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翻閱2023年的新聞，你會發現，這一年逝世的新聞人物裏有好多位或多或少活到了100歲。
比如黃永玉，他在過99歲生日的時候開開心心把自己的落款換成「九十九」，每天勤奮地畫畫，為了幾個月後的百歲畫展做準備；基辛格在2023年訪華的時候，恰好是100歲的他第100次訪問中國。而芒格去世時，距離他的百歲生日隻有一個多月了。
接下來的文章裏是十個人和他們或多或少接近100年的人生。正是因為他們是活到百年的新聞人物，關於他們的信息非常多，你會在很多地方看到他們的生平、傳記、紀念文章。他們都是富於新聞文本的人，但也許你會和我一樣，好奇在新聞之外，在各自鮮活的生命裏，他們曾經是怎麽樣的人。在漫長的100年間，一個人被記住的是什麽，真正留下的是什麽，他們的希望從何而來，為什麽能穿越這麽漫長的時間，我們能從這些人的100年間，看到哪些人性的瞬間，以及，在他們身上，有著什麽樣的時代精神。
以下就是他們和他們的100年。
文｜李斐然
黃永玉（1924-2023）
小括號裏的黃永玉
黃永玉去世前立了規矩，不辦紀念活動。按他生前經常提到的方法，想他的時候就「看看雲，看看天」。後來我發現，即便不看雲和天，我依然會在一些瞬間想起他。北京有條街上是他經常去的字畫店，晚年他到這裏看畫，圍了一圈的相機和話筒，主持人讓他說兩句寒暄的客套話，他誠懇地解釋自己的為難，「你不如讓我現場給你打個滾兒，這事我還好辦些。」
他的身上有一種不受限製、自由生長的力量，文章還可以這樣寫，畫還可以這樣畫，日子還可以這樣過。他有一部寫了很多年的作品，《無愁河的浪蕩漢子》，裏麵最讓我難忘的地方是他的小括號。你很難見到一位作家寫文章，小括號的內容有時候比正文還長。
黃永玉的小括號裏裝著五花八門的事，有時候是注釋，有時候是感慨，寫到汪曾祺，小括號裏反問自己，去台灣采風的時候，為什麽不叫上汪曾祺一起呢？寫跟父親一起上車放行李，小括號裏是惆悵，多年後才知道，那是自己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朋友去世了，他傷心，這件事跟他寫的正文搭不上邊，他不管，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放在小括號裏擱正文前麵。還有一次正文寫到了小時候養的狗，小括號裏是87歲的黃永玉跟它道歉，自己竟然花了八十年才回想起兒時場景，醒悟過來那時候生了崽兒的哈巴為什麽不理睬他，他跟哈巴約定，在天上找個地方再詳談吧。
好多時候，小括號跟上下文完全掛不上邏輯聯係。他有一個說法叫做「猴子撿到薑」，吃下去辣嘴，扔了又舍不得，身上又沒有兜，天天擱手裏難受。好幾次的小括號一上來就跟讀者告白，請原諒他接下來要寫一段往事，有點意思，卻又說不上什麽意義，沒有正經到要跟誰匯報，不說出來這世上又少了點趣兒，這不知道往哪裏擱的一塊薑，姑且放在讀者諸君這兒啦。
讀他的文章時間久了，我開始習慣了這些冷不丁冒出來的小括號，有時候還很期待它跳出來，從講曆史的正文裏出來打個岔，就好像遇到一個突然敲門的老朋友，大家過來做做客，聊聊天。大概全世界的中文係都沒人這麽教寫作，以前沒人這樣寫，以後也不知道還會不會有。
我想起第一次跟黃永玉吃飯，他突然停下筷子問我，你有沒有注意到，《無愁河》裏麵一個「因為、所以」「雖然、但是」都沒有。說起這件事他顯得非常得意，像是在堅持某種紀錄，他說，這些是白話文運動後的規矩，他不信這個。這是一個隻有活過百年的人才能注意到的差別。後來我讀他喜歡的《世說新語》，讀《詩經》，也會常常想起他的這句話。漢字曾經是以自己的法則存在的，它有過更精練的模樣，起承轉合也不是非得用助詞才能實現的，字與字之間，句與句的分界，曾經有過不同的重量。原來即便是文字本身，也能活出另一種麵貌，選擇不一樣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不隻是在看到雲和天的時候想到黃永玉，路邊肆意開放的花，硬從石頭縫裏長出來的綠芽，顏料盒裏最亮的顏色，開水煮到沸騰時自由躍起的氣泡，所有不設邊界的活法，都會讓我想起這個老頭兒。可能就是因為這種蓬勃的生命力，他還在世的時候我常常忘記他的高齡，誰能相信，這麽鮮活的人居然出生於100年前。現在他不在了，這個年紀倒成了一種提醒，人生百年，這樣活也沒問題。活在規規矩矩的正文裏是一條路，活在小括號裏的黃永玉，也得了將近100年的自在。
2023年6月13日，黃永玉逝世，享年99歲。
