轉過身來對我教訓一番.
說：“這些都是西方沒落、黃色、反動的東西，現在批判，肅清流毒還來不及，你還要去看這些壞東西，你不可以再受毒。”
我答道：“我不讀，怎麽知道它們有毒呢?因為你讀過了，才配作老師.我呢，讀過了這些美術史上的東西，才能辨別甚麽是封、資、修的東西的貨色是怎樣的窮凶極惡.”
在這些書裏，我第一次認識了康定斯基、馬克爾,青騎士、橋社等表現主義流派。在今天，我仍高歌自由領導著我們前進，直到永遠。
三
1949年9月的一天，雞叫時分，我出生在重慶市歌樂山下嘉陵訌畔的沙坪壩。我的母親是紡織廠的織布工人，父親是紡織廠子弟學校的教師。我們共有六姊弟妹，我排行老二，家中連同外婆共九人住在帶廚房兩間計十八平米的居民房裏.
我們這個村有個好聽的名字——民主二村。直到我二十二歲時，遠走甘孜藏族自治卅石渠縣，之後風風雨雨的滿世界裏摸爬滾打，那個“中國有個民主二村”，永遠成為了我心中的記憶。
我三歲時, 那一年清匪反霸, 鎮壓反革命，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如火如荼。太陽火辣辣的當頭，高音嗽叭唱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街上擠滿了人，我擠在人群中看見一輛接一輛的大卡車上被捆綁著好些叔叔伯伯，背上插著打了紅叉，寫了名字的木牌。我被告之他們正在解放軍的押解下遊街示眾，然後到珊瑚壩去集體槍斃。
我被嚇得驚荒失措，匆忙往《民主二村》的家跑去。家裏隻有外婆一人，我緊緊的地抱著外婆想要躲在外婆的懷裏。我帶著哭喪的聲音，臉上還掛著嚇出來的眼淚，語無倫次地反複說呀說呀，小手指著大街的方向。外婆好不容易聽明白了她三歲小外孫想要說的話：
"快去告訴毛主席，快救那些就要被押到珊瑚壩去槍斃的叔叔伯伯，不然就來不及了。''
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毛主席是大救星，隻有毛主席才能救他們。此時我的外婆巳嚇得說不出話。
好些年後，我才明白外婆是被她的孫子的我說出要毛主席來救那些被集體槍斃的叔叔伯伯這樣的童言嚇蒙了。
好多年後,在我15歲那年,得知我的外婆是逃亡地主婆。那是1964年.正是那個全中國人民歌唱中的人民大救星一聲令下，我可憐的外婆被押送去了農村，那個她曾嫁給外公生話的地方，渠縣一個極貧窮落後的鄉村，在貧下中農監督改造中過完她的殘生。
我的笫一任夫人閆家鑫在兩歲時，她的生父時任渠縣教育局督學，幾乎也是在那個時候被鎮壓了。當槍斃的刑埸還未解散，通訊員徒步帶來了上麵終止行刑的最新命令，但人巳死了不能再活過來了。他的名字叫做王得勝，時年三十三歲。
我八歲那年，就讀重紡二廠子弟學校二年級時，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天早晨我背著書包走進課堂，六年級一班教語文的丁老師在昨天晚上被公安局抓走了，罪名是右派份子的消息傳遞得沸沸揚揚。
丁老師是學校裏最好的老師之一啊，他的一個兒子名叫丁國偉，是我小學的同班，後來小學畢業後不再升學了，因為他不再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已被加注了狗仔子的符號,不得再升學獲取學校教育,這是當年毛**施行的教育專製主義的惡果。
一天中午放學，當我走到民主二村村口，隻見村裏唯一的廁所外圍了許多人，還有好些穿製服的公安。我聽說男廁所裏有人寫了反動標語，是甚麽反標內容沒人告訴我，人人都不敢直說。我已嚇得心跳突突，總覺得人人的目光在盯著我，仿佛寫反標的人就是我。
此時我產生了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也要親眼看一看反標寫的是甚麽，怎樣寫的。
廁所的背麵緊靠一阻圍牆，旁邊緊挨著一棵楊槐樹，此時牆上、樹上己站滿了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有男也有女。心生意念的我不顧一切使勁往人群中擠，擠向楊槐樹，爬上圍牆居高臨下，透過廁所設有玻璃的窗口，我看見了在蹲位的木板上用白色粉筆寫的五個歪歪扭扭的字
“打倒毛主席”。
我終於親眼看見了反標內容，讓我從容的那五個字跡歪歪扭扭的反標，巳經印在我腦誨裏了。
當天下午，學校全體同學們就象考試一樣危襟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每人發了一張白紙用鉛筆書寫：“風吹樹倒，打倒美帝，毛主席萬歲。”
當我在聽寫每一個字時，反標的每個字筆跡就請淅出現在我眼前，我有點得意揚揚，很沉著地把每一筆劃遠遠的與反標劃清界線。
校長、教務主任、及穿公安製服的人穿梭在各間教室裏察看巳寫好的卷子，我慶幸地通過了。不過在我人生漫長的歲月裏遭遇到的種種危難就設有這麽幸運了。
四
2007年9月18日下午，在南京藝事後素現代美術館，一個叫作嚴力的人，自稱是詩人兼畫家，在接受朱朱的訪談中提到了我.
不知他是酒後胡言亂語，還是沒睡醒說夢話，或者，就是想當然的信口開河：“最早我記得四川成都的一個叫徐明德，把他的畫掛在民主牆，是那種潑墨的有形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從來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薛明德，重慶市人，我一直以來都是搞油畫的，並且是以表現性畫風著稱於世。
法新社，路透社當即對北京出現的薛明德這一文化現象，作了現場采訪，登載於《費加羅報》、《每日電訊報》上的電文：“……-這是西方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的現代藝術;……這是中國文藝複興的起點。”(1979年3月4日)
有個叫做徐曉的，她是在書齋裏做文章的人，在她的文章裏也提到了我，把我稱為來路不明的人。這下好了，北京市公安局就以這個理由把我給綁架了，抓起來關了監獄。
我怎麽會是來路不明的人呢?在西單民主牆舉辦的巡回露天畫展的前言，明明白白寫上了我的家庭地址：重慶市沙坪壩區石小路17號附27號。
1989年2月，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我與旅居法國的木雕藝術家王克平不期而遇，他當即拿出一本《星星畫展10周年紀念冊》交在我手裏，說：“這是剛結束在香港舉行的畫展，給你留個紀念.，裏麵有黃銳的文章寫到你是第一個在西單牆搞畫展。他寫了一些不實之詞，你就不要計較放在心裏了。”
他還對我說：“在國外，首先麵對的是生存問題，而不是藝術。”
黃銳回憶星星畫展的文章前後20年出現了2個版本，我一直尊從王克平的善意不去計較，現在我麵對2個版本時,我就很計較了，很在意了。
我在此看到了一個虛假，猥褻的怯弱麵孔，鼻梁上掛著汗珠，透過眼鏡後麵的眼珠躲躲閃閃,讓我想起這是當年星星畫會會議結束後,黃銳雙手緊握言歡之狀仍掩飾不了的內心慌恐的表情.此人謊言稱我在會議上大發闕詞,連<<今天>>的編委們都忍不住了出麵幹涉我的發言.
星星畫會本是自發的同仁畫家的社會活動,何來的新當家人?是不是要北島,芒克成為主席,書記一樣的人物,好在事發之時至今不太久遠,當事人大多幸存,看一看有誰站出來與你編造曆史?
