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 控訴北洋政府和袁世凱賣國的鐵證就是“二十一條”，甚至言之鑿鑿稱其以此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這謊言來自孫中山。所幸還有老毛罵胡風的話還在：“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以下簡稱《全編》），主編者黃紀蓮為人們收集了俄國解密檔案在內的極其詳盡的曆史資料原文，裏邊並未顯示有任何可以證明袁世凱於日本人勾結的隻言片語。正相反，孫中山的摯友頭山滿充當頭目的黑龍會正是始作俑者。黑龍會1914年10月促使日本出兵山東之後，29日，再提出《備忘錄》。該《備忘錄》原載《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三年，第2冊，P935，第604號文。顯見其已經作為日本政府文書之地位。我們不必評述，僅錄其幾段文字：
“從袁世凱迄今為止的態度來判斷，我們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麵往往采取權宜的策略。雖然在外表上可能對我們表示友善，實際上他將依靠不同列強的勢力作為對我們最方便的牽製而拒絕我們的要求。”
“歐洲巨大的鬥爭（注：指一戰）結束以後，除了並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國以外，中國是不能從其他列強取得任何貸款的。在國庫空虛、官吏和軍隊非薪餉無法支付、土匪煽動窮困人民鬧事、革命黨待機起義的條件下，一旦內亂果真發生而沒有外力幫助鎮壓，我們相信袁世凱決不可能以單獨的力量恢複和平與統一全國。其結果國家將成為四分五裂而無法收拾。這種情勢將會到來，這是不難預見的。當這樣的情勢發生，我們究竟是在確保能夠影響袁世凱同意我們的要求的條件下，支持袁政府並幫助他鎮壓內亂呢？還是我們幫助革命黨人獲得成功，因而通過他們實現我們的目的呢？我們此刻必須確切決定這一問題，以便將它付諸實行。如果我們不去洞察中國未來的命運而盲目支持袁政府，與中國訂立防禦同盟，希望用幫助他鎮壓革命黨人來充分實現我們的目的，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政策。”
“對日本來說，不顧中國人民的普遍意見而支持袁世凱，希望與他解決中國問題，當然是一個錯誤。”
“日本帝國政府既然認為支持中國人是無可推諉的，那末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於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同時我國軍隊必須協助恢複全國的和平與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樣中國人便樂於順從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並依靠日本。”
“我們認為目前是我們唆使中國革命黨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適當時機。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進行積極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如果帝國政府能利用這一事實，給他們以貸款，並教唆他們同時起事，極大的騷亂和混亂，必將普及全中國。我們就能出來幹涉並輕易地調整關係。”
“這就是說，日、俄兩國應在日本取得南滿及內蒙的主權以及俄國取得北滿及外蒙的主權以後互相合作，維持現狀，並竭盡全力維護遠東和平。”
上麵這幾段文字清晰易懂，無需詮釋，載於《全編》P8-9，有興趣者亦可看全文。它至少可以證明，兩黨史家所謂袁世凱以“二十一條”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是無稽之談。需要注意的是，黑龍會謀劃這個《備忘錄》直至《民四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簽訂的整個時段，孫中山都在日本享受著黑龍會的接待。
李敖在鳳凰衛視說“二十一條”就是老孫慫恿日本搞出來的，而且表示袁世凱如果不幹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們簽訂“二十一條”。隻是沒瞧見他亮出證據。隻是另有說法：A，“1914年4月16日曾有一封號稱孫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來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但讓給日本人的特權較多，以後日本人渡邊幾治郎將此文譯出，作為給袁世凱二十一條的由來。”B，“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麵就‘二十一條”一事談判，二月五日，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C，“孫中山於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務省函，願意出讓權利十一條，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以上諸項均已為國民黨方麵一概否認，大陸學界主流亦附和，稱各函件均為偽造。惟C項，大隈內閣在談判時向中國方麵泄露，以脅迫袁世凱速簽訂二十一條，否則將以孫中山為對手。上述內容僅供參考。
嗣後，12月3日以前，日本政府已經準備好“二十一條”，因為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已經向外相提出了閱讀草案以後的具體意見。為了強迫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該公使建議“（一）將出征山東之軍隊留駐現地，顯示我國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軍事威脅。（二）煽動革命黨和宗社黨，顯示顛覆袁政府之氣勢，以威脅之。”可見，革命黨隻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一個棋子，隨時可以被用來破壞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因為革命黨從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除非它可以用於謀一己之私。
