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錢文軍 （2008-8）
有朋友發過來一組文章，說的是20年前CCTV熱播的《河殤》，也說到前年底熱播的《大國崛起》。區別在於：前者被腰斬禁播，後者很快就再次播放了。看過這一組文章，似乎是因為《南方日報》今年8月4日的文章重新提起這兩部電視片，此前，4月18日有何新的文章說《河殤》，稱：“貫穿於整部作品的曆史虛無主義與‘全盤西化’的思路，傷害的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自尊與情感，更重要的是它對於中國文化價值的消解與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顛覆，這對於中華民族與執政黨的執政而言是極其危險的，因此當時受到極其猛烈的批判是理所當然的。”接下去還有“左棍”的網文，稱：“與《河殤》比，《大國崛起》的出現，反映出了我們的一種進步。這不僅是製作者的進步，也是執政者的進步，同時，也是全體國人的進步。因為進步，所以值得欣慰。”其依據是：“首先，《河殤》給人的感覺，幾乎自始至終都在全盤否定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體的東方（黃色）文明，對五千年燦爛文化幾度展現出來的閃光點采取刻意回避的態度，著重渲染近代以來對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束縛，給人以腐朽沒落一無是處的感覺，這是片麵的和不公正的。與此同時，對於所謂的西方（藍色）文明，卻回避其血腥野蠻的發家史，大肆渲染其種種先進性，這同樣有失公允。其實，稍微讀讀世界史，就會知道，不管以農耕為基礎的東方文明，還是以航海為發跡的西方文明，幾千年來都各自有過自己的興衰交替，這是不可避免的曆史法則。用自己曆史的波穀，去比對他人曆史的顛峰，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也難免有蠱惑人心之重大嫌疑。”“相比之下，《大國崛起》則克服了這些缺點。全片從回顧五百年來各個世界大國的發展曆程，討論大國崛起的關鍵性因素入手，拋開東西方兩個文明誰伯誰仲的爭執，通過一種客觀、公正的角度和氣勢恢弘的視野，在努力為我們尋求一個強國複興之路，也引發了國人的深刻思索。”
當年我看電視連續片《河殤》時就是斷斷續續的，既然它未播完即遭禁，也不可能看完，印象已經淡漠了。而《大國崛起》也隻是斷斷續續看了幾集，及至歡呼聲起，又補看了幾集重播。或許是18年多的時間裏又讀過許多書，思想理應會有變化，當初看《河殤》時那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沒有了，倒是有些詫異：如今重彈這種《大國崛起》的老調還有意義嗎？尋得《河殤》的解說詞再讀，就有了現在的思考。
一，“大國崛起”，一個古老而又陳腐的話題
首先，無論《河殤》還是《大國崛起》，它們的核心是一致的，這個核心就是大國意識，而這種大國意識隻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古老而且陳腐。無論古代歐洲、中東、南亞還是中國，包括美洲、非洲那些部落，叢林法則主導世間狀況，無論統治者還是平民都期望國大以求安全，大國意識油然而生。要做到大國，攻城略地是惟一手段，戰爭源於做大的企圖。然而到今日，這種大國意識本身就已經過時了。嚴複早就說過，西人之強不在於堅船利炮，而在於憲政與民權。大國意識原本就隻是統治者的理想和利益所在，對於普通民眾，他們的切身利益本來與大國意識無關，僅僅因為人類處於朦朧階段時，異族間殺戮與奴役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利益甚至生存權利，這才會與統治者同仇敵愾抗擊外來殺掠或者夥同統治者殺掠他國。不用舉別人的例子，我們自己，漢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殺掠異族之偉業至今仍被謳歌，而“落後挨打”則耿耿於懷。其實兩者皆源於大國意識。元、清兩朝外族入侵中國以後爆發諸多抵抗，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然而被入侵一方百姓一旦體會到入侵者並不會剝奪自己的生存權利乃至即得利益與文化，很快就轉變態度成為順民，當然會有恐怖的因素。反之，沒有一支侵略軍不是踏著“大國”的鼓點侵入異國他鄉的。“大國”對於其子民的意義在於他們的權益不受外族入侵的損害卻有劫掠外族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對於二戰的認識僅停留在戰勝法西斯之上恐怕略嫌膚淺，它的深刻意義在於：1，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戰爭隻能解決戰爭問題，除此之外它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它的成本已經超過了勝利的價值，從而接受了建立國際間和平民主新秩序的意識，聯合國就是這種意識的標識。