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臨過的那些

 

 

 

 

傅山 《各體書冊》冊 

紙本 29cm×15cm×2×12 山西省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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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臨帖研究

 

 

竇元章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或一六八五）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從小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書法作為基本的教育環節也受到了嚴格而係統的訓練。傅山晚年曾回憶說他八九歲開始學習書法，至七十七歲[1]還臨池不輟，臨帖活動伴隨了傅山近七十年，影響著傅山每一次書風的轉變。傅山臨過的帖現已無法準確統計，根據其文集、書論裏的記述和傳世的作品來看，傅山遍臨百家，涉及真、草、隸、篆、行各體，而對其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有趙孟頫、顏真卿、篆隸及二王。本文試圖梳理出傅山在各個時期臨帖的特點，說明臨帖對其書風形成的影響。

 

傅山臨趙孟頫

 

『貧道二十歲左右，於先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山詩墨跡，愛其圓轉流利，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2]年輕的傅山苦於書藝不進的時候，遇到了趙孟頫，因『愛其圓轉流利』，於是下功夫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可見傅山學了趙孟頫之後書藝大進。趙子昂的書法很適合傅山的胃口，之後的十幾年，趙孟頫成了傅山學習書法的主要對象，一直到甲申鼎革之後。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看到傅山臨寫趙孟頫的作品，但從其早期的作品《佳杏得紅字詩稿》以及石刻拓片《上蘭五龍祠場圃記》來看，明顯流露出趙孟頫流暢綺麗的味道。在傅山其他的小行書作品中我們也能發現趙孟頫的影子，而這種影響即使在傅山晚年的臨作中還時有表現，如山西博物院藏《臨帖冊頁》及晉祠博物館藏《臨王羲之張令等帖手卷》（圖一）的後半部分都能看到趙孟頫的遺風。可見，年輕時的傅山對趙孟頫的書法下過很大的功夫，以致在日後的作品裏會不經意間帶出趙書的味道。難怪晚年的傅山經常感慨：『然腕雜矣』、『少年時徒壞紙筆，但習惡書。』[3]

 

年輕時期的傅山浸淫於趙孟頫書法，一是受到當時書風的影響，自明以來，書壇上館閣流行，趙書風靡，而晚明書壇執牛耳者的董其昌更是稱趙孟頫為『五百年中所無』[4]，把趙孟頫推為王羲之後第一人。年輕而有些無知的傅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二是傅山在學習趙孟頫之前，接觸的都是晉唐時期的石刻，所以不能『略肖』其精神，當看到趙孟頫墨跡的時候，隨即被其『圓轉流利』所吸引，喜歡並且上手是自然而然的事；三是趙書『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內稍變而至此。』[5]『趙書卻是用心於王右軍者』[6]。傅山深知王羲之書法是正脈，但不能看到墨跡，隻能退而求其次了。

 

甲申之後，傅山對趙孟頫的態度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餘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7]『熟媚綽約，自是賤態。』[8]『痛惡其書淺俗，如徐偃王之無骨。』[9]很顯然，傅山痛斥趙孟頫是因為政治原因、人品問題，正所謂愛之深，痛之切。但就書法藝術本身而言，傅山對趙孟頫『亦未可厚非』，還是肯定的。

 

 

 

    《草書臨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綾本，縱162.2cm，橫44cm。

 

 

傅山《臨王獻之江州帖軸》 綾本 174.5x50.5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傅山臨顏真卿

 