這次會議有於美好參加,她也有送畫星星畫展在北海畫舫齋的展覽.她應是最信賴的曆史見證人 她人格優雅高貴,可是之後星星裏沒有她的位置,黃銳的星星畫會從未提起過於美好。這裏看成是黃銳把星星當成了他的私產隨意處置.
藝術家本應是有道德之人,你象人做的事說的話嗎?
1994年在紐約春節聚會上北島向我真誠至欠是他對我的許多誤解表示請我原諒,可是黃銳並沒有懺悔之心仍然處在陰暗的生活之中洋洋得意.
我是一個外來人。在北京城那段100米長的西單民主牆開了先河，舉辦了從重慶到北京的巡回露天畫展，展出油畫80餘幅，多少人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北島不也在留言簿上留言：“向薛明德致敬!”
那個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當學生的陳丹青在簽名處寫道：“向薛明德致敬，你是中國美術界的驕傲!”
聽聽油畫展品的標題，就那麽擲地有聲：《那邊的陽光》、《五月的熱情》、《惡夢》、《獻給1976年4月5日的歌》、《紅綢裹屍》、《奮鬥》、《願望》、《苦寒的大地》、《雨蒙蒙的黎明》、《母愛》、《苦楝子樹》、《動蕩不安的歲月》、《騷亂的青春》、《墓地上空》……
由於這個緣故，我成了東四十四條76號《今天》的常客。黃銳邀請我去他家前後有2次,我記得是在白搭寺附近的破舊胡同裏,最後一次前往是因為要為現代藝術展準備展品(此時星星還未命名)。
他畫了變體的圓明園，讓我瞧瞧不同於以前的習作，他是想得到幾句讚美之詞。結果呢?
我說：“我看不出你現在和以前這種轉變是怎樣發生的,這之間沒有必然關連，要畫怪異的畫得有現代不同於傳統的怪異的觀念,也就是心靈感受到的形式美。所以從畫麵上看，是手到了心沒到，你隻是想做得象現代派那樣。我不喜歡你這樣畫的。”
我把真實的看法講了出來，這就是真象。
以後成為了我被攻擊，中傷，最後與星星分離的直接原因。甚麽叫做忌妒,黃銳做了最好的腳注.
當然，還有一個令黃銳幸災樂禍的原因，6月13日晨3點，我被北京公安局非法逮捕，秘密關押，迫使我不能再參予星星的後期活動了。可是被黃銳說成被甩掉，去掉了心腹大患。
我在北京被非法綁架了,有人想發起對我的聲援示威,劉青北島因"莫須有''反對,黃銳以我不是畫畫的沒有藝術價值而站在了當局的一邊.這則消息被美國之音報道了.北島向我道欠就包括了這一事件.
我才氣橫溢，遭到不學無術之徒的嫉妒。黃銳正是這種人。
他在文章裏寫到：“…… 結構卻一塌糊塗。”我是搞油畫的，麵對調色板就是麵對色彩結構，一個筆觸連接一個筆觸，那不是色彩結構是甚麽?
他寫道：“我的朋友都跑到薛那裏去了，為他喝彩。
在黃銳眼裏的結構應是對象客體的質感，量感，空間感，那樣的物理結構才不會一塌糊塗。
幾年前，我去紐約上卅威徹斯特作客，畫了主人家的房子和周圍的樹，還有草坪，池塘。畫完了，一個叫做伍承德的教授先生對著油畫看了又看.
說：“畫中的房子看起來好象要倒要倒的樣子。”
我當即回複道：“我畫的房子又不是住人的，是審美的。”
我這裏舉了這個例子是想告訴不學無術的黃銳，你到現在還不明白，藝術是甚麽玩意兒，到處吹牛，說自己是藝術思想家，你何來的藝術思想?真不知羞辱,不知恥到人類文明發展史也沒讀過 ,活了60年仍停留在初中還未畢業的識字基礎上。
就是如今，在網上看到他畫的仍是被他曾經稱謂的習作，還自封裝置，觀念，行為藝術的開拓者。我看他是整個的大雜燴。當今中國風行假冒偽劣，是不是可以比照比照直麵人生，好一個侏儒的黃銳。
當我寫到這裏，我越發可憐他起來，因為忠實於藝術的緣故，下麵還有好些章節與他有關，我隻能做到一點，對藝術思想的清算，如此而已。
黃銳在第一個版本裏寫了薛明德的女朋友於美好，借她的口大罵薛明德不義。可是眼下的第二個版本裏怎麽找不到了，被刪除了，是不是心虛，良心發現，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總是可以胡作非為而內心無愧。
五
於美好：久違了，我寫這個章節是為了紀念過往的深沉歲月留下的辛勞和悲哀。因那個黃銳的星星回顧文章中，先後2個版本都不痛不癢的寫到了你的緣故，我被觸動.
在接受老橡樹獻給58歲的我的禮物之時，我現在不得不把它打開。懷帶感恩之情，感謝過去曾有過的好時光，因了繆斯的光照，榮耀與衷心的祝福，讓我們一起回到從前，回到難忘的1979年。
3月2日，下午，你出現在萬人攢動的人群中，你因要找巡回露天畫展的主持人，我來到你的身邊。這一天，是我從千裏之外的家鄉重慶來北京城這個長不足100米的西單民主牆舉辦油畫展覽的初始.
你說，看到張貼在王府井街口中國照相館旁的廣告，關於這個私人的畫展，聯想到會是街頭馬戲那樣的東西。你當時的工作單位在頤和園照相部，職業是在暗房裏修理底片，正在中國照相館培訓。
當你看了這一批畫在紙板上大小不一的怪異的油畫時，你受到了感動。我從你對我的信賴，感到你升華的審美美感直覺不吐不快的欣慰而消除了陌生感。
在黃昏暮靄，在北京3月的寒風吹拂下，我被你微微擺動的披肩長發，在長安街華燈初放的照射中，好似撒落了串串紫羅蘭色的珍珠一樣，甜美的吸引了我，我們談了很多，一見如故，那一刻成為了好朋友。
幾天之後，我接受怡和公司駐北京飯店5035房辦事處，金發碧眼美國公民黎德的邀請，連同展覽的油畫進了警衛森嚴的北京飯店作客。我在與你通電話時，你說有你的油畫想拿給我看看。一陣不可言狀的喜悅，我說，好，我就來見你。
在王府井街口，在中國照相館對角的街邊，你匆匆打開浴巾包裹著的，你珍愛的，經你的手描繪的油畫。它們都是畫在一張張硬紙板上，是那種相片包裝的紙板。
我幾乎是半蹲半跪，心跳加速，我能聽到心博的咚咚聲，熱血沸騰，我激動不已。天呀!這是甚麽油畫?!之前，在眾多同行中我不曾見過的唯美、單純、不同凡俗的構圖樣式，飽滿的色調，明朗的色澤，透出淡淡的憂鬱，幽遠無盡的神秘混合著高貴與平和，至善至美至誠的自覺……渾然天成的自由。
對了，是自由的心境引導著你，也隻有當你手握畫筆時，你是自由人，當你放下畫筆回到暗房，進入到世俗中時，自由也離你而去。
我從你所有的油畫中，看到了你在呼喚自由，你想成為自由人，你應成為自由人。
6月的一天，大約是我們相識100天時，你突然失蹤了。三天後我去到你的家，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你的父親在這裏教授英語。
我遭遇到了麻煩，在扣留數小時盤問後，我機智的應變與對方三人周旋後，得以在放行時告之：於美好現在隔離審查，不可見外人。
幾天後，6月13日晨3點，我被非法逮捕了，他們把我裝進了一輛綠色的上海牌轎車。29年過去了，我仍記得這輛車牌號碼：31-22338。
從那時起，你離開了我，難道永遠我們不再相見?我打心眼裏不信。你的藝術，你的油畫，你的身影和微笑，那全部的印象化成暴風雨後西邊天際的彩虹。
在1993年前對我的專政脅迫的艱難困苦時，一次一次陷入牢獄災害，是那彩虹的美麗，安慰、鼓舞我這個不羈的拓荒者去追尋彼岸的新的希望。我現在生活在北美大陸多麽期待著某一天你的到來,追逐你的夢想成為自由人.