袁世凱又如何應對這“二十一條”的？日本人突然發難遞過來的《覺書》（對外交文書的稱呼，此“覺書”即“二十一條”初稿）上，留著老袁 “荒唐荒唐！實堪痛恨！”八個啼血的字跡。但在當時，老袁對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個字：“拖！”對於這份《覺書》之第五號共七條，老袁認為沒有討論的餘地。莫理循稱：“總統向我保證，決不同意那些條款，即使日軍打到新華門也不同意。”然而他還另有隱憂：“總統說，有消息說日本已給在日本的中華革命黨300000日元，以通過這些革命黨攻打中國軍隊，這種威脅並非空穴來風。”（《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P211）然而能否實現則是另外的問題，當袁世凱邊談邊拖，並采取故意泄露其內容以引起國內外憤慨之後，除了孫中山始終不表態，直至5月“民四條約”定稿以後才有《複北京學生書》，說袁世凱純粹為換得日本支持他當皇帝故賣國，卻沒有半個字譴責日本或“二十一條”本身！其餘各位，黃興、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等都公開呼籲“暫停革命，一致對日！”唐德剛評述道：“其實袁世凱並未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可見二者有宵壤之別。”“所以日本雖然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後來也隻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袁氏當國》，P146）當我讀罷《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之後，確實有與唐教授同樣的感覺，通讀《民四條約》文字，老袁並沒有賣什麽國，說“喪權辱國”，其實隻是“喪”在沒有能力把前清條約讓渡的權利悉數收回而已。
《顧維鈞回憶錄》介紹：當袁世凱召開高級幕僚會議討論應對日本之策時問陸軍總長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們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時。老袁遂不做聲了，但他在批準簽約時講話稱：“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後通牒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語雲：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史料全編》，P234）看上去，恥辱主要在於被日本逼著簽約，並非條款本身。袁氏密諭：“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采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牛馬奴隸，萬劫不複。予見此四條，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員，誓以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同上書，P236）這四點都被老袁拒絕掉了，還脫不了“喪權辱國”之幹係。回望幾十年後，不說民用，共和國從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到尖端國防機構、到海邊防陸海空部隊，哪一級沒有蘇聯顧問？就連編一部《毛選》，還得請斯大林派顧問來審核，卻不算“喪權辱國”了？再說“軍械定數”，每一顆子彈都買蘇聯的，還算抗美援朝的偉大成果；所有軍械廠都買自蘇聯，不是“定數”而是“悉數”，也不算“喪權辱國”，而算“偉大友誼”。與時俱進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釋。
袁世凱的愚笨就在於不懂辯證法，如果他懂一點辯證法就不會自歎：“何等痛心！何等恥辱！”了，反而應該“熱烈歡呼挫敗日本陰謀，迫使日本自動收回第五號共七條之偉大勝利！”就像幾十年後我們歡呼朝鮮戰爭偉大勝利一樣。這樣歡呼勝利還是有根據的：1915年4月3日日本參謀本部致駐華武官的指示信裏稱：“在對華要求中有些關於聘請軍事顧問、購買武器彈藥和大量裝備品的條款，這是向中國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條款。”“首相和外務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見是，中國雖弱，但任何時候都不會答應這些要求。不過，這些要求既經提出，倘若被拒絕，我們就不得不訴諸武力。”（《全編》P344-345）然而，經過不懈的外交鬥爭，這些要求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訴諸武力”也成為泡影；負責談判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強烈要求在最後通牒裏加上第五號之各條款，也遭天皇駁回了；難道不算勝利嗎？更有，老袁無視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約內容，引發“抵製日貨”浪潮。俄國駐東京大使7月12日給俄國外交部長的密電稱：“據官方統計，今年上半年日本對中國的輸出額減少了三千萬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們從非常可靠的方麵獲悉，因為‘抵製日貨’，東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損失，他們驚慌不安是召開東京‘元老’會議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歸咎於加藤男爵，指責他未經他們同意便向中國提出侮辱性要求，隨後又不得不放棄，但這些要求在中國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對日本人的仇恨。”（《全編》P368-369）
