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生：被文明征服是一種幸運

二戰中日本投降後，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被任命為駐日盟軍最高司令，負責接受日本投降，並主持日本戰後改造。今天的日本，是麥克阿瑟改造的結果。曆史不能假設，但小編仍忍不住設想：如果二戰中日本戰勝，其文明和發達程度會比今天更高嗎？又或者戰敗後由蘇軍占領，今天的日本會是什麽樣子？

本文編選自《麥克阿瑟回憶錄》第八章“占領日本”。

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造福謀利的成就堪稱名垂青史的奇跡。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的混亂和衰敗之中挽救過來，引上恢複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將民主深深植根於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是他為和平解決方案鋪平了道路。他自然受到了我國全體民眾最深切的尊敬和愛戴。我國對他的難舍之情我已無法言表。

——吉田茂(日本首相）

投降儀式結束六天後我才首次訪問東京。占領期間，我將定居在美國大使館，從橫濱的新格蘭德酒店至此不過22英裏，然而這22英裏卻唯見大片焦黑的瓦礫和破敗之象。

我把司令部設在東京商業區的第一大廈，與天皇的宮邸隔護城河相望。占領政府的運作模式在現代史上絕無僅有。作為職業軍人，我卻承擔民事職責，對將近8000萬人擁有絕對的統治權。我將一直保有這一大權，直到日本能夠向世界證明這個國家已經準備好、有意願並且有能力成為所有自由國家大家庭中負責任的一員。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及其人民像戰爭後期的日本這般遭到徹底的摧毀。不僅軍事上慘敗、武裝力量覆滅，也不光工業基地被夷為平地、土地被外國軍隊占領。許多世紀以來，日本人一直相信日本式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戰勝的，這樣的信仰如今在完敗的痛楚中蕩然無存。這一災難帶來的衝擊在現代史上絕無僅有。在這與世隔絕的島國上，極端的封建主義曾長盛不衰，並最終導致日本民族對自身武力及文化優越性近乎神話般的狂信。

在整個戰爭期間，受到蒙蔽欺騙的日本民眾一直都相信己方正在走向勝利。而現在這一切頃刻間如夢方醒，日本人被無法想象的廢墟和災難所吞沒。在這苦難的時刻，他們和其他人類一樣試圖尋求宗教的支持。然而在這緊要關頭連宗教也拋棄了他們。日本傳統的神道教和佛教早已被政府滲透控製，成為法西斯統治集團的一部分。

由於被賦予如此巨大的權力，我麵臨著一生中最艱難的處境。權力是一回事，如何運用則另當別論。軍事知識幫不上忙，我必須成為經濟學家、政治家、工程師、生產主管和教師，某種程度上我還得成為神學家。我必須重建這個幾乎被戰爭徹底摧毀的國家。無論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樣的倫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靈魂深處對人類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須用榮譽，公正和同情來填補日本在政治、經濟、精神層麵的空虛。將日本民族從軍事極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從政府內部推進自由化。在這一過程當中，日本儼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實驗場。盟國的初衷是摧毀日本的戰爭潛力並懲罰戰犯。然而日本的實驗必須走得比這更遠，對此我心知肚明。過去的曆史已經證明，在現代企圖通過軍事占領來征服一個國家是注定要失敗的。

對於軍事占領我並不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作為師長的我曾率領麾下的彩虹師駐紮在萊茵河西岸。我對軍事占領的弊端擁有親身體會：民治被軍事統治所取代；被占領民族喪失自尊自信；中央集權和獨裁製日益占據主導，而地方自治和代議製隨之式微；在外來武力的淫威下，國民精神不振，道德水平下滑；占領軍不可避免地腐化墮落，權力的疾病在他們中間滋生蔓延，進而產生某種種族優越感。倘若軍事占領持續時間過長，或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得到應有的慎重對待，被占領一方往往淪為占領者的奴隸。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幾乎每場軍事占領都為未來的戰爭埋下了導火索。我研究過亞曆山大、愷撒以及拿破侖的生平，他們都是偉大的將帥，卻無一例外地在軍事占領期間犯下了同樣的錯誤。我努力回憶多年前父親教給我的他自己擔任菲律賓軍事總督時的教訓，然而深深的疑慮始終揮之不去。麵對意料之中的危險我能成功嗎？疑慮將為我提供最佳的保障，而恐懼將成為我最大的優勢。