有熱心人問我自由了嗎?我捫心自問自答：15年前，踏上北美大陸美麗的土地，我在通往彼岸的荒原中，我自由了，成為了自由人!
六
北京城的夜晚，靜謐，安詳。綠色的上海牌轎車載著像一隻落入陷阱的野獸樣的我穿過空曠的街道，他們把我送去到了北京城的北邊，德勝門外大街1號——功德林監獄。
說它是監獄，前身建造於大清帝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劍先生就被囚禁於此，最後，生命在這裏結束，上了絞架。而今眼下呢，它好像又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監獄，它被民政部掌管，更多是收容各地來京**的蒙冤者。
可是像我這種人，是被公安局一處(政治保衛處)抓捕的罪犯嫌疑人，也就有了兩種身份：盲流，即社會閑雜人員;反革命，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所以在沒有逮捕證、搜查證、拘留證，無須告知親屬的情況下，我被關押在約7平米的囚室裏。
一天兩餐，上午10點鍾，下午4點，準時開飯。有一個半斤糧的玉米窩窩頭，一碗漂著幾片白菜葉的湯，天天一樣。我一邊接受洗腦，一邊接受公安偵訊。除了每天上午，下午提審，周末就是開大會，政治學習。
第一天的審訊我記得很清楚，我把它詳細的記錄下來。一張寬大的台桌上鋪著墨綠色的絲絨布，分別坐了審訊我的3人，我另坐一個低矮的小凳。他們在我麵前為我放了一包香煙，是牡丹牌的，因為那時我抽煙。
審：你叫甚麽名字?家住哪裏?多大年齡?
薛：我叫薛明德，家住重慶市沙坪壩區石小路17號附27號，今年30歲。
審：你知道，你犯了甚麽罪嗎?
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點，你們秘密地綁架了我，把我關押在這裏，我將不能再畫畫了--……
審：甚麽?甚麽?你怎麽不可以畫畫了?你的手又沒有斷。
薛：是的，我的手沒斷，但是，比我的雙手斷了更利害的是你們抓了我。我當然清楚，這個世界將少了一個藝術家，我會像一顆慧星那樣在漆黑的夜空中劃出一條美麗的弧線，然後消逝了。不管有無犯罪證據，我注定將在囚禁或流放中，自生自滅。所以，我不可以再畫畫了。
審：你隻要好好配合我們，把問題講清楚，前途仍然是光明的。黨的政策曆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薛：我沒有甚麽要坦白交待的，我沒有犯罪，你們抓我關在這兒。你們憑甚麽抓我，搜查我的住宅，為甚麽不通知我的家人?
審：你現在首先要端正態度，明確自己的身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個人利益都要讓位給國家利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我們現在是以國家的名義正告你，接受對你的審查……
薛：我不接受這種審查方式，我拒絕回答你們的提問。我覺得很奇怪，對於一個藝術家，不是文化藝術部門的學者、專家來與我交談，聽聽我的聲音。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生活的藝術家盡然沒有屬於自己的自由。他一旦表露出了自由的願望，就必得遭受打擊，陷害，以至付出全部的生命。
審：你都把問題的後果想得這樣嚴重，那就講給我們聽聽。我們有耐心，時間掌握在你手裏。
薛：我要是不說呢?
審：那好辦，你甚麽時候說清楚了，我們認為通過了，你才能從這個大鐵門走出去。你剛才說甚麽來著?綁架?我們可沒有綁架你呀，我們國家沒有綁架二字。正確的說法是請你來說請楚，當然帶有強製性。你究竟做了甚麽?犯了甚麽罪?
七
不久前在網頁上讀到了北京的畫家馬可魯的《無名年代》，其中寫到：“記得還有一位從四川來的畫家薛明德，在美術館外露天展出作品，遭到警察的驅離。他幾乎來過我們每一個人的家中。他那時畫許多肖像畫，頗有科科什卡繪畫中那種神徑質的激情。跟所有人聲稱他在寫他和他妻子的如何偉大的愛情的交響樂。”
3月5日，我的巡回露天畫展在中國美術館外東側的公園裏圍了一圈，收取參觀費1毛錢。有很多人向我提問，各種話題都很有趣，比如對毛**的評價等等。有來自河南安陽的劉二安等人熱心地幫忙粘貼，把展品掛在繩子上，他還拍攝了一些現場照片，後來曾寄住重慶我的家裏。
來了一位穿警服，自稱姓唐是派出所所長。他不想看到在他管轄的地盤出亂子，例行公事地把我訓斥了一番，觀眾鼓燥起哄，大都是同情、支持我的。
麵對這個新生事物該如何處置?剛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思維的氛圍下，唐所長並沒有驅離我，而是在他匆匆離開時讓我晚上8點鍾去派出所見他。
八
詩人黃翔的《狂飲不醉的獸形》(節選)寫於1985年9月28日，在93年夏天交給了貝玲，3年後發表。下麵的這些話是關於我的，很有意思，我一字不漏的抄錄於此：
“還有一個人現在已經消聲匿跡。在那一時期給我的印象卻很深。他叫薛明德，四川人，是一個曾一度喧囂一時的青年畫家。
他的繪畫作品當時很引起中外人士的興趣。人很狂，但更多的‘瘋’在語言和留得很長的頭發上。我還來不及窺探他的靈魂是否顛狂，如凡高。
當時北京出現一麵牆，它自然地得了一個乳名叫‘民主’。它曾活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的詩《民主牆頌》和政論文章《論曆史人物對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等就誕生在這麵牆上。我的這篇政論文是直接評價毛**功過的文章。
****任畹町、薛明德，還有王軍濤等人都是這麵牆上很活躍的人物。”
1985年，我還在四川忠縣，與那個長江上名楊四海的石寶寨相隔100餘裏地的金華山勞改農場裏與世隔絕。北京京劇院舞台美術家鄭傳恩先生曾寫信給我，還寄油畫棒來。很快他被北京公安局告之不可與薛明德寫信，有礙他的改造。這樣的情景我能不銷聲匿跡嗎?
為了要畫畫，我用同監舍多餘的囚服，被單做成畫布。顏料呢，也自己來做。我一直關押在嚴管隊，且是一個不得外出勞動的囚徒，我就讓一些外出勞動的難友收工時為我收集一些各色野果、野花、木炭末等。我就用紗布將它們包起來榨汁，去醫務室要了鬆節油、凡士林等調和起來，成為可以作畫的顏料了。有時我把黃泥用水浸洗，用紗布過濾，放入各色汁液，放在洗臉盆裏待幹，做成色粉條來作畫。
管理幹警雷正發以我製炸藥嫌疑，把洗臉盆連同要做成的顏料沒收了。
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說我是因畫畫犯罪進來的，為了不使我繼續犯罪，就是不允許我在勞改農場裏畫畫。他們也把這看成是傳授反改造的伎倆而一次次打擊我。
1979年初的北京有幾個留長發的人?北島還因我的長發不順眼，找理由說:這長發會成為公安局抓捕的顯著目標。言下之意，如他那樣小平頭就不會引起特別注意了。
那麽，寫我“瘋”在語言和長頭發的黃翔先生，而今不也是披肩長發了嗎?你瘋或不瘋，這是一個精神病理學上的俗稱。當然，黃翔先生與我隨便說說隻能看成是頭發長，見知短，除此而外，別無任何實質意義。
至於“瘋”在語言，是因為我總是說了再想，而不像黃翔那樣，想了再說
。至於說到我的靈魂是否顛狂，巡回露天畫展那麽多油畫作品，出自心靈酷愛自由的寫照，還需要你費時費力的去窺探?
