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開<<若無辛亥革命中國早就實現憲政>>的畫皮
--薛明德
引子
李澤厚，劉再複在之前共同發表了宣言：<<告別革命>>。
縱觀中國社會2000年來的獨裁、專製的封建統治，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就是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也都被視為改革,我們由此斷言，李澤厚，劉再複對革命的定義是不確定的，與我們對革命的理解大相徑庭。
劉再複告訴我們：“永遠不要把'無知'當旗幟”。可是，李澤厚，劉再複是中國“有知”的化身。舉的是馬列的“吃飯”的大旗，吃飯是第一性的，物質是基礎，在這個基礎打牢實之後，再來從事文學、藝術，文學、藝術隻是政治，統治者的工具，“ 在改革中要保證政府的穩定”(李澤厚語)。
李澤厚，劉再複割捨不斷狼奶，這才是犬儒們搖尾乞憐的動因，發自真心。
劉再複說：“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在哪裏”。
我們的解讀是，劉再複曾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另外還有好多官位。1989年後流亡西方，因選邊站而一足失成千古恨。
劉再複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仍在失去的體製內官位上，如果曆史事件重新來一次，這個感概，“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在哪裏”就不會在劉再複身上滋生，會是另一種演譯。
李澤厚，劉再複是中國黨文化的代言人，決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自由人，隻是蛀書蟲，從來也沒有把知識當成真理的旗高舉！
現在劉再複在美國科羅拉多落地生根，李澤厚卻選擇了落葉歸根，返回中國上海落戶，我們讀到的<<若無辛亥革命中國早就實現憲政>>就是李澤厚日前發表的白皮書。
正文
李澤厚說：“如果有人問，你對辛亥革命有何評價？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早就實現憲政了”。
薛明德說：“辛亥革命的曆史使命是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我的回答是，沒有辛亥革命，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清王朝的統治下。
曆史老人沒有李澤厚說的“如果”，一切假設都不會還原曆史真象,這裏的曆史唯物主義，總是以唯意誌論去解釋曆史，唯意誌論者並不是李澤厚，而是專製主義的暴君的毛思想，所以，包括文藝在內的一切上層建築都必須為獨裁者服務。
李澤厚說：“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
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述辛亥革命的前因後果，把辛亥革命說成是偶然性。清朝準備立憲時 “ 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變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
1976年9月9日，暴君毛死掉了，如果他早死10年就好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不會發生了；如果他晚死10年也好了，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了。
曆史可以這樣來重新布局嗎？！李澤厚，荒唐不荒唐！
我們提出的革命，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權分離，多黨參政，議政，普選，議會製，在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為中國大陸提供了良好的參照係，就象當年孫中山先生說的那樣，曆史潮流，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李澤厚說：“如果沒有毛**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為什麽一定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一定，世界上也沒有那麽多必然的事情”。
我們說：從認識論出發，一切都是可以找到因果關係的，因果關係決不因偶然發生，我們通常被或然性引導走向不可知論，就是不可知論的神秘主義也隻出現在文藝的審美，而與思辯分庭抗禮。
李澤厚說：“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並沒有加速現代化，而是相反”。
薛明德說：辛亥革命後建立了中華民國，103年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正在加速現代化，主要表現在政治現代化。
李澤厚長篇大論：“辛亥革命延遲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它從反麵證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
李澤厚說：“我本身是革命的參加者，我有資格“告別革命，我在湖南參加學生運動，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薛明德說：“我本身是革命的參加者，與大多數中國青年學生一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入死，向睡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份子的赫魯曉夫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但是，我們在以革命的各義下，作出的瘋狂的，野蠻的行為，決不是為了革命，因為我們不知道甚麽叫革命！
李澤厚能夠說當年參加學運是為了革命嗎？劉再複，李澤厚有資格“告別革命”，不是很可笑嗎？
