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有為的碑帖融合觀

 

金 丹  

 

 

 

 

康有為像

康有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碑學”“帖學”的概念，雖然此前有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提出南北兩大流派，以及清人碑帖融合無意有意的實踐，但最早明確提出“碑學”“帖學”這一概念的，在康有為之前確實未見。這個概念見於康氏《廣藝舟雙楫》，他認為：“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他又認為：“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他對於碑學和帖學的詳細闡釋，以及對碑學技法和審美的總結，成為清代碑學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碑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康有為 龍君墓誌銘之一 1896

 

所謂碑學，一是屬於金石學範疇，是研究金石碑版的曆史、功能、形製、真偽的學問；一是以研究碑刻(特別是北碑)為主要師法對象的書法藝術流派的學問，這一流派稱為“碑派”。需要強調的是，碑學是清代的產物，也可特定地稱之為清代碑學，我們以阮元《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為理論標誌，以崇尚北碑書法為重要特征，將此前以崇尚漢碑而以碑破帖的稱之為“前碑派”，將此後崇尚北朝碑版為主的稱之為碑派。所謂帖學，是清代碑學誕生後相對於碑派提出的概念，一是研究法帖源流、版本優劣和書跡真偽的一門學問；一是以研究魏晉名家(特別是“二王”)手劄及其以後法帖為主要師法對象的書法藝術流派的學問，這一流派稱為“帖派”。

康有為 龍君墓誌銘之二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碑學的界定，曆來有多種說法。一說專指北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雲：“迄於鹹、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言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張宗祥《書學源流論》雲：“自慎伯之後，碑學日昌，能成名者，趙之謙、張裕釗、李文田三人而已。”二說是指北碑和秦漢碑刻，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雲：“通常談碑學，是包括秦漢篆隸碑刻在內的。”三說是指北碑和唐碑，馬宗霍《書林藻鑒》雲：“嘉道以後，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謂唐碑期……鹹同之際，可謂北碑期……碑學不囿於唐、魏，而能遠仿秦篆，次宗漢分，斯則所謂豪傑之士，固將移俗而不移於俗者。”筆者曾提出清代碑學的界定當是以“漢碑”為濫觴，以“北碑”為標誌，如果沒有這個標誌作為分水嶺來限定，元明人善篆隸者也能稱為碑派？清初“揚州八怪”的以碑破帖也就沒有必要稱之為“前碑派”而直接稱為碑派了。那麽當代學虞世南、褚遂良等唐碑的也屬於碑派？隻有將“北碑”作為標誌，才能準確給清代碑學進行定位，從而進一步展開碑學問題的討論，而這並不是說將清代碑學的師法對象僅僅局限在北碑上。

 

康有為 龍君墓誌銘之三

 

而“碑帖融合”這一觀點，晚年的康有為是有明確表述和追求的。在論述“碑帖融合”之前，我想先就“碑行”這一概念作說明，因為從康氏所存書法作品來看，他的碑帖融合屬於碑行範疇。如果將行書進行分類的話，可大致分為三大類：一類是“二王”行書(可稱為“王行”)，一類是顏真卿行書(可稱為“顏行”)，一類是碑體行書(可稱為“碑行”)。所謂“碑行”，是在行書中融入了碑的寫法，成為帖派行書之外的一種新的行書麵貌，這是清代碑派誕生後相對於帖派而言的。碑行分為兩個發展階段，一是“前碑派”書家以漢碑之法融入行書，可稱之為“隸行”，典型者如“從漢人分隸得來溢而為行草”的金農。二是碑派書家以魏碑之法融入行書，可稱之為“魏行”，典型者如“行楷出入北碑”的趙之謙。需要說明的是，這裏不能將清代“前碑派”和碑派誕生之前的行書及行書碑刻(含刻帖)包含在內，這是用於清代碑學誕生後的概念，並不包含帖派書家的行書碑刻。

 

康有為 夜登獨秀峰 1897

 

我們發現，無論是漢碑還是魏碑，都難覓行書蹤影，漢碑以篆隸入碑，魏碑則是楷書的化身，均與行草無緣。也就是說碑派書家要寫行書，必於帖派密不可分，或將碑字動起來，或參以帖，而參以帖者，即可認為是“碑帖融合”。所謂碑帖融合(也可稱為碑帖結合)，就是將碑派技法和帖派技法結合起來，融二者為一體，由於碑帖各自融入程度的多少，可能外在顯示的麵貌各異，有偏向於碑者，有偏向於帖者，總之，這些都屬於碑帖融合。碑帖融合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與漢碑融合，一是與魏碑(北碑)融合，前者萌芽於明末清初，後者盛行於清代中晚期。而這兩種融合，不拘泥於“碑行”中隸書、楷書與行書的結合，範圍當更大和更廣，碑帖融合的概念涵蓋“碑行”，“碑行”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而已。

