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有一次，我聽招待所的徐阿姨告訴我，李副行長也住在我們這個家屬區。我留了一個心眼，打聽到了他家的門牌號碼。
可是我怎麽去談呢？ 既然求助於他，空手肯定不行。於是，我想到了媽媽送給我的一條純金項鏈。但是，萬一他嫌項鏈太輕，不但不收反而拒絕我的請求，那我不是自取其辱，傳出去還怎麽做人？
那些日子的黃昏，我被“Do or not todo ”這個古老的問題攪得心煩意亂。
終於，一個月高雲稀的夜晚，我鼓足勇氣，走上了通往李副行長家的樓梯。站定之後，我舉起手，輕叩了三下他家的綠色鐵門。我隻帶了我自己，卻兩手空空。
李副行長的妻子為我開的門。李副行長本人正坐在椅子上洗腳。見到是我，他的臉上明顯流露出詫異和茫然。我理解他的表情。單位那麽大，我一介草民，他不認識我理所當然。我先表達冒昧之意，然後如實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最後，我懇請李行長為我開一張便條，我可以拿給人事處長吳仁愛，好讓他給我出具單位證明。
李副行長沉默了片刻，隻聽他說了句“真不象話”，就起身拿來紙和筆，當場寫下了幾個字：“請務必為紅花同誌辦理好赴美探親的相關手續。特”下麵是他的簽名。
我拿著這張便條，快步如飛而去。事情進行得如此順利，實在出乎我意料。晚上躺在床上，我把紙條拿出來反複讀了又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這，這怎麽可能呢？沒費吹灰之力呀。
當我把李副行長的親筆批示鄭重放在吳仁愛的麵前時，吳仁愛麵無表情。他對我說：“你過幾天再來。”又把我打發走了。我發現，這個家夥口頭禪就是“過幾天再來”。隨便打發別人已經成了他的家常便飯。
沒過幾天，坐我對麵的何萍問我：“紅花，你和咱們行的李副行長是什麽關係？你進銀行是不是他給你聯係的？背景挺硬的嘛，嘴還挺嚴。”
自從進這家銀行，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我有什麽後台背景。他們不相信我一個平頭老百姓，一個外地人，就憑我自個兒就能和他們平起平坐在一起。
看著何萍好奇害死貓的表情，我故作玄虛地說：“關係嘛，有那麽一點，現在不便透露。下回告訴你。”
何萍笑著嗔怪我：“死丫頭，給你何大姐賣關子。”
我明顯感覺到，便條事件之後，處裏的人有事沒事對我客氣許多。嗬嗬，有後台撐腰的感覺真的不錯。
果然，過了幾天，吳仁愛打電話讓我過去一趟。他告訴我，我的檔案現在省委組織部，他太忙了沒時間過去拿，讓我自己去取一趟。於是，我騎車飛奔去北京西路，就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總統府。
找了好半天才找對地方，又等了好長時間，才從一位老同誌手上接過我的檔案袋。檔案袋是黃色信封，很厚。
返回單位的途中，我實在無法抑製好奇心：這份厚厚的信封裏，竟然裝著所有關於我的曆史記錄，差不多是我的半條命哪。裏麵到底都寫了些什麽呢？他們是如何評價和概括我這個人的呢？我又仔細地捏了捏信封，實在不能相信一個真實的人，可以被裝在一個信封裏，被別人用文字評判著，且關乎著我的命運走向，未來發展。。。
檔案袋的封口處輕輕糊了膠水，但是還沒幹透，我若用手指輕輕打開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站在原地想了好久，終於，理智戰勝了好奇。誠實是我為人的本分。我用力把膠水粘緊，快速飛奔回到單位，把檔案袋交給了吳仁愛。
沒過多久，我的護照辦下來了。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