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與政治 by 王嶽川

    《中庸》第十八、十九、二十章這三章的共同性在於，轉入曆史的闡述、印證，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來說明聖人處事合乎中庸之道，並且逐漸展開對儒家綱領和個體修養的方法的論述。

（一）聖人續接的禮治規範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孔子說，古代帝王中最無憂無慮而快樂的就是周文王，因為他有賢良的父親王季，而且有聖明的兒子武王。父親開創大業，兒子又把事業繼承下去，所以他不會再有什麽憂愁。周文王是快樂的帝王，而周武王繼承了太王、王季、文王的功業以後，沒有僅止於此，而是穿上了戰衣去討伐商紂王，一舉奪得了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周武王以正義之師討伐獨夫民賊。他並沒有因戰爭而使自己的名聲損害，相反卻是揚名於天下，成了天下的聖君。他被尊為高貴的天子富甲海內，得到社稷宗廟的祭祀，子孫永遠在他的輝煌感召下繼承他的偉業。周武王承受天命做天子時年事已高，周公輔助周成王繼承了文王、武王的大業，以天子之禮來祭祀先公先祖。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周公把這種禮儀、秩序、規矩推行到諸侯、大夫、士人和庶民中。父親如果是大夫，兒子是士或者知識分子，父親死了以後，用大夫的禮製來安葬，祭祀時則用兒子的士的禮製來對待。如果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那麽父親死了以後，用士的禮製來安葬，而祭祀時用大夫的禮製。守喪一周年，達於大夫，守喪三年，達於天子。至於父母親的喪服，則沒有貴與賤的區別，天子君王和老百姓都是一樣的。在今天這樣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中按什麽樣的禮製安葬，周代已經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這一部分不去過多探究。隻需要清楚：古人是聖德相傳，所製定的規矩和禮儀使得人人各得其位，生、養、死、葬，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名分。

《中庸》第十八章闡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聖德相傳，周公旦又製禮作樂輔佐成王。這些在孔子看來都與中庸之道的標準相符合。正是他們的行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業才得以延續。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孔子說，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說是最孝順的人。孝不是飲食之道——讓父母親不乏吃住之用還不是孝。孝是要善於繼承前人的誌向，把他們未竟的事業往前推進，這才是大孝道。從這個角度來看，周公春秋兩季舉行祭祀的根本意義在於，對祖先偉業的歌頌體認，對祖先未竟事業的努力張揚，對祖先製定的政策的重新闡釋，也是對今天和後人的一次提升教導。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繕祖廟，還是把過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陳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擺設出來，獻上新鮮的時令水果，以表示後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種製度規定，這個製度就叫做禮。

周公認為祭祀宗廟時需要有禮製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這些禮製包括：“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廟祭祀的一種禮製，就是區別秩序，區別先後的秩序。大致上說有以下幾種，一是排列官爵區分貴賤，位高輩尊者走在前麵。二是在同級中排列職事區分賢與不賢能幹不能幹，部門重要不重要。三是勸酒喝酒的敬法，應是晚輩敬長輩，以顯示出先祖的恩惠下達。四是飲宴時依據頭發的黑白來排列座位，即在飲酒宴會時不太恪守等級秩序官位爵祿，而是注重年齡齒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後，升起先王的牌位，舉行先王留下的祭禮，演奏先王的音樂，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愛戴先王所愛戴的子孫和臣民。這樣，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還延續。這就是所謂的大孝至孝。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嚐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先王製定的祭天祭地的祭禮是用於祭祀皇天厚土的，要報答天地人神的生養死葬的恩德。宗廟的禮節是侍奉祖先，要報答其不朽的功德。這些似乎是人和人之間，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間，人與上天之間的複雜的關係，但處理這些複雜關係不能隨心所欲，而是有一整套禮儀來加以製約。在儒家看來，祭天是祭皇天厚土，祭地是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禮節和大祭小祭的意義和方式，治理國家就變得很容易了，如同看手掌上的東西一樣清楚明白。

《中庸》第十九章闡述了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順的人，他們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廟，行孝悌，確立了用禮來治理天下的原則，並讓這種思想星火相傳。這些從小處開始積極作為和嚴格要求，是與中庸之道的內在精神相契合的。