 

康有為 戊戌十月客塔之澤 1898

 

康有為不僅從帖派書法中繼承行草書的筆法，認為“簡劄以妍麗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態，則帖學為尚”，還從北碑中找尋行草書筆法，北碑中的行草書是幾乎沒有或是罕見的，他從《張猛龍碑》的碑陰發現了數行略帶有行草意味的字，他說：“碑本皆真書，而亦有兼行書之長，如《張猛龍碑陰》，筆力驚絕，意態逸宕，為石本行書第一。”這存世僅見的幾行魏碑中的行書，恰似康有為的救命稻草，也屬於有比無好了。

 

康有為 己亥六月海外祝壽 1899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五十三歲的康有為在給弟子梁啟超的書信中說：“至汝學書本極易，今之生硬乃由學分之故，然汝書之短在方筆多，不善轉運，若書劄能運圓筆更佳……若吾所好，仍以南碑《龍顏》及《石門銘》、諸山《摩崖》為超絕。若鈔詩乎，則以虞、褚為妙。帖則小王及米尤為濃妙，大王難得佳刻者也。”這裏明顯看出康有為對於寫手劄、鈔詩稿，當以帖學為妙，這是在《廣藝舟雙楫》基礎上對寫手劄一類書法的進一步闡釋。當然，晚年的康有為對帖學有所反思，因而從其言論中屢見對帖學的褒讚之辭。三十多歲的康有為見碑帖翻刻拓本尤多，提出“帖學大壞”，而晚年的康有為見碑帖及墨跡影印本尤多，於是發生感慨，在跋《王右軍書半截碑》中認為：“據主人謂，此碑將來擬用歐美新法放大影印。二帖之體例既更，字形之大小又別，主人用心亦良苦矣。深望猛進弗懈，網羅王氏大小楷行草之全帙，以輔臨池界之不足，則嘉惠藝林，津逮後學，亦豈徒小補哉！”先前是“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麵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後來是“《半截碑》與《聖教序》，雖同是集本，而一如朝霞弄暉，一如奇花獻瑞，行間字裏，胥有不勝讚舞之妙”，其對帖學認識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晚年的康有為除了教學生北碑以外，也樂於教人學帖，如一九二〇年冬，在《題潘若海遺墨》中對潘氏書法大加讚賞：“其書法亦安詳、涵容、瀟灑、高妙，自吾贈之《大觀帖》出。”言語間充滿得意之情。

 

康有為 邱菽園感懷詩 1900

 

由此可見，康有為從三十一歲寫《廣藝舟雙楫》提倡碑學，到中晚年重新審視帖學，思想逐漸發生著變化，如果僅以《廣藝舟雙楫》中的觀點來論述康有為的書學思想，隻能是片麵的。但有一點，寫手劄這類書法，他一直是認為“帖學為尚”的，這點並無本質區別。

 

康有為 科葛微那泉歌 1905

 

至於“碑帖融合”最為明晰的表述，他在晚年書寫的一副贈甘翰臣的《天青室白行書七言聯》的款中寫道：“自宋後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康有為。(又題)鄙人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沈布政子培望而識之，鄭叔問識而奪取，移贈翰臣，得人哉！”

 

康有為 遊存別墅春夏即事詩 1912

 

實際上，他的這種想法，在他三十一歲寫《廣藝舟雙楫》時就有所表露，他說：“近乃稍有悟入處，但以《石鼓》為大宗，鍾鼎輔之，《琅琊》為小宗，西漢分輔之。馳思於萬物之表，結體於八分以上。合篆、隸陶鑄而為之，奇態異變，雜遝筆端，操之極熟，當有境界，亦不患無立錐地也。吾筆力弱，性複懶，度不能為之，後有英絕之士，當必於此別開生麵也。”

 

康有為 乙酉臘感懷寫寄憲庵弟 1909

 