從接受最高司令任命的那一刻起，我已經明確表示將會通過天皇和帝國政府的官僚機構來實施何種政策。我深諳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優劣所在，因此認為自己計劃中的改革應該同時帶給日本現代的進步思想與實踐。去軍事化是第一要務，接下來的任務包括懲治戰犯、建立議會製政府雛形、對憲法進行現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選、賦予女性選舉權、釋放政治犯、解放農民、建立自由勞工運動、鼓勵自由經濟、廢除軍警鎮壓的做法、營造自由而負責的媒體氛圍、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權、實行政教分離等等。

這些任務占據了我接下來五年以上的時間。盡管其中有些做起來相對容易，有些遭遇困難，但所有任務最終均告完成。隨著改革的推進，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時，日本民眾與我這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之間還建立起了一種獨一無二的互信關係。我一直致力於為日本民族爭取公正的對待， 甚至不惜違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國的意誌。當日本人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後， 他們就不再視我為一個征服者，而是開始將我當作日本的保護者看待了。 這些人民突然被置於我的掌管之下，我深感肩上的責任重大，既要在精神上引領他們，又要在現實層麵管理好他們。從一開始我就告誡我們的軍隊，世人將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來評議我們的國家，占領工作的成功全然仰仗他們的從容鎮定和自律自製。總體而言，他們的表現是無可指摘的。他們以身作則，使這個閉塞島國的許多古風陳習為之一變，令日本民眾心生敬佩，不愧為親善的使者。

在發布法令方麵，我倍加小心，避免對日本傳統文化或者日本生活方式橫加幹涉。我頻繁發表公開講話，建議日本人以一種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糅合兩種文明的精華。同時我也謹慎地告訴他們，沒有哪個民族或國家在這方麵毫不借鑒他人。我鼓勵各行各業的日本人到西方國家旅行，並盡可能促成這樣的訪問。我一直認為占領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我堅持主張在教化日本民族的同時我們也應發自內心地向對方學習。為了還日本人以尊嚴和追求，我下了一番心血。隨著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回歸，他們逐漸開始熱誠而友善地交流思想。這種相互尊重成了美日兩國人民評價彼此的基石，占領工作也因此在世界曆史上書寫了一篇充滿人性溫情的獨特華章。

其中有些問題的根源之深遠是我們在1945年夏天全麵停火時無法想象的。照理說，日本是二十世紀的文明，但事實上它卻更接近於封建社會，盡管封建製度早在四個世紀之前就已被西方國家摒棄。日本人的生活中甚至還存在著某些比封建主義還要古老的東西。雖然經過了三千年的進步，西方世界早已對神權政體棄如敝履，但這一製度卻在日本綿延至今。天皇被視為神，普通日本人甚至都不敢抬眼一睹統治者的真容。這位神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話就是律法。其無上權力的背後是一小群特權家族，分別掌控著日本的軍隊、政府機構和經濟命脈。民權乃至人權都是不存在的。 隻要樂意，統治集團可以對日本百姓私有財產和勞動成果恣意奪取。1937年至1940年期間，超過60000人被秘密警察以“危險思想”的罪名逮捕入獄。實際上從美國的角度來劃分，日本更接近古代的斯巴達，而不像其他任何現代國家。

從受降儀式完畢的那一刻起，遣散日軍和解除武裝的問題就成了當務之急。肢解日本戰爭機器的任務交給了日本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以充分利用他們對軍隊遣散、軍人複員等相關煩瑣程序在技術和執行方麵的了解。在此過程中，總司令部、第8集團軍和美國海軍為這項優先級最高的複雜行動充當顧問和協調人，唱主角的則是日本人自己。

