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的責任: 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 ZT

認真拜讀了天益轉貼的徐有漁先生的文章《五四，先民主再愛國》，應該說，徐先生的文章是理性的，不過似乎投鼠忌器，於是有些看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徐文一開篇，就可讀出其立論基點有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韻味。借五四運動來說“民族主義”，有相當程度的隨意性，無論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之後舊文化回潮，都扯不上民族主義。至於五四前後出盡風頭的蘇維埃主義，那更是徹頭徹尾反對民族主義的。在中國，民族主義從來沒成氣候，隻有宗族觀念揮之不去。寥若晨星的“民族英雄”或“愛國者”中，屈原忠的是楚懷王，嶽飛圖的是迎還二帝，史可法亦自認“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愛國就跟忠君攪作一堆，做臣子的隻有忠於哪個君的區別，不存在脫離君王的國讓你愛。拿破侖說過：“權力是我的情婦。我努力奮鬥征服了她，決不允許別人從我身邊把她搶走，甚至向她示愛也不可以。”倘若膽敢亂愛人家的國，不算謀反也算篡黨奪權，大逆罪是不得了的。穆勒在《代議製政府》裏說：“專製獨裁體製之下，隻有一個愛國者，就是專製君主本人。”盧梭也在《政治經濟學》裏斷言：“沒有自由就不會有愛國思想。”至於民族主義，它純屬子虛烏有的意識形態，即使在西方也沒弄明白它究竟是何方神聖，傳入中國的那玩藝就更莫名其妙，泰戈爾說：“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因此，中國那些自詡為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人們，其實隻是諂媚權力以圖賺取某些回報，古時叫做封妻蔭子，現代稱為爭取進步，或如司馬南之流，混個人氣好賺錢。

即使抗日戰爭，老蔣欲借民族主義噱頭借以維持民國，也未得逞，毛主席就識破了他的伎倆，製定了“讓日本人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所以，林彪配合國軍打平型關，彭德懷獨自組織百團大戰，都違背了老人家的戰略部署，後來都沒好果子吃。隻有陳毅元帥領導的新四軍襲擊“頑軍”遠勝於襲擊日寇，算是“好同誌”。即便日寇鐵蹄踐踏中華之“最危險的時候”，“同仇敵愾”仍是一句空話，可見中國的“民族主義”曆來寫在水瓢底下，隻是維護既得利益的噱頭。老徐說：“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誌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製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有點武斷，且不說中國那些民主黨派的報紙雜誌，笑蜀先生編撰了《曆史的先聲》，收集了中共抗戰時發表的大量文章，那裏麵對於自由、民主、憲政的高調頌揚，遠不是五四那夥人可以比肩的，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高得多。結果，老蔣那一篇洋溢著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之命運》拋出，立即惹來罵聲一片。“救亡”何時“壓倒啟蒙”？徐文稱“‘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更令人摸不著頭腦，循此邏輯，豈不是連“全盤西化”也可算民族主義？

實際上，五四之所以揚名立萬，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亦有誤區。遠者不提，僅比五四早十四天，4月20日，濟南民眾十萬三千七百餘人開請願大會，大會通過了給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電報，呼籲“把中國從賣國賊賣國的危機中解救出來”，不但早於五四，聲勢更浩大得多，卻無曆史聲息。緣由之一，在於他們都沒有打砸搶，更沒有放火燒房子，應了魯迅所言：“我們隻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五四放火了，“受供養”自然順理成章。孫中山尚嫌不過癮，要發五百條槍給學生去為他拚命，那才夠刺激。緣由之二，北大那裏為中共建黨做了鋪墊，這點，官方至今也認定無誤，大事宣傳於是婦孺皆知。五四並沒有一條標語口號宣揚“德先生”或“賽先生”，隻有“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托馬斯.潘恩有名言：“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學生們抗議當時的政府侵犯了國家，說“愛國”還是有譜的。這個概念下的“愛國”本身就是“民主”的組成部分，沒必要分誰先誰後。可如今的“愛國”已經長了條“主義”的尾巴，它肩負著保護政府壟斷國家的使命，同五四那時相比，整個兒顛倒了，那麽民主了就不可能再有愛國主義。即使捆綁上“新文化運動”，“德先生”也從座上賓淪落為階下囚了。權力高層信誓旦旦要抵製的，恰是“德先生”的靈魂，章立凡先生說他們：“高舉‘五四旗幟’而閹割‘五四精神’”，實在入木三分，“新文化運動”隻剩下為中共奠基的功能，不折不扣地“與時俱進”了。

