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不記得在多少文章裏讀過這個詞匯：“民主製度”，還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可是仔細一想，不對了，民主真的是一種製度麽？顯然不是，所謂“民主製度”應該理解為對製度屬性的評價，既不是製度本身也不是任何“東西”。進一步說，世界上任何社會製度都不可能使人幸福，它充其量不過提供一些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對個體謀求幸福的保障程度，決定了這個製度的民主程度。說到底，所謂民主無非不過個體政治權利的實現，法製亦不過保障任何個體權利都不受侵害而已。
何以見得民主不是一種製度呢？您瞧，英國施行的是君主製，沒人說那裏不民主，大概為了與傳統君主製區別起見，它被叫做“君主立憲製”。跟英國相仿，歐洲還有10個君主立憲製國家,分別是:摩納哥、比利時、盧森堡、丹麥、瑞典、挪威、西班牙、安道爾、荷蘭和列支敦士登。他們跟美國實行完全相反的製度，跟英
另一個方麵，例如美國，羅素認為它實行的代議製絕非“民主製度”，而是由專製製度延伸而來層級特征明顯的製度。然而代議者卻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羅素的評價似乎並不完整，忽略了它的民主成分。美國的學者、專家們抨擊美國憲法確立的製度不民主並非個別案例，他們稱之甚至不如台灣的直選製度更彰顯民主色彩。可是盡管美國有學者抨擊他們的以州為單位選派兩名參議員；總統有權否決國會的一般立法；選舉團製度導致得票多者反而落選，例如1876年與1888年兩次大選均如此；聯邦大法官終身製等等都有悖於民主原則。看起來有理，說下去更有理，可誰能說美國是一個專製國家呢？反對者們認為：如此自由公開地抨擊美國的總統、政府、製度乃至憲法本身恰恰證明美國是民主國家。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美國實行的政治體製確實有懈可擊，它確實存在不以民主原則為至上之設置，例如參議員每州兩位就不是實施民主原則而是為免除人口較少的小州利益受損所安排的政治措施，如此人口最少僅有49萬人的懷俄明州與人口最多達3450萬人的加州便處於不公平的地位。聯邦大法官終身製更是不知離民主有多遠，為的隻是避免任命大法官的總統會影響大法官獨立司法。林林總總，美國的政治體製可以說有太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痕跡，更像是一件縫滿非民主補丁的民主衣衫，而且還在繼續打補丁。似乎可以這樣說：美國的貢獻不在於他們的民主，而在於憲政。它發展了以憲法為起點、民主為內容、法治為原則、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這種憲政體製自亞裏士多德首先提出，經英國奠基，在美國弘揚光大發展初具規模，至今仍在修補完善中。
在歐盟乃至日本，他們實施的政治體製就跟美國大相徑庭，有學者稱之為“萊茵模式”。美國體製注重於保障個人競爭，鼓勵個人成功和短期財政收益，歡迎新移民，例如2007年發放綠卡105萬餘份，僅向中國人發放綠卡就達77000多份，然而新聞界仍批評說綠卡發放比上年減少了21萬份；而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則傾向於集體合作，鼓勵集體成功以及長期財政收益，對於移民則看守得緊，瑞士等國甚至基本不受理移民；美國放縱貧富差距，例如，美國人收入平均差達一百多倍，德國隻有二十餘倍，日本隻有十幾倍。借以彌補這個差距的社會福利美國政府也不包攬，更放手讓民間基金去做，似乎美國人挺樂意捐善款，近年來它的年社會捐款總額都超過2000億美元。而歐盟則不然，它的政府運用財政手段縮小貧富差距，社會救濟基本是政府包辦,數據顯示德國每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NP的1/3左右。歐盟得意於它的社會公平，美國則得意於它的創新成就，不但諾貝爾獎誰也不敢同美國比，就連一般創造性領域，例如創新軟件業，全世界都隻能自歎弗如。
由此可見民主或者專製，並非體製本身，而指它實施政策的性質。不光最
羅素在《權力論》中指出：“如果相當多的人分享政治權力，政府通常就被稱為是‘民主的’。最極端的希臘民主排斥婦女和奴隸，美國在婦女擁有選舉權之前，就自視為民主政體。顯而易見，隨著政權享有者的百分比不斷增加，寡頭政治會逐漸接近民主政治。隻有當這個百分比相當小時，寡頭政治的特征才會顯示出來。”由此可見民主與專製之間並無楚河漢界，倒像一架天平，看哪一邊的砝碼具有更大的質量。例如，在中國傳統專製體製裏，科舉製從社會上選拔精英參與分享權力，從而最底層的平民也有從政的機遇，它具有民主性質，所以西方人並不在乎“照搬東方哪一套”，見好就“拿”，借鑒製定了他們的公務員考試製度。反過來，這套科舉製在中國並不嚴謹，還有蹊徑可以為官，於是中舉者往往還需“走路子”才能任職，腐敗由此產生。到清末，維新派極力抨擊，袁世凱、張之洞等逼著清廷把它給廢了，變成純粹專製性質的提拔體製。