（二）中庸之政的人文關懷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魯哀公向孔子請教什麽是政治。孔子說，周文王與周武王推行的政治措施都記錄在當時的簡牘、木板和竹簡的典籍上麵，可以去考察去解讀。聖明的君主和臣子存在，政治措施就能夠實現，聖明的君主和聖明的臣子不在，政治措施就難以實現。聖人賢臣施政的道理，就在於讓政治立竿見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樹，讓樹很快長起來的道理一樣，要迅速見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蘆葦一樣容易成長。國君想處理好國家的政務，關鍵在於人才。得到了人才就要去栽培，而栽培就必須修養他自身的品德，修身就應該是用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集中體現在仁愛之心中。在“仁者愛人”中，愛父母是仁愛中最重要之事。人應該從愛自己的父母開始，一個人如果他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卻聲稱自己愛國家愛人民，是虛假不真而絕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庸》認為愛自己的父母，是實行仁愛千裏之行的第一步。

孔子提出修中庸之道要以仁為前提，孔子很多次談到“仁”，其中有微言大義。“人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德離我們很遠嗎？不遠。隻要我心裏想達到仁，就會心想事成。“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因為天地寬闊、心裏坦蕩。“樊遲問仁，子曰：仁者‘愛人’”。仁者是去愛人，無論是親人還是陌生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道德修養高的人安於實行仁，聰明人知道怎樣去利用仁，這就是仁。“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在困難麵前先去做而後獲，在論功行賞時退居人後，這就是仁，而這樣的人當然就是仁愛之人。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所謂義就是適宜得當，尊敬賢良的人稱為義。不要看見別人的才德比自己高就鬱悶不止，周瑜“既生瑜，何生亮”之歎隻能讓天下人笑話。尊敬賢能是義最主要的方麵。“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愛人有程序有主次，尊敬是有差別的，這些都是從禮——秩序當中產生的。“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處在下位的人臣，如果得不到處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就不可能獲得民心。這一點，在今天，我們仍然要加以質疑。今天民主社會需要對民眾負責，而不是僅僅對上級或者對某個人負責。在古代，處在下位的人臣當然是要獲得上位的君主的信任，而今天，民主製度使得人更多的是要為民眾辦事。對這種君臣關係的曆史局限，我們完全可以批判地超越，而重視其思想的合理內核——君子不可不修自身品德，要修養自己的品德就不能不去侍奉父母和親人，要侍奉親人就必須了解人，想要了解人就不能不了解天地萬物的規律和道理。

（三）達道達德的社會公共價值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下古今必須遵循的根本性道理有五條，即“五達道”，而實現這五條道理的方法有三種。五達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係，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人倫道理。但是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中，君臣一條應該批判地去掉，父子關係的論述應該保存和發揚。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表達了父子深情，孩子看到送自己遠行的父親背影非常感動。正是父親的肩膀扛起了我們前行的希望，不能夠忘恩忘義忘記仁愛。而夫婦之間如琴瑟一樣和樂、和睦、和滿。所以，人固然有自己的個性，但是一味張揚自己的個性最後導致反目成仇，也是錯誤的。兄弟朋友相交的一些基本原則，在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過時，值得認真梳理。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智慧、仁愛、勇敢是實現五達道的方法，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而如何實行？《中庸》概括為一個字，就是“誠”，這是《中庸》一書的關鍵詞。“誠”的本體是真誠誠信。有的人天生就知道這些道理，有的人通過後天學習才知道，有的人是遇到困惑後經過磨難才琢磨出來這些道理，不管是先天的後天的都可以走向誠，因為誠本體為一。有些人是從容安詳地去實行某種大道，有些人是貪圖利益地去實行大道，就是急功近利地速成地去實行大道，還有人很勉強地要別人敦促他去實行道。不管是哪種途徑，最終目的都是實行大道，這都是具有實現誠的可能性。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孔子又說，好學不倦就接近於聰明、明智，努力行善就接近於仁愛之意，懂得了恥辱就可以稱之為勇敢。了解了好學、力行、知恥這三點，就知道應該如何修養自身。了解了應如何修養自身，就知道怎樣通過這件事情舉一反三，去治理民眾去從事政治。了解了政體、政治和治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國家的要務。儒家思想強調從身體開始，從小處入手，然後去治理大國，這當然需要出於公心——“天下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舉措和人倫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確的步驟去治理天下。

《中庸》第二十章闡述了為政之道。孔子認為，為政在人，而人首先又必須修身。孔子詳細論述了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常行大綱，並分析了它的功效與方法，說明為政之道的重要性與可行性。揚棄其時過境遷的某些問題，其製度的禮、精神的誠、個體修為的善的要求，仍然對當代人具有重要的人文提醒和精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