2，人權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像“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之類似是而非的蠱惑日益被唾棄。有了上述兩個基本改變，人類社會才得以在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獲得了超過以往曆史總和的飛速發展。我們無妨羅列一下《凡爾賽和約》簽訂後的主要戰爭：爆發於1919年的希臘－土耳其戰爭、蘇俄兼並烏克蘭的戰爭、羅馬尼亞－匈牙利戰爭；爆發於1920年的蘇俄－波蘭戰爭；1921年蘇俄紅軍侵占中國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戰爭；1929年蘇軍入侵中國東北的戰爭；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戰爭；直至1939年納粹德國與蘇聯合謀共同瓜分波蘭、蘇聯入侵芬蘭打響了二戰。曆史應該這樣描述：布爾什維克是一戰後最大的戰爭根源，它不僅在歐洲許多國家挑起了內戰，具有強烈的大國情結的斯大林與希特勒還合謀挑起了二戰，倘若不是同樣的大國情結導致希特勒向斯大林開戰，人類曆史必將會是另一副模樣。
1987年挪威女首相布倫特蘭主持聯合國國際環境發展委員會（ＷＥＣＤ）作了《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這個報告又稱布倫特蘭報告，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該報告指出：一百年來世界工業生產增長了50倍，其中4/5是1950年以後取得的。可見，二戰以後人類生存環境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而那個報告已經過去了21年，無需多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體會到生存條件與環境的與時俱進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反過來更加深了前麵所說的兩項共識。
不說久遠，胡、溫體製已經一再強調：“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這與毛時代的革命至上的目標已經大相徑庭。在這種變化之下如果我們仍舊“以不變應萬變”，堅守著“大國崛起”是否過於僵化？在現代，《大西洋憲章》所確立的任何非本民族自由意誌決定的領土變更均為非法的原則被認同之後，攻城略地已經成為曆史遺跡，所有國家的幅員都隻是曆史所賦予的條件與責任，各國人民隻是努力履行責任使自己幸福並為人類共同繁榮作貢獻而不是添負擔，國家的大小隻不過意味著責任的大小而已，守望舊夢是不切實際的。
二，遠洋航船駛不到“文明”彼岸
詳細解讀一下，《河殤》所提出的“藍色文明”或者“海洋文化”的觀點無疑也是一種偏見，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曆史就不難看到：人類文明進程根本不取決於航海與否，反過來，是文明進程決定航海事業之興衰。且不論亞洲先民早就漂洋過海到達美洲和澳洲，結果並未折騰出什麽“文明”來，隻是成為土著而已。阿拉伯人早就是航海裏手，就連《聖經》裏也在說“諾亞方舟”的故事，曾經折騰出不止一個大國，卻沒能折騰出什麽“文明”。《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古羅馬帝國使者便已經海路抵達中國，而《梁書》更記載了孫權接見羅馬商人秦論，“（孫）權問（秦）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然後禮送秦論循海路回國。那以後中國跟羅馬帝國海上通商的記述不贅言，這些曆史記載均早於《馬可.波羅遊記》一千多年，足以證明羅馬帝國以及阿拉伯人的遠航能力。在廣州常駐之阿拉伯等地商人及眷屬竟達十數萬，劉半農翻譯的《蘇萊曼東遊記》記述了唐朝廷派遣回族官員至廣州依伊斯蘭法律專審阿拉伯商人間訴訟的故事。長孫無忌的《唐律疏義》亦記有：“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堪稱中國最早的治外法權的範例。僅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黃巢攻克廣州，便屠殺外商達12萬人之多，可見當時外籍商人已經達到相當規模。但也沒有什麽“藍色文明”發生反倒敗亡了。還有記載說北歐人埃裏克父子在公元1000年時便已航行抵達格陵蘭及北美的新斯科舍，隻是沒有什麽社會響應於是沉寂。