傅山受其家學影響，從小學習顏真卿，但真正全身心臨習，是從甲申之後。白謙慎推斷，他對顏真卿書風的熱衷始於一六四○年代後半期與一六五○年代。根據傅山自己的敘述，他曾認真學習過顏體楷書《家廟》、《麻姑》、《大唐中興頌》及行書《爭座位》、《祭侄文稿》。傅山有一件書於一六五○年代的《臨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圖二）作品，整體風格除了線條厚重外，基本上是按王羲之小楷的筆法和結字特點臨摹的，完全沒有原碑的寬博樸拙。這大概有兩種可能：一是傅山在做一種有意的探索，即用自己習慣的王羲之筆法臨摹顏真卿小楷，嚐試找到二者間的契合點；二是傅山從小接受王羲之體係的小楷訓練，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的風格，甲申後改學顏體小楷，還不能在短時間內擺脫王羲之的影響，故在臨顏真卿《麻姑仙壇記》中，有意無意地帶出了王羲之小楷的味道。而書於一六五三年的另一件小楷《莊子逍遙遊》冊頁，盡管還有鍾繇和王羲之的影子，但表現更明顯的是用筆凝煉厚重，結字平穩寬博的正宗的顏體風格。在大字楷書上，如藏於晉祠博物館的『性定身閑』聯（圖三）和『竹雨茶煙』聯（圖四），則表現出了更直接、更純粹的顏體風格。

 

傅山《竹雨茶煙聯》軸 紙本 225×44cm×2 山西晉祠博物館藏

 

行書方麵，在傅山一六四○年代至一六五○年代中前期的書作中，我們發現其書法風格的不一致和不穩定的狀況，這正是傅山學習顏體行書，改變原來麵貌的探索階段的表現。到一六五○年代中後期，傅山以顏真卿為主調的行書風格基本形成，這也是傅山小行草的代表風格。就書於一六六○年的傅山行書代表作《丹楓閣記》（圖五）而言，林鵬先生說：『完全是顏體的地道風格，筆法結構，直追平原』。書於一六六○年代的《左錦》冊頁（圖六），無論是筆法、結字還是整體格調上都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極其相似，傅山把顏體行書的特點已完全融入到自己的風格中。對於孤傲不遜、個性十足的傅山，能夠亦步亦趨地學習臨摹顏真卿，隻能說明顏真卿不管是人格上還是書藝上都深深地吸引了他。

 

傅山 行草臨古軸 

 

中年後對顏真卿的認真研習，是傅山一生學習書法最重要的階段。其後的書法不管是楷書、行書還是連綿大草，都以顏體風格為主導，而傅山選擇顏真卿作為自己一生學習的典範，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是家學淵源。傅山在《作字示兒孫》後雲：『複始宗先人四五世所學之魯公。』又雲：『晉中前輩書法，皆以骨氣勝，故動近魯公，然多不傳，太原習此技者，獨吾家代代不絕。』這表明傅山的先祖一直在學習顏真卿，並把學顏作為傅家子弟學習書法的必經之路。而顏體書法厚重、磅礴、壯偉的風度，非常符合北方人的審美心理，也更符合剛正不阿、性情豪邁的傅山。傅山從小應該受過良好的顏體書法訓練，對顏真卿及其書法是非常有感情的。

 

二是政治原因。這是傅山中年以後毫不猶豫地選擇顏真卿書法最直接的原因。傅山從小受到儒家思想教育，是一位具有極強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人，當麵對山河驟變、家破國亡的曆史遭遇時，傅山選擇了抵抗，選擇了不合作，最後選擇了用文藝的手段當作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武器。而臨危不懼、忠義大節的顏真卿無疑是傅山學習的最好典範。晚年的傅山有兩段筆記，記述了他為何如此認真地研習顏真卿的書法：

 

『常臨「二王」，書羲之、獻之之名幾千過，不以為意。唯魯公姓名，寫時便不覺肅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猶讀《三國誌》，於關、張事，便不知不覺偏向在者裏也。』

 

『才展魯公帖，即不敢傾側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

傅山在《作字示兒孫》中寫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誰為用九者，心與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

 

