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不養閑人」—— 這是「偷渡皇後」「蛇頭之母」鄭翠萍的女兒 Monica 告訴我的。鑒於在其大名鼎鼎的母親去世後，她本人就是一本活的「唐人街秘聞錄」，她的話便成了我通往真正的紐約唐人街（而不是表麵上看到的那個）的鑰匙。這裏是一個世界之中的另一個世界，紐約城裏的另一座城，行事法則秘不可宣，和外界互不相通。詠春拳第 7 代傳人張炳鋒在福建餐館裏洗碗，少林寺武僧釋延明從掃地工幹起，在國內風靡一時的網絡紅人藏身於一家沒人能說清楚名字的美甲店，為精致的紐約女人清理指甲上的死皮。去年 10 月，兩名拉丁裔男子半夜闖入位於法拉盛唐人街的遼寧飯店，試圖搶劫收銀台，老板娘關姐帶領幾名店員，手持椅子和小板凳，一路把劫匪揍了出去。飯店的老主顧都對此事表示了強烈的憤怒，「你可以找我們東北人要，東北人可能會給，但你不能搶！」等警察終於趕來時，兩名劫匪已經被打翻在地，動彈不得。法拉盛唐人街的天橋下，《紐約客》記者筆下「全紐約市最有勢力的人」在此大隱隱於市。她是一個 75 歲高齡的河南老太太，每天早 8 點到晚 8 點坐在小板凳上賣牛肉幹。美國對肉製品進口有嚴格限製，然而她的貨源深不可測，連疫情期間都沒斷過，想必有通天手段。但如果你試圖跟她多聊兩句套套近乎，一窺她貨源的秘密，她隻會抬起那雙飽經世事的眼睛，平靜地看著你：「買不買？要買就買，不買就走。」布魯克林八大道唐人街上，一家名叫 Great Taste Dumpling 的餃子店在美國「大眾點評」Yelp 上有上千個好評，在 Foursquare 上有近 600 次簽到，被多家美食雜誌列為「全美國最好的餃子」，不僅是因為它們汁多個大肉厚，更因為 1 美元竟然能買 5 個，震驚了紐約美食界。雖然在疫情後瘋狂的通脹之下，這些餃子已經漲價到了 3 美元 8 個，但這個價格還是非常不可思議。老板老陳絲毫不知道自己在全美國都出了名，哪怕知道了可能也不在乎。他每天忙著剁餡兒包餃子，沒空看手機。我問他，對未來有什麽期望嗎？他回答，希望我兒子將來能當美國總統。曼哈頓唐人街上，哥倫布公園東北角，一位中年仙姑常年坐在小板凳上給人算八字、收錢消災。唐人街的老居民都知道她，卻沒幾個人見過她的真容，即使大夏天，她也總是戴著口罩和帽子。路人從旁邊走過，就會收到她的祝福：「信教不拜神，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你有你的教堂，我有我的廟堂。」仙姑認為自己的職業很高尚，和醫生、教師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有人生活遇到問題，她就以玄學出手相救。攝影師問她，可以摘掉口罩拍張照片嗎？仙姑搖了搖頭：「不，天上的神不讓我摘口罩。」如果天上真的有神在俯瞰大地，紐約唐人街或許的確是被它們眷顧的奇遇之城。隨便走進一間看似普通的地下室，推開一扇平平無奇的鐵門，或是爬上一段蜿蜒蛇行的防火樓梯，都有可能遇到一段奇聞逸事，聽到千奇百怪的信息。年輕時跟隨家人從廣東恩平搬到曼哈頓唐人街的主幹道堅尼街後，在過去 36 年裏，Eva Sam 每天都在自己的店麵「Popular Jewelry」（潮流珠寶）櫃台後坐鎮，「店裏商品太值錢，我連出去旅遊都不敢，」Eva 說，「如果上帝允許，我還會再在這坐 30 年。」她頭發花白，戴一副銀框眼鏡，臉頰上掛著慈愛的笑容，很難想象她就是紐約赫赫有名的大金鏈子教母，嘻哈圈的「唯一女神」，讓無數美國流行音樂偶像和說唱歌手折服的「A$AP Eva」。Nicki Minaj、Jay-Z、音樂天後 Beyoncé、Rihanna、Cardi B、說唱頂流 A$AP Rocky、Travis Scott、牙買加田徑選手博爾特，甚至演員 Jude Law，都是她的忠實客戶。如果她願意，這個名單還能沒完沒了地列下去。
擁擠的店麵裏，拇指粗的金鏈子像一條條被壓扁的拉麵，沉甸甸地綴在櫃台上，鑲鑽名表一排排陳列在內側，各種金屬、彩寶做成的吊墜、戒指、牙套、胸針把珠寶店點綴的像巨龍的洞窟。不隻是流行歌手，Eva 做所有人的生意，從墨西哥成人禮到印度教婚禮再到意大利洗禮，都能在這裏找到對應的珠寶。「墨西哥人會要宗教護身符和三色珠寶，意大利人喜歡 18K 金，印度人喜歡 24K 金，年輕人會買銀飾和古巴項鏈，中國老人喜歡玉石和 24K 金，中國年輕人喜歡鑽石。」Eva 說。「我猜他們喜歡我，是因為我不隻是個商人，我還是顧客的家人。」她在這間小店裏教會了 Minaj 如何熬廣式綠豆水和雪梨湯，在演唱會後養好嗓子，也曾經為 Beyoncé 的《Formation》世界巡回演唱會在 3 天裏趕製 10 條大金鏈子。為了致敬這位嘻哈教母，A$AP Rocky 在金店裏拍攝了 MV《Fukk Sleep》，還寫了一首以 Eva 為靈感的歌 ——《Canal Street》。這間唐人街上的小店意外地在美國嘻哈文化裏占據了一席之地，但當我問 Eva 自己聽不聽這些歌的時候，她笑著說，「我哪有時間聽呀。」