從另一方麵看，中國人也早就開始航海了，最著名的案例當數徐福東渡，西漢亦有使臣遠渡印度的記載。以唐為例，且不提唐與日本之間頻繁的“遣唐使”交往，《唐鑒》記載，太宗貞觀年間造船“大者長一百尺，廣五十尺”；《舊唐書》記載，懿宗時在廣州、福建運糧食的海船，“一船可致千石”；五代十國雖短暫，閩、粵兩地幾乎全靠海外貿易維持財政。至宋代，海運業就更發達了，宋太宗時官造船隻即達3300餘艘；哲宗時溫、明兩州官造海船每年以600艘為限額；宋代造船、海運絕對領先於世，北宋時有記載的中等船已載貨120頓，並已普遍使用了密封艙結構，每船十餘艙，即使數艙漏水亦不致沉沒；中國海船不但使用指南浮針導航，還繪製了航海圖謂之“針路”。宋朝設市舶司管海運，宋神宗時還製訂了《市舶法》，為我國曆史上首部海外貿易法典。元朝皇帝不斷派遣官船航海至亞非諸國，攜金銀換奇珍異寶，那時航船交通北非、歐洲之盛況，汪大淵《島夷誌略》記載甚多，經紅海、波斯灣轉抵歐洲直接貿易相當繁盛。就連柬埔寨的吳哥窟，也全憑元朝使臣周達觀在此旅居一年的記錄方知其究裏的。更不必說明代著名的“鄭和下西洋”了，中國史籍上的“藍色”記載簡直多如牛毛，“文明”在哪裏呢？等到葡萄牙、西班牙人造一些幾十噸的小船開始遠航之時，我們的祖先早就把大海大洋都趟熟了，然而我們非但沒有“發現新大陸”，就連死魚爛蝦也沒撈幾隻。扯什麽“海洋文化”、“藍色文明”會導致“大國崛起”，純屬誤導！
中國曾經先進的航海事業不但沒有開啟什麽“藍色文明”，反而毀於自己。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即接二連三地下“禁海令”：“片板不許入海”；“仍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申嚴交通外番之禁”等等，連下海捕魚也在禁止之列。被後人吹噓不已的“鄭和下西洋”，其實是明朝廷出兵剿滅海外華人定居者的舉措，《明太宗實錄》記載明成祖詔書曰：“凡番國之人即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賚遣還；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鹹赦前過，俾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接連遣使招撫收效不大，反而得知在南海諸國尤其是在舊港一帶聚居眾多華人，這才詔令心腹太監鄭和“將士卒兩萬七千八百餘人”“下西洋”。首航即剿滅不肯歸宗的舊港華人數千，生擒其首領陳祖義等三人返京誅殺示眾。鄭和七下西洋，實際上是一支海上軍隊，既不為經商也不為掠地殖民，每次出征均載兵員近三萬，隻事剿滅不肯歸降之華人，捎帶著高價買些貢品討皇上歡心。當年朝臣即有奏章曰：“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劉大夏奏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最終因財政不敷負擔而終止，隨即毀船禁海，就連鄭和的航海記錄也沒留下，若非梁啟超翻出此事來評說，恐怕這段輝煌也就銷聲匿跡了。這與幾十年後葡萄牙、西班牙人以獲取為目標的遠航恰好相反。1535年葡萄牙占據澳門之後，1542年西班牙占領菲律賓，一支華人的民間武裝隊伍在呂宋島上給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打擊，形成割據之勢。1574年，明朝政府居然派軍隊配合西班牙人剿滅了這支華人武裝，將其所據之地盤係數交給西班牙殖民者。更嚴重的是，此舉令西班牙殖民當局知道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後來屠殺在菲華人無所顧忌。由此可見，說航海導致“崛起”毫無根據，它亦可能導致衰敗，須知，中國恰是從“鄭和下西洋”開始加速沒落的。
三，“血腥野蠻”乃曆史局限，它絕不可能導致“發家”；殖民主義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大於它的罪惡
開宗明義第一句，古希臘就是一塊殖民地。羅素評論說：“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哲學和科學都是希臘人的發明。希臘文明的出現，導致了思想活動的迸發，這可以說是曆史上最壯觀的事件之一。無論在此之前，還是在此以後，都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巔峰時期。在短短的兩個世紀裏，希臘人在藝術、文學、科學和哲學方麵都取得了令人驚歎的卓越成就，這些傑作匯聚成源源不斷的激流，從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標準。”然而獲得世人如此褒揚的希臘古文化，是比埃及以及美索不達米亞晚了幾千年的文化，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文化。