這首寫給兒孫、教育後代的詩，提出顏真卿是做人、做書的典範。他告誡子孫，隻有顏魯公那樣高風亮節的人，才能寫出那樣遒麗雄強的書法，隻有那雄強豪邁的書法才能以筆代戈，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衛俊秀先生認為：『（這首詩）特提出人書俱傳的魯公，態度是嚴肅的，氣勢是雄大的，念及後代，寄意遙深，意義實為重大。是傅山書論綱領性的詩篇。』[16]傅山顯然具備了顏真卿的雙重品格，因此他從顏真卿的書法美學範式中找到了契合點。

 

三、書法本體原因。吸引傅山的不僅是顏真卿的忠義形象，還有顏真卿書法風格的特點。在《訓子帖》中傅山在比較了趙孟頫和顏真卿的書法特點後，提出了著名的『寧拙勿巧，寧醜勿媚，寧支離勿輕滑，寧直率勿安排』的觀點。傅山認為顏真卿的書法代表的是拙、醜、支離、直率，趙孟頫的書法則體現了巧、媚、輕滑、安排。顏體書法得篆籀正法而樸拙無華；在『二王』優美、恬淡傳統書風之外高舉了粗獷、豪放的另一麵旗幟，被視為『醜』；結字內鬆外緊，轉折處活潑流暢，可謂支離；用筆灑脫自然，直抒胸意，可謂直率。而『拙、醜、支離、直率』也正是傅山向顏真卿取法的主要方麵，這些特點最後融合到了傅山的其他書體之中，尤其表現在他的連綿大草上。顏真卿不僅是傅山崇拜的典範，也是其『四寧四勿』書法理論的完美體現者，是傅山書法的主要源泉。

 

傅山 《行草臨帖書冊》冊 紙本 32cm×32cm×2×8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臨篆隸

 

中年以後，傅山開始關注篆隸，提出了許多擲地有聲、清晰有力的觀點：

 

『不知篆籀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

 

『不作篆隸，雖學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昧所從來也。』

 

『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

 

『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鍾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堵。』

 

『至於漢隸一法，……妙在人不知此法之醜拙古樸也。』[21]

 

傅山還把這一理論付諸書法實踐。中年以後臨過的篆隸碑帖有《石鼓》、《嶧山》、《張遷》、《史晨》、《華山》、《梁鵠》、《曹全》、《夏承》、《孔宙》、《尹宙》、《衡方》、《乙瑛》等，有些碑甚至反複臨摹，多有體會[22]。傅山傳世的篆隸作品不少，但質量不算高，遠不能和其他書體相提並論。他學習篆隸的目的是在用，取篆隸之渾厚、古樸、支離等營養而參融到其他書體，尤其是草書中，最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連綿大草。在傅山《臨曹全碑》中，我們看到，他弱化了原碑規整娟秀的特點，線條硬拙，結構奇側，和原範本相去甚遠，顯然是在把握大致字形基礎上的『意臨』。通過這件作品，我們似乎能看到傅山學習篆隸的態度和方法。

 

傅山如此重視篆隸的原因：首先是清代初期，學術上的追本溯源，金石學的複興，訪碑活動的活躍，促進了審美思潮的變化，書法上也把學習篆隸作為藝術革新的不二法門；其次是甲申之後，傅山開始全麵熱忱地臨摹顏真卿，顏體書法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古拙、質樸，具有篆籀韻味，而篆隸書的特質又符合傅山『四寧四勿』的審美觀。傅山從顏體書法上受到了啟發，找到了靈感，懂得了把篆隸融合參用到行草書的方法。傅山在篆隸上的主張和實踐不僅成就了他的書法藝術，還開啟了清初碑學思想的萌芽。

 

傅山《隸書張說恩製賜食五言詩軸》綾本 143x48cm 山西晉祠博物館藏

 

 

傅山臨『二王』

 

傅山在晚年回憶自己的學書曆程時說：

 

『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破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

 

又說：『寫《黃庭》數千過。』

 

