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是怎樣評價任伯年和張大千的

 

徐悲鴻先生四十歲時評說張大千為“五百年來第一人”，比《任伯年評傳》早了十四年，顯然讚賞之餘，缺乏周密思考、邏輯論證。

評任伯年

 

 

 

在刊發徐悲鴻1950年冬所寫《任伯年評傳》時，墨跡圖照、文字謄錄是徐先生弟子黃養輝先生提供的。黃先生在《徐悲鴻與任伯年評傳》中說，徐先生一生重視實踐，擯斥空談；對藝術持論極嚴，不肯輕以一言評人。徐先生在該文中，定任伯年“為仇十洲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並且斷論“殆非過言也”。自1982年以來，我總覺得，徐先生對中國畫史上評價最高的似乎有兩位：一是晚清的任伯年，一是現代的張大千。

 

 

徐悲鴻自童年時，見父親一次進城，回家憶仿任伯年《斬樹鍾馗》一畫，始知任伯年名頭，一生酷愛任氏的繪畫藝術；並於1930年起，對王一亭、黃震之、吳仲熊、黃君曼、陳之初、章誠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華等，先後作了持續耐心深入的訪查核實，更研讀任氏傑作，分析思考，曆時二十年，才寫成《任伯年評傳》。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難做得到罷？這篇學術性的藝術家評傳文字，史論結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顧，嚴謹生動，絕非一般泛泛空論者可比。

 

 

該評傳高明處還在於，徐先生於本文，以法國老師達仰先生的法文題讚譯成詩意般中文作為結語，時間上還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論也達到了令人信服、甚為有力的完美境地：

 

?多麽活潑的天機，在這些鮮明的水彩畫裏。多麽微妙的和諧，在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於一種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種意到筆隨的手法。——並且隻用最簡單的方術，——那樣從容的表現了如許多的物事，難道不是一位大藝術家的作品麽？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師。（達仰·巴黎·1926年）

 

 

徐先生這種層層推進、臻於高潮的論據論斷，所引用的可是外國大畫家的難得的評論推許！而且是徐悲鴻1930年訪談王一亭之前，在法國留學時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鴻的這篇評傳文字，是深入調研、深思熟慮、長期積累形成的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性、文獻性，值得我們後人高度重視的學習範本。我大約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於1494年計，那麽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曆史；仇英卒於1561年，可以蓋棺定論來說，則到1950年也將近有四百年曆史。因此，徐先生說，任伯年是仇英以後四百年來中國畫家第一人。

 

評張大千

 

 

 

多年以來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評述過張大千，是“五百年來第一人”。這個說法，見於他為中華書局1936年版《張大千畫集》所作《序》。第二，這個“五百年來”同仇英以後“四百年來”相交有所重複。所以，是否隨感而發、隨意而說，有點捧場之嫌？那麽張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據2015年5月1日《文匯報·筆會》刊陳長林《名家自矜 何必當真》一文，說張大千頗有自知之明，對“五百年來第一人”沒有照單全收——他謙虛地回應：五百年來第一人，說得太過了，太過則近於開玩笑了。但他對自己的鑒定能力，毫不謙虛地自稱“五百年來精鑒第一人”。還得意地說：“一觸紙墨，辨別宋明，間撫簽賻，即知真偽。”該文作者並對張大千在自身廚藝、畫藝比較上，定廚藝高於畫藝，未必沒有“開玩笑”的成分。

 

 

自然，徐先生與張大千為好友，對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說深知張的生活習性脾氣與繪畫習性風格，在張大千1950年出國後是否回國等問題上，是很有識見的，也是一種評價。據王震編《徐悲鴻書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頁），致陳從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鴻稱：“聞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債，此事甚為難！”（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國之事，我與同人皆在商討，因為既歸便難再出，必須計劃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遲遲。”（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紙飛鴻——上海圖書館藏尺牘文獻精品展”開幕，並出版《中國尺牘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見到徐悲鴻1950年致陳從周二信墨跡。前者10月21日提及：

 

?“大千先生至印度恐係無可如何，我們希望他來北京與我們同樣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華情況則不可能矣。”後者元月25日信中強調：“我則標榜任伯年，我之評價尚較足下為高。我以為中國自有畫以來，若伯年者不能過二十人，因彼於人物、寫像、山水、花鳥皆第一等也。特彼為抒情詩人而未為詩史耳（上海吳仲熊家藏伯年《八仙》四幅中，韓湘、曹國舅幅實是仙筆，古今所無）。其花鳥為大地古今第一。八大、石濤不過在極惡劣之董其昌後，反其作風而已，實未嚐創製一幅極頭等之作（八大有一幅好荷花，石濤有一幅墨團團，確是好作品，其外多未見成功）。當然此乃我個人意見。二人確有奇才，特學力未充實耳。又石濤文筆甚佳，有奇思妙想，此則伯年所不能。吾人就畫能（論）畫，正不必牽涉其他問題。惟當年欣賞繪畫之人，僅為文人一個階級（層），其他人皆無份，是以致其範圍如是之窄也。”

 

 

 

 

 

 

 

 

在這封信中，徐悲鴻堅持強調人物畫、寫像藝術的重要，形象思維寫實的重要，才氣之外學力功夫即繪畫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這樣實踐的。因為他秉持一種理念：“繪畫之重點在人”，要多加研究。這封信也再次證明，徐悲鴻對任伯年的評價發自內心，非常辯證，經過深思熟慮，反複比較，論其長短，真誠而嚴謹。並且他認為，中國自有畫以來，如任伯年全能特異卓絕者，僅二十人以內而已。這可視為徐悲鴻撰寫《任伯年評傳》的預演和前奏，醞釀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趨於思考成熟，他走筆成文。

 

 

在《任伯年評傳》中，徐悲鴻指出：

 

?“學畫必須從人物入手，且必須能畫人像，方見工力。及火候純青，則能揮寫自如，遊行自在。……故舉古今真能作寫意畫者，必推伯年為極致。”“伯年於畫人像、人物、山水、花鳥，工寫、粗寫，莫不高妙，造詣可與並論。蓋能博精，更借卓絕之天秉，複遇渭長兄弟，得畫法正軌，得發展達此高超境界。”徐悲鴻接著強調：“但此非徒托學力，且需懷殊秉。不然者，彼先輩之渭長昆季曷無此詣哉？”徐悲鴻記任伯年傑作，也較信劄為詳：“首推吳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韓湘、曹國舅幅，圖作韓湘拍板、國舅踞唱，實是仙筆，有同（陳）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圓玉潤之作，畫家畢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產量豐美，妙麗至於此哉！此則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塵莫及也！吾故定之為仇十洲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殊非過言也。”並說，隻是“伯年為一代明星而非學究，是抒情詩人而未為史詩，此則為生活職業所限”；方之古天才，近於太白而不近杜甫。

 

 

 

綜上所述，關於任伯年的評價從信劄到評傳，徐悲鴻這些論證，並非心血來潮，更非表麵應酬——他完全沒有必要，去討好已故的海上畫壇領軍人物任伯年。何況，徐悲鴻還盡其心力，以油畫妙筆作《任伯年畫像》，讓人們在研讀《任伯年評傳》時，一並領略到任伯年的獨特風采。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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