史籍尤其是考古發掘證實，公元前兩千年伊裏尼奧人首先入侵希臘，300年後亞該亞人入侵並統治了這個地方，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戰爭使亞該亞人元氣大傷，100年後多立亞人統治了希臘，而海上霸權則被腓尼基人取代。這一係列征服使希臘成為一塊古老的殖民地，直至此時希臘人才從入侵者那裏學會了閃語字母，然後形成自己的文字。各種入侵者攜帶的文化匯於希臘殖民地，盡管有論述說米利都哲學與科學是古希臘文化的基礎，但它並未能形成一統。古希臘同時存在兩種主張，一種趨向於有序與理性，另一種趨向於無序與本能，交織而成便有了自己的文化。這塊殖民地隨著人口的增長進一步擴張，到公元前8世紀，它擴張到西西裏海岸、意大利南部乃至黑海地區，正是在這塊殖民地之上誕生了古希臘文化，被認定為其發端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恰是在希臘殖民地擴張的同時寫成的；接著，哲學、科學與藝術都在這塊殖民地上出現，一群傑出人士湧現於他們的創作之中，所謂“古希臘文明”正是人類最早的殖民地文化的奇葩而不是征服者文化的炫耀。
更荒唐的指責是西方“血腥野蠻的發家史”， 一個似乎無需求證的故事是哥倫布為代表的殖民者摧毀了印第安人的文明。事實上，“瑪雅文明”荒廢於公元800－900年，在哥倫布涉足美洲約500之前。20世紀80年代未，一批共45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考察隊踏遍了連盜墓賊也不敢涉足、常有美洲虎和響尾蛇出沒的危地馬拉佩藤雨林地區。考察隊包括考古學家、動物學家和營養學家在內，耗時6年，考察了200餘處瑪雅文明遺址，考察結論是：“瑪雅文明”毀於爭奪財富及權勢的血腥內戰。在墨西哥等地長期考古發掘證明了同樣的結論，瑪雅人並非如傳說那般熱愛和平的善類，從公元300年到700年，各城邦的瑪雅人一直在進行著戰爭，直至相互摧毀。此結論並非替殖民者掩飾罪惡，但他們到達美洲時印第安人已經是一些零散部落，已無所謂“文明”可言了。說句不甚中聽的話：人類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殖民史，從東非大裂穀的原始人殖民各地開始。中國也不例外，今日之幅員也是靠著殖民掠得，炎、黃二帝之爭就是殖民戰爭，尤其是漢武帝、康熙帝時代，殖民特性格外彰顯，所欠缺的隻是沒有強大的技術手段支持故無力張揚罷了。即使美洲印第安人，不也是從亞歐大陸殖民過去的麽？
殖民者在美洲發現並開采黃金、白銀，由於知識與技術先進致使產量很大，並非劫掠印第安人現成的金銀。到1590年為止，西班牙從美洲運回黃金約41900公斤，白銀2280000公斤，但它並沒有因此而富強，反倒在哈布斯堡王朝普力二世統治下橫暴地構築舊秩序，對新教、猶太人、異教徒濫施迫害；厲行文化專製頒布禁書目錄查抄外國書籍和出版物；禁止出國留學；壟斷海外貿易推行反重商主義政策；擴大作為專製支柱的官僚、軍隊、貴族、教士隊伍及其特權；甚至組建強大的“無敵艦隊”遠征英國，意欲撲滅英國的自由體製，終遭敗績。西班牙商業、工業、農業、財政均陷入衰落乃至危機之中，社會死氣沉沉，直至成為西歐最落後的國家。而後他們在美洲的後裔在美國支持下紛紛獨立，但源自西班牙、葡萄牙的拉丁係封建意識導致他們遲遲不能步入富國行列，反倒是內亂不已。我們甚至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反問：倘若殖民者從美洲劫掠的金銀可以導致“西方國家”打造出“近代文明”，那麽，何以一直占有這些金銀礦產的印第安人非但沒有什麽“近代文明”，反而始終處於原始部落狀態呢？
我們的曆史並不比別人缺乏血腥，且不論中國的酷刑是舉世無雙的：“炮烙”、“車裂”、“俱五刑”、“淩遲”、“腰斬”、“烹刑”、“株連九族”等等，怎麽殘忍怎麽設計，甭說西方人，就連以“割頭皮”見長的印第安人也不敢想像。至於“白起坑降卒四十萬”、“千裏無雞鳴，白骨露於野”、“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張獻忠屠川”等等，沒有一次改朝換代不是以血流成河為代價的，即使是明代朱棣剿滅侄兒建文帝，南京也未免屠城之難，乃至於朱棣本人也難忍血腥氣遷都北京。左宗堂平疆，將所平之地俘獲的維吾爾族男性全部閹割，致使“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忍聞，紛紛表示譴責。再去讀讀老革命家回憶老毛當年搞“反AB團”的酷刑，簡直毛骨悚然。裝出一副潔白無瑕的文明人姿態去指責別人，並不能證明什麽，我們那“五千年的文明史”大抵可以稱之為“血腥野蠻的不發家史”。更何況，人類曆史上再也沒有什麽血腥能超過無產階級革命所導致的血腥，僅從列寧的政變算起，墨索裏尼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直至波爾布特薩達姆，都是扛著這塊招牌作祟的，短短幾十年，正如馬克思所宣言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它最徹底地顛覆了人類文明所有的道德底線，羅素斷言：“理想主義，正是使正派人成為流氓無賴幫凶的誘因。”人類為此付出了最慘重的生命代價。