堅尼街上還有一棟破舊的寫字樓，門口是長途大巴集散站，一天到晚擠滿了等車的乘客。然而從小門進入，乘電梯上三層，「靈隱寺紐約分寺」就藏在唐人街人潮最洶湧處。半年前，在靈隱寺修行的宗遇法師從杭州來到紐約，他謙虛地表示，自己被派來傳佛並不是因為最有慧根，而是因為「簽證時沒有被大使館拒掉」（雖然嚴格來說，這也是他與美國的一種緣分）。除了華人，這裏的信眾也不乏白人和非裔，雖然他們大多數聽不懂中文，但宗遇法師認為懂中文不是入佛門的必要條件。「這裏的生活比杭州悠閑許多，」宗遇法師說，「如果沒有佛事、沒有功課，我就會在紐約四處走動。」樓下是一個大型交通樞紐，隻要 3 美元，就能乘地鐵和公交車抵達紐約的大多數地方。他坐著地鐵去了時代廣場、中央公園、第五大道、自由女神像，觀察和自己擦肩而過的紅男綠女，意外地成了唐人街裏少有的出世之人。在寺廟創始人妙峰禪師親筆寫下的「法化西行」牌匾下，宗遇法師告訴我，自己對未來尚無打算，也許等簽證到期就會返回杭州。對於簽證、綠卡這類連佛祖都無能為力之事，他更願意借用寺裏耀華法師的說法：「因上努力，果上隨緣。」
兩位法師或許精通佛法、心性通達，但他們可能還不夠了解唐人街 —— 這裏可是唐人街。它並非逝去時代的化石，而是一個行進中的活體，總有自己的辦法把這裏變成一片真正的應許之地。
距離堅尼街一個街區，「蛇頭之母」鄭翠萍「萍姐」曾經營的海鮮大酒樓招牌華麗，在一排擠擠挨挨的小店中顯得尤為突出。萍姐去世後，酒樓由她的女兒 Monica 和女婿「茶哥」接手，至今仍在營業。1993 年 6 月 6 日，萍姐出資的貨船「金色冒險號」載著 286 條「人蛇」（即偷渡客）在紐約市皇後區附近擱淺，船上的偷渡者由於等不來岸上的接應，試圖自行遊泳搶灘。借著當晚滿月的亮光，巡警看到海上一大片黑壓壓的人頭隨著洶湧的浪濤起伏向岸邊湧來，遠處的貨輪上，還有一撥又一撥人正從船舷邊跳入刺骨的海水。結果當晚有 10 人溺斃，剩餘人員幾乎全部被捕。這就是震驚全美的「金色冒險號」慘案。1994 年，FBI 發出對鄭翠萍的全球通緝令，逃亡 6 年後，萍姐在中國香港被捕，最終病逝於美國得州的監獄中。偷渡在唐人街並不罕見，事成者在家鄉置田蓋房，失敗者命喪大海屍骨不還，唐人街便建立在這一場場以命相搏的豪賭之上。在聯邦法院，鄭翠萍被控走私、洗錢、敲詐、謀殺，數罪並罰，被判 35 年有期徒刑。然而在唐人街，人們卻不願意說萍姐一句壞話：「萍姐是大善人，讓人發財」「沒有萍姐，就沒有現在的福州和紐約」「萍姐做生意講信用，是難得一見的活菩薩」。一位來自萍姐家鄉福建的唐人街老板自豪地告訴我，萍姐「以一己之力搬運了半個唐人街」。病逝後，她的遺體從得州聯邦監獄回到唐人街，有上千人聚集在殯儀館門前為她送行，多半是受她照顧來到美國的福建移民，160 輛黑色林肯車組成的靈車隊伍徐徐駛過唐人街，出殯隊伍綿延幾裏地。如今，隻有氣派的海鮮酒樓還矗立在唐人街上，證明那些傳奇故事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人們形容萍姐「勤勞、肯幹、講義氣」，而 Monica 身上有揮之不去的萍姐的影子，個子不高，但身體健壯，寬寬的臉上總帶著笑。她在酒樓賣 5 美元一份的醬拌麵，也賣時價的生鮮大龍蝦、帝王蟹，如果用現金結賬還能免小費。曾經呼風喚雨的萍姐不在了，「偷渡」和「蛇頭」逐漸成了華人之間的江湖傳說。但唐人街依然還是唐人街。如今的紐約唐人街有約 24 萬人口，超過 1000 家餐廳，包含分布在曼哈頓、皇後區和魯克林三個區域的近百條街道。2022 年春季以來，紐約市的收容所係統接納了超過 17.3 萬名移民，其中隻有不到 400 人來自中國 —— 連紐約市的政府官員都表示，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移民的數量少，而是因為中國新移民在到達紐約後，便快速被納入了唐人街的體係之中。第一次遇到阿豪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對人缺乏最基本的警惕。當時他正在法拉盛的街頭試圖和一個妓女換現金，穿著一件軍大衣，臉蛋被紐約冬天的冷風吹得通紅。在唐人街，沒有現金寸步難行，有不少老板為了避稅，寧願不做這單生意也不接受信用卡，把「隻收現金」貼在店鋪大門口。我告訴阿豪，我有人民幣，可以跟他換美元，他連連道謝，還沒收到轉賬就把幾百美元現金塞到了我手裏。「你真的很容易相信別人，」我對阿豪說，「這樣做生意真的沒問題嗎？」阿豪搓了搓凍紅的鼻子，然後笑了，「我會看麵相，我直覺你不會騙我。」他對我說。而我也認出了他的笑容，它多半屬於一個剛剛到達唐人街不久的新居民。在唐人街，辨認出新居民並不難。