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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守敬是清末民初享譽中外的國學大師、傑出的曆史地理學家、著名書法家、書論家。他有多部書論專著傳世,提出書家須有“品高”、“學富”的重要理論。他在擔任清朝駐日本外交官四年中,日本許多著名的書家都投到他門下受業,其理論和實踐引發了日本書法的現代化,被日本書壇尊崇為“日本現代書道化之父”,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在日本文化史上彪炳千秋。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五十歲時曾在黃州鄰蘇園藏書,因與東坡赤壁相鄰,故晚年自號鄰蘇老人。生於商賈世家,台灣《中華民國文化史》一書稱楊守敬係湖北宜昌人,實際上他是宜昌文化輻射區內宜都市陸城鎮人。
楊守敬是清末民初的既為人所知而又鮮為人知的三峽文化名人,世人多知道他是著名的書法家,殊不知他傑出的成就是多方麵的,是國學大師。他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著作等身。他精輿地,是傑出的曆史地理學家、酈學大師;善書法,是蜚聲中外的書法家、書論家;通訓詁,是造詣極深的金石文字學家;喜收藏,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精版本,是卓越的版本目錄學家;工方誌,是世所公認的方誌學家。
楊守敬的書法成就僅亞於輿地學,不僅在國內享有盛譽,而且蜚聲國外,特別在東南亞和日本影響更甚,其中尤以日本為最,深受日本書壇的景仰,形成一個俊彥眾多的楊守敬書法流派。楊守敬楷、行、隸、篆兼擅,被日本書壇推為日本現代書道化之父。
楊守敬撰有多部書論專著,影響最大的有《楷法溯源》、《激素飛清閣評帖記》、《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和《學書邇言》。其書法理論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碑帖”並重,旁通遠紹
中國的文字書法源遠流長,從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周代的鍾鼎文到秦漢六朝的碑刻篆隸,古奧蒼勁,各顯神韻:甲骨文的瘦勁古樸和刀味,鍾鼎文的繁曲奇詭和鐵筆,漢魏六朝碑刻篆隸的雄肆獷達。
加之“二王”(羲之、獻之)、“二鄭”(道昭、述祖)馳騁書壇,中國古代書苑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蔚為壯觀。因此,歐陽修說:“書至梁陳之際而二絕”。所以,書迄唐代書壇各體皆備,百花爭妍;又值李唐開國,設書科取士,書風抖擻。
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權、顏真卿“六大家”,相繼馳譽書壇,標準海內,為世所師宗,成為楷法極則。從此翰墨之士趨之若騖,蹈襲之風籠罩後代。降至元代趙孟頫書名蓋世,學習眾家之長,然終生烙有李北海的胎記,其風格嬌妍媚骨,令後學者群起效尤,至明代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明太祖以八股取士,唯“帖學”是尚,士林翕從,於是“帖學”風靡明代書壇。而“帖學”主要以曆代前賢手跡摹刻成帖,特別是晉代王羲之和唐六大家為重心。故而明代書家大多不敢越雷池一步,久沿成習,便產生一種程式化、規範化的館閣體,並一直沿襲到清代,為康乾二帝所嗜。
“帖學”到清初已是強弩之末,毫無生氣,一些有創新精神的書法家,如“揚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便另辟蹊徑,追求“碑學”古樸蒼勁的風格,中國書法藝術開始透出革故鼎新的曙光。自清代乾隆年間,古代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和隨之而興的金石考據學,給中國書壇以巨大的影響,尊碑抑帖風氣應運而滋。
又經阮元倡導、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相繼鼓吹,“碑學”卓然而起;至鹹豐、同治年間,天下景從,幾乎取帖學的傳統地位而代之,宗師篆隸、碑版、崇尚六朝之風,研習秦漢之學,書壇風貌驟然一變。至光緒年間,河南安陽殷墟大批甲骨文出土,使“碑學”的盛行得天時之助,錦上添花。到明末清初,現代照相製版印刷術的出現,更促進書法藝術傳播,大批古代碑版拓片、甲骨、鍾鼎相繼影印刊行,書法名跡公開展覽,書壇進入柳暗花明的時代。