楊苡（1919-2023）
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條
翻譯家楊苡有一部代表作《呼嘯山莊》，但我總覺得她流傳更深遠的作品也許是她的活法，一個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條。
楊苡是一位標準意義上的富家千金。她出生於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那一年，但是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因為家裏管得嚴，她跟各種運動也很疏遠。她的父親是當時天津的中國銀行行長，小時候住在天津租界區的花園洋房裏，上貴族學校，逛街看到喜歡的禮物，拉一拉哥哥的袖口，想要什麽都能得到。偏偏千金小姐活在了戰爭年代，父親去世，家族敗落，外麵是學生紛紛上街的一二·九運動，她不敢忤逆媽媽，隻能留在家裏，「在大時代裏過一種貴族小姐的生活，覺得醉生夢死」。
她的很多同齡人在戰爭中變得成熟，而舊時代的千金小姐卻保留了自己的天真。她讀到巴金的《家》，直接寫信給作者，想要像巴金所寫的《家》裏的覺慧那樣，離開家，擺脫「金絲籠」一樣的舊式家庭，到外麵的更廣大的世界裏去。巴金回信給這位17歲的讀者，像一個敦厚的兄長一樣鼓勵她繼續學習。日軍轟炸南開大學，原本保送南開的她沒法上學，生存危機迫在眉睫，她迷上了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寫信給同樣身處淪陷區的巴金，「Wait and hope，人類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兩個詞當中，等待和希望。」巴金在1980年底腿受傷了，她在給巴金的賀年片上也是一樣的句子，「Wait and hope」。
後來的人生困境中，她總會拿出這句話，激勵過自己，也鼓勵過別人。她一個人到昆明上大學，在西南聯大上課，嫁給了自己的同學，後來跟著丈夫趙瑞蕻，住到了南京大學的宿舍樓，房間跟小時候的花園洋房差得遠，但她在小房間裏擺滿了喜歡的東西，時不時調整擺設，「這是一種玩法」。回到天津看到兒時的大宅子荒廢，她也並沒有感傷，隻覺得舊社會結束了，「天亮了」。她的職位一直是一個教員，因為她總也適應不了單位環境，沒有評職稱就辭職了，她也並沒有因此沮喪。
聽她講述自己的經曆，好多事情在她的定義裏都是「好玩兒」，每一種選擇都是「我的一種玩法」，其中最大的玩法就是翻譯。她把翻譯的樂趣形容為「一枚酸果」，味道酸澀，但吞下後又回味無窮，「也可以說，翻譯是享受生命的方式之一」。
就在這個狹小的宿舍樓小房子裏，她的生活大不如前，但也正是在這裏，想到了《Wuthering Heights》，她不喜歡當時的譯名《咆哮山莊》，恰好有天晚上突然狂風呼嘯，雨點敲打著窗戶，就像艾米麗·布朗特在書中寫的那樣，她一下子有了靈感，譯作「呼嘯山莊」。
2003年，楊苡摔倒後腿骨骨折，從此之後，臥床是常態，但她的生命裏依然保留著等待和希望。她的手邊有一塊寫字板，是她的腦力體操。她會默寫自己背過的詩，中學時唱過的歌，一字不落地寫下歌詞。每天忙著翻譯，寫文章，將要100歲那年，楊苡正式開始自己的口述計劃。
在《楊憲益楊苡兄妹譯詩》的後記中，楊苡這樣寫道——
我已活到103歲這個年紀，好像命運不停地用一把一把苦味的甘果向我擲來，嘲笑我們反抗，卻不能說痛！我悄悄地走過這嘩笑的人群，靜悄悄地獨自在一堆堆的爛紙堆中翻弄著，像一個不停地犯錯誤的小學生，我問自己：「這值得嗎？」
……至少對於我們兄妹是有趣的！那些年那些閑言碎語嘁嘁喳喳！什麽「沉渣泛起」「舊瓶裝新酒」……讓我們鑽進故紙堆中吧！……給咱們國家盡可能做一點貢獻吧！……畢竟我們的路已經走盡了一個世紀，盡管走得東歪西倒。
我們需要互相說，我們需要友誼，我們能夠彼此欣賞，互相尊敬。
Peace! Peace! Peace first！
楊苡
寫於多災多難的2022年3月
人生的最後一年，楊苡依然住在74平米的老房子裏，家門外開著許多花。十幾平的客廳裏擠滿了讓她快樂的紀念品，牆上是魯迅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沙發靠背上排排坐著她喜歡的玩偶，書櫃裏有的是她翻譯的書，有的是她喜歡的書，更多的是扉頁上寫著祝詞的舊書，旁邊放著一張張合影的老照片。還有回憶，隻要她開始講話，裏麵都是好玩的事兒，一個人在100年間的奇遇。