他們都有著和阿豪相似的氣質 —— 雖然不好精準描述，但你肯定不會錯過。稍微跟他們聊兩句，就會發現每個人都勁頭十足，心懷激蕩，每個人都像是新世紀的探險家，苦中作樂，試圖從唐人街挖出點什麽來。阿豪在中國有一間小雜貨店，到了紐約，隻剩下一輛小推車，不過他占據著法拉盛十字路口的最佳地段 —— 根據紐約州審計局發布的數據，2010 年，這裏就已經是全紐約第三繁忙的十字路口，人流量僅次於時代廣場和先驅廣場的那兩個。阿豪為這個黃金位置挨過一頓打。法拉盛的黑人勢力也盯上了這塊地盤，曾派一個流浪漢躺在他邊上，想讓他「知難而退」，但阿豪偏不讓位，反而和流浪漢吵了起來。「後來他揮拳打我，我不躲，也不反抗，就站在那讓他打，」阿豪說，「路邊好多人都看見了，都能作證，直到我老大去找黑人那邊的老大算賬，他們知道自己理虧，就把這塊地讓給了我。」一周 7 天，他在法拉盛的天橋下麵賣走私火腿腸和真空包裝的香辣鴨貨，由於肉類進口限製，雙匯王中王在這裏相當緊俏，一小包火腿腸賣到 10 美元（人民幣約 70 元）仍供不應求。他不放過任何一個經過他攤位的人，用普通話和磕磕絆絆的英語混合著叫賣，向外國人艱難地解釋真空錫紙包裏裝的到底是什麽玩意兒（「鴨的舌頭」「鴨的腦袋」「雞的腳」）。我告訴阿豪，等 2025 年年初特朗普上台，美國就會對中國商品加關稅，到時候這些零食肯定會漲價，他立刻把這套說辭學去，用來嚇唬顧客。「這些火腿腸都是新日期的，你最好多囤點！」阿豪壓低聲音，神神秘秘地說，「再等一個月特朗普上台，關稅漲了，這個價格可就買不到嘍！」不到 1 小時，火腿腸就銷售一空。要不是他兩年前才來到唐人街，我猜他早就已經把河南老太太的江湖地位給搶了去。在唐人街，「怎麽來美國的」是比收入和婚育情況更加敏感的話題。它同樣是這座城中城心照不宣的運行法則之一。一開始，阿豪告訴我自己是從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到紐約的，聊了一會兒後，他終於忍不住，說自己美國之旅的起點其實是厄瓜多爾。他對我說，他從老家出發，先抵達厄瓜多爾，又穿越 7 個國家，向北走了約 3500 公裏 —— 我算了算，這個距離相當於從北京到拉薩。一旦打開話匣子，阿豪就收不住了。麵對我這樣一個萍水相逢之人 —— 也許正因為我隻是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他把這些號稱「連跟老婆都沒講過」的事情和盤托出，從頭講起，足足講了半下午。出發前，他聽人說路上最難走的地方是達連隘口（這是貫穿美洲的泛美公路途中唯一的缺口），要步行近 100 公裏，沿途都是熱帶雨林和連綿的沼澤，但他覺得自己「身體好，特能走」，反而更擔心一路沒吃沒喝，以及傳說中專搶中國人的劫匪。於是他把 1000 美元現金縫在書包背帶裏，左右兩邊各 500，除了露營的帳篷，還往包裏裝了爐頭、大米、臘腸、蒜頭和火腿。「結果第一天，就把包丟了。」阿豪不好意思地說，「我雇了一個幫忙背包的當地人（因為行李多路途遠，當地有不少人靠做挑夫謀生），結果自己越走越開心，越走越快，走著走著，背包的人就不見了。」基於我對阿豪不算深入的了解，這個開端實在是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雖然如此，阿豪對旅途第一天的記憶仍舊是快樂。早晨，營地的所有人一起在隘口邊緣出發，像馬拉鬆大賽一樣擠擠挨挨，爭先恐後，空氣裏都是興奮的氣息。阿豪第一次進熱帶雨林，拿手機拍樹樁上的蘑菇，拍石頭裸露的河道，拍遮天蔽日的陌生樹木，和路上的 Amigo（西班牙語的「朋友」）合影。但很快，雨林開始顯現威力，有說有笑的隊伍越拉越長，變成一條稀稀拉拉不連貫的細線。「你見過的最大的雨有多大？」阿豪問我，但不等我回答，就以戲劇化的口吻繼續說道，「不管多大，我敢說我淋過的是它的三倍大！」在給外國人推銷火腿腸的間隙裏，他用了一種聲情並茂的方式描述那場「三倍大」的雨：先是一滴「石子兒似的」「又冰又硬的」雨點砸在腦門上，接著是第二滴、第三滴，一人寬的小徑迅速被暴雨席卷。「一開始，我們順著河床走，下雨後，河水呼嚕呼嚕往上漲，把我們都擠到山崖上。」最初，人們都帶著搬家的決心走進隘口，但山路的難度超乎想象，舊日的家當很快成了奔赴新生活之路的累贅。隨著雨林不斷深入，阿豪看見路邊開始出現被拋下的日用品 —— 起初是運動鞋、兒童玩具、各種 T 恤和褲子，然後是再也用不到的行李箱。再後來，阿豪甚至看見了幾具躺在布料下的幹屍。最後一站，泅渡墨西哥界河的那天夜裏，他手提兩個空油壺，把衣物裝進一個巨型防漏垃圾袋，又把垃圾袋吹滿氣紮緊口，用細繩拴在腰上當救生圈 —— 講到這兒，他順手從小攤上拎起一盒美國西洋參，指著裏麵最細的一根邊說邊比畫，「那繩子就跟這個參一樣細，勒得我腰疼死了！」天橋下，輕軌在我們頭頂以每 5 分鍾一次的頻率經過，經過時噪音震耳欲聾，整個天橋都跟著一起顫抖，這讓阿豪難得地沉默了一會兒。