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別人“發家”是否真的如我們的曆史教科書所言：西方的興起靠的是掠奪，資本主義的第一桶金是掠奪得來的，然後才有金融市場的發達，才有科學技術進步，才有他們的現代化，才有他們的文化進步，等等。總之，是掠奪在先，發展在後。這個謊言至今盛行不衰，殖民地是否真的可以搶來“近代文明”？其實，翻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就可以讀到：“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它已經確認了發展源自大工業這個曆史真實。
翻開史籍，除了前麵說過的羅馬帝國之外，古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後巴比倫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無一不在大興討伐實行殖民地政策；我們許多人引以為榮的成吉思汗，難道不是以鐵騎殺戮為手段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殖民帝國？它們怎麽都沒搞出“近代文明”反倒一個個全都土崩瓦解了？就連前蘇聯吧，這個以東歐為變相殖民地的“超級大國”何以難乎為繼隻好自行解體呢？難道“牛頓三大定律”、“珍妮紡織機”、“瓦特蒸汽機”、“工業革命”等等都是從印度或北美、澳洲搶回來的？“曆史唯物論”其實是最徹底的“唯心論”，因為它以原則判定事實，一旦事實不符合原則必須以原則決定事實而不是相反。
是殖民主義導致了窮國的貧困造就了富國的繁榮嗎？我們知道，例如富國瑞士和瑞典，它們從未獲得過殖民地收益；尼泊爾、利比裏亞、阿富汗等國從來沒有被誰征服成殖民地，它們現狀如何？又比如當今世界最窮國之一的埃塞俄比亞，它是非洲殖民地時期惟一保持非殖民地地位的原有獨立國（利比裏亞係美國援助所立之國），即使墨索裏尼曾經攻占那裏，恰好是大英帝國幫助它恢複獨立地位。而北美13州、加拿大、澳洲本身就是在被掠奪的殖民地獨立的。再退一步說，直至1970年代台灣的人均GDP還低於蘇丹，而這個非洲麵積最大的國家五十年代即徹底獨立，然後就是沒完沒了的血腥政變或革命，直至尼邁裏七十年代實施社會主義，結果如何？進入21世紀，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的人均GDP接近蘇丹的40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比爾.沃倫寫道：“直接的殖民主義，非但沒有阻礙或者扭曲本土興許會出現的資本主義發展，反而擔當了進步社會變遷的強有力的引擎。”同為曾經的殖民地，何以北美、澳洲、南非、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方（我們不提那些石油國家）富得起來，而拉丁美洲、非洲卻舉步維艱呢？我們可以認為，殖民主義時期那些罪惡行徑遠不如它對於文明進步的貢獻來得大，美國倡導的反殖民主義潮流，事實上有操之過急之嫌，在眾多尚未準備好的國家便引發了災難。例如印度、巴基斯坦的獨立便導致約200萬人死於教派衝突，至於亞、非、拉的獨立潮更成為野心家的舞台，美國獨立後最先獲得獨立的海地，至今內亂不已；黑非洲獨立潮基本上就是殺戮潮，坦桑總統尼雷爾曾經感歎：非洲的解放使黑人也獲得了屠殺黑人的權利。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租界吧，它其實起到了中國走向近代的橋頭堡的作用。不是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嗎？倘若沒有租界何來共產黨呢？關於殖民主義的曆史地位，那是另一個大話題，此處不贅。
四，近代工業文明發祥於英國，而不是西方
稍加分析不難知道早期歐洲掠奪殖民地、販賣黑奴的國家是葡萄牙、西班牙，它們恰恰是歐洲最保守的王國，都是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步入憲政體製的。而發起工業革命的英國那時並沒有資格和能力涉足殖民地。英格蘭在擊敗西班牙簽署《倫敦協議》之後於1607年才在北美弗吉尼亞建立第一塊永久的海外殖民地，而這塊殖民地並非英格蘭出兵占領，而是自己跑到那裏去的英格蘭商人回國申領執照才意外獲得的。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並成英國，靠著擊敗荷蘭、法國而獲取他們在美洲的殖民地，1807年英國立法禁止奴隸貿易，並強迫歐洲相關國家一起執行，耗時近半個世紀才撲滅了這項罪惡的貿易。