日軍遣散工作完成之後，我在10月上旬發布了一項後來被稱為“民權自由指令”（Civil Liberties Directive）的命令。根據這項指令，日本在政治、人權、宗教信仰等方麵現存的一切限製即刻解除。新聞審查不複存在，政治犯重獲自由，臭名昭著的憲兵隊也被廢除。

剛到東京，參謀部不少人提議，為了展示權威，應當叫天皇前來朝見。我沒有理會這一建議。“這樣做，”我解釋道，“會傷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也會讓天皇成為他們眼中的殉道者。不，我會等到天皇自願前來同我會麵。在這件事上，與西方式的輕率相比，東方式的耐心更容易達到目的。”

果不其然，天皇不久之後便主動要求會麵。裕仁天皇乘坐戴姆勒轎車抵達大使館。天皇顯得很緊張，過去幾個月給他的壓力顯露無遺。我讓在場的其他人都退下，隻留下天皇的翻譯。接待大廳很長，我們在大廳一頭的爐火旁入座。我遞上一支美國產的香煙，天皇道謝之後接了過去。點煙的時候我留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厲害。我想盡可能讓他放鬆點兒，但我也知道屈辱給他帶來的恐懼和痛苦有多深。我有些擔心裕仁可能要為自己辯解，對於所受到的戰犯指控提出異議。盟國裏有不少國家強烈要求將天皇列為戰犯，其中俄國和英國呼聲最高。在他們擬定的戰犯名單裏，天皇位列首位。 我意識到對天皇的不公正對待會引起悲劇性的後果，遂予以堅決抵製。當華盛頓傾向於英國人的觀點時我曾指出，如果堅持將天皇列為戰犯，占領日本就需要額外動用至少100萬增援部隊。我相信如果天皇被定罪，甚至被作為戰犯處以絞刑，那麽盟國將被迫在全日本設立軍政府，而遊擊戰爭很可能就無法避免了。有鑒於此，我把天皇從戰犯名單裏劃掉了，但天皇本人對這一切並不知曉。

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天皇說：“我之所以到您這裏來，麥克阿瑟將軍，是要把我自己交給您所代表的各個大國來裁決。我對我的人民在戰爭中做出的一切政治、軍事決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動承擔全部責任。”對於天皇如此勇敢地承擔一種意味著死刑的責任，我深為感動，一股欽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一位世襲君主，但在那一刻，我卻感受到了這位日本第一先生的誠意。

自那以後，天皇時常來拜訪我，我們的談話涵蓋了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重大問題。我總是謹慎地向他解釋製訂占領政策背後的深層原因。我還發現天皇比與我交談過的任何一個日本人對民主概念的理解都更加深入。在日本精神層麵的重生中，天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占領工作的成功實施與他誠摯的合作態度和巨大的影響力密不可分。

東久邇宮稔彥王是天皇的叔父，也是日本傳統統治階層的一員，他從日本投降開始擔任首相，直到當年10月下旬。天皇認為首相的這層親屬關係不利於占領軍當局正在啟動的改革，於是讓日本最受尊敬、最富經驗的外交官幣原男爵(Shidehara) 取而代之。當這位新上任的首相前來拜訪時，我對他闡述了如下幾點：

我希望你能盡快理解並開展下述社會秩序方麵的改革：

1. 解放日本婦女，賦予她們選舉權，這樣，作為全體人民的一員，她們會為日本帶來全新的政府理念，即政府服務於千千萬萬個家庭的福祉。

2. 鼓勵工會運動，使其在保護勞動者免受壓榨虐待以及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等方麵發揮有力的影響。

3. 出台必要措施以糾正運用童工的惡劣行徑。

4. 學校的教育要更加開放，使大眾得以通過真才實學塑造自己的未來，並了解政府為仆、人民做主的政治製度，從中受益。

5. 廢除通過秘密審訊和濫用職權導致人人自危的舊製度，建立一個新的司法體係，保護民眾免受專製、獨斷和不公手段的危害。保障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停止一切以政府名義打著提高效率的幌子對民眾實施組織化管控的做法。