而我也終於逮到機會，問出了一個我一直想問的問題：「為什麽一定要來紐約呢？」「就是聽說這兒特別好，而且走著就能去，」輕軌駛離，他的聲音又透了出來，依舊帶著那種勃勃跳動的希望，「沒想那麽多，就是想到外麵看看。」到底有多少中國移民是這樣來紐約的，目前還沒有統計，但根據邊境官員提供的數據，比起 2022 年同期，2023 年 12 月在南部邊界遇到的中國移民人數增長了 6 倍，多達 5980 名。我想起美國作家 E. B. White 曾經寫的，紐約真正屬於「生在他鄉，到此來尋求什麽的人 …… 是他們使紐約成為終極目的地，造就了紐約的敏感，連同它無可比擬的種種輝煌」。無論是阿豪，還是唐人街 3 美元的早餐自助、9 美元的四菜一湯一飯、50 美元一小時的按摩、當天即到的匯款回鄉服務、比「外麵」便宜 60% 的駕校 …… 都讓我無數次地想起這句話，他們就像是那位奠定《紐約客》風格的作家在 77 年前寫下的句子的現在進行時。紐約城市大學教授 Ken Guest 在中國和美國進行了 20 多年的民族誌研究，他認為，唐人街在幫助華人移民融入紐約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19 世紀 50 年代，為了在排華政策和反華工暴力橫行的大環境中為華人提供保護，唐人街開始在西海岸形成，最終，唐人街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套華人建立起來的，用於整合財務和社會資本的支持係統。對初來乍到的新移民來說，堅尼街、勿街、春街就是全部的紐約。等最終到了紐約，阿豪瘦了 20 斤，鞋子也磨爛了，兩個大腳趾探出鞋頭。但他覺得不虛此行。鑽出法拉盛的通道口，來到唐人街，他發現比他早來兩年的同鄉沒有騙他，這裏確實每根電線杆上都貼滿了一層一層的手寫廣告：招洗碗工、按摩師傅、長途司機，招臨時演員，租床位、找室友 …… 目前，法拉盛有近 8 萬亞裔居民（大法拉盛地區則有近 25 萬），超過 60 家銀行，8 個圖書館，至少 20 所學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阿豪撥通其中一個租床位的號碼，順利地找到了落腳之處，繼而開啟了自己的賣貨生涯。雖然紐約景點眾多，但這幾年間，阿豪隻去唐人街外麵玩過一次，那是剛到法拉盛不久，他坐免費輪渡去史丹頓島看了自由女神。與這位綠色的女士隔海相望，一點也沒覺得她寒酸、矮小、不如照片裏壯觀，而是眼淚奪目而出。他真的忍不住：「我怎麽就到了美國了，我真是太了不起了！」那趟調用了他畢生智慧和體能的旅途，可不是隨便一個「一般人」就能幹成的 —— 「等我有一天發財了，一定要再去熱帶雨林走一次，這次要好吃好喝，帶上充電寶，還要拍好多照片！」到現在為止，新生活的一切都令他頗為滿意。隻是很偶爾地，他會在唐人街產生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 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向我描述，可能就像是「走了幾千裏路又回到了老家」。街上的一切招牌都是中文，有些幹脆連英文翻譯也懶得寫，綠燈還沒亮起人潮就推搡著前進，「我到法拉盛好久之後才分清東南西北」。這讓他天旋地轉，頭腦恍惚，幾乎忘記自己千辛萬苦來到這裏究竟是為了什麽。不過好在，阿豪也不總能想起這個問題。
樊嘉揚約我在曼哈頓唐人街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見麵，她有一張中國麵孔，在紐約的冬天穿著粗高跟的黑色皮鞋，黑色蕾絲上衣搭配銀色大頸環，看上去就像是習慣於從一個室內轉移到另一個室內，中間腳不沾地。坐定之後，我點了一杯熱咖啡，她則點了冷水加果蔬汁 —— 和唐人街的新居民一樣，在唐人街長大的移民二代也不難辨認，紐約已經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愛唐人街的生態，愛這裏便宜豐富的食物，但這種繁榮建立在對唐人街居民勞動力的剝削之上。」她向我分析阿豪這樣初來乍到者的處境，思維敏捷，語速飛快，常常隨口用英文說出金句，又時不時放慢講述速度，在發表意見時努力保持客觀，「他們為了保護自己不能想得那麽多，也不能想得那麽的深，隻能等到有一天，他們生活稍微容易一點的時候，才能回過味兒來。」
