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經五代十國，到北宋，道德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先說那些帶兵的，都覺得自己是天降大任，真龍天子，誰也不拿皇帝當回事兒，高興就廢了，自己來作，直到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才止住這走馬燈一樣改朝換代的風氣。
到了北宋，世風奢靡，出了專門出入青樓，以寫豔詞馳名的柳三郎，居然還是奉旨！堂堂朝廷大員藏在名妓李師師的床下偷聽，被偷聽的是當朝聖上；這上下梁就沒一個正的。貪圖享樂招來了靖康之恥。可即使是偏安一隅，依然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的遊人醉，直把杭州作卞州。” 如此社會風氣，真是距亡國不遠了。這時的儒學，自安史之亂後的痛定思痛，經過二程，楊時直到南宋的朱熹，發展出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礎的理學。理學的出現，對當時的社會道德起到了規範作用，以南宋偏安的局勢，在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有了繁榮昌盛的局麵。到了南宋滅亡的時候，也真的出了不少節臣烈士，理學的作用可見一斑。
蒙古人本是弱肉強食的遊牧文化，打天下還行，做天下就不夠了；世祖忽必烈廣蓄兼收，將孔子，老子與佛祖，基督，墨先知一並納入尊崇之列。對儒家文化也是多有偏愛，孔子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就是忽必烈所為。元朝起，科舉以儒家經典為題，以理學為綱，一直延續到清末，理學成了社會道德的標準。可是不管怎樣調教，比不上一句“八月十五殺韃子”，隻比南宋小朝廷多撐了80幾年，蒙古人就被掃出關內。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對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群臣並不信任，一個個被奪去兵權，可見儒家的三綱五常在新朝皇帝眼裏還是不那麽保險。朱元璋和即位的建文帝在吏政上也以嚴酷為手段，把貪官剝皮填草放在堂上示眾就是朱元璋的傑作。不過，當燕王奪取京師時，還是出了個死忠建文帝的方孝孺，被成祖誅了十族。成祖完善科舉，改變了明初跟風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嗜佛風氣，施行仁政，儒學再次恢複了往日輝煌，也創造了永樂盛世。大明近三百年江山，最後因閹黨專權，加上天災，被號稱“均田免賦”的李闖所滅。李自成的大順朝從進城就顯示出土包子進城的跡象，腐敗盛行，很快敗於吳三桂之手。
大清繼了正統，也開了科舉，讀書人的機會又來了，連當年參加了複社的侯方域也免不了去考了一把。清朝為了加強統治，任用漢官，尊儒敬孔，也曾有過“康乾盛世”。又是三百年過去，理教的道德教化還是沒有撐住，被“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趕下了台。
民初，新思想不斷進入中國，而孔孟之道就成了障礙，打倒孔家店是民初一大景觀。隻是待蔣委員長位子坐穩，還是又祭出了以禮義廉恥為基礎的新生活運動，對全民進行道德教育。
49年，以馬列理論為旗號的新政權取代了國民黨政府，新社會，新風尚，不再提倡傳統的道德規範。 但傳統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於是，文革大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直到後來的“批林批孔”都是為了“樹社會主義新風”。 幾十年一晃而過，如今的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人們也在腰包鼓起的同時，出現了道德危機，雖然曾經有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運動，因為沒有明確定義，全成了浮雲。如今，又見政府提倡和諧和以儒學為基礎的傳統道德了。
從幾千年的曆史來看，曆來的朝代更替，都是要打破舊的秩序，口號是均田免賦也好，驅除韃虜也好，無一不是如此，沒有誰是打著三綱五常的大旗造反的。可是，一朝坐了天下，儒學就成了維持社會安定的首選。其原因在於儒家文化重在維護社會穩定，講求仁政，中庸，存天理，滅人欲。而改朝換代，靠的是暴力革命，新政權建立之初也多采取嚴厲的政策，政令以鞏固其統治。這使儒學完全不適用，因此說儒家學說是治世而不是立世的學問。
儒學的局限來源於其本身尊重傳統的反作用，尊重傳統是好事，但總有食古不化的腐儒以此為借口反對新事物。故而，自孔子後，經八儒，到孟子，儒學的發展速度越來越慢，經過一百多年到董仲舒的明經，再經數百年到理學，再數百年至心學的完善，再三百年至康老夫子的複古，用圍棋的術語就是“龜步”。其實，作為道德標準，今人大可以擇取適合當下社會的部分而用。（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