民主與資本主義也不是一碼事，民主是政治模式，資本主義則隻是一種自由經濟模式。“民主”早在古希臘城邦時代就已經成型了，“資本主義”直至1854年才首次為英國小說家威廉.薩克雷在其名著《玫瑰與戒指》提出，15年後馬克思才開始采用這個詞匯定義他的批判對象，並歪曲成“資產階級專政”。殊不知有專政就沒有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就專政不起來。人們探索了許久最終發現此前一個多世紀亞當.斯密“一個激發個體自利動機以作為創造財富的機製的體係”最適於用來定義資本主義，它沒有涉及民主或專製。但實際上，要實現經濟領域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民主模式，資本主義與民主同樣發端於個體權利，前者在經濟方麵，後者在政治方麵。個體權利在經濟方麵的發展又刺激了民主的完善，民主模式是逐漸摸索逐漸完善的，沒有終極模式所以生生不息。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三個基本條件：其一，最廣大的民眾市場，倘若隻依賴少數富人的需求它就無法存在；其二，最大限度自由流動的社會，不止人員遷徙，還有商品、貨幣、技術、品牌、權利等一切有形與無形資產的自由流動；其三，崇尚創新，藐視甚至鄙棄有悖創新的傳統文化。前兩條易受普遍歡迎，第三條易遭普遍反對，尤其是在那些傳統文化被神聖化的地方。而民主恰是創新最肥沃的土壤，於是，民主便與資本主義結下不解之緣，盡管人們發現專製體製下也可以發展很繁榮的資本主義，例如新加坡。然而持此論者忽略了一點，類似新加坡那類政府實行的有限專製政策是致力於保護諸多民主權利的，例如新聞出版自由、私有財產權等。因此，也可以說那裏執行的是有限民主政策，而非專製政策。看來，那些人為設定終極模式的體製，例如馬克思設計的以共產主義社會為終極模式的體製，當設計完成之時就已經注定會夭亡，終極模式無論被描述得多美好都隻是一種禁錮，創新也就被限製了，設定它也就等於自掘墳墓！羅素曾經指出，
民主也不是蛋糕，甭指望它能令你大快朵頤。充其量它不過隻是一種製作蛋糕的方法，願意做什麽口味的蛋糕、尋求哪些製作原料、做的質量如何都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弄不好還會烤成夾生或焦炭。換句話說，民主就是公權力受到公眾支配，它保護並鼓勵公開揭露、監督解決問題的社會狀態，它不是什麽“好東西”，恰恰相反，倘若法製與道德建設有所缺失的話，它的問題遠比專製狀態多得多，比如民主伊拉克就比薩達姆獨裁統治更顯混亂無序。但伊拉克民眾仍然踴躍支持民主，根源在於恐怖分子終究隻能傷害少數人，而薩達姆政權傷害的是全體人民。專製體製之公權力支配公眾，它遏止公開揭露，更願意顯示一張濃施粉黛的虛榮，即使有問題也得盡力掩蓋。如果誰以為專製狀態不願解決社會問題恐怕有失偏頗，中國曆朝曆代從未停止過反腐倡廉就是證據。區別僅僅在於民主施行社會披露公開解決，專製施行體製內處理，無可避免地就會依據利益判斷披露抑或隱匿。
我們無妨羅索幾句西班牙的故事。這個曆史上從無民主政體的國家，最後一位獨裁者佛郎哥卻從好幾位流亡在外的有繼承權的王室後裔裏精心挑選了年輕的胡安.卡洛斯繼承王位，並精心地親自培養，送他到國外接受民主教育。佛朗哥獨裁40年後逝世，胡安.卡洛斯登基，此時佛朗哥已經在他的政權中作出了適當的安排，釋放了一些權力給屬下各部門，製定了新聞自由的立法，以便胡安.卡洛斯登基後可以立即對這個國家進行民主化改製，西班牙的民主化被稱為20世紀奇跡，它使整個西歐全都實現了民主政治。類似的案例還有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也走過雷同的路程，可知，民主絕非靠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它隻能漸進，革命隻能成就專製而不能成就民主，譬如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導致的隻是對外宣戰、恐怖殺戮以及拿破侖軍事獨裁；俄國革命的成果是列寧－斯大林的“國家恐怖主義”（高爾基語）；意大利革命建立的是墨索裏尼法西斯政權；中國革命勝利誕生了毛式獨裁；從卡斯特羅直至波爾布特，一連串亞非拉小國革命的勝利造就了一批專製甚至獨裁政權；即便是北美獨立戰爭，也隻是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獨立，華盛頓稱之為“一盤散沙”，隻是在謝司叛亂失敗之後，人們經過費城製憲會議激烈的討價還價才達成民主憲政協議，也即《憲法》。可見，民主隻能依賴增加分享權力者的人數才有可能實現，當大家都意識到自己的天賦權利時，民主是無法阻攔的。