樊嘉揚當然有資曆對唐人街展開這樣的分析。她不僅是《紐約客》首位中國出身的特約撰稿人，為這本雜誌寫過無數關於唐人街的文章，並且自己的童年也離不開唐人街。但她語氣中的冷靜還是讓我有些意外。那種客觀和抽離，就仿佛我之前讀過的資料都是錯的 —— 仿佛她沒有一大群來自唐人街的朋友，仿佛在她的母親患上漸凍症去世之前，不是她的唐人街朋友們和她一起為母親下載國產電視劇、討論菜譜，最終共同在唐人街送走了她。總之，我原本以為會見到一個對唐人街溫情脈脈的華裔女孩，而實際上坐在我麵前的，更像是一個完美的紐約新聞工作者。然而，當我試圖將話題轉向樊嘉揚自己在唐人街的生活時，談話的氛圍突然就變了。她一下子（可能就在幾分鍾內）變得激動，聲音不知不覺增大，身體也離開椅背，變得緊繃。她開始往漂亮的英文長句裏摻入中文。在兩種語言的交疊中，講述變得斷斷續續。「我媽媽從來沒有離開過唐人街，我不認為她能離開唐人街 ……」樊嘉揚用中文說，「但於我而言，唐人街是我對家的幻影。」「直到今天，我還是很難擺脫唐人街留給我的生存模式，我一直試圖擺脫它。」「盡管我仍然感到強烈的愛。」如果它們不是相互矛盾的話。而看上去如此「紐約」的樊嘉揚，竟然開始和阿豪呈現出同一種狀態：一旦開始，她就無法停下來。1992 年，8 歲的樊嘉揚在母親的帶領下來到美國投奔父親，又在察覺父親的不忠後決然離開。身上隻帶著幾百美元現金，母親開始獨自帶著樊嘉揚在美國生活。在國內，母親是位醫生，經常能用職務之便讓老師「照顧照顧她」，但在她們最初落腳的康涅狄格州，她既沒有行醫資格又不懂英語，為了樊嘉揚能在最好的學區上學，她找了一份住家保姆的差事，在外接送有錢人家的小孩，在家刷洗馬桶和洗漱台。當時，康州的居民以白人為主，樊嘉揚是學校裏唯一的亞裔學生，上學的機會是母女二人唯一的救命稻草，是母親用尊嚴和勞動換來的。對她而言，成績不是用來衡量英語或者數學水平的，而是用來衡量生存能力本身 ——「抓住岩壁，躲避雪崩，然後跳到下一塊石板上。而媽媽在你腳下，在被侵蝕的斜坡上，石頭總是從她的腳下滑落。」每隔一段時間，母親會帶樊嘉揚乘火車，向南走 1 小時，前往曼哈頓唐人街采購，旅程的車票錢需要精打細算，因此不能去得太頻繁。對幼年的樊嘉揚來說，這是她們最大的「Event」，也是她最快樂的時候，「唐人街就是一個巨大的迪士尼」。這種采購不是悠閑的逛街，更像是一種「行軍」。「她會沿著唐人街的主幹道一路掃蕩，在搶購的人群中鑽進鑽出，在一堆小青菜和蘿卜裏挑出最水靈的，在幾家店鋪裏算出最便宜的。」嘉揚回憶道，「回家時，我們手上總是提滿了新鮮的魚和螃蟹、豬肉、青菜。」 在樊嘉揚成長的 20 世紀 90 年代，華商為了吸引更多遊客，開始將曼哈頓唐人街打造成白人遊客幻想中的「東方仙宮」。磚砌的老排屋被裝飾上翠綠飛簷，高聳的寫字樓外立麵被安上大紅柱子，而剛從國內來到美國的樊嘉揚絲毫不覺得山寨和無聊，隻可惜每次能待在唐人街的時間太少。那時候唐人街有一家書店，賣的都是她熟悉的、和老家書店裏一樣的中文書，隻是來到美國後，價格翻了好幾倍，讓這對母女再也消費不起。為了不讓人白看書，書店老板把所有的書都蒙上塑封，於是她隻能貪婪地閱讀封麵和封底上的中文，玩著看封麵猜內容的遊戲。樊嘉揚告訴我，小時候最喜歡的書是《布魯克林有棵樹》（A Tree Grows in Brooklyn，1943），這是 Betty Smith 的半自傳體小說，主人公弗朗茜生活在布魯克林貧困的移民家庭中，她酷愛讀書，平平無奇卻又野心勃勃。咖啡是弗朗茜家中少有的奢侈品，她喜歡聞咖啡的香味，但從來不喝，飯後，咖啡便會被倒進水槽。而她的母親卻總是堅持為弗朗茜準備咖啡。20 多年後，早已成年的樊嘉揚向我複述那位母親在書中所說的話，她的記憶幾乎和原文一字不差：「像我們這樣的人，若能偶爾浪費點東西，也是一件好事，可以體會一下手頭有很多錢，不必四處乞討的感覺。」在唐人街，樊嘉揚最期待的是能順幾包零食，牛肉幹或魷魚幹，或者喝一杯「大班餅店」的奶茶 —— 那時一杯奶茶要 3 美元，是母親半小時的工資，且隻有一種口味 —— 紅茶煉奶加珍珠。在母親看來，這些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是沒必要花的錢，但她總是會在最後鬆口，讓樊嘉揚如願。而樊嘉揚會一邊喝奶茶一邊觀察路人，那些路人和自己長得相似，聽上世紀 90 年代的流行歌，和自己說一樣的中文。要是能住在唐人街就好了，她時常想，這樣就能和那些長得很像自己的小孩一起長大，每天去中文書店，每天喝奶茶了。「也許是孩子對大家庭的渴望，因為美國隻有我和媽媽，也許是我在記憶中浪漫化了很久沒回的家。」她說，「我享受的是一種罕見的幻覺，那就是身為一個貧困的移民小孩，我也能虛度一些悠閑的時光。」而這些可以被虛度的悠閑時光，都是靠母親的尊嚴換來的。她在最好的公立學校讀書，知識分子出身的母親卻在給人擦廁所。對上一代移民到美國的東亞的父母來說，用自己的現在換孩子的未來是一種天經地義 —— 孩子是他們拋向陌生世界的繩索，也是他們擺脫現狀的階梯。他們希望孩子「有出息」，「做醫生或者律師」，走出唐人街，最好再也不要回來。那位想讓兒子當美國總統的老陳，20 年前從福建來到紐約，很快就開始了連軸轉的餃子生涯。他一天在店裏 18 個小時，大年初一都不休息，靠 1 美元 5 個的餃子拚命把兒子供上了大學。他至今不知道兒子學的什麽專業，也不知道兒子具體在做什麽工作。