傅山從小接受『二王』體係法帖的嚴格訓練，因舉業之所需，以楷書為主。其傳世的大量小楷作品，基本格調都是『二王』，可見早年傅山在『二王』小楷上下的功夫。少時的嚴格訓練不僅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還在傅山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神聖的種子。經過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晚年的傅山開始平靜地反思，他深入研究先秦諸子，期望從正統的儒家思想和傳統的政治體製中，尋求應對社會危機和山河易主的根源。書法上，他開始重新重視『二王』，認為『二王』，尤其是王羲之才是書法之『大乘』，是傳統的經典。他也從對『二王』的領悟中『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此時的傅山大徹大悟了。

 

傅山 草書臨王羲之《諸從帖》軸 紙本 186.5cm×40.5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對『二王』的回歸，首先表現在他對《蘭亭》的重視和學習上。林鵬先生說，傅山至少見過三種版本的《蘭亭》墨跡[25]。各種版本都認真研習過，世傳傅山臨《蘭亭序》有兩件（圖八）：一件為絹本，一件為紙本。據專家考證，絹本依《定武本》臨寫。後有題記為：

 

《蘭亭記》平淡直率，始終倡歎，雅一情字。晉人高致，三複不厭，正複引人今昔有傷深懷。俗人妄臆昭明不選之由，良大可笑…

另一件為紙本，於一六七七年臨《褚摹本》，時年傅山七十一歲。亦有題記：

 

向見邢太仆家所撫定武《蘭亭》，一味整齊標誌，較今諸所行《蘭亭》頗懸都鄙，比之唐臨本則不無安勉之別矣。……褚臨本已爾，不知右軍真跡複當奈何。

 

從以上兩則題記來看，傅山對《蘭亭序》，尤其是《褚摹本》真跡大加推崇，對殉葬的《蘭亭序》真跡更是頂禮膜拜，有些神往了。『平淡直率』、『雅一情字，晉人高致，三複不厭』等感慨是傅山認真臨習後的切身體會。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傅山有這樣一段話：

 

《蘭亭》二本，若能便中寄來，得一寓目何如？平生所見數種，唯河南臨本，真足至寶，不可得也。此二種中，倘是，則亦不可輕視諸人。

 

『不可輕視諸人』，是傅山覺得《蘭亭》太珍貴了，以免損毀？還是傅山有些私心，怕諸人偷學了去？耐人尋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傅山把《蘭亭》奉為至寶而三複不厭。

 

從兩件《傅山臨蘭亭序》的作品我們注意到，臨作基本遵循原範本的字形和章法，甚至連範本裏的缺字和塗改之處都依樣葫蘆地據實臨摹，可見傅山對王羲之的崇拜和對《蘭亭》的虔誠。

 

傅山 《草書臨王羲之明府帖》軸 絹本 191cm×49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傅山對『二王』的學習，除了《蘭亭序》外，主要是《閣帖》。傳世的傅山臨作中，大部分是其晚年臨『二王』的法帖，如《丘令帖》、《伏想清和帖》、《明府帖》、《冠軍二妹帖》、《安和帖》、《安西疏帖》、《倫等帖》、《玄度帖》、《殊愁帖》、《諸從帖》、《諸懷帖》、《初月十二日帖》、《得萬書帖》、《十七帖》、《江州帖》、《闊轉帖》、《府君帖》、《適得帖》、《小園帖》、《張令帖》、《知欲東帖》、《極熱帖》、《八月帖》、《想弟帖》等等，有的臨寫不下數遍。這些臨作有以下特點：

 

一、大軸臨作多為應酬之作。傅山傳世的臨作中多數為大軸臨作，從質量來看，普遍不是很高，內容任意拚湊，用筆輕浮，章法隨意，許多細節不能到位，書寫相當草率，明顯不是傅山『臨以致用』或『適情自娛』的作品；從材料來看，這些大軸臨作多為絹本和綾本。晚年的傅山基本寓居深山，過著清貧的日子，生活上還經常需要朋友接濟，不大可能用昂貴的絹和綾來臨帖練字，應該是求字者預先備好材料來找傅山書寫的。傅山為什麽把大量的臨作當作應酬之作呢？有一段話為我們找到了答案：