然而他最終僅以靈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個啞巴虧，不但使其決策層爭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國際上聲名狼藉。美國公開發表白皮書：“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民國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全編》P382）俄國駐北京公使緊急報告稱：“日本的行動方式也激起遠東外國集團的輿論反日，日本的欲望對它們的工商業利益也是直接威脅。此間所有外國報刊所刊載的俱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這些報刊顯然忠實地表達了遠東實業家和遠東英國官方的意見。”（《全編》P353）所以，這個“二十一條”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對日本自身的傷害從本質上說，遠甚於對中國的傷害。
與“二十一條”在日本國內引起激烈爭吵相反，袁世凱無視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脅：“絕對保密，否則須負所有嚴重後果之責。”故意泄露條約給新聞界，甚至連日使所遞交《覺書》係刻意寫在幾頁“有兵艦和機關槍水印的紙上”這一細節也沒遺漏。（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嶽麓書社1999年版，P23）日本提出嚴重抗議，並指出，中國政府對輿論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寬鬆態度，沒有任何管製與壓抑。陸徴祥回答：“現在已不再是滿洲人統治的時代了，中國人已經享有新聞自由。”當時中外評論界普遍認為：“在談判期間，中國政府采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國和中國的新聞界以爭取道義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來》，第六冊，P121、P398）彼時，中國人民有史以來首次公開地、大規模地自由表達對於國家頭等大事的意見和提出建議。談判在北京進行四個月，各界每天都在幾乎所有報紙雜誌上直抒己見，對於“國恥”觀感的聲音遍及全國各地，延及世界。沒有一份報紙雜誌不積極表現強烈的反日情緒，19個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堅決支持，呼籲中央決不要屈服於日本壓力。當時的總統府每天都“潮水般湧入”無數的信件和電報，表示了各階層民眾對日本的憤怒和對政府的支持，就連逃亡海外的革命黨，除孫中山本人外，黃興以降，也呼籲停止革命一致對外。袁世凱激動之餘，簽發命令取消對“二次革命”所有人的通緝，並希望他們回國貢獻力量，甚至沒忘記許願各種高級政府職位。到日本以最後通牒迫使袁世凱批準簽署已經撤回第五號的修改條約，這種抗議及反日浪潮迅即轉為爆發，“毋忘國恥”成為中國最常見的詞匯。就連談判經過也迅速編寫進了教科書，陸征祥聲稱，這次“輿論政策”的總策劃與指揮者為顧維鈞。他采取化妝進入英、美使館的方式，把半個世界攪得不安寧。
袁世凱對於日本突然襲擊提出“二十一條”所采取的對策堪稱無懈可擊，非但沒有任何“賣國”可言，相反，中國人在長達八個多月的抗議浪潮中，日本首次成為過街老鼠；上海市民在1月26日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開了一個又一個群眾大會，百姓首次發現國家原來是自己的；2月19日“市民愛國會”得以成立；十餘萬人參加的抵製日貨大會也於3月18日召開，日貨迅速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貨架，就連日貨專門店也自動抵製日貨了。一種新型民族主義蔓延開來。遭受巨大損失的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壓，袁世凱於3月25日頒布禁止抵製日貨的布告，然而並無執行措施，日本對華出口繼續大幅下降。6月，被國內工商界及元老派鬧得焦頭爛額日本內閣正式抗議中國的反日運動，老袁一邊譏諷小日本一邊下達禁令給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製活動。沒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後指揮，各地步調一致地撤去抵製日貨的標語，換成“提倡國貨”，隻是日貨仍然上不了貨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勵下正迅猛發展的民族工業，這一年獲得前所未有的增勢，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國儲金團”，民眾踴躍捐款公開宣布要捐足五千萬元，為民族工商業輸血。中國人也從未這般齊心，捐款名單上從最富有者到最貧困者都有。一位美國記者報道說：“那麽多中國人內心充滿國恥感，深切的怨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製日貨運動變得實際上不必要，因為人民已下決心盡量不買日貨了。”（《五四運動史》，P28）這次全民抵製日貨運動對於民族工商業之刺激成效斐然，前述北洋時期民族工業增長率高達13.8%不是無故得來的。而日貨最勁的棉紡業，變化也最快，到1920年，中國從棉紗淨進口國變為淨出口國，應該事出有因。
這場反日運動更重要的成果在於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便由此發端。當袁世凱特赦“二次革命”所有人犯之後，躲在日本的陳獨秀返回中國，被民眾熱情感動於是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這份雜誌被認定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源。可雜誌本身卻源於反對“二十一條”的民眾怒潮。有感於一個日本作家對於這次運動的民族性所發議論，他認為中國人對於國家與社會漠不關心的傳統不會因為這次運動而改變。在此次運動中沒有積極表現的中國文人們被這位日本作家刺痛了，紛紛著文予以反駁，陳獨秀在《新青年》1卷3號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發表示了痛切感慨。辯論由此引發，對於國恥，對於愛國，對於民族以及相關的文化均各抒己見，其影響之深刻自有公論。文人貪功，都把勳勞歸於“五四運動”。其實，正本清源，發生於1915年這次並沒有文人們什麽功勞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運動，它至少可算新文化運動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