「我不會說英語，孩子不怎麽說中文，我們很久沒說話了。」老陳說，「隻要我知道他過得好就行了。」但是這些父母也許不會想到，他們的孩子可能永遠無法真正地「走出唐人街」。哪怕離開了，就像樊嘉揚，他們也總是不斷回到唐人街的懷抱，來尋找一個答案。樊嘉揚說，即便是心甘情願，上一代的大人在唐人街的辛勞也是不會消失的，隻會不斷積攢沉澱。當他們有太多無處安放的憤怒和委屈，孩子往往就成了整個家庭情緒的出口。「作為一個 8 歲的小孩，你睡前忘記了刷牙，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這一點事就可能讓你的父母大怒。」她說，「你不知道父母在外過著怎樣的生活，不理解他們受了怎樣的苦，你隻覺得父母不可理喻。」「唐人街的人總是很歇斯底裏，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長期處在『生存模式』之下。」她記得有一次在法拉盛唐人街的幹貨店買東西，一位老嫗突然怒氣衝衝地跑進來衝收銀員尖叫：「我買了四個椰奶，你收了我五個的錢！你故意的！你就是想偷我的錢！」當時老人已經地鐵坐出了三站地，專門趕回來向收銀員算賬，哪怕第一時間收到了道歉和退款，仍然不依不饒地咒罵對方是故意坑人的騙子。「一個椰奶 9 毛錢，如果奶奶沒有地鐵通票，那她花在地鐵上的錢已經比椰奶貴多了。」樊嘉揚說，「但我不覺得這就說明奶奶是不可理喻的壞人，她隻是適應了唐人街的環境。這裏的生活邏輯就是，如果我不占別人便宜，別人就會占我便宜。」長大後，樊嘉揚悲傷地發現，這種「生存模式」也早已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是一場零和遊戲，考試裏我提高一名，就會有人落後一名，如果我獲得什麽，那一定是從別人那裏奪來的。」母親去世後，她有好幾年都不敢回到唐人街，「堅尼街上的每一個短發中年婦女都會讓我想到媽媽，我在她最愛吃的餐廳吃的每一口飯，都像是從她口中搶來的，她已經不能再吃，我卻還在這裏。」這種曾剝奪過母親的愧疚感一直伴隨著她，讓她無力掙脫。成年後，樊嘉揚開始下象棋，「我越來越覺得人生是一盤殘局，有的人開局便輸了皇後，而這甚至都不是他的錯。」她從 13 歲就開始思考要如何完成這場夾縫之中的殘局：她把自己分成兩個不同的「我」，希望身在唐人街的那個「我」可以像一件衣服一樣，隻要縫製得足夠精良，就能脫下後再穿上。但她想錯了。能認識到這兩重身份的人，不一定能把兩個「我」分開。她能做的隻有成為一個寫作者，直到今天，還在用一次次的書寫來厘清自己和唐人街之間的羈絆。再路過大班餅店時，看到中國麵孔的女孩們在街頭追逐打鬧，一陣風似的跑過十字路口，她感到她們當中的每一個都是自己的幽靈。「我想對她們說，我知道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接下來要經曆的一切，你會長大，會離開，然後再回到這裏來。」 樊嘉揚身上那條來自過去，卻影響現在和未來的唐人街，我在美國華人博物館（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簡稱 MOCA）見到了它的真容。這間博物館位於曼哈頓唐人街的中心位置，是一處在唐人街上重現唐人街的奇異之所。以時間為序，館內收藏著美國華人的生活工作照、有關華人的新聞報道雜錦、褪色的餐廳招牌、舊式縫紉機、華人移民縫製的手工衣物 …… 唐人街忠實地保留著每個時代移民的足跡，與此同時，也有人在忠實地保留著唐人街的來路和歸處。博物館的主策展人是一位黑發黑眼的中年男士，穿著黑色的抓絨衫和同色係的運動褲，看上去比樊嘉揚更「中國」。但這一次，我的「唐人街雷達」罕見地失靈了 —— Herb Tam 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移民後代，雖然父母都是中國人，但他幾乎不認識中文。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去唐人街的中國超市買雞，卻因為不認識漢字而買成了鴨。「這都是小事情。」他哈哈大笑起來。不過他的妻子 Lu Zhang，一位圓圓臉、齊劉海的華人藝術家，是除了阿豪之外，我所認識的唐人街居民裏唯一使用微信的人。中午，我們在附近的中餐館一起吃飯，我小心翼翼地問點菜的阿姨能不能開發票，阿姨不耐煩地喊：「沒有，沒有，都沒有！」「這就是唐人街態度，」Lu 湊過來小聲對我說，「記住這個態度，過一會兒她會直接把菜摔在你桌上。」Herb 再一次笑了起來。「唐人街是我小時候最討厭的地方。」他說。Herb 的父母是來自廣東的移民，他在唐人街的幼兒園度過了童年。幼兒園的位置在一個大坡頂上，唐人街道路狹窄崎嶇，人群又格外擁擠，出幼兒園時，老師總會用一根繩子把小朋友拴成一串，然後牽著一路走下坡。