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外豐子愷

 

 

 

來源 |  《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45期 

作者 | 張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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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在日月樓作畫

 

 

 

玩

中國美術館是豐子愷誕辰120周年五地係列展的一站。展覽開幕當天，受邀嘉賓者眾。豐子愷的漫畫婦孺皆宜，因此成群結隊的小學生，坐著輪椅進來的老人，富有藝術氣質的年輕人，似乎這些觀眾都很符合豐子愷的作品精神。盡管如此，宋菲君在人群中依然顯得很突兀。

他70多歲，穿著一身三件套的棕色西服，極為合身，打著領帶，領帶尾部仔細地塞到馬甲裏。他高而消瘦，頭發梳得很整齊。這是事業有成的工程師的標準打扮，他也確實如此。宋菲君1966年從北京大學物理係畢業，如今是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也是美國光學工程學會的高級專家會員。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豐子愷的長外孫。

宋菲君1942年出生，當時中國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候，他是在豐子愷全家前往遵義的逃難路上出生的，後來又跟著外公到了重慶，最後回到上海定居日月樓。直到1960年他考入北大物理係之前，一直和外公一起生活。

去年《豐子愷全集》50卷出版，收錄420萬字，美術作品約6000幅，主編陳星是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他問宋菲君：你外公平時是不是不會跟你們說話？因為哪怕一個人從年輕時開始不停地寫和畫，一直到他80歲也寫不了這麽多字畫不了這麽多畫。

宋菲君告訴我，實際上豐子愷的工作效率極高，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學俄語。1949年後，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豐子愷的日文和英文都沒法用了，畫畫也不方便，於是53歲的他開始從頭學俄語，翻譯出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宋菲君說自己那時每周六晚上會去日月樓看外公，如果外公沒有幹完手頭的工作，會讓他先等一下，自己在小陽台上把事情全做完，再下來和宋菲君一起玩。

宋菲君說那時舅舅們都上班了，豐子愷經常帶著小姨豐一吟和他一起出去玩。

“他的玩很即興。”宋菲君回憶說，有次豐子愷在家中念蘇曼殊的詩：“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踱步之餘，他問底下人錢塘江潮什麽時候有，得知就在下一周，於是決定包一輛車，帶全家去看潮。“那時我在上海念高二，重點中學不讓請假，後來一聽是豐子愷為外孫請假，於是班主任報校長，校長特批。”

一次講到唐詩“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隻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豐子愷便帶著全家上了廬山。又一次說到薑夔的詞《揚州慢•淮左名都》中的“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他第三天就帶著孩子們去了揚州，專門去找那二十四橋。宋菲君說自己每次都很享受這類遊玩，那時覺得豐子愷就是個慈愛的外公，並不覺得他是個與眾不同的藝術大師。

豐子愷認為兒童是天賦的身心健全者。高一時，宋菲君課餘喜歡上了天文，憑著高中物理知識做了一個簡易的望遠鏡，竟然看到了土星光環。他高興地把這件事告訴了豐子愷，豐子愷第二天就給他畫了張畫，並題寫“自製望遠鏡，天空望火星，仔細看清楚，他年去旅行”。高考文理分科，宋菲君在報考中央美院、上海美院以及北京大學中文係之間猶豫。豐子愷說家裏孩子中做文學、音樂、外語工作的人很多了，而數理化學得好的就他一個，因此建議他去考北大物理係。

“他從來不給孩子設計道路，但他一定在細心地體察這個孩子有什麽長處。”如今宋菲君已經從事物理學科研工作50多年，他一點不後悔當初的選擇。“回想起來，我的一生，一直在搞科研，這條路重要的起點就是外公給我畫的望遠鏡那幅畫。他的畫向來小中見大，還有著一層畫外之意，但如今外公不在了，我也永遠無法了解這畫外之意了。”

豐子愷《歲月不待人》，設色紙本冊頁

 

 

 

寫作

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1924年在《我們的七月》雜誌上發表，豐子愷就此尋找到自己的風格，日後成為一代漫畫家，而在成為漫畫家之前，他在散文上已經有所成就。他自己曾說：“綜合起來，我對文學，興趣特別濃厚。因此，我的作畫，也不免受了文學影響。”