他還有詩雲：“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鑄周秦孕漢碑。昧昧千秋誰作者，小生有意在於斯。”一方麵他的這種欲碑帖兼融的思想，可看作是他尊碑貶帖過於偏激之後的一種反省；另一方麵說明他要擔此重任，創造出碑帖融合的典範，開宗立派。實際上此前已有碑帖結合，既有漢碑與行書的結合，又有北碑與南帖的結合，隻是他並不認可而已。康有為晚年碑帖融合的觀念，使得他的行書更加具有了“碑行”的特質，這是他有意為之，而他此前的行書實際上已經有意無意中打上了“碑行”的烙印，他碑帖融合理念的提出，也是他長期實踐的結果。當然，他“碑帖融合”的觀點也不是孤立的，在繪畫上，他同樣主張“中西融合”，他對弟子劉海粟說：“西畫之精新妙肖至工矣，然中畫亦有獨到處。向以為它日必有兼善之才，英絕領袖之者……它日從南宋大家精深華妙處成就之，則繼郎世寧開新派，合中西之妙為大家矣。”

 

康有為 晏幾道臨江仙 1912

 

要實現碑帖融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具有帖學經曆，二是具有碑學追求。要成功地實現碑帖融合，還必須使碑帖兩者之間不是生硬的嫁接，而是自然的融合。康有為青少年時期的書法曆程是屬於帖學的，據其在《廣藝舟雙楫》中的自述，曾於王羲之、歐陽詢、趙孟、歐陽通、裴休、柳公權、顏真卿、孫過庭、鍾繇等書下過功夫。其後，康有為“壬午入京師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之非矣”，可見他由帖而碑的學書過程。經曆長時間的碑學訓練，他又反省自己，轉而對帖學重新認識。據任啟聖在《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經過》一文中說：“近年餘在康同璧家整理遺書，見有致某君書，謂前作《書鏡》有所為而發，今若使我再續《書鏡》，又當尊帖矣。前後頗矛盾。”實際上並不是矛盾，而是他書學思想的轉化。

 

康有為 “陳詩講易”五言聯 1915

 

前述任啟聖提到的那封信劄，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康有為《致朱師晦書》，時年五十八歲，從中可看出他由尊碑轉而崇帖的思想改變，康有為說：“又呈問書法體兼碑帖，與《書鏡》尊碑不同，何其善問也。《書鏡》以□所不備為主，至《書鏡》尊碑，乃有為而發。仆若再續《書鏡》，又當讚帖矣。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一切皆然。無偏無過，豈獨書耶！”

《書鏡》即《廣藝舟雙楫》，也就是說，三十一歲的康有為撰《廣藝舟雙楫》時提倡尊碑，中晚年的康有為則意欲尊帖。從他思想轉變的軌跡來看，早年學書於帖學，到青年轉而碑學，再到中晚年反思帖學，對碑帖反複思考和實踐的康有為最終主張碑帖融合，這種主張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強，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在《致羅掞東論書法書》中，康有為認為：“抑凡有得於碑，無得於帖，或有得於帖，無得於碑，皆為偏至。宋人書，變化淋漓誠莫如米，然亦得於帖而止。若夫今人謂學某家或某家某碑，無論其所學非其佳碑佳帖，即得佳者，而體格盡於前人一碑一帖之中，所謂一城一邑一官一職，其未足盡天地之量與神明之容，不待言矣。此所以千年之間，才士夆出，而成就隻此也。千年中書家，可以此該之。”

 

康有為 贈翰臣仁兄“天青室白”七言聯 1916

 

對於碑帖二者的不可偏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在早年《廣藝舟雙楫》基礎上的一次反省。康有為不僅對碑帖問題作出了客觀的評價，還對碑帖融合問題提出明確的看法。