如上所述,帖學自“二王”迄清,一枝獨秀,沿襲了千年之久,每況愈下,勢必為碑學所反動。然而清代碑學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包世臣作《藝舟雙楫》張揚北魏碑法,揚碑抑帖;康有為追隨包世臣則更尊魏卑唐,所著《廣藝舟雙楫》便發揮到極致,他把魏碑歸納為“十美”,即:“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美”。
碑學從阮元、鄧石如、包世臣、張廉卿、趙之謙到清末民初的康有為,風流了一百多年的曆史,碑學派以北魏碑為宗,其偏頗和短絀日益顯著。楊守敬正是看到了帖學和碑學各自的優長和短絀,他敢於突破碑學派包康崇碑貶唐的門戶之見,徹底擺脫傳統的館閣體的藩籬,他在推崇南北碑與尊帖的同時,對唐代的書法大家也是推崇備至的,他稱虞世南的《廟堂》、歐陽詢的《醴泉》、褚遂良的《聖教》為楷法極則,隻是顏柳以後,便沒有新生麵,故他所著的《評碑記》、《楷法溯源》,皆以唐代為斷。
這樣碑帖並舉,集碑帖之優別開生麵,兼擅諸家之長自成一家。他一方麵深入研究書學理論和書法傳統,著有多部學術專著;另一方麵又廣肆搜集各種碑刻和法帖,以致搜奇選異、積簣成山以嘉惠後學。僅《楷法溯源》一書,就收有風格不同的法帖82本和自漢迄於唐646塊碑刻,這是楊守敬的“中庸”藝術哲學的生動體現,足見其在碑帖並舉理論上的開啟之功,成為中國近現代書壇的先驅。
二、是大膽創新,力主八麵用鋒
曆代書家一致主張“筆筆中鋒”。柳公權有名的筆諫:“心正則筆正”。筆正則鋒易於正,中鋒即是正鋒。楊守敬實踐上力倡側鋒,理論上則進一步提出了八麵用鋒的主張,他在書法藝術創作上衝破館閣體的樊籬,熔漢鑄唐,不論是行、楷、隸、篆,都能以側鋒楷筆,寫出剛柔相濟、碑帖並舉的各種書體。
因此他的書法,既有金石碑碣古樸蒼勁、刀劈斧削的特征,又不失法帖秀逸、英姿颯爽的優長,而絕無矯揉造作之妍潤媚骨,為世人所師宗。先生傳世書法古茂,直逼漢魏,蓋世無雙,一時名人莫不推重日本聞人亦欽仰至極。
三、是重視字外功夫,講究“品高”、“學富”
楊守敬深諳其中三昧,不僅重視字內功夫,也非常重視字外功夫,他在肯定前賢梁山舟學書“要天分、要多見、要多寫”的同時,還特別注重書家藝術氣質和學養的養:“一要品高,一要學富”。
“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學富,胸羅萬象,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這是他數十年學術實踐上升到理性認識,並率先垂範。他人品高,書品高。人品高,首先表現在他不願與統治者同流合汙,不願為五鬥米折腰,他曾被吏部遴選為安徽霍山知縣,他以力辭不耐簿書而婉拒;竊國大盜袁世凱為借重他的名聲而籠絡士林,延聘為國府顧問,參政院參政,他以“年老無意出山”而謝絕赴任,黎元洪又催發,他以“政治非長”而婉拒赴京後終被強入都。
進京後,凡合時宜的議題,莫不讚同,並針對當權者提出“忠孝節義”,提議編《正氣集》而其他會議則“一語不發”。其次,他有拳拳的報國之心。他為了搜集資料,常廢寢忘食,利用入京會試之機,每每到琉璃廠法帖店搜求資料,常夜漏三四下才踽踽而歸,街上燈火盡熄,回寓舍後還要挑燈描摹,可謂嘔心瀝血。後任清朝駐日本的外交官的四年中,日本正處於明治維新的歐風美雨、否定漢學之機,漢籍價廉,節衣嗇食,複以賣字增其缺,於書肆藏家多方求購散佚在日本古籍善本,運回祖國。
其藏書達40多萬冊,其中孤本逾萬冊。而且大多是唐、宋、元、明的鈔本,為搶救祖國寶貴的典籍嘔心瀝血,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並不視為自己的財富,而視為祖國的財富。因而在他易簀之際,諄諄囑咐家人將所有這些典籍無償地捐贈給國家,以保留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楊氏三修家譜》卷七就有他遺命捐於政府、貯故宮博物院及北海鬆坡圖書館以資料保存的記載。沒有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高尚人品,是難以臻達這麽崇高的境界的。
四、是提倡經世致用
楊守敬認為通俗性是書法創新的重要原則,而文字的可讀、適用是構成這一原則的基礎。他反對書寫那些“怪駭”、“不適用”、“不盡識”的古奧文字。指出“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絕能,變化無方,今不適用,又不能盡識”,因此擯棄。又說“晉人雖工行草,然但用之簡樸,未有施之金石者。南朝至齊梁,北朝至齊國,所刻碑碣,皆具體分書,或雜篆書而用之,若李仲璿、曹子建碑是也。至今視之,頗為駭怪,不知當時固未嚐判若鴻溝也。這些經世致用的思想是很可貴的。