話說中國。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兩千多年的曆練使我們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官僚專製製度，這是一種獨具特色的精英政治專製模式。它的文化精髓是儒學，法家的統治手段則維係著它的組織模式。《漢書?藝文誌》稱：“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這段話很精辟地說明了官場內儒法關係，儒家學說負責洗腦，法家製度懲罰異端，胡蘿卜加大棒，合夥構建了科層製金字塔形統治。在這個體製內，皇帝其實隻是官僚專製的需要，它處於最頂端，既是官僚們的精神領袖，也是這個階級震懾被統治者的偶像。皇帝也必須服從於官僚們的群體利益，否則這個體製就會廢黜他另設置一個皇帝，甚至不惜改朝換代重建一座金字塔。維修金字塔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光緒積極支持變法觸犯了官僚專製的利益，於是被幽禁。表麵上看似乎是西太後在作祟，實際上是昏庸保守的官僚們推舉她出麵置換不稱職的光緒皇帝維護既得利益而已，曆史上這類換皇帝的流血政變並不少見，例如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又如明朝燕王朱棣滅建文帝之南征。
《漢書》寫作時這個官僚專製體製尚未完善，例如科舉製就沒有製作出來，雖然它的雛形選拔製已經存在許久，但顯得隨意，遠不如科舉製度那樣規範。科舉的考試範疇則保障了被選拔者所具有的儒學素養，
在西方文化大舉入侵的清朝晚期，官僚體製內那些洋務派還是有眼光的，他們看得出來西方文化內在的民主要素遲早會斷送官僚專製體製的前程，從而也就斷送了官僚階級的永久利益。鑒此，他們中的明智者在抵擋不住“堅船利炮”之時會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願意吸納西方的利器而抵製西方的理念；繼而發展成維新運動則操之過急，康有為們淺薄地以為中國真是皇權至上而沒瞧見皇權僅僅是官僚統治的表象並非實質，所以當他們得罪了官場內大多數時，官僚階級會推舉西太後出來取代光緒皇帝。即使光緒沒有儒家忠孝說訓導出來的軟弱，也無法製止官僚們換馬，必然遭遇一場規模更大的流血政變，昏聵的官僚們得勢後很快就利令智昏，他們唆使愚民導演了義和拳鬧劇，妄圖畢其功於一役地掃清西方文化，竟然狂妄到向世界宣戰的地步，結果招致“八國聯軍”猛擊隻能狼狽逃亡。這場戰事如此迅速潰敗，官僚階級內部分歧是重要原因之一，明智派官僚的“東南自保”使得朝廷與愚民的同盟不堪一擊。然而，也正是保守勢力的失利，庚子以後中國進入一個民主思潮迅速發展期，不僅洋務運動解除了羈絆，廢科舉、倡憲政、開黨禁報禁等接踵而至，新文化運動亦孕育其中蓄勢待發了。這個良好的進展盡管還有磕磕絆絆總還算快速的，不過八九年功夫各省谘議局、北京資政院就已行使功能，議員們甚至可以抨擊朝廷指責上諭彈劾大臣廢黜皇族內閣取得立憲權了；民間報刊雜誌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曆來沒資格發表意見的民間也可以七嘴八舌表達對於天下國家的看法，君主立憲已經進入施行進程中。
遺憾的是，辛亥革命尤其是孫中山竊取了這個革命的成果之後打斷了這一切。這個革命其實並無多少進步意義，它不過是一次宗族主義的起義。倘若朝廷是漢人當值恐怕這次革命未必會有，然而滿漢兩忌各為己謀終於導致革命乘隙而勝。在中國，隻有宗族主義沒有民族主義，孫中山重拾當年朱元璋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已經清晰地顯示出這種認宗族為民族的誤區，其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之說道，甚至連滿清朝廷頒布的《宣示預備立憲諭》都不如。該上諭道：“我國政令，日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製，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諸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眾長，明定權限。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製入手。應先將官製分別議定，次第更張。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這裏至少還有“俟數年後”之時限，老孫的“軍政、訓政”則無時限。