為甚麽一定要拿我去與凡高比，為甚麽一定要以靈魂顛狂的藝術家那樣來看待我呢?
其實，黃翔恰恰搞反了，我們曾經曆過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三麵紅旗、大饑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這些個周而複始的顛狂年代，我是清醒的，我知道我在畫甚麽，怎樣畫，為何而畫。我自己不同流合汙，不顛狂的理由是自由的可貴。我用獨特的語言，用審美美感直覺的熱情喚起人們的善心，在專製暴政的苦難歲月裏我歌唱自由。
九
1979年4月，四川省美術家協會主席李少言率領文化藝術代表團去了日本訪問，遭遇到日本媒體詢問有關薛明德在北京舉辦私人畫展的相關新聞，他無言以對。
回到北京，在回答公安局抓還是不抓(薛明德)的問題時，他答道：“要抓就不要放，要放就不要抓。抓了又把他放了，更抬高他的身價。”
1979年10月，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躍邦在批複北京、重慶兩地公安局聯合專案小組對薛明德事件審查材料上寫道：“文化部，美協，關心薛明德，看看他的繪畫藝術是否真有價值。”
1980年5月13日前6天，在文化部302房藝術局辦公室，局長華君武第二次與我麵晤。我告訴他，北京公安局又要逮捕我了
。華君武笑容可掬地對我說：“怎麽會呢?不會的!你是搞藝術的，我們會保護你。”
我仍堅持說，我已聽到風聲，我隨時就會被抓起來。
華君武打開辦公櫃其中一個門，取出一份文件，是關於薛明德事件的調查報告，上麵有中宣部部長胡躍邦的簽字。他眯了眯眼瞅了一會，然後板起臉對我說：
“好，是這樣，我們文化部有兩個考慮，1. 把你安排在頤和園對外繪畫小組;2. 安排你去文學藝術研究院。
但是，你要明白，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公有製的社會，我個人說了不算數，要通過組織渠道才行得通。你先回戶口所在地，由當地政府逐級上報，把你的個人檔案上報到了我們這裏，文化部就可以出麵接待，安排了。”
我對上麵一席話沒有當回事，仍堅持說我隨時會被逮捕。華君華提高嗓門懇切的說，仿佛是在宣布一個真理那樣，肥胖的臉上泛起了紅光：
“要是公安局再抓你，就是法西斯獨裁專政。”
華君武講的這些話還未在耳際消逝，一個星期後，時間是1980年5月7日晚上10點30分鍾，我再一次被北京公安局一處綁架了。
這一天的午後3點，我離開東四76號，去不太遠的東四浴室洗澡。途中遇上一個叫田國剛的北京青年同他的女朋友，他們是我在民主牆舉辦巡回露天畫展時認識的藝術愛好者。我被告之當晚7點鍾天橋劇院上演歌劇《茶花女》，他們巳買好了票，我當即答應我也會去的。
我到了天橋劇場買了票，時間還早，我就去附近的飯店買水餃吃。因我沒有帶糧票，她們不賣給我，我也就隻好餓著肚子了。
此時，我感覺到有人在跟蹤我，還不隻一個人。有一個老者拎著一個黑色的塑料提包，嘴角叼著一隻煙鬥卻沒有點火，他老蹲在我的對街正前方，不時地打量著我。與此老者不遠處，不同方向都有目光直直盯著我，我隻是沒有當回事。
很快，有趣的事兒就發生了，田國剛和他的女友來了，當他們聽我說還沒有吃晚飯時，田國剛立即去買了一大包香草餅幹(需要糧票)遞在我手上，權當我充饑的晚飯。此時，預備鈴聲響起，他們二人就先進場去了。
我想買3毛錢一份的劇情說明書，右手邊有一個窗台，我把那一大包香草餅幹放在窗台上，麵對與窗台90度的櫃台我付了3毛錢拿了說明書，掉頭一看，那一大包香草餅幹不見了。
我看見一步之遙有個劇場工作職員，請問：“看見我放在窗台上的一包餅幹沒有?我轉身買說明書時不知被誰拿去了?”沒有人告訴我是怎麽回事，也沒有人看見發生了甚麽事，我沒有找回那一包香草餅幹,香草餅幹成為了便衣警察的假想間諜情報而拿去了.
中場休息15分鍾，我見到了田國剛，告訴了他餅幹不見的情形，他又要再去買餅幹，被我勸止了。不過，他還是去買了3瓶飲料和2塊巧克力給了我和他的女友各一塊。
演出結束了，我與田國剛他們二人分於後去乘106路電車回東四十四條76號。電車到站我下了車，點燃了一支煙，拐進了十四條胡同，我突然聽見背後有人大喊：
“站住!站住!”
我不以為是與我有關，沒有停下來。這時在我前方橫裏衝出來4個年輕人擋住我的去路，身後奔跑的人由於太急，停靠得太近，他的手有力的打在了我肩膀上，手上的煙掉落在了地上，我彎下腰去檢拾起來。這時我的頭腦活躍起來，明白了當前的處境，他們是衝著我來的，我將又一次被抓被關押。此時我很冷靜，問：
“你們要幹甚麽?”
對方回答：“你是住這兒的嗎?”
我答：“我住在這兒，76號。”
對方粗暴的說：“你是這兒的人嗎?。我們要看你的證件。”
我回答：“證件沒有帶在身上，要看，去76號，證件放在劉念春的家裏。”
此時，在昏暗的路燈下，我看到黑壓壓的一片，穿著灰色棉大衣的一群人，他們瞪著仇恨的惡光，要我跟他們走。
從胡同十四條走出來到了大街，他們一群人圍成一個大圈把我圍在中間，不讓電車和其它車輛通行，也不讓行人靠近。我隻能以微弱的聲音吼叫：
“我抗議非法綁架，我抗議非法逮捕。”
很快一輛吉普車急馳而來，停在我的身邊，我身後2個健壯高大的便衣警察把我推進了後排中間座位，在我左右各坐了一人,把我擠在中間。我又一次被送到了德外大街一號——功德林。
十
舊地重遊，又一次進到功德林。又躺臥在熟悉的木地板，嚼著香甜的，一點不美味的玉米窩窩頭，喝著飄了幾片菜葉的湯，眼睛盯著鐵門鐵窗，腦中思緒仿佛變成一股輕煙，飄飛到了西單民主牆前的巡回露天畫展——1979年3月2日的場景。
“叔叔，這是媽媽給我的兩毛錢買糖糖的，我不買了，給你去畫更多更好看的油畫。”
小姑娘的手舉起兩毛錢交在我手裏，我立刻把她抱了起來，周圍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歡呼聲。小姑娘告訴我，說她今年4歲。
我知道小姑娘的媽媽站在不遠處仔仔細細地打量著我，一個披著長頭發的外來人，畫了那麽多歌頌生命的油畫，多不容易，難能可貴啊!當我寫到這兒時，光陰似箭，已過去了29個年頭.
