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財長保爾森將金融危機歸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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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華爾街金融風暴拖累，全球經濟陷入泥淖，至今不能自拔。此時，即將卸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卻放出驚人之語，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儲蓄率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則幹脆把美國房地產泡沫歸咎於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高額儲蓄。
這種“高論”一時使全世界錯愕，眾多媒體也對此品評不已。
然而，謬論是改變不了事實的。眾所周知，這次危機的導火線是美國的次級房貸，而導致美國信貸消費過度擴張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國內長期的低利率政策。
自 90 年代走出經濟衰退以來，美國一直以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長期保持低利率作為其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很明顯，低利率是美國多年前就開始奉行的政策，那時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都還沒有多大的貿易順差，也談不上高額儲蓄。因此，保爾森關於新興市場國家造成低利率的說法剛好顛倒了因果。
從 1971 年尼克鬆政府單方麵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到美元慣性地繼續作為國際中心貨幣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用作儲備，直到今天，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可以與美國抗衡，美元的強勢地位也沒有根本改變。在此情況下，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尚無足夠實力主導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也不可能是眼下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
孔子說過，“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即使在美國國內學術界，也有觀點認為美國的儲蓄率持續下降，經常項目長期惡化，是美國自身的原因。在諸多原因中，被人們廣泛詬病的就是全社會超前消費的習慣、金融衍生品的濫用和市場監管的缺失。
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晴雨表之一的證券市場“熊”風肆虐。中國的上證綜指以 65.4% 的跌幅在 2008 年全球股市跌幅排行榜上位列第七，排名第一的冰島雷克雅未克 OMX 指數跌幅更是高達 94.4% 。
在前 20 名裏，我們並沒有看到美國三大證券交易所。統計數字顯示，紐約股市三大股指雖然全部跌回 10 年前的水平，但跌幅遠遠小於其他地區。分析人士認為，當美國投資機構在本土的資金鏈出現問題，他們就通過低杠杆化來拋售海外資產，結果導致新興市場遭遇嚴重的外資抽逃。這也是為什麽美國發生危機，卻使全球經濟遭殃。
如果把美國經濟比作一輛車，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風暴裏，新興市場就成了這輛車的擋風玻璃。可以推測，如果資本市場風險敞口更大一些，中國這塊玻璃受損會更加嚴重。現在，車出故障了，難道要怪擋風玻璃嗎？
應該承認，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裏包括全球貿易和投資的不平衡，但因果關係必須搞清楚。是美元在監管層縱容下的過度投放，致使全球流動性過剩問題越來越嚴重，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才最終使得美元低利率政策難以為繼。
當一個人陷入困境，如果他誠實本分，就必然會先從自身找原因；而如果他一貫自以為是，就會怨天尤人，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回頭看看，當美國的房地產商、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像傳銷一樣玩弄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的時候，當華爾街的“精英”們把泡沫吹大從中撈取數千萬美元乃至上億美元年薪的時候，保爾森或者伯南克在哪裏？號稱全球最先進最健全的美國金融體係的監管者又在哪裏？
時評：當美國最大的債主 我們是否應該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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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工
美國即將離任的財長保爾森，最近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時稱，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是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儲蓄率過高”(saving glut)。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因為過度舉債，引發了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還把責任推給美國的債權人，包括中國這一美國最大的債權人，這樣的解釋，甚至也不能令美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和公眾接受，因為這聽起來和每天發生的一幕幕財富被摧毀的悲劇完全背離，幾位美國和世界金融的“拯救者”似乎在推卸責任。
目前對於金融危機原因的解釋，大致可分為外因派和內因派。外因派以美國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現任聯儲主席伯南克以及保爾森、《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為代表的“過度儲蓄”說。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過度依賴美國的消費，需要美國大量舉債，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其中一些人甚至認為，美國一直以來幫了新興市場一個大忙，充當“最後買家”(buyer-of-last-resort)的角色，用不斷增長的進口來吸收他們過度的儲蓄。