楊守敬雖然作為一名公使隨員的身份赴日,但他身為一名傑出的書法家、學識淵博的國學大師,尤其是他以“儲藏之富、當世罕匹”的卓越的藏書家進入東瀛,攜帶了漢魏六朝碑版原拓13000多件,漢印60方,古錢幣等稀世珍品達近700枚之多。這些上國神品令日本學者大開眼界,豔羨不已。他的書法理論傳授給日本書法家後,旋即在日本刮起一股興碑帖與篆隸書的旋風,日本書法史家木神英山將楊守敬在日本書壇的影響喻為“楊守敬的旋風”。開創了日本書壇的新風。同時,他又把重考據、重小學、重史地經學、重金石趣味的乾嘉學術風格帶給日本文壇,導致日本文風的轉變,日本學術界紛紛師宗楊守敬,奉為圭臬。引發和加速了日本書法現代化的進程。
楊守敬給日本書壇注入了新鮮血液,引發了日本明治書法維新,使日本書法擺脫了中國帖學的羈絆,跨入了現代化的快車道。被譽為日本明治書壇的三大書法家:日下部鳴鶴、嚴穀修一六、鬆田雪柯,都曾受業在楊守敬的門下。與日本著名書家過從甚密還有岡千仞(衣)、山本竟三、川田雍江、山中信天翁、水野疏梅、矢土錦山他等等。
他們都尊崇楊守敬,特別是有日本書壇祭酒之尊的日下部鳴鶴《在日本近代書道的先覺者山本竟三先生五十四忌追悼紀念展圖錄作品集》中稱頌道:楊惺吾守敬博學宏才,研精金石碑帖,古今書法無所不通。此卷為岸田君背臨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不拘形似,深契古之神,非老手安能如此乎?吳昌碩俊題卷首,四篆字精妙絕倫,洵可謂雙璧矣!二家皆海外之益友也,而惺吾客歲已歸道山,君其寶愛焉。景仰之情,溢於字裏行間。
被中國書家譽為“東海彼岸的書聖”的日下部鳴鶴,他不僅碑書遍及日本列島,他的門生,如田井天來、丹羽海鶴、渡邊沙鷗、近藤雪竹等人,後來都成為日本書壇俊彥,至楊守敬促成了北碑雄渾書風興盛局麵。回國後,他的門生日下部鳴鶴、鬆田雪柯、嚴穀修一六依然為日本書壇旗手,他們的門生也賡續北碑書風,楊守敬的旋風彪炳日本書壇足足一個世紀。
楊守敬回國後,仍有日本不少書家來訪論書,山本由定、水野等人即為其中拜門學書者。水野學書勤勉,在他學書的4個月裏,楊守敬已屆耄耋、風燭殘年,抱病專為水野寫了一部教科書式的書論專著《學書邇言》。日日親炙,殷勤垂訓,誠為中日書法交流平添一段佳話。水野學成即將歸國,師生情意繾綣、依依惜別,水野賦詩一首表心聲:“欽仰風容玉樣溫,胸無城俯共談論。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漢碑遠溯源。介紹一生翰墨妙,奇書萬卷草堂尊。殷勤向我傳心畫,正是深高海嶽恩。”字裏行間,充溢著對師長的仰慕之情。由於楊守敬書法理論獨標高格,又搶救了日本漢學,被日本學者譽為“日本現代書道化之父”,榮膺這一殊榮,表明他在日本學術史上崇高的地位。
現代日本書家慕名造訪楊守敬故鄉,前來進行學術交流仍絡繹不絕。1986年3月,以中田勇次郎為團長率“日本書法學術交流訪中團”參加了由湖北省博物館舉辦的“楊守敬及其流派書法作品展”,中日雙方進行了學術交流。1987年8月,楊守敬紀念館落成開館,以杉村邦彥為團長率“日本書法交流訪華團”參加了隆重的開館典禮,並與“楊守敬研究會”進行了學術交流。1990年9月,以石橋鯉城為團長率“日本書道教育研修團”訪問了楊守敬紀念館。1992年8月,以杉村邦彥為團長率“日本楊守敬書學交流訪華團訪問了楊守敬紀念館,並與楊守敬研究會共同舉辦了書畫展。
以來有著悠久的文化交流,在日本,對於中國優秀的文化,作為楷模學習,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楊守敬,誠為大家所周知,他於明治13年應清廷駐日公使何如璋的延聘來到日本,直到明治17年歸國為止,在這4年間的駐日期間,與日本朝野名士親密過從,在學問、書法等諸領域給予極大的感化。此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之際正處於走向世界的躍進之中,新興的意誌正在熾熱地燃燒,當時日本的近代書道界,由楊守敬所帶來的北碑書法,作為新興潮流不可遏止,基於這種意義,楊守敬是日本近代書道的恩人,即使日本的書家,也無不仰其高名,並且從內心尊敬他,足見楊守敬對日本書壇綿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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