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所附“臣民權利義務”項下，已明確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現完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它已將孫氏所倡含糊其辭的“軍政、訓政”拋到後麵去了，須知，這三項恰是民主的根基，而“軍政、訓政”則剝奪了這個根基。自老孫開始至今，中國所定《憲法》均非真正意義上的憲法，無論塞進去的“三民主義”還是別的什麽主義，都涉嫌設立國教，與憲政精神格格不入。除《欽定憲法大綱》外，清廷還公布了《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此後，清政府開始進行改革，建立內閣、資政院，也實行現代預算製度。地方上的改革更廣泛更激烈，省谘議局及縣、鄉鎮自治機構均經過選舉建立，政治上迅速地實現了僅限於精英群體內部民主化，各地開始設立獨立的法院，開始訂立新法律，教育體係也開始再造。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考量那段曆史？清國並非敗亡於它的腐敗或者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是敗亡於它的推行憲政舉措，科舉製被廢棄，大批待候通過科舉之途進入官僚階級的文人學士頓時斷了前程，怨恨之情油然而生，例如孫中山就是由於《上李鴻章書》不得回報便開始造反的，當然他想走的不是科舉而是引薦之路。回顧清初，各地武裝抵抗運動此起彼伏，幾乎每一次抵抗均有文人發揮核心作用，清廷一宣布開鄉試奉行科舉，抵抗頓時土崩瓦解，文人們紛紛投奔新朝效忠去了。清末中國文人趨向民主、立憲者，大抵是認為此種方式亦可以實現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報負，從而彌補廢科舉帶來的失落。而清廷那些頑固派偏偏隻知念叨祖宗遺訓，絲毫不識時務，阻撓立憲的結果最終是引發更浩大的反清勢力。而立憲派又簡單地以為形式可以決定內容，廢了皇權也就可以實現共和，殊不知他們仰奉的文化正好與民主相反，它崇尚一統，這個文化傳統糾合了一個統一陣線，這個陣線滅掉滿族朝廷是有效的，（事實上自太平天國開始清廷便逐漸大權旁落了，不僅地方實力派以“湘軍”、“淮軍”為代表蠶食了地方權力，就連朝廷本身滿人亦漸失決策權，漢臣逐步左右朝政。）搞“共和”就無效了，革命者各懷鬼胎，都企圖把別人一統到自己麾下，甚至不惜采用卑鄙的暗殺手段，例如對陶成章、宋教仁的暗殺以及對袁世凱的未遂刺殺。羅素說：“理想主義，正是使正派人成為流氓無賴幫凶的誘因。”一旦這個理想主義塗抹上革命色彩，“流氓無賴幫凶”就變成楷模了。
孫中山也好，袁世凱也罷，傳統文化都已融化在血液裏。老袁最終稱帝自不必說了，老孫盡管不斷說：“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製，實行共和。”其骨子裏揮不去的情結導致他1913年9月另組中華革命黨時要求黨員“絕對服從”於他個人，並強令按手印盟誓，黃興即因此拂袖而去。要求除去“大總統”前“臨時”二字、接二連三要定“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均被議會否決，最後幹脆自封並於1922年元旦在蘇俄秘史馬林鼓勵下在桂林廢掉議會通過的“五色旗”國旗，獨斷專行地改成他所鍾情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這與“民主”背道而馳。可以這樣看：盡管民國初年之後出現軍閥混戰局麵，正因為北洋政府交替著被各路軍閥掌控，客觀上導致了權力分享的效果，造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民主的時代，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領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尤其是現代工商業、現代大學、現代學術、現代社會的組織形態迅速發展。“新文化運動”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創舉，一代傑出文化人士也都湧現在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思想、學術至今難以超越。及至蘇俄出錢出槍出顧問在中國製造內戰，不僅戰爭的規模與慘烈都遠甚於“軍閥混戰”，主觀上堅決捍衛民族利益、客觀上有利於民主的北洋政府也垮了台。曾經被指為老蔣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其實正是蘇俄傳輸過來的“真經”，列寧是如此教導也是如此實施的，既然老孫的《新三民主義》都是由蘇俄顧問審閱定稿的，又遑論其他？隻是老毛抨擊老蔣“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當然比不得他的“一邊倒”來得果決。於是我們看見國民黨統治下各種“不民主”現象，其結果是兩個蘇俄調教扶持壯大起來的黨在中國大地上比武。