「不知道為什麽，一提起唐人街，這段回憶就出現在我腦海裏。」隨著經濟條件不斷改善，Herb 家從唐人街搬到更南邊的街區，再搬到郊外，但不管離得多遠，他們一家總是會在周日回到唐人街。「我，我姐姐，我爸爸媽媽，我們一大家子周日的固定活動就是去唐人街，」Herb 說，「因為牙醫、醫生、相熟的店家全都在唐人街，我猜用中文處理這些瑣事讓我爸媽感覺更自在。」在他的童年回憶裏，唐人街就是狹窄的路上，行人用肩膀扛來扛去，餐廳永遠水泄不通，而自己總是家裏負責提購物袋的那個壯勞力。當父母去辦事，Herb 就會在門口站著等，一邊思考自己為何在這裏，一邊度過一個又一個不能打球、不能看球賽的周日下午。在青春期，Herb 形容自己「和中國身份有一種詭異的關係」。雖然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卻從不認為自己屬於美國。在學校籃球隊，他被隊友喊作「Bruce Lee」（李小龍）或者「Jackie Chen」（成龍）。「這絕對是歧視，」Herb 說，「他們連你的名字都不肯記，隻把你認作所有麵目模糊的中國人中的一個。」但 Herb 也不是中國人 —— 他沒什麽機會回國，隻能說最基礎的中文。成長過程中，Herb 總是很憤怒，中學同學叫他「Angry Herb」（憤怒的 Herb），他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憤怒從哪裏來，「你不知道自己是誰，你感覺這樣不對勁，卻不知道該如何改變。」他沒有直接回答，卻轉而講起自己有一陣子離開唐人街住到了卡羅爾花園，一個中產白人社區，「一切都很美好，但一切都不對勁」。從綠化帶裏整齊的灌木，到賣各種白人服裝的商店，整個卡羅爾花園的審美都圍著白人打轉。「我在這裏是個異類，我永遠沒辦法變成他們中的一分子。」Herb 說。等租約到期後，他兜兜轉轉，還是搬到了法拉盛，搬回了自己小時候最討厭的唐人街。我再一次在唐人街聽到關於身份的敘述，有些意外地，來自一對非常年輕的福建女孩。她們是一對來自福州的童年好友，因為父母工作調動的緣故 10 餘年沒有再相見。而兩年前，兩人在這裏意外重聚了。啟新和舒予把這次相遇當作「一個征兆」，要在美國背景下將二人的故事延續，她們決定從自己的福州血統開始，重新建立自己和這座城市的聯係。「以前在國內感覺家鄉話很土，」啟新說，「但到了紐約我開始覺得，說福州話的才是我自己。」
當我像問阿豪、嘉揚以及 Herb 一樣，問唐人街對她們來說意味著什麽，舒予的答案是「最新鮮的魚和菜」、「大米」（唐人街的糯米隻賣 5 美元一袋，價格是外麵的一半），還有便宜又方便的華人服務。而啟新說，唐人街的餐廳和超市是她們的會客廳。自從成立了「福州姐妹」這個小小的組織，她們在這裏開班教人說福州話，把福州傳統的青紅酒做成精釀啤酒的樣子，將老家枕頭上刺繡的玫瑰花挪到緊身背心上。她們在 Monica 的海鮮大酒樓和朋友聚會，一群人，包括 Monica 在內，全都說福州話。我提出想去她們的聚會看看，可啟新告訴我時間不湊巧，她們上周剛剛舉辦了一場福州話教學活動，最近幾天都不會再去唐人街了。但她又緊接著對我說：不過，另一個經常主辦我們活動的華人空間馬上會有一場「方言角」，你想來嗎？重音社是一家中文書店兼文化沙龍，位於聯合廣場附近的寫字樓內，和唐人街的位置八竿子打不著。我推門進去，發現這個小小的客廳裏可能匯集了紐約年輕華裔中最「亞」的一群：拍英文霸總短劇的選角導演，在快樂蜂廣告中扮演吃雞腿的顧客的模特，白天做文員晚上當 DJ 的獨立音樂人，還有一個在北京語言大學留過學的白人男生 —— 他是混進來「蹭課」的。當天方言角的主題是「北京話」，主持人「葛優癱」在人群的最前，用純正的北京話帶領眾人學唱龍膽紫的北京 Rap ——「別人再怎麽學也就學個樣兒，隻有本土原裝的才是這個範兒！」一句教完，她著重強調其中的重點：隻有北京話才能用押「兒」這個韻來偷懶。我也跟著一起唱了起來，決定暫時不去思考北京話到底算不算一種方言的問題。一個穿蛋糕裙女仆裝的女孩在客廳中穿梭，給賣力學習的我們端上稻香村綠豆糕和北冰洋汽水。就像小時候學校裏「禁止說中文」的英語角一樣，方言角的大門口貼著醒目的海報：「嚴禁說英文」。從方言角出來的第二天上午，我來到曼哈頓唐人街上那個有仙姑坐鎮的哥倫布公園，看 Herb 和 Lu 打籃球。他們把這裏叫作唐人街的「宇宙中心」：足球場上有老頭帶著一群人打八段錦，裹得嚴嚴實實的老太合著荒腔走板的二胡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打撲克的人把桌子團團圍住，偌大的公園沒有一處是空閑的。Herb 和 Lu 每周日上午都在這裏同一群華裔年輕人打籃球，他們大多是藝術、媒體從業者和學生，一邊打球一邊嘰嘰喳喳，像一群小動物，場上的 6 個人頭發有 5 種不同的顏色（藍、綠、橙、紫、黑）。Lu 穿著寬鬆的套頭衛衣，跑得很積極，頭頂不斷冒出熱氣。