至於“反帝”，絕對是一個冤案，中國人的“反帝”，乃1922年1月21日蘇俄召集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之緣故，由國、共兩黨派去參會的張秋白、張國燾領回此項任務。《張國燾回憶錄》介紹：“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的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五四時中國無人知道有帝國主義這個詞匯，反什麽“帝”？

仔細想想，自打“秦王掃六合”到現在，五四那個年代的政府仍是中國最民主的權力，不去說中國人的經濟自由，在思想、言論、出版、教育等方麵的自由也空前絕後，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自由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地辦刊物，自主地寫文章，批評政府的文字幾乎每天見報，五花八門的意見確實做到了言論自由。1915年《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汪叔潛的《新舊問題》，直白地宣稱近代西洋文化是“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舊”文化，主張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所謂“新文化運動”蓋出於此文。反對舊文化的思潮其實還早，至少張之洞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李鴻章答西太後：“若舊學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多少都反映了主張“新文化”的心態，隻是沒那麽熱鬧而已。尤其甲午之後，大量譯介西方社科著作，這才形成了新文化的廣泛基礎。以《新青年》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其實隻是壯大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杜亞泉為代表的一派直白地抨擊新文化派，杜、陳之爭論極其熱烈，加之其他觀點的介入，使這個運動熱鬧非常。把各種觀點暢所欲言的言論自由場麵歸結為其中一種意見謂之“新文化運動”，本來就有失偏頗。既然大家都說順嘴了，沿用亦無妨，何況它如此醒目。看來北洋政府似乎又聾又瞎，即便如李大釗大聲疾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亦無妨，看不見政府的幹涉或“導向”。

五四之後，中國形成了蘇維埃主義濫觴的局麵。1921年潘公展寫道：“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雲湧了。報章雜誌底上麵，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布爾什維克）主義，這裏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裏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直至1933年，《申報月刊》一周年紀念特刊命題征稿國內文化名人，討論中國現代化前景，所得10篇短論及16篇專論中，僅有一篇主張走個人自由的道路，主張社會主義的卻有14篇。今日權力隆重紀念五四確實理所應當，不過我們受到教育說北洋軍閥與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法西斯專政”，到底有幾分真實呢？

還在五四那年1月，張東蓀就憂心忡忡地寫道：“過激主義產於俄，傳於德，今則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過激主義亦如西班牙傷風症，流行於全球也。”張先生預言：“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無法救藥矣。”他完全無法預見的是，北洋政府乃至國民政府能容忍他大聲疾呼基爾特社會主義，毛政府卻不能容忍他“參政建言”。這篇《世界共同之一問題》半個多世紀以後竟然成為他的罪狀，遭致關押五年後病死囚中。且殃及池魚，次子張宗燧、三子張宗穎共兩對夫婦皆“被迫害致死”，而張宗燧還是“對國防事業作出傑出貢獻”的學部委員即院士的，長子張宗炳也在秦城監獄被逼瘋了，碰巧的是那座監獄也是蘇聯老大哥援助建立的，專用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兩個孫子都被判了十年以上重刑。張家的悲慘遭遇，能否算五四運動的一個遠期效應的縮影呢？

現在名人李長春剛放話：“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始終堅持贏得青年就能贏得未來的戰略思想，牢牢把握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指引青年健康成長，從而使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生機勃勃。”應該說，這是官方紀念五四的根本，還在抗戰時期就借五四和魯迅招兵買馬，現在仍念念不忘。老毛種樹，新官僚乘涼，何樂而不為？隻是五四這類活動，也如一把雙刃劍，至少它可以折射出當年的政治環境還是寬鬆的，全不似現在，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全部被嚴控，就連網上，“刪帖”、“屏蔽”成為所有網站最常見的詞語，更遑論王帥們的那般可憐兮兮的遭遇了。五四的道路越走越寬廣，人民的自由越玩越縮水，遲早會不好玩，因為那類渾不知自我權利需爭取的人隻會越來越少。反對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名人胡適有話：“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假如真的信奉民族主義，這話是我們中國自己的名人說的，不是“西方那一套”。（20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