馬列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對應於老蔣的那個“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老毛其實更甚，而中國本來就有“一個儒學獨大，一個官僚治國，一個皇帝聖上”，這是連老百姓都認同的理，對應著外來的經書簡直天衣無縫。我們不去細說許多曆史故事，抗戰勝利後儲安平主編《客觀》雜誌所寫《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一文中說：“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黨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複是負麵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過了一年多，他又在自己創辦的《觀察》雜誌《中國的政局》一文中說：“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製人民的意誌。”接下去，還有：“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曆史證明了儲老所言，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令世界矚目。在歡呼慶賀的歌舞聲中，我們似乎忘記了一個基數：2007年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04位，也即這個經濟成就是靠人多勢眾和舉國體製顯示出來的。本文不打算討論經濟。在“民主與法製”或曰“政治體製改革”方麵30年來並沒有多少進展，從另一個角度看還有倒退，例如：各地黨委書記兼任同級人大主任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而所有的“民主黨派工商聯”、工青婦負責人乃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依舊都是組織部、統戰部選定的；權力壟斷重要資源包括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兩個方麵。而我們的政府越做越大越做越強，據學者陳誌武考證：“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占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而“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億農民的純收入。”加上“國有資產與土地升值至少9萬億，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政府有15.7萬億的收入可以花。”這就更可觀了，一個並非自下而上選舉出來的大政府與小社會，非但離民主越行越遠，與社會主義也不能相提並論。所謂社會不過是大家的舞台，毛年輕時疾呼：“世界是大家的，做事要大家來。”所謂社會主義也就是大家作主的主義，不是政府作主百姓聽從的主義。確確實實符合的倒是我們的官僚治國傳統，即使強調“民生”也不過“施仁政”而已，那也是傳統裏的東西，說“堅持中國特色”也不離譜。
然而這種堅持相當危險，因為人類文明一直在發展，“草根一族”的權利意識必然隨著文明進程而增長，這種權利被剝奪——例如新聞、言論、選舉與被選舉等等權利——的狀況注定會遭遇反抗。民主其實正是文明化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矛盾的最佳路徑，它一方麵可以及時發現並解消社會矛盾不使之長期積鬱而爆發；另一方麵可以限製權力阻止官僚職業化形成階級或者利益共享集團，有利於社會公平。如果我們按照羅素那個盡可能多的人分享權力就是民主的思路想事，就不難發現，首先，民主程度是與分享權力之人數成正比的，當權力最終為極少數人專斷時就成了寡頭獨裁。這種分享是自主的，不可以宣稱“代表”就取而代之。因此，不存在絕對的民主與絕對的專製，二者可以漸進式過渡或轉換。其次，人的文明程度越高，其分享權力的欲望也就越強烈，如果說人權的最基本模式是溫飽的話，那麽它的最高模式就是分享權力。換成人類文明來說事，它最終目標是達到每一個人都能夠分享權力，也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那個著名的表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因此，人類必將實現民主，無論它有多少問題和阻力，民主就是不斷實現每一個人的權利的進程。