 

人再索老夫鶩書，輒雲不要作詩，隻是臨帖。帖是古人底現成字，無甚忌諱，是人都拿的底，詩則生人疑猜，且多觸犯，筆硯亦成畏途矣。

 

在傅山的大軸臨作中，也有不少是代表作，如《臨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臨王羲之諸懷帖》、《臨王羲之明府帖》等，用筆精致，氣息通暢，精神飽滿，韻味十足，實為傅山之佳構。

 

傅山 草書臨王獻之《安和帖》軸 綾本 192cm×47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二、臆造性臨摹。『晚明是中國臨摹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臨摹的觀念在這時出現了重要的變化：臨摹不再僅僅是學習和繼承偉大傳統的途徑，它還成為創作的手段，換言之，它本身就可以是一種創造。』這種變化具體為小字展大、數帖拚湊雜糅、改變所臨範本字體、隨意脫字等方麵，總之，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後人把這種奇特的臨書方法稱之為『臆造性臨摹』。

 

傅山的臨書方法無疑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在其傳世的臨作中，絕大部分都是巨幅大軸，與所臨原帖風格極為不同。也有不少拚湊、雜糅、脫字現象的臨作，如同為臨王羲之的《伏想清和帖》（圖九），臨作A『月』後脫『未』字，全篇脫三十八字，臨作B中間未脫字，後脫二十九字；《臨王羲之安西帖》後半段節錄自王羲之的《二書帖》；《臨王獻之冠軍帖》後續的是王獻之的《二妹帖》字。

 

『臆造性臨摹』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但絕不是沒有目的的遊戲行為，而是包含著書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創新。始於明中後期的巨幅大軸，促使書家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書寫觀念，在技法層麵和作品風格上，都需要有新的改變。在臨『二王』法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傅山做的一些創造性革新。『二王』係統的書法繼承和發揚了儒家中庸和諧的美學思想，表現出恬淡、優雅、流暢、細膩的美感。傅山的臨作打破了這種和諧，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著自己的個性，具體表現為：以連代斷、以實代虛、以圓代方、以弧線代直線、以繁代簡、以疾代徐、以外拓代內●、以中鋒代側峰。傅山『通過比晚明書家更為劇烈的變形，更為繁複的盤繞，更為恣肆的用筆……把十七世紀張揚的草書運動推向最激進的極端。』

 

傅山 節臨淳化閣帖王右軍草書手卷 紙本 26 X 206CM 

 

三、冊頁、手卷臨作與巨幅大軸臨作風格明顯不同。縱觀傅山存世的『二王』臨作，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與巨幅大軸的『臆造性臨摹』不同，傅山在手卷、冊頁上的臨作基本忠實於所臨的範本，如晉祠博物館藏《臨王羲之張令等帖手卷》（圖十），是傅山七十三歲時所臨，在近二米的長卷中臨王羲之法帖八通。整幅作品基本忠實於所臨範本，用筆精到，氣息通暢，十分精美，顯示了傅山紮實的基本功和在草書上的天賦。這類臨作除了尺幅大小對作品風格的影響外，可能是傅山承襲傳統的臨摹觀念，將臨摹作為學書的手段，也可能是送給特別尊敬的人或親密的朋友，故而寫得非常認真。

 

縱觀傅山近七十年的臨帖生涯，當時的學術思潮和藝術風氣，以及其家學淵源和突出的個性，民族意識和明遺民立場，敏銳的藝術洞察力和超前的創新意識都影響了他對臨帖對象的選擇。最後傅山以顏真卿的外拓、中鋒、豪放為切入點，以篆隸的古拙、渾厚、圓轉為支撐點，以『二王』的欹側、流麗、韻致為歸屬點融合參用，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書法藝術風格。

 

傅山 草書臨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軸 絹本 119.5cm×46.5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轉自月雅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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