我們如果含含糊糊地嘮叨什麽“西方文明”也是不準確的，根本不存在一個一統的“西方文明”，歐洲大陸各國始終各行其是，完全取決於利益關係或分或合，戰爭基本沒有斷過，直至爆發兩次世界大戰。隻是他們跟我們曆史上的戰爭不同，有談判決定結束戰爭的可能性，不似我們一定得殺出分曉，成王敗寇。於是，歐洲各國間就存在著妥協與交流，順理成章的就有采納別國成功經驗的結果。例如重商政策、殖民政策，荷蘭、法國、英國甚至遙遠的俄國都自願采納，雖然程度與範圍的差別。之所以有“西方文明”之說，根本在於那裏的文化保守主義不成氣候，各國都願意吸納別國的先進經驗，不曾有過“絕不能全盤照搬”別國好辦法的說辭。即使最保守的俄國，彼得大帝甚至親身體驗不惜殺太子以排除“全盤照搬”英國經驗之阻力。
資本主義準確些說應該叫做自由主義，包括資本自由在內。這個主義的本質在於捍衛個體的利益而不願意任何集體的利益侵犯它。它發祥於英國，並非整個歐洲都樂意奉行的，古希臘城邦崇奉的就是一種集體主義，蘇格拉底就是被多數人的意誌而處死的；羅馬帝國則奉行純粹的專製製度，它消滅了一切地方的獨立；中世紀羅馬教廷則不惜以最殘酷的處罰禁絕所有異教勢力，任何有悖於天主教教義的意見都會受到嚴懲；歐洲大陸幾乎都有在君主絕對權力的陰影下的經曆。總之，古歐洲同樣也是集體利益可以隨意剝奪個體利益的體製，跟東方的一統專製並無本質區別。隻有在大陸之外荒蠻的英倫三島處於“天高皇帝遠”之境地，早期凱撒大帝曾經征服過它，5世紀時羅馬帝國自顧不暇，英倫三島又被海峽隔離出去，曾經有盎格魯撒克遜、外琴、丹麥、克努特、諾曼、瑞典等外族入侵，各種外族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使三島逐漸成為一個殖民地社會。羅素考證之後說英國是一個先有國家後有民族的國度，並推論說憲政製度可能因此而奠定。1066年開始，再無外界入侵，自1746年以後，連內戰也消沒有了。至今英國人視作珍寶的《大憲章》簽署於1215年，這個法律和管理的理性體係強調個體權利，明文規定不得對個人進行隨意的逮捕、關押、剝奪。英國朝野對於這個憲章堪稱做到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斷地完善、補充，到十七世紀時已經構築了一個相當完善的法製體係，由此才會有“光榮革命”。1689年特別國會通過的《權利法案》規定，必須定期召開國會，國王無權中止任何法律的效力，議員言論自由，征稅、募軍、外交等重大決策必須經由國會審批。以後又確立一係列法律，規定除天主教徒之外信仰自由，國王不得為天主教徒等等，君主立憲體製在英國終於得以確立。
之所以英國會成為近代工業革命的發祥地，除了本身具有多元文化的積澱之外，外部的原因在於孤懸海外來自歐洲大陸的幹擾較少，內在原因在於民眾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對私有財產和自由的捍衛意識。換一種說法就是個體權利被置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1215年英國約翰王宣誓同意的《大憲章》63個條款中，至少有一半內容涉及對私有財產的保障，它規定：“若不經同等人的合法裁決和本國法律之審判，不得將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剝奪其財產”。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約法確立個體權利包括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的原則，第一次從政治邏輯上把私有財產置於國家主權之外，同時也在民族國家政治實踐中逐漸確立先同意後納稅的原則。1625—1649年的國王查理一世企圖突破《大憲章》的限製，強製增稅，大量出售專賣權，並壟斷明礬、肥皂、煤、鹽和磚等日用品的貿易，國家以及王室的增收是以侵犯納稅人財產權和政治上失人心為代價的。為了籌措海軍軍餉，查理一世1635年在全英格蘭征收“船稅”。伊麗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時代也曾向沿海城市間斷性地征收過船稅，查理一世卻是年複一年地全麵征收，這導致憲政問題，如果國王可不經議會批準任意征稅，那麽《大憲章》精神和議會都將流於形式，“法在王之上”的原則和民眾的個體權利亦將不再。白金漢郡鄉紳約翰•漢普頓率先起而拒付船稅，“漢普頓拒付船稅案”1637年在財務署審理時辯護律師提出了一個法律原則：“為保障英國人的生命權和財產安全，國王的特權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受到法律的限製”。漢普頓先生因此成為英格蘭曆史上的英雄。