小姑娘早已長大成人了，這麽些年你過得好嗎?我多麽想送你一幅油畫啊!這個心願一直陪伴著我在功德林失去自由被囚禁的日子。
一對年輕戀人來到我麵前，麵露笑容對我說：“我們是一對戀人，很快就要結婚了，我們喜歡你的油畫《五月的熱情》''。
腦海裏浮遊著少年時曾熟讀的詩句：‘風景年年如舊，流水喲，請你莫把光陰帶走’。
"它象征了我們的愛情，熱烈，歡快，單純。我們沒有太多的錢，是二級青工，工資加起來不足100元，因為我們很喜歡這幅畫，我們商量後打算用戴在腕上的上海牌手表，以及身邊的這一輛鳳凰牌自行車與你交換，不知你同不同意?”
我被他們的一席話感染了，還未把心裏想說的話說完：“我當然願意，但不是交換，而是把這幅《五月的熱情》贈送給你們。''人潮擁擠得把我與這一對戀人分開了，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了，我連他們姓氏名誰也不知道，地上倒下一排一排的自行車。
就是在今天，我仍能清晰地回憶起那時的情景。我多麽想能再見到他們，這一對幸福的戀人。
請你們接受我的祝福，我定會把29年前的遺憾補償，心願實現。
我已不再年輕，因為這件過往曾經發生的事刻骨銘心，為了永恒的記憶，我要高呼：愛情至上，愛情不朽!
鐵門晌起開鎖的聲音，我聽見叫我的名字，薛明德，提訊。
我低頭走向審訊室。
十一
在《打撈詩歌的日子》裏，新京報記者劉晉鋒與唐曉渡作了訪談，我是在新浪網新浪論壇看見了這篇文章中的我，還登載了我畫的一幅肖像.
那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期，1989年人民解放軍開進了北京城，開槍鎮壓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悲壯的人民****。在一次百萬人大遊行，在舉著文藝界大旗後麵，我看見了走在隊伍中的曉渡，他也看見了我，我們都很激動，都在振臂高呼，反貪腐，要自由，要民主!
1989年8月的《詩刊》封二登載了我作的油畫《無題》，旁邊是嘵渡為我的油畫寫的一首詩。
很快，重慶市公安局一處的人找上門來。
一處：“你知道甚麽雜誌上發表了你的油畫嗎?”
薛：“聽說了，還沒有看到，好哇，這是好事，在國家刊物上登載我的作品，證明了我的藝術得到了國家的承認。”
一處：“這幅《無題》是甚麽時候畫的?畫中的含意是甚麽?你怎麽認識唐曉渡的?這幾個問題你必須如實回答。”
薛：“為甚麽要我做不願做的事呢，如果我不回答那又怎樣?”
一處：“那好辦，給你換一個地方，就不是到你家裏來隨便聊聊，你當然清楚，你巳不是兩三次與我們打交道，可油著咧。”
薛：“我不歡迎你們到我家裏來，有事找我，拿傳票來，我會去公安局見你們。這麽多年了，我受到多麽不公正的對待，你們仍不放過我。”
因為這些原因，曉渡在清查**運動中被詩刊社作了政冶處分——記過。
我印象中的曉渡溫爾儒雅，總是以微笑對人，我沒有看見他對人對事紅過臉，發過火。
一天，我邀請曉渡、芒克來我在北京東三環樓子村農家院租住的家裏吃便飯，我能做一手道地的四川菜。飯後，我提議曉渡做模特爾我來畫一幅肖像。
如他所說，繪畫過程隻用了40分鍾，畫得像極了。但我並不喜歡，抱怨說：
“我要的效果不是這樣，我不是給曉渡畫標準像，而是要畫成……”
我邊說就邊動手，大筆一揮，三幾下下來就成了現在這樣了。嘴裏仍不停地說：
“曉渡的公眾形象是笑容可鞠的學者模樣，我看到的卻是曉渡內心的孤獨與憂傷，這些人格品質深藏不露，正是這幅畫所要的效果。”
曉渡生不逢時，他的才氣大可以把他的文學，詩，評論的事業做得更紅更亮。**的槍聲後，他在內省時的麵部情愫正是內心的流露。那麽，我畫曉渡不正是他的精神寫照麽?!
曉渡接受了我的意見，他說：“真實的我如你揭示的那樣，我是孤獨的!內心世界有不為外人道的痛苦，痛苦裏包裹著對未來的憂慮，憂慮著明天，憂慮著希望，憂慮著鮮花美麗的開放。”
十二
1980年4月，我專程去貴陽見一些曾在北京民主牆活躍的人物，如：秦曉春，楊再行，莫建剛，方家華，李家華,黃翔，尹光中等。因為尹光中與我是同行加之印象深刻，我就來談談畫家，莫若說是民俗陶藝家——尹光中。
1979年3月2目，我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率先舉辦個人油畫展覽，這個消息很快經在北京的貴陽啟蒙社，解凍社傳遞給了在貴陽的尹光中先生。
這樣，尹光中等五人帶上了他們的油畫乘火車興致勃勃趕到了北京。在北京青年任之俊的素描——70年代肖像畫在民主牆展出後，緊鑼密鼓登場了，依然場麵壯觀，熱鬧非凡。
當然，任之俊，尹光中等人照例都一一在北京公安局榜上有名。後來，任之俊從一家工廠安排去了朝陽區文化館，成為了專職畫家。
尹光中大我幾年，家住貴陽，我第一次去見他時，他的家庭成員共7口人，夫人很漂亮，是農村戶口，共育有五個孩子，老大是女兒，老麽是男孩，老大要幫做家事，照顧弟妹。
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風俗，觀念始然，老麽理所當然受寵，常常使得姐姐，哥哥們心理忿忿不平。
一家之主的尹光中呢，他每天得騎洋馬兒，也就是自行車，去他任職的鄉村小學上班，他擔任4年級算數老師，月薪不足50元人民幣。他抽8分錢一包的經濟煙，麵部皮膚粗糙，顯然是長期營養不良引起。
我與他相處很愉快，說到高興處，難免歇斯底裏大吼大叫，率真的哭和笑。我們外出去寫生，也對著錄音機自編自導自演各自的角色，台詞即興發揮，又生動又明快。
我第二次途經貴陽已是數年之後，真是如同俗語：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而今的尹光中因當年在北京民主牆搞了畫展,現在被貴陽市政府收編,成了貴陽畫院專職畫家，評定為二級畫師，政協委員，住三房二廳的洋房.
他喜歡貓，家中有大小波斯貓20多隻，全身雪白閃亮的毛，眼眼是蘭色綠色的，躺在女主人懷裏，溫柔又可愛的樣子，好討人喜歡.
他在貴陽畫界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尹光中洋洋自得地告訴我，他使用的尼康相機是2萬多人民幣買的.牆角擺放著一台鋼琴，是在麽兒5歲時為他準備的，一些琴鍵因受潮凹下去，音色已失真了.
老尹不再畫油畫了，為了掙錢去畫了不少的廣告，收入增加了很多，抽的洋煙是萬寶路，如今已是烏槍換大炮。油畫那玩意兒是外來的泊來品，不如他現在搞燒陶，搞出名堂來。
所謂尹光中燒陶，來自貴州山區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鬼神魍魎的圖騰，簡言之：地方戲劇中的鬼臉殼就成了燒陶的文化底蘊，這就構成了尹光中的精神依托，如醉如癡。
又過了些年，尹光中突然托人給我帶信來，邀請我加入尹光中燒陶，打進國際工藝品市場，至少可以一本萬利，名也跟隨其中，尹光中如是說。
我沒有回信，我也沒有再去貴陽見他了。
最近在網絡上看到一則消息，尹光中獲邀參加星星二十八周年紀念，或者回顧展.他人一到會就痛哭流涕，不知他哭甚麽，為何而哭，是為命運的不平，還是哭自己生不逢時?!