而 Herb 的主要任務是在球場上維持秩序。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但頭發已經有些發白，他維持秩序的方式讓我聯想到麥田裏的守望者 —— 如果有年輕人走到懸崖邊或者產生困惑，他就把他們拎回道上。可我又忍不住想，這些年輕人，他們真的還需要什麽外部力量把他們「拎回道上」嗎？在 Herb 看來，「階級」是唐人街永遠的主題，「最高的階級是不動產擁有者，他們往往是早期移民、大宗族，或者同鄉會實體，擁有唐人街的房產，也就擁有了決定誰能留在唐人街、誰必須離開的權力。中層是個體戶，他們有自己的店麵，也許雇用了幾個夥計，不用再賣苦力，還能把孩子送出唐人街接受更好的教育。最底層是新移民或者非法移民，他們在美國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由於身份問題還麵臨被驅逐出境的風險。」也許 Herb 是對的，但時代也在變。唐人街永遠對新潮流作出快速的反應，永遠在自我更新，永遠在行進。我強烈地感受到，如今真正的「頂層階級」，也許是這群從唐人街吸收文化養料，能自由出入唐人街的年輕人。他們既不是 Herb，也不是樊嘉揚，他們沒有羈絆，可以在需要唐人街時就回來，不需要時就離開。他們是一群來去自由的人。年輕人遠走高飛，新移民不斷進入，唐人街就像一潭活水，迎來送往，最終不增不減。然而最近幾年，隨著紐約城中式服務的升級和擴張，關於唐人街正在萎縮，甚至是即將消失的討論也甚囂塵上。佐治亞州立大學曆史學副教授 Kathryn Wilson 認為，從 20 世紀末的城市改造運動開始，唐人街就開始衰落了。彼時，很多少數族裔社區被貼上了「衰敗」的標簽，需要「複興」—— Wilson 說，這隻是房價飆升、中產階級白人湧入的委婉說法。幾十年過去，這些「複興」仍在繼續，唐人街也開始從白人社會不待見的少數族裔聚居地變成大型開發商的「必爭之地」。Wilson 表示，城市規劃者把唐人街看作旅遊景點和消費場所，而不是功能齊全、宜居的社區，這對唐人街的居民來說不是好事。「士紳化是一種暴力。」亞裔美國人聯合會（Asian Americans United）創始人 Debbie Wei 如此形容唐人街正在發生的動蕩，「它把根從地裏拔出來，然後散落一地。當你這麽拔植物時，它們的根會受傷 …… 你再把它們扔到別的地方，它們可能會活，也可能就這麽死了。」「在世界範圍內，移民都是非常罕見的現象。」Guest 在一次采訪中說，「世界上有 95% 的人從未遷徙過，移民往往有非常明確的理由，或者存在推動他們離開的因素。」他據此推測，當赴美致富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唐人街形成的一大源動力也將不複存在。看上去，學者們的預言確實正在發生 —— 2023 年 5 月，西雅圖唐人街與費城唐人街一起被列入美國國家曆史保護信托基金會 11 個最瀕危曆史遺跡名單，這是名單成立以來首次有兩條唐人街上榜。就連生機勃勃、人口眾多的紐約唐人街也麵臨著威脅，曼哈頓唐人街西邊，SoHo 不斷擴張，Supreme 旗艦店開到了唐人街門口；而唐人街內部，一整個街區被紐約市規劃用來建設一座高達 300 英尺（約 91 米高）的新監獄，一旦建成，它將是世界上最高的監獄。有媒體認為這座監獄會讓曼哈頓唐人街徹底瓦解。唐人街會消失嗎？我也把這個問題拋給了在唐人街遇到的每一個人。Eva 坐在珠寶首飾組成的金山銀山中，似乎覺得我的這個問題很可笑，「唐人街不可能消失的，遊客會繼續來，餐廳也會繼續賣以前的菜色。」她不僅招攬了 20 餘名員工將製作首飾的技術標準化，還把兒子培養成接班人，「我不在了，店也會繼續開下去。」阿豪指著他麵前的小吃街，說這些店幾年前還都是韓國人的門麵，「後來中國人來了，把他們全都搞掉」，他覺得唐人街隻會越變越大，最後把周圍幾條街的招牌也全換成中文的。Herb 告訴我，隻要唐人街的房產還屬於幾個華人大家族，唐人街就永遠是唐人街。「而他們不可能把房子賣掉，瘋了才會把曼哈頓島上的樓賣掉。」樊嘉揚依舊保持著她的講述風格，「對我而言唐人街不是個地理概念，而是一種心理狀態。」她說，「隨著中餐館和奶茶店的延伸，越來越多的地方都會變成唐人街。」老陳忙於煮餃子，沒空抬頭看我，他覺得這個問題很沒意思，「本來就不分什麽美國人、中國人，這裏隻有兩種人，窮人和富人。」老陳說，隻要他們還沒賺到大錢，他們就會一直在這裏賣餃子，而賺到大錢這輩子是不太可能了。就連認為「處處皆可唐人街」的福州姐妹也覺得，現在已經有更多的年輕人領教了唐人街的魅力。她們下一步計劃在這裏開畫展、辦新年晚會，把唐人街做大做強。他們都告訴我，唐人街會長長久久地存在下去，和文明一樣強韌，和光譜一樣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