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引發了英國內戰，結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當今世界史學界主流已經認定，這場內戰並非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內戰爆發前英國社會各階層就已經相融共處了，資本主義體係已經形成體現在社會的各個結構層麵。都鐸王朝時代，英國已有約2/3的家庭具有工資收入，等待這次內戰來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純屬“馬後炮”。曆史有時會給我們一些啟示：物質財富的私有化恰恰與政治權力的公有化成正比，反之，物質財富的公有化則與政治權力的私有化成正比。如果細細求證恐怕挺有趣。
孟德斯鳩則說英國是世界上最恪守法製的國家，“在英國，即使你的仇敵跟你的頭發一樣多，你也不必擔心會受到傷害。”談到英國的新聞自由，他說：“我們閱讀英國的報紙，會以為英國明天就要爆發革命。”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H.A.丹納描述英國民眾捍衛法律權利時說：“每個人，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平民，都有他們自己的權利，他們都盡其生命的力量來護衛他們的權利。我的土地，我的財產，我被法律所給予的一切權利，無論國王、貴族，或其他人民，都不得加以損害。否則，我寧願離開我的職業，犧牲我的時間，花費我的金錢，甚至受罰被禁，不管如何，我決不示怯，決不向不公正屈服，我決不將我任何一部分權利舍棄。”1936年秋冬之際，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訪問康華爾礦區，站在一位貧窮婦女家門口，鞠著躬，對門裏的貧婦問道：“May I enter?（我能進來嗎？）”一家報紙的記者拍下了這張照片，報紙刊印在照片上的標題就是國王的那句話。我們今日所說的民主、自由、法製等“西方文明”，其實也就是來自英國的這種私有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個體權利在法律保護下與集體權利達成某種妥協之體製，歐洲大陸也是從英國移植過來的，“啟蒙運動”就是宣傳英式體製的運動。即便是發祥於佛羅倫薩的文藝複興運動，它的前驅宗教大分裂亦源自英國。14世紀牛津大學的神學教授約翰.威克裏夫首先開始抨擊羅馬教廷，譴責教士擁有私產，主張世俗統治，牛津大學堅持自己的教師有學術自由的權利抵製羅馬教廷的審判令，英王以及崇尚個人權利的倫敦市民采取支持牛津的立場，威克裏夫從而逃脫了中世紀宗教法庭的火刑處罰。而他的主張傳到波希米亞，啟發了胡斯運動，盡管胡斯本人沒有威克裏夫那麽幸運逃過火刑，但這個運動一直延續，直至宗教改革運動。
五，曆史留下的啟示
如果我們需要從曆史的長河中尋求一些啟示，以利發展，不應該再去沿襲舊思路。不幸的是，無論《河殤》還是《大國崛起》都含有一種一統的觀念，似乎“西方文明”也跟我們一樣是列隊前行隻不過走的路不同而已。如此，我們今天仍然麵臨著選擇，“全盤西化”抑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無疑是一種誤導。
問題恰在此處弄擰了，任何國家的富強與否，最根本的不是選擇哪條道路大家一起走，而是國民是否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在今日世界的環境裏，我們應該明白一個道理：國民在本國的地位決定國家在世界的地位，絕對沒有哪個國民個體權利缺失的國家會領銜於世界。前蘇聯解體之時，中國的主流文人們如喪考妣，紛紛去研究其原因。由於他們的思想禁錮，諸說紛紜之中沒人涉及蘇聯國民地位問題。蘇聯人民都是國家仆從注定了它解體的命運，國家做得越強大垮得越快，要避免解體的命運隻有一條路：顛倒一下，國家成為人民的仆從。
所謂“全盤照搬”其實不過是拒絕先進的托詞而已，世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謂“全盤照搬”這樣的事情，即使毛先生曾經力推“全盤照搬”斯大林那一套，甚至高喊“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也不得不“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既然“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又遑論國家？上世紀20年代北洋政府治下言論出版相對自由，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文打響了“東西方文化”之爭，有文人在爭論中提出“全盤西化”之主張，此說之不嚴謹即成為守舊勢力的把柄，一直沿襲到現在。其實，晚清思想界早就有類似爭論，著名的說道始於張之洞的《勸學篇》，那裏邊前後提出兩個說法：“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本意在中學即舊學。然而很快此說就被移花接木了：舊與新乃落後與先進之差別，中與西就抹掉這個差別換成地域差別了，守舊勢力有了作戰的陣地。譬如“舊醫”變成“中醫”，落後與先進之差別不見了，儼然並駕齊驅的兩個醫學體係。誰說我們的文人不夠聰明呢？時至今日，所有聚集在“反對全盤西化”大旗下的鬥士，其實不過在誓死捍衛落後抵製先進罷了，無論他們揮舞何種武器，在前清守舊派的武庫裏均可以尋得到，充其量有些許改頭換麵罷了。