為了眼前的名利,放棄了人生的理想!哭泣吧,哭吧,痛痛快快哭吧男兒有淚不說彈隻是不到傷心處.
十三
再見了，功德林!再見了，德外大街一號!炎夏的八月一天晚上，此時離香草餅幹突然失蹤已三個多月，我被告之今晚乘火車離開北京，由三個公安人員押送回重慶,北京警察強行扣壓我身邊帶的錢來付了40元火車票。其實，火車票早已購買好了，所以我不同意扣我的錢。最後，他們連收據也沒有給我。
三天後的早晨，火車抵達重慶車站。重慶市公安局一處已有三人在月台上等候我的歸來，我們一起上了一輛吉普車，開車去了重慶賓館。
把北京來的三人安頓好後，吉普車就繼續上路了。我突然發問：
“我的一隻電子手表被他們其中一人拿去了，要不要幫我要回來?”
頭頭姓鄧，他們叫他鄧隊長，他聽我說完，停頓了片刻，左手一揮：
“掉頭”。
吉普車又一次來到重慶賓館，鄧隊長叫坐在我右邊的他的助手下車去把電子手表要回來。我不斷的挖苦道：“公然的貪汙，連一塊爛手表又不是歐米茄，都看得上眼，下次打交道我真戴一塊歐米茄，看他們眼不眼紅。”
鄧隊長聽著我發的牢騷話，擺了擺雙手說道:
“你不要說得這麽難聽,行不行。”
電子手表終於回到了我手中，那年頭，中國很少人看見多功能電子手表，物以稀為貴，所以，他們貪小便宜不值得大驚小怪,貪汙和腐敗在今天更被視為常態,反之,會被看成不正常.
我心裏想又要去到老地方，當年國民黨囚禁共產黨的監獄，歌樂山下的鬆山，重慶市公安局收容審查站，緊靠著白公館、渣滓洞。1979年我在北京被綁架後，就被押送到這兒關押審查了3個多月。
我一邊想一邊說：“我可否回家去取一些生活用品及換洗衣服?”
在功德林關押三個多月，就一身單衣單褲外，別無它物。我留在十四條76號的私人物品，連同換洗衣服也不被充許取回。鄧頭頭笑咪咪的說：
"你還想著去鬆山啦，別忙，先看看你的態度怎樣?就不忙回家取東西了”。
吉普車停在了我的戶口所在地，沙坪壩區小龍坎派出所，把我像一件包袱一樣交給了派出所所長，通知我的夫人閆家鑫速來擔保，把我領走，帶回石小路17號附27號的家。臨走時，鄧頭頭放鬆了語氣對我說：
“明天上午10點鍾，你準時到街道辦事處來，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會來見你，為你安排工作。”
第二天上午10點鍾，我去到街道辦事處，該來的負責人都已來齊了.每人麵前都放著有蓋的茶杯。
當我走進會議室，還沒落座，辦事處的黨委書記李同誌遞給我一隻設有蓋的茶杯，不停的表示欠意：
“請不要介意，就剩了這個缺蓋子的茶杯了，我叫秘書好好洗了洗，很幹淨的。”
就是這個李同誌，當年，1978年8月，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寄給我研究生報考表並附有一信：“薛明德，請填好研究生報告表後由當地政府出俱證明一並寄回給我們。”蓋有兩個大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生招生辦公室。
他看了後，惡狠狠的對我說：“信是給你私人的，不是給組織的，不作數，你是有問題的，是政治問題，沒有資格考研究生”
現在由他來主持，宣布會議開始，由一政工在旁記錄。各自通報了一下姓名後，重慶市勞動局職務是科長自稱姓呂的發話了：
“你，薛明德，在北京，調皮搗蛋，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不就是要工作嗎?好，我今天專程就是來為你安排工作的。你說，甚麽單位適合於你，電影院，百貨公司，文化館，你自己選……”
我打斷了負責人呂科長的發言：
“你這個同誌有點奇怪，我甚麽時候在北京調皮搗蛋了，我怎樣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了，為了要甚麽工作?重慶市有那麽多待業人員，你不去為他們安排工作，你今天來不是恩賜甚麽工作給我，隻是完成你上司分派給的的任務，這還得要看我願不願意配合呢”。
市公安局一處頭頭鄧坐在一旁聽不下去了，強壓著火氣，說：
“薛明德，說活客氣點行不行。”
我回答道:
“你為甚麽偏坦這個姓呂的負責同誌，是他先侮辱我。其實很簡單，大家坐在一起開會，就是平等的協商，求得一致的意見，最後的結果是大家都滿意。現在看來，我不接受對我工作的安排，我先得休養一段時間，我的身體在關押時受損嚴重，暫不考慮工作。”
會議在結束時，負責人呂科長說：
“你可以自己去聯係單位，在重慶市範圍內，隻要有部門要你，這是我的電話號碼，你隻須打電話給我，我就會把指標撥過去。”
接著，他把一張紙遞在我手裏，上麵寫著他辦公室的電話。
我一直未使用過，這是他從沒想到的。
不久，我向重慶市政府申請，注冊《黑牛畫店》，一路開綠燈，繳了執照費後，據稱這是中國最早的私人畫店在我的住家營業了。
這裏曾接待過奧地利、法國、美國來重慶觀光的國際友人。
又過了不久，重慶市政府以有礙市容觀瞻，居民點不適開商店為由，趁《黑牛畫店》無人之機，公然侵犯公民的權利，用鬥大的白磅紙覆蓋了黑牛畫店4個字。新生的第一個藝術家工作室,畫室,兼畫廊不得不短命了.嗚呼!
十四
1981年6月10日早晨，太陽剛剛升起來，我們一家三口正在吃旱飯。兒子木林還差2個月滿9歲，他就讀石橋鋪小學二年級，夫人閆家鑫在小龍坎菜市場旁租了一攤位做拷邊的生意，我在家不是畫畫就是讀書，這被看成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
該上學，該上班的母子二人還未出門，隻見一穿公安製服，聲稱是本地段戶籍民警，未出示任何法律證件，比如傳票，就進到房間叫我跟著他去石橋鋪派出所。
公事公辦的語氣說：“政府現在幫助你解決問題來了。”此時，我的家剛從石小路17號附27號搬來石新路10號附10號4樓不久。
5月13日，我收到奧地利維也納的好朋友，弗裏德利希·蔡特爾寄來的信，內有數10幀照片，還有一份邀請函，內容大至如下：奧地利國教育部長將率文化藝術代表團，前往貴國與中國政府協商，策劃一個由中國青年藝術家薛明德、王子武等前往維也納國家藝術館舉辦現代藝術展覽會。
在寄來的照片中就有幾張是展覽館內，外景觀資料圖片，其它的包括有我的油畫，我與蔡特爾的合影，還有一張是他在奧地利國的全家照，以及蔡特爾的油畫。
在近1個月的時間裏，我曾走訪文化局、美協、公安局一處，是為了尋求政府的幫助，我一直懷著對中國政府的信任，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支持我的藝術事業，至少不要設製重重障礙，不要太多的打擊，好使我的油畫藝術成果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服務，這些是我真實的情感，真實的想法，我看成是一生美好的願望而不屈不饒。但是，正像詩人閆家鑫的詩中流露出的那樣：“倦眼不忍風雲變，人間空留少年心”。
公安局一處找我談活,
問:“如果中國政府同意你前往維也納舉辦畫展，你有何感想?”