6. 對日本的經濟體製實行民主化改造，通過各種方式確保收入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廣泛分配，同時保障貿易，最終對產業的壟斷性控製實現調整。

7. 在行政方麵，當局應立即展開積極的行動，解決日本人民的衣食和住房問題，以避免瘟疫、饑荒、疾病等重大社會災難。即將來臨的冬季十分關鍵，唯有確保人人投身到有益的工作之中方能渡過難關。

聽完這席話，首相激動地表示完全同意，然後立即幹勁十足地著手相關工作。我知道與其由我下令實施改革，或者威脅說如果不進行這些改革我將“龍顏大怒”雲雲，還不如讓日本人自發為之。日本新政府的成就沒有一件是因為受我逼迫或者畏懼我本人和我所代表的力量才實現的。強製推行的政策不能長久，必然人走政息。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發自日本人內心，並且出於日本人自身的迫切需要。我提出的有些改革建議直接觸及日本人民族性的核心——製度、神話、過去的政策手段都要經曆轉型的陣痛，所以日本人必須理解為何新製度和新的行事方法更理想。我深知，如果我們不從“變革必須由日本人發起”這條基本假設出發，占領工作就必將失敗。

在東京的那些年，我時常提醒自己，也提醒我的參謀們：“日本人的某些做法純粹是出於盡善盡美的需要，而那種程度的完美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都不曾擁有，因此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不要加以幹涉。”

截至1946年元旦，占領工作進展喜人，我向日本人民發表了如下講話：

新年到了，日本迎來了新的黎明。未來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軍國主義、封建殘餘以及施加於人民精神和肉體上的桎梏已經去除。思想控製和洗腦教育也已不複存在。如今所有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合理範圍內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解除這場全民族的奴役不僅意味著全體民眾的解放，同時也意味著個人將要承擔起獨立思考和自主行動的義務。日本人民從此開始當家作主，自力更生了。

《波茨坦公告》還包含一項整肅規定，按其要求，所有戰前從事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活動的日本人都應從公職崗位剔除，並剝奪其政治影響力。我對這一舉措是否明智頗為懷疑，因為這將意味著失去許多能幹有為的政府工作人員，而這些人在建設新日本的過程中很難替代。我盡量溫和地執行了這一整肅運動，但這件事卻沒有得到日本民眾的普遍支持。此類政策的懲戒性質總是蓋過了其他一切屬性，因此勢必滋生怨恨，為日後的不和埋下禍根。很多受牽連的人都是愛國者，他們隻是按照既存的傳統報效祖國，因此對其實施懲罰無異於讓個人為國家的過失抵罪。隨著和平條約還日本以完整的主權，所有針對被整肅對象的禁令都立即得到了徹底的消除 。

在我們對日本政體做出任何實質性改造之前，還必須對該國的根本大法——憲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日本的政局可謂陷入絕境，其明治時代的舊憲法由於戰爭的結果而遭到肆意曲解，飽受輿論抨擊。因此，為了維持日本自治政府的結構，製定一部新的憲章已經刻不容緩。隻有外來軍事管製政府和自治文官政府兩條路可走。許多盟國都強烈要求采取前者，同時還提出了許多旨在讓日本民族分崩離析的激進觀念。

我在為修改明治憲法而努力的同時強調，我們認為民主政體對於新日本不可或缺，而隻有通過一份白紙黑字、清晰易懂的權利宣言才能確保這樣一個社會得以實現。不過我並未強推一部美國版的日本憲法，進而命令日本人采納。修憲必須由他們自行完成，不得強製實施。

我指示參謀人員向日本人提供幫助和建議，以製定一部可接受的憲法草案。首相在這一最後關頭的籌備工作中表現出了相當大的積極性和幹勁。草案被呈交天皇審閱，他立即表示讚同稱：“此等原則實乃日本民生與重建之基。”這是一番值得欽佩的表態，因為正是這些原則將剝奪皇權，並將其本人和家族最大的一部分財產移交給國家。