早在2005年3月，伯南克就已經提出了這一“理論”，不是美國人花得太多，而是中國人儲蓄得太多，把錢借給美國人花，這一信用在中美之間的循環，終有一天不能持續，但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後來的幾年，中東產油國、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大量出口，產生了巨額貿易順差，美國相應產生巨額貿易逆差，導致美國利率過低，刺激了資產泡沫的上升，以房價下跌為導火索，引發了金融危機。而格林斯潘在其回憶錄中則可以把美國的資產泡沫追溯到中國的農民工。中國的大規模勞動力轉移，令中國能幾乎無限地向全世界供應廉價商品和廉價的信用，美國經濟得以長期保持低通脹和低利率，以及過剩的流動性。而美國金融危機基本上是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嚴重全球經濟失衡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爆發的結果。
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羅奇、國際清算銀行前顧問懷特(William White)以及鮑泰利等經濟學家是“內因論”，認為美國多年來讓國內消費大大超過國內收入，導致美國金融危機最終爆發。
具體到金融體係來說，不負責任地為次級抵押貸款放鬆信用標準；美國主要大銀行（包括一些歐洲銀行）不充分的風險控製；美國信貸評級機構因為利益衝突及不了解結構性投資工具而導致的錯誤的風險評估；大型金融機構中對交易員及高級主管的激勵機製不完善；美國對金融係統的監管不完善，他們錯誤地相信金融市場可以自我糾正，場外衍生品市場不需要監管，以及在一些監管機構內部的利益衝突，是這所有的一切導致了金融危機。
除了華爾街，華盛頓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從克林頓政府一直延續到布什政府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與美國國會相呼應，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加壓力，要求擴大低收入家庭擁有房產，導致了信貸標準不斷降低。
尤其是在美國科技股泡沫崩潰後以及“9·11”恐怖襲擊後，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長時間壓低美國利率政策。而美國與東亞國家及中東產油國之間的巨額貿易逆差，導致美國銀行裏充斥著流動性，大量信貸不惜降低信用標準流入房地產市場。而在此期間美國政府迅速從盈餘到赤字，加劇了這種不平衡。
把內因與外因結合起來，基本上構成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較全麵的解釋。但是，我們仍相信內因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性原因。
不知“過度儲蓄論”會不會在華盛頓成為主流，不知道正在準備宣誓就職的奧巴馬政府會不會接受這樣的解釋。全球經濟失衡以及中國和美國之間在貿易、投資、金融方麵形成的越來越密切的關係，是這次金融危機展開的一個大背景，如果它被接受為一種主流的解釋，將會影響美國接下來的貿易政策。它帶來的一個潛在的危險，是把過度儲蓄歸咎於全球經濟失衡，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出口太多，而出口太多的原因，是人民幣匯率被“操縱”，最終將助長美國的保護主義。
保爾森來中國訪問超過70次，這樣一位“中國通”說出這番話，我們是否應當後悔當初把錢借給美國呢？畢竟，中國在過去的10年，購買了約1萬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和機構債券。
但我們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這種貿易-資本循環，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把錢借給美國政府和個人消費，客觀上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出口市場。我們沒有必要後悔當初借錢給美國人，這畢竟也是中國結合當時的情況選擇的一種發展路徑。隻是當美國人被金融危機逼迫著減少消費、開始儲蓄時，全球經濟不平衡開始糾正，這樣一種共生關係就開始調整了。
中國的儲蓄太多，是因為中國國內消費太低。中國坐擁巨額外貿順差，而世界上隻有美國才能提供具有足夠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供中國對外匯儲備進行管理，因此，中國的儲蓄率過高以及通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的方式把錢借給美國，也是主流們的選擇。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這種相互儲存的關係如此密切，哈佛大學金融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創造了一個詞，稱這種關係為Chimerica。而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稱之為經濟上的“恐怖均衡”，即每一方都握有足以摧毀對方經濟的武器，中國的儲蓄和美國的消費。
美國人在曆史上是一個善於借錢的國家，18世紀，美國人從歐洲借錢幫助其完成了領土的擴張；19世紀，美國人借英國人的錢建起了鐵路；21世紀初期，美國人借新興國家的錢做起了房地產和資產泡沫。
這一次，當新興國家以很低的利率把錢借給了美國人，他們並沒有把錢用來投資。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美國人用這個錢去“入侵伊拉克、去買耗油的越野車和買大房子”。現在，一切都結束了，生產越野車的底特律三大汽車廠商快要破產了，成千上萬大房子的主人無家可歸了，奧巴馬上台後，琢磨著從伊拉克撤軍，而中國的農民工也要回鄉了。亂花錢的人抱怨借錢的人，隻是因為這次是窮人借給富人。
保爾森的話，聽起來不夠意思，中國人借給美國人的錢，讓華爾街繁榮，讓美國政府有錢花，讓美國家庭超額消費，他現在反咬一口。這反映了他典型的華爾街投行心理：華爾街沒有對與錯，隻有是否賺到了錢；我這次隻是虧大了，但並不是我的錯。
“全球經濟失衡”最終以中國農民工提前回家過年和美國人勒緊褲帶過聖誕節的方式，進行著一次“再平衡”。2009年起，中國要長點誌氣，把內需搞上去。
（作者為本報編委，zhou.jiangong@chinastak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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