是不是大字行書可熔碑帖於一爐，而手稿不能呢？回答顯然是否定的，關於在手稿中碑帖融合的觀點，在康有為題跋中也有所顯露，他在一九一八年《題鄭叔問手寫詩稿》中雲：“鄭大鶴先生，詞章、畫筆、醫學，絕藝冠時，人所共知，惟寡知其書法。今觀所自鈔詩稿，遒逸深古，妙美衝和，奄有北碑之長，取其高渾而去獷野。蓋自《張猛龍碑陰》入，而兼取《李仲璿》《敬使君》《賈思伯》《龍藏寺》以及《瘞鶴》。凡圓筆者皆采擷其精神，故得碑意之厚，而無凝滯之跡。所以寫北碑之稱者，趙撝叔、陶心雲，然誤法《龍門》，故板拙，撝叔晚亦寫《鄭文公》，乃有可觀。然若叔問所作，以漢碑、北碑之本體，而寓南帖超逸之氣，則近人所少見，所謂：鸞鳳翔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可見他對於融漢碑、北碑、南帖為一體的詩稿大為讚賞，也可見康氏“以漢碑、北碑之本體，而寓南帖超逸之氣”的碑帖融合觀的核心所在。實際上這正是康有為手稿所追求的。從他的實踐來看，如《致毅夫書劄》《致伍憲子書劄》等均是典型的“碑行”手稿。(《萬木草堂藏畫目》手稿，雖非手劄，實與手劄同類，萬餘字，也顯示出典型的“碑行”意味。)而一九二七年康有為逝世前寫的《謝恩折》是其具有代表性的手劄作品，千餘言通篇一氣嗬成，用筆澀行，橫畫顫動，金石氣盎然，這也可見其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印證。

 

康有為 丁巳除夕賦呈乙庵尚書詩 1917

 

研究康有為的書學思想，不能僅以《廣藝舟雙楫》這部著作說話，這是他三十一歲時的著作，隻能代表他早期的書學思想，而中晚年他並沒有書學專著問世，所以一論及康有為的書學，便隻是引用這一部書。康氏中晚年沒有書學專著，並不能說明他沒有書學思想，需要我們從零散的材料中去挖掘，去收集，因此，我們可以將他的書信、題跋等文字中涉及的書學言論集中起來，可以發現康有為的書學思想是有一個從“碑學”到“碑帖融合”的發展過程。

客觀地說，“碑帖融合”的實踐並非康有為首創，“碑帖融合”的理念亦非康有為首創。從書法史發展線脈來看，筆者認為清代石濤、金農、鄭燮、伊秉綬、包世臣、何紹基、吳讓之、趙之謙、楊守敬等都已經涉及，從“揚州八怪”的以碑破帖，到晚清碑派書家的碑帖融合，可看作是碑帖融合創作模式的發展軌跡。石濤、金農的行書，融入漢隸，鄭燮的行書融入篆隸，包世臣的行草書融入北碑，趙之謙的篆隸融入北碑，楊守敬的行楷融入漢隸等等。當然，在康有為眼中，“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鄧石如沒有在帖學上下過功夫是事實，包世臣中年有一段時間專攻北碑，已融入行書之中。他還批評趙之謙“靡靡之音”，對他的書法並不認可，“碑帖融合”的書法創作固然已有，但康氏所謂的“集北碑、南帖之成”“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的人確實沒有，他這才提出自己要做“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的第一人。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出刊的《不忍》雜誌第九、十冊合刊本上，可見當年康有為的兩則廣告，一則是出售《書鏡》(即《廣藝舟雙楫》)的廣告說：“康南海先生集南帖北碑之大成，更合篆隸鍾鼎一爐而冶之。故書法恢弘瑰偉，有龍跳虎躍之觀。”又有一則康有為鬻書廣告說：“康南海先生書法集漢隸北碑南帖之大成。”康有為七女康同環的女婿李雲光說這些“廣告縱非先生自擬，也必定是經先生同意的”(而且雜誌的編輯潘其璿是康有為六女的夫婿)，可見康有為對自己的作品是這樣定位的，並不是一時興起的隨感。

而長康有為二十歲的楊守敬在《激素飛清閣評碑記自序》中認為：“染翰之家，又或專注集帖，不複上窺漢魏。餘謂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宋元以來，書家林立，惟行草差可觀，而真書雲絕，無論篆隸。良由精於簡劄，略於碑版。故特著此篇，以矯其弊。”他又在《激素飛清閣評帖記序》中認為：“故集帖之於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時在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和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楊守敬三十歲左右，康有為十歲左右。此後，六十七歲的楊守敬在他的《集帖目錄序》中再次認為：“餘以為篆隸古樸，誠不能舍漢魏碑碣別尋蹊徑；而行草精妙，又何能舍山陰、平原誤入歧途？”由此可見，楊守敬碑帖並重(由於未及時刊刻，書稿又失而複得，傳播影響受限)，當然這裏的碑是指漢魏碑刻(非指北碑)。

與楊守敬的觀點不同，晚年的康有為“集北碑、南帖之成”“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北碑”與“南帖”融合的理念，這個融合，不僅是要求南北兼融，而且是要求各體兼融(即融為一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原文標題 | 論康有為的碑帖融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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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榮寶齋、書藝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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