日本的新憲法確實是對明治舊憲法的修正。我認為借助這一工具將能確保一種連續性，而連續性對於日本具有重要意義。這部憲法集多國憲法之精華，無疑是曆史上最自由的憲法。天皇從一個專製君主轉變為立憲君主，成為“日本國的象征和國民整體的象征”。國家的最高權力如今歸國會所有。日本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享有權利法案提供的保障和庇護。

新日本的政體是美國行政製度和英國議會製度的結合。日本首相任期四年，但他是從國會下院成員中選舉產生的。假如首相在提交國會審議的問題上得不到支持，他將麵臨兩種選擇：要麽辭職，讓下院選出繼任者；要麽解散國會，宣布舉行新的大選。這一規定使得政府能夠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國會中的任何團體都無法隨心所欲地質疑首相的施政工作，因為善變將令他們自己付出重新選舉的代價。

新憲法更加重大的一項改進便是關於修憲需要經過全民公投的規定， 這是1946年夏天國會公開自由辯論的成果。假如2/3的日本選民認為必須對憲法做出更改，就可以實施修憲。這樣一來，人民便能支配自己的憲法，進而最終掌握自己國家的主權。1946年通過的日本憲法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就是，盡管它生效至今已有17年之久，卻從未修改過。這充分證明了其最終草案是多麽高瞻遠矚、嚴謹周密。實際上如今日本的大部分政治家都為自己參與過當年的立憲工作，或者致力於讓該憲法得到通過而深感自豪。這部憲法很可能是占領期間最重大的一項成就，因為它賦予了日本人民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權利。我敢說，假如占領工作必須聽從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必須得到手握否決權的蘇聯首肯——這一切絕不可能實現!

占領軍當局所做的工作要比單純的政治改革內容廣泛得多。1945年戰爭結束時，日本國是一片天下大屈的頹景。城市和工廠化為灰燼，全體國民麵臨饑荒的威脅。由於戰爭，日本失去了傳統上完全依賴進口的原材料供應和幾乎所有的商船隊。它既沒有銷售貨物的海外市場，也沒有可供運貨的商船。日本本土的四島都無法滿足其國民生活所需。日本的可耕地隻占國土麵積的16%。該國主糧大米需要大宗進口，然而隨著戰爭的推進，大米的進口被切斷了。如今，由於日本的交通運輸全盤崩潰，連日本本來就不多的那點兒糧食也無法調運。因此，我最早的舉措之一便是安排我軍炊事人員幫助喂飽饑民。要不是這樣，恐怕會有成千上萬人餓死。

要阻止災難的發生就必須盡快行動。我立即將美國陸軍在太平洋地區貯存的350萬噸軍糧調到日本。這一做法對日本人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要我對挪用軍方物資供養剛剛戰敗之敵的行為給出說法。我解釋道：

有種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認為，現代戰爭的勝利完全取決於戰場上的軍事勝利。曆史已經駁斥了這一謬論，它明確無誤地證明，催生戰爭意誌的人性衝動——其危險程度不遜於戰爭機器——必須被摧毀。 暫時的軍事挫敗不足以消除這種危險的衝動，隻有實現精神層麵的徹底改造才能在遏止戰敗一代的同時對今後的世世代代施加主導性的影響。若非如此，勝利便隻是暫時的，充其量算是兩場戰役之間的停火。曆史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過去得勝一方的領袖往往沉浸於軍事上的勝利，而沒有通過消除戰爭的根源來進一步鞏固勝利果實。

軍事上的失敗使得日本人民成為我們的俘虜，正如巴丹半島陷落時饑餓的守軍成為日軍的俘虜一樣。盟軍戰俘在日軍手裏遭受了種種非人待遇，甚至活活餓死。因此我們審判並處決了罪證確鑿的當事軍官。敵對狀態已經結束，我們在日本人自己狹小的國土上監視他們，卻不向他們提供活命所需的食物，倘若雙方角色互換，我們還能為自己的那些懲罰行為辯護嗎？在這種緊要關頭切斷日本的救濟糧供應將會使無數日本人陷入饑餓——而饑荒正是動亂、無序和暴力之母。要麽給我麵包，要麽給我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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