回過頭去看，19世紀清政府國家機器約保有4萬名在職官員；北洋政府走馬燈兒換主，跟著調換的是那些官員，根本無法形成穩定在職的官員，倒恰好歪打正著，成就了中國的民主氣氛；國民黨政府人丁最盛時約有200萬工作人員；到1952年的“國家幹部”已達331萬，1958年約為800萬。改革開放30年後，我們的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員還是個謎，網上有文章說4350萬，據說不實。查《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得知在黨政機關中具有“國有”身份的實有人數約為1000－1100萬，倘若連同國資企業那些變相官員，不知這支隊伍究竟有多麽大。緣由在於，以往舊政權隻控製到縣一級，縣以下則由“士紳”或其他非官府性質的機構團體管理，謂之“保甲製”。老毛徹底摧毀了舊體製，把黨和政府機構設置到公社，大隊一級設立有大隊部、黨支部，沒工資卻有工分補貼，現在連“村官”也拿工資了，城市裏則設置到居委會。毛式專政使中國官僚階級膨脹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它極有效地貫徹毛旨意至每一個邊角，可以說，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位皇帝能及老毛之萬一，他確實實現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夙願。問題在於，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隊伍，又承襲了中西文化兩個方麵的專製精髓，無可避免地它會得僵化病，老毛察覺了這種僵化，卻意識不到病因在於集權。他罵《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其實是在發泄對這支官僚隊伍的怨氣，他們渾渾噩噩按部就班效率低下，完全不能領會老毛急於成就“百代帝王”之“聖賢”夢，惹得老毛生氣，這才有文革。毛一死，官僚階級開始“清君側”，毛主席的“四人幫”成為替罪羊，然後官僚們權衡利弊“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廢掉了毛的某些實在荒唐的禁錮，謂之“改革開放”不如稱之“網開一麵”，不僅涉及官僚階級地位與權力的“政治體製改革”遲遲不動，就連“官員財產申報製度”，雷聲響過七八年了，雨點至今未見。可見官僚一旦形成階級，還挾持著傳統的慣性，其能量有多麽巨大。胡總書記在最近的一個重要講話裏嚴厲批評：“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紮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假如這些“群眾”手裏握著決定“一些幹部”沉浮的選票，他們還敢如此“置若罔聞”麽？
又據資料介紹，中國有115.6萬億元資產，其中隻有27.6萬億是民間的，其餘88萬億屬“國有資產”，無論經濟增幅有多大，官府的腰包的收入兩倍多於民間收入，它們歸官僚支配。陳誌武介紹：“據財政部長
如果僅以財政收入5.1萬億計，85%的錢都任由官僚們支配去了，人大隻有如數報銷權而無審批查究權。既然連人大也受黨支配，誰還能指望“橡皮圖章”如何蓋呢？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民主條件無疑比毛時代改善許多，至少沒有“惡毒攻擊罪”、“偷聽敵台罪”之類罪名了，說“網開一麵”指的就是這一麵。然而這個“許多”也是極有限的，充其量它也隻是在毛式專製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極端狀態下的改善。倘若同恰好100年前《欽定憲法大綱》相比，仍有相當大差距。近日習近平有講話，稱黨要從革命黨轉化成執政黨，其實這話也是老胡幾年前要求黨增強執政理念建設之延續。執政黨的概念很寬泛，受法律限製的執政黨還是限製法律的執政黨，大約也是民主“有”與“無”、“多”與“少”的關鍵，我們隻能耐心等待。
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不是你毛共的宣傳工具可以掩蓋的。被誰都上過的正是你自己的祖先。
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
這麽說不好聽，卻是事實。正因為這個事實，我們才會把嶽飛，聞天祥等尊為“民族英雄”，近代才會有“驅逐韃虜 恢複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