1921年冬從日本回國後，豐子愷很快辭去上海專科師範的教職，應恩師夏丏尊之邀前往春暉中學，教授音樂、美術課程。正是在這段時間，豐子愷開始嚐試寫作。他在《舊話》中回憶：“我在校時不會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後從夏先生學習的，夏先生常指示我讀什麽書，或拿含有好文章的書給我看，在我最感受用。”

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當時在春暉中學主持教學的夏丏尊已經是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很快召集了一批文人作家來任教職，他們當中有匡互生、劉薰宇、朱自清、朱光潛、劉延陵、劉叔琴等。由於春暉中學就建在浙江省上虞市東北部的白馬湖畔，因此文學史將他們稱為白馬湖作家群。這個文學群體並不是一個有形的組織，也沒有任何大旗或者口號，相比於探討文藝，他們更看重友情，而維係友情的重要媒介，便是酒。朱光潛曾在《豐先生的人品與畫品》一文中詳細描述：“同事諸人和我都和子愷是吃酒談天的朋友，常在一起聚會。我們吃飯和吃茶，慢斟細酌，不慌不鬧，各人到量盡為止……酒後見真情，諸人各有勝概，我最喜歡子愷那一副麵紅耳熱，雍容恬靜，一團和氣的風度。”

後來由於與春暉學校領導意見不合，白馬湖作家紛紛投奔匡互生和豐子愷創辦的上海立達學園，隨著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胡愈之等人加入，在這種環境中的豐子愷的散文也逐漸成熟。當時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是文壇的一段佳話，而《小說月報》的編輯葉聖陶也曾模仿，將豐子愷和朱自清的同題散文《兒女》發表在同一期刊上。鬱達夫評價豐子愷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後來他在選編《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時收入了豐子愷的五篇散文。1929年夏丏尊任開明書店編輯所所長，兩年後開明書店將豐子愷20年代的散文收集出版，《緣緣堂隨筆》被視為豐子愷的第一部散文集。

豐子愷的散文風格與漫畫創作的演變幾乎同步。30年代，他結束了對田園生活和兒童美好世界的隨筆，開始轉向對社會現實的描寫。按他自己的說法：早在20年代明知社會的殘酷、醜惡，但不願意描繪，意在兒童的世界裏神遊。“我為何專寫光明的美景，而不寫黑暗方麵的醜態呢？……於是我就當麵細看社會上的殘忍相，悲慘相，醜惡相，而為它們寫照。”他幽默地寫百姓的平民智慧，嘲笑為官者的無能，他也寫時人對社會的麻木，批判社會。在《吃瓜子》一文中，他列舉瓜子的種種吃法後寫道：“試看糖食店、南貨店裏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是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

當時林語堂提倡幽默，創辦《論語》雜誌，豐子愷與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鬱達夫等人成為雜誌的主要撰稿人，豐子愷的許多隨筆都是應林語堂約稿發表在此刊上。此時他的散文與漫畫合二為一，一篇散文就是一幅漫畫的文字解說，一幅漫畫也往往是一篇散文的題材。當時頗具影響的文學評論家趙景深則認為豐子愷的文字隻有朱自清可以媲美。

豐子愷翻譯的屠格涅夫《獵人筆記》

 

 

 

翻譯

豐子愷在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日子看起來安逸，但由於觀念上的分歧，豐子愷的言論也曾受到誤解，1950年他的漫畫第一次遭到批評。學者畢克官在《子愷漫畫研究》一文中轉述錢軍匋的話還原了當時的情景：1950年上海美術界開大會，輪到豐子愷發言時，他表示除了為工農兵服務，還應該堅持搞過去中國的梅蘭竹菊。此話受到了一些人的激烈批評。散會後，豐子愷說自己以後不搞美術了。這件事後來在美術界多有傳聞，由於不符合中央的統戰精神，華君武還特意代表官方向豐子愷致歉。雖然如此，豐子愷仍不願再參與美術界活動。小女兒豐一吟畢業後，人們動員她參加美協，豐子愷也不讓她參加。

自此之後，豐子愷專注於翻譯。他從零基礎開始學俄語，很快就開始看原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及馬林科夫報告、斯大林經濟論。1952年底，他用5個月零5天的時間譯出31萬字的《獵人筆記》，隨後又從俄文翻譯出版了十多冊音樂美術參考書。