我答曰：“我會感到很高興，很驕傲。
這裏麵有二層含意，第一，隻要我的畫展在維也納開幕，就是一種成功，這種成功是我不斷努力進取的結果。
其次，如果我的油畫被收藏家高價競買，換回的外匯將用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以上是我很高興，很驕傲的理由。”
一處：“要是中國政府不同意呢?”
薛：“這種情況常常發生，我經曆過，不足為奇。你們不時告誡我，要以大局為重。甚麽是大局?就是國家利益，個人利益要讓位於國家利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在這裏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有的，隻能是服從。這是你們評判大道理的標準，我隻能聽從，你們怎樣來幫助我?我隻好耐心地等待。”
一處：“好，你這種認識，這種態度是好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目前還很窮，還很落後，大多數人還不能接受你的油畫藝術。當中國發展了，大多數人都欣賞你的油畫藝術了，到時，我們派飛機把你接到北京去。
現在呢，你除了孤芳自賞外，你還必須向我們講清楚你的目的，你的目的何在?我們打交道也不是一、二天了，我們始終沒有搞明白你所謂藝術的目的?!”
我說：“目的非常清楚，我的油畫藝術的目的，也就是目標，一開始就指向美。
比如射箭，箭頭始終瞄準靶心，用力，再用力，把箭射向靶心，這就是目的。”
藝術家麵對的目標就是美，美就是目的!”一處：“藝術的目的怎麽會是美呢?藝術是政治的工具，它是為一定的階級，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的。你用你的藝術來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反對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所以，你的藝術目的就是反動，反革命的。”
我提著一個小包，裝上蔡特爾的信和所有照片跟著來我家對我、兒子、夫人的麵說政府現在幫肋我解決問題來了的戶籍民警離開了家。
出了家門，這一步成為我在這個家留下最後一個腳印的終結。從這一刻起，我的希望，我的幸福，我的明天將隨著腳步的遠去而全部破碎，被踐踏，被埋葬。這個以愛情至上的家庭被徹底擊碎了,來自集權主義還有黃銳等無數的幫凶.
十五
重慶市的野草畫展，最初是在石小路17號付27號，我的家裏開會，到會的有楊勝利，張仁強，張奇開，張達星，彭進，邱萬東，薛明德等人，時間是在1980年11月。我因為要去北京處理一些事情，走之前留下話說一個星期返回。
不想出門在外，時間上就有了變動，這都是因要辦的事情不得不延遲幾天離京，我為了這事寫信回家告訴了夫人閆家鑫，她把這封信的內容轉告了楊勝利，楊勝利先生不知為甚麽在轉告張仁強先生時說：薛明德從北京寄信來說，野草畫展要以薛明德的名義，薛明德的旗號。
我把這個看成是開玩笑，當不得真，其中自有其澳妙.可是張仁強先生卻把它當真了，不僅當了真，進而在同仁畫家中間大量散布流言，說我沽名釣謄，是個人野心家。
本來的野草畫展應該是在之前會議上取得的共識：以沙坪公園為基地，在舉辦了第一屆野草畫展後成立野草畫會，向政府注冊成立合法的社團組織。定期舉辦同仁畫展，不定期舉辦個人畫展，經常召開學術研討會，出版野草畫會季刊，群策群力使野草畫會興興向榮，有生氣，有活力，進而帶動和提高重慶市人民的文化藝術水平。推舉四川美術學院馮星平先生為會長，等等事項。
我剛回到家，張仁強先生就來拜訪，他是特意來我家看那一封信的。
還好，信頁連同信封均在，張仁強仔仔細細讀完了，僅有一個延遲幾天返渝的內容外，沒有讀到有以薛明德的名義，以薛明德的旗號之類的文字。
作為交往10多年的畫友，他曾有恩於我，但在這件事情上，他沒有向我道欠，也沒有向參予野草畫展的同仁們澄清真象，任我蒙受不白之冤。
更有甚者，在我不知情時，把我與野草畫展隔離開來。野草畫展在沙坪公園舉辦，我沒有送畫作去參展。
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幹涉，強製把馮星平先生的參展作品《魂》從展牆上取下，開了天窗。整個畫展也就提前結束了。
在閉幕會當天，一些支持我的畫友，來我家邀請我赴會，我就跟隨一道去了沙坪公園野草畫展廳。
主持人張仁強突然發難，衝著進門剛坐下的我，說：
“你不是野草會員，沒有邀請你，請你離開。”
他的夫人冉隆霞也站起來說：
“剛才有會員帶外人來也被叫出去了。”
在我身邊站起來好些支持我的人，有楊勝利、邱萬東、彭進等人堍著我的手臂不準我離開，並且對張仁強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會場亂成一團。
會後，鄧廷梁，綽號叫鄧大漢的，他是西南師範學院教授曆史的學者，他有作品參加野草畫展，為了此事與我交談了一番。鄧大漢：“聽張仁強說，野草要以你的名義舉辦，有不有這回事?”薛：“有,但不是事實!沒有的話，你會找我問起這事嗎?”
鄧大漢：“張仁強與你交情十多年，為了共同的事業，大家鬧得這麽不愉快。”
薛：“事情的起因不在野草，早在巡回露天畫展時我邀請他參予，他拒絕了。野草由他來主持，顯然就容不下我。楊勝利借我從北京寫信之機開了一個荒唐的玩笑，在這個玩笑裏有楊勝利的個人主張.以後的事我就不想說了。那封信的內容張仁強親眼看過，你們一直以為我是個人野心家，張仁強到底他要做甚麽，你們去判斷好了。”
有一本書叫《海外看大陸藝術》作者是留學法國的台灣人，我有幸讀過。其中有寫到我與野草的分岐，還有好些文不對題的描述，說我被四川美術學院開除等等。我與野草有何分岐，至今我仍不明白分岐在哪兒,真正的分歧在於價值觀的不同取向。誰在說謊,30多年過去了,笑到最後的是舉辦巡回露天畫展,前言開篇寫到的,藝術是一門學會真誠的功課的那個信實的不為名利隻為捍衛藝術的權力和藝術的樂趣的,叫做薛明德的這個人.
十六
羅中立，你懺悔了嗎?!
在重慶市沙坪壩重慶紡織廠地區出了兩個公眾人物，一個叫作薛明德，即作者本人，另一個叫作羅中立，即是本文我要直麵的人物。
此人中年得誌，得意，得勢，官位做到了四川美術學院院長，重慶市美術家協會主席，抱欠，恐遺漏官位恕不一一羅列。多年前，還因油畫《父親》獲金獎，名揚四海。
我們同在歌樂山中學成為校友，你高我兩班。你德才兼備，勤奮好學，會吹笛，會拉小提琴，遊泳、羽毛球、足球、田徑你都算得上是好手。記得一天下午課外活動，你熱衷跳高運動時發生意外，膝蓋受傷。後遺症是你的身高不能控製地瘋長，得靠注射針藥得以恢複健康。你身高在1.8米上，體重在170餘斤，圓臉，五管端正，逢人露出笑臉，經常是懷抱大部頭世界名著，還是學生會主席、團委書記甚麽的。
後來，我們在四川美術學院附中又成校友。你是63級，我是65級，我們都排行老二，我被你叫做薛二娃，我則叫你羅二。
轉眼1966年8月，我們正在家中度署假，院領導來信通知速返校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天上午，校園的鍾聲響起，全院師生員工在小操場集合。隊伍中有同學高喊把院長王頌鹹楸出來示眾，緊接著李有行、沈福文、肖建初、張心瑞、馮建吳、馮星平、馬一平——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已分子，一個一個被反手押在背後，低頭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
我看見你，羅中立，站在被揪鬥的老師——馬一平麵前，左手瑞著一個粗瓷碗，右手握著一個爛布團，布團在裝滿墨汁的碗裏沾了黑墨汁，就往馬一平老師的臉上塗抹，墨汁順著大花臉往下流淌。
我仿佛看到了納碎，黨衛軍式的羅中立在那些低頭請罪的走資派，那些個個膽顫心驚，誠皇誠恐，受盡百般淩辱的老師們麵前得意揚揚。
當天夜晚，我悄悄去到馬一平老師的房間，帶去我，一個學生對老師的安慰，我帶去了自已寫的一些小詩，一些美的理想。我輕聲頌讀著，是想讓受傷害的老師減輕傷痛。
羅忠立，你為你的瘋狂、野蠻、殘忍，曾傷害無辜，懺悔嗎?!