馬克思曾說過：“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緊密封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連同他的其他言論，我們可以看見的隻有新舊之爭沒有侵略與反侵略之類道義評價，反倒預言“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看來挺準確，他們至今仍揮舞的恰是“道義”大旗，維護的隻不過是“陳腐世界”。
說民主憲政是“西方文明”完全站不住腳，須知，中國曆史紀年就是從“共和元年”開始的，先秦文化裏並不缺乏民主憲政的萌芽，就連儒家“亞聖”孟子也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無論怎樣將其劃入“民本主義”的範疇，誰也抹不去其中的民主要素。曆朝曆代，可以尋得著的文人墨跡裏，涉及民主憲政思維的也有，我們姑且不計被“獨尊儒術”毀掉的文字，例如明末學者黃宗羲、李贄、顧炎武等的學說。黃宗羲1664年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人稱“另一部《人權宣言》”，比法國啟蒙運動早半個多世紀，比美國《獨立宣言》早112年。為什麽一定要把民主憲政拱手送給“西方文明”呢？為什麽孜孜不倦去爭“四大發明”卻把民主憲政棄之如敝履呢？無他，維護官僚專製的既得利益或討好權力之劣習使然。誰要以為他們有什麽民族主義那就太冤枉了，當初毛先生不惜“在朝鮮出了一百萬兵，名曰誌願軍”，為的就是脫掉“民族主義者”這頂帽子，獲得斯大林認可後高興得不得了。民主憲政的思想並非西方專利，中國自己也有，隻不過被一統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罷了。其實人性都是相通的，例如文藝複興運動就是從但丁主張白話文寫作正式開始的，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打出白話文寫作的大旗。
過去的早已過去，我們借鑒曆史，為的是解決當前發展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已經具有充足的經濟條件，擱置了30年的政治體製改革理應開始實施，兩條腿一條長一條短、一條粗一條細，指望這個巨人不跌跤恐怕不現實。《河殤》也罷，《大國崛起》也罷，不在民主憲政上做文章恐怕都有缺失。正如何新先生所言，《河殤》立意於“對於中國文化價值的消解與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顛覆”， 但他扭曲了“中國文化價值”，依舊用陳腐的一統文化偷換了概念，至於“這對於中華民族與執政黨的執政而言是極其危險的”也以偏概全，中華民族並不會因為顛覆了陳腐的一統文化有任何危險，恰恰相反，它將獲得新生。感到危險的隻有“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所以遭禁。而《大國崛起》則無此危險，反而暗喻著隻有在執政黨的駕馭下，我們的航船才可能駛入“大國崛起”的古老航道。蔣經國先生有言：“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我想他說得有理，隻是還需補充說明：每一個人的權利都是天賦的，隻有民主憲政才可能保證這個權利得以實現，沒有任何說道能夠永遠麻痹人民放棄自己的權利。馬克思先生在《共產黨宣言》裏宣布：“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我們難道不應該努力爭取實現這個條件嗎？
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不是你毛共的宣傳工具可以掩蓋的。被誰都上過的正是你自己的祖先。
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
這麽說不好聽，卻是事實。正因為這個事實，我們才會把嶽飛，聞天祥等尊為“民族英雄”，近代才會有“驅逐韃虜 恢複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