豐子愷最初學習的一門外語是日語。當時為了讓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念書的豐子愷去日本深造，進一步學習西洋畫法，李叔同開始親自教授豐子愷日語。其後，由於他出家的緣故，又請好友夏丏尊來擔任豐子愷的日文老師。對於學外語，豐子愷在《我的苦學經驗》一文中說過：“語言文字，隻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因此追求速成外語的豐子愷創造了“二十二遍讀書法”：每天讀一課新書，規定讀十遍，第二天讀新課文時再複習舊課文五遍，第三天再複習舊課文五遍，第四天複習舊課文兩遍。他正是通過此法很快掌握了日文和英文，開始翻譯書籍。

豐子愷出版的第一本譯作是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的文藝理論《苦難的象征》，他還通過這本書機緣巧合地認識了魯迅。1924年4月魯迅開始著手翻譯《苦難的象征》，10月譯畢，12月由未名社出版，而大約就在魯迅翻譯的同時，豐子愷也在著手翻譯同一本書，並於1925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兩位譯者幾乎同時翻譯同一本書，本應沒什麽奇怪的，但當時初涉文壇的豐子愷卻對此事深感不安，特意請學生陶元慶介紹，登門拜訪魯迅，並在見到魯迅後表達了自己若早知道此事就不該再譯的想法，而魯迅回答說幾種譯本同時存在，可以取長補短。魯迅的態度打消了豐子愷的憂慮，他此後對魯迅更加敬重，因此才有了他後來在抗戰時期為魯迅的《阿Q正傳》三作漫畫，最終出版《漫畫阿Q正傳》。

至於《苦難的象征》，後來豐子愷的學生季小波1989年在《文匯報》上寫過一篇文章，回憶稱自己曾經寫信問過魯迅對於兩個譯本的評價，魯迅回信表示自己的譯本有些句子長達百來字，不如豐子愷的易讀，還在信中幽默地說：“時下有用白話文重寫文言文亦謂翻譯，我的一些句子大概類似這種譯法。”

此外，豐子愷還將外語大量用於翻譯教材。1925年底，就在他出版第一部畫集《子愷漫畫》的同一個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豐子愷最早的一部音樂理論著作《音樂的常識》。這本書是豐子愷根據多位日本音樂理論家的著作編撰而成。在序言中，豐子愷寫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來表達他對教育的定義：“翻閱這書的原稿的朋友，都說這‘常識的範圍太廣。是的！在音樂的黎明時代的我國，這書似乎是專門的了;在機械的分業製度的信徒，當然不會承認這是一般人的常識的。然而‘人的生活何等地高而且廣！假使我們沒有多方麵的常識，何能全般領略這高泛的‘人生的趣味呢？”

實際上除了繪畫與佛學，音樂也是豐子愷與老師李叔同聯係的一條紐帶。1905年李叔同為滬學會補習科作了一首《祖國歌》，用中國民間曲調《老六板》填詞，在當時很流行。1910年豐子愷隻有13歲，他在故鄉小學讀書時老師教他唱這首歌，對此他記憶猶新。當時他既不認識李叔同，也不知道這歌曲的作者是誰，隻覺得唱起來很能激發愛國情懷。後來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方才認識了李叔同，也知道了《祖國歌》正是老師的作品。此後在李叔同的指導下，豐子愷接受了嚴格的音樂訓練，1921年去日本遊學，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去音樂研究會學小提琴。《音樂的常識》出版後，豐子愷又出版了諸多普及音樂理論的書籍，大多為編譯，其中《音樂入門》從1926年初版後重印了30餘次，直到今天，中國的出版界仍在出版此書。

晚年豐子愷投入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語》的翻譯。作為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源氏物語》近100萬字，出場人物達440多人，加上日本古語艱深以及時代、環境的客觀原因，一直以來無人敢於問津譯事。6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由豐子愷承擔翻譯，豐子愷十分榮幸，為此下苦功學日本古文，曾把《源氏物語》第一回《桐壺》讀得爛熟。最終他用了3年時間譯成，但因“文革”阻斷，譯稿直到15年之後才得以出版。如今看來，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請豐子愷翻譯《源氏物語》的選擇頗有思量，此書涉及中國古典文學、音樂、繪畫、書法、佛教等眾多領域，也隻有作為畫家、音樂教育家、散文家和佛教徒的豐子愷能夠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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