你還用你握畫筆的手製造了這個世界的冤假錯案，我蒙受恥辱，迫害至今成為了悲情浪漫主義者，悲情中的慘烈與你不無關係，你難道不會在惡夢中膽顫心驚。我寬恕了你，而你呢?羅中立，你懺悔嗎。
十七
1979年3月10日，晚上10點鍾，我去北京車站接車，是重慶開往北京的10次特快列車，車長，乘警，列車員等人與我要好，我經常乘坐免費火車去我想去的地方，他們都很照顧我。
列車長把我叫到一邊，悄聲對我說：“畫家，最近有北京公安局，重慶公安局來重慶客運段調查你的社會關係。”有列車員對我說：“他們還去了四川美術學院調查你過去的曆史。”
1978年10月，我曾返回四川美術學院，去到正門處塑有魯迅先生坐在藤椅的雕像的馬列主義紅樓二樓黨委辦公室裏，當我說明要求為我蒙受的不白之冤落實政策的來意時，一直坐在桌前看人民日報的---楊晴天，這個山西南下的黨棍，三朝元老，不倒翁，曆經多次政治風暴而不衰，如今心狠手辣，滿腹毒計，以整人害人爬上了革命委員會付主任的寶座，突然站起身來，三步並著兩步走來我身邊，伸出兩隻手緊緊抓住我的右手，握了又握，口中念念有辭，點頭哈腰，真象一隻老狐狸給雞拜年。
他說：“我們可以找當事人重新為你鑒定，寫一份新的檔案。但是呢，原來的材料不銷毀，不撒出，仍然保留在檔案袋裏。”
我斷然拒絕了，這叫落實政策?胡躍邦先生在天之靈聽了我的悲愴哀嚎的無助歎息聲，也會為之動容啊!之後出現薛明德事件調查相關曆史檔案提供了我反動的基礎。
1970年3月四川美術學院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軍管會宣布，薛明德停止分配工作，隨師生連去五七幹校邊勞動改造邊接受審查批判。
這之前的1969年9月，同樣是全院師生員工大會，由呂樹中老師宣讀薛明德罪狀,軍管會白團長宣布，交由群專押送去集訓隊。關押了47天，這期間我連一個字都沒有坦白交待，更別說悔罪認錯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失去自由，我被暴力毒打，如同像雷鋒叔叔那樣說的：對待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他們給我的結論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
這是毛**的“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都可以在裏麵得到解決”，真正應驗了他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獨裁權力者的異想天開,視法製為虛無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真實寫照”.
五七幹校校址在涪江邊銅梁縣境內與合川縣接壤處，原是西南農學院分院，現在屬13軍0022部隊炮兵團。有旱地1000畝，水田1000畝，主要種植玉米和水稻，也種紅苕，葫豆，洋蔥，西紅柿等蔬菜，還有一大片廣柑林。
由一些農場工人耕種，不像公社農民那樣，而是拿月薪，每人約40元人民幣。
一幢四層樓的灰色大廈就是西南農學院分院的全部房產，四川美院師生連還加少許工宣隊，軍宣隊的成員都擁擠在這幢灰色大樓裏，一個房間放四張床，上下鋪。夥食按部隊軍人標準，每月口糧45斤，13元人民幣。生活作息準軍事化，早起晚睡軍號聲發命令，用攴、出工、收工、開會、學習一律集合排隊報數喊口令。另有紀律，不得單獨外出，不得超過距離200米遠，須2人同行，等等。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飯後，我擰著畫箱沿著田埂向涪江邊走去，我想去畫自由的天空和天空下搖擺著的狗尾草。
我正在輕聲背頌:“在遠方，大海笑淫淫，浪是牙齒，天是嘴唇。不安的少女，你帶的是甚麽，把你的乳房矗起?唉，先生，我帶的是大海的水。烏黑的少年，你賣的是甚麽，和你的血混在一起?……”(洛爾伽,西班牙詩人)
突然，身後傳來叫我的聲音，惡狠狠的“薛明德”聲波傳入我的耳朵：
“轉身，停止向前，馬上回連部”。
我看見呂樹中站在4樓一個窗口，那裏是連部，他是叫我去他那兒接受訓話。一個有風的，陽光溫暖照射著的田野，還有我的好心情隨即落幕。從此我再也不可以擰畫箱去寫生了，他們訓斥我要明確自己的身份。
在五七幹校，我低頭站立接受革命群眾對我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揭發批判。共有3位老師發言，其中有馬一平先生，曹世逸先生，呂樹中先生等，他們把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惡之花》中的2首詩：1仇敵，2憂鬱病，強加於我，說是我寫的反動詩詞，是醜惡靈魂大暴露。
這些所謂的反動思想的證據，來自於一個叫羅國卿的工宣隊，他從農村去當兵，轉業到重慶建設機床廠，現在成為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到四川美術學院來領導複課鬧革命了。
學生宿舍裏有一些蘇聯畫家的油畫複製品，同學們則對他說這些是阿爾巴尼亞的東西，他笑著接受一次一次的欺哄，一次又一次被那些稱為臭老九的同學們百般戲弄而不知羞辱。
就是這個羅國卿，他非法搜查我的宿舍，象強盜一樣拿去我的日記本，俄漢辭典及普希金詩選。在日記本裏有我抄錄的波特萊爾詩《惡之花》。這個證據成為了我停止分配工作的理由。
他們把我當成了壓迫和剝削的奴隸，我在五七幹校裏幹了半年農活，除了吃飯，沒有一分錢酬勞，四川美術學院難道不是現代的奴隸主?楊晴天是其代表。在共產黨的天下，有了楊晴天這樣的政客，有了羅國卿這樣的痞子，將永遠暗無天日。
9月的一天早晨天天讀後，還未早攴，楊晴天向我宣布，立即返回學校，有行政職員在學校專門為我辦理畢業分配的手續，並由一個叫做範季陶的一路小心護送，我當即表示強烈抗議
“停止分配工作，下放五七幹校是通過全院師生員工大會宣布的，現在卻悄無聲息的叫我離去，這種偷雞摸狗的作法也太下作了吧。”
我就這樣結束了學生生活，踏入了社會，首先進到了陌生的，充滿神秘，好奇，多恣多彩的甘孜藏族自治卅，先後去到石渠縣，康定卅圖書館展覽館，康定汽車運輸公司等工作，最後，我被石渠縣驅出，被運輸公司以除名比開除公職好聽為由,自動離職處理後成為社會浪人,成為了中國為藝術為愛情為理想為了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背負了為藝術而殉道的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