李澤厚說：“我提出社會發展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是不是李澤厚生了一個老大叫經濟，生了排行老二叫自由，再生一個老三叫正義，最後生了一個老麽叫民主。
如果真是這樣排序，世界該是一個什麽樣子？
就拿經濟來舉例，過去中國人很貧窮，所以勤儉持家很光榮。我的畫家朋友工資隻夠基本生活，沒有多餘的錢去買書，訂雜誌，看電影，聽歌劇，也沒有錢去買顏料，畫布，畫框。
現在發展經濟，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摸到石頭過河，就下海去掙了不少錢，再用錢去滾來更多的錢，錢再多也是無止盡的呀。錢可以使鬼推磨，可是人性的貪婪，不得不淪落成了金錢的奴隸，他的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在哪裏？
在商言商，是以贏利為目的，今天經濟發展了，揭露出來的貪汙腐敗，權錢交昜，道德倫喪，地溝油，無以複加，李澤厚給出的社會發展的四順序，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一切惡果都與理論權威的李澤厚們脫不了關係。
李澤厚說：“我發現，'文革'不就是法國大革命嗎”？李澤厚毫不掩飾的鼓吹：“支持開明專製”，更進一步煽布“一個惡政府也比無政府要好”。
法國大革命旗幟是自由領導人民，法國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宣告了封建專製統治的結束，法國人民的進軍號響亮地吹奏起不自由無寧死！！！
專製，是封建統治的代名詞，再開明的專製也是皇帝，皇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得犯上，這就是李澤厚要的秩序，要的開明的專製，暴君毛是明君嗎？李澤厚要的開明的專製在哪裏？！
“一個惡政府也比無政府要好”，李澤厚能不能告訴我們，甚麽是惡政府？1957年的反右；上世紀60年代之交，數千萬中國人民因食不果腹，非正常死亡；25年前長安街上的槍聲……李澤厚是否老年癡呆症，踺忘症，失憶症了。
甚麽是無政府？李澤厚的無政府在哪裏，恐怕隻有在你的惡夢裏才有。
我們想往無政府，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讀到的：當社會財富高度積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共產主義世界裏消滅了私有私，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家庭，國家也消亡了，那時就沒有國家機器的統治者，無政府了。
“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中國現在還是貫徹得比日本要好”。李澤厚把中、日拉在一起來比較後作出是、非判斷。在這個句子裏用了“貫徹”二字，是在告訴我們 “平等、正義”是一種黨文化政策在李澤厚的闡釋中成為了黨章，而非個人的社會行為的道德規範，是絕對個人的價值觀而必需經李澤厚來宣導，貫徹執行。
“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要過200年以後才能做到”，這個人，李澤厚行文中指的是孫中山先生。
我們認為，一個人，比如暴君毛死於1976年9月9日，這一天就可以蓋棺定論了，何須等上200年以後。
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在二戰中失敗時自殺身亡後，我們就可以“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是法西斯惡魔；
斯大林死於1953年，不久，在1956年蘇共20大全會上，赫魯曉夫總書記的報告裏揭露了斯大林的殘暴、種種罪惡而大白於天下；
1978年11月在暴君躺臥水晶棺裏兩年後，**的11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建國方針，完全就是與暴君毛思想背道而馳，足以從反麵對暴君毛“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
羅馬尼亞的黨魁齊奧塞斯庫的結局是暴屍在絞刑架上“真正客觀評價這個人”……
李澤厚自我標榜?是忠實的馬克思信徒：“隻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馬克思的影響，誰也改變不了我”。
馬克思是經濟學家，窮其40年完成了<<資本論>>。作為一個馬列主義的創始人，他想要的是用暴力推翻私有製的舊世界，去擁抱公有製的新世界。新世界的確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體係，一個思想庫。
後來的繼承人列寧以<<國家與革命>>的綱領，率先在蘇俄以暴力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70多年後，這個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物質基礎終於倒蹋了，蘇維埃不複存在。
我相信沒有人想去改變李澤厚，恰恰相反，李澤厚正在不以於力地想開曆史的倒車。
“有些人就怕不穩定”。李澤厚在耽心甚麽，“ 在改革中要保證政府的穩定”怎麽保證？用甚麽去保證？？在改革前，在改革中，不是有強大的專政機器在運轉，小至街道、居委小腳大媽，大至城管、派出所、武警、野戰部隊通力維穩。
為了穩定，這不，中宣部發文要求扺製西方的普世價觀對穩定的危害，李澤厚正迫不及待地行使著黨文化的職守，“革命其實並不容易，而改良則的確更難”，李澤厚這篇5000餘字的宣言書在其結尾處仍在混淆視聽，蠱惑人心。
李澤厚難道可以把革命和改革混為一潭，評價誰優誰劣？我們說革命和改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對象物，性質兩樣，
李澤厚想要的：“關鍵就是怎麽樣改變執政者，讓他們做一些具體的事情”，直接表述應為李澤厚恢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的資格，重新擔當哲學研究所所長約職位，那該多好啊！
07.25.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