2023年初，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重症監護室一個多月後去世，後來的紀念活動上，與她相交過的朋友提到她，記得最深的正是她的口頭禪，「Wait and hope」，等待與期望，這是她的智慧，也是她用一生踐行的活法。
2023年1月27日，楊苡逝世，享年103歲。
費倫茨（1920-2023）
Never give up
本傑明·費倫茨（Benjamin Ferencz）想要活很長時間，這是他從很久之前就有的計劃。他是紐倫堡審判最後一位在世的檢察官，一生的目標是實現「Law, not war」（要法律，不要戰爭），為此他一輩子都在努力。晚年出現在新聞節目裏，明明已經100歲了，畫麵裏的他卻是在健身房舉鐵，衝著鏡頭連續做俯臥撐，一邊快步跑起來，一邊笑著解說，「瞧，我這是在炫耀！」
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過程曆時10個月之久。一開始，費倫茨隻是去旁聽的。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研究方向是犯罪預防，畢業後加入美國陸軍，參與過諾曼底登陸及之後的法國戰役。戰後被美軍招募為檢察官，負責調查納粹集中營，收集戰爭罪證據。
但眼前的一切讓他越來越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目前人類曆史上死傷最大的戰爭，戰爭過程中的犯罪不計其數，但到了清算罪行的時候，聽眾席隻在開庭的時候坐滿了人，隨著審判進行，來聽的人越來越少，人們不再感興趣。
更加刺痛他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法庭上爭辯著他們在戰爭中的罪狀，但他們的表情木然，就像在等一輛公交車，他們申辯無罪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是自豪，堅信自己是在為國效忠，甚至還會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費倫茨從戰犯身上意識到一個可怕的事實——這些人說話的時候會引用歌德，喜歡聽瓦格納，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可一到了戰爭的環境裏，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殺人。他的後半生常常說一句話，「戰爭會把一個體麵的人變成殺人犯，所有人都難逃其中，所有戰爭都會如此。」
這種衝擊感在調查納粹罪行時更為強烈。他說自己常常在集中營調查的時候「憤怒到渾身顫抖」。他在柏林取得了納粹官僚機構的文件，包括一份命名為「別動部隊」的報告，裏麵是詳盡的殺人計劃清單。那時候，紐倫堡審判已接近尾聲，他的上司勸他現實一點，就算有新證據，想再加一場新審判也太難了。他一開始還能平靜地陳述，講他從哈佛第一學期就學到的法的精神，後來講到他在集中營所目睹的殘酷，講到被槍決的猶太父親為了孩子藏在身上的麵包，他開始在辦公室大吼，「這是謀殺！我有證據！我們不能就這麽放過了他們！」
正義加上時間，換來了改變。紐倫堡審判後又舉行了12場後續審判。1947年9月，費倫茨在紐倫堡後續審判中出庭，發表了別動隊審判的開庭陳述。時年27歲的費倫茨成為12場紐倫堡後續審判中最年輕的首席檢察官。因為證據充分，法庭很快宣判，22人被判為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罪名，四人被執行死刑。
後來的費倫茨花了一輩子倡導建立國際法治，致力於推動成立一個全世界審理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的最高法院。他知道做成這件事很困難，很多人告訴他「這不可能」，但他相信時間。20世紀末，費倫茨見證了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的誕生，他也參與了第一場審判。這成為了新的信心，他要活下去，活到「Law, not war」實現的那一天。
一生接受過大大小小的訪談中，他很多次被問到同一個問題——為什麽能堅持這麽久？你的希望從何而來？
費倫茨的答案是一段往事，「每個集中營都有一間辦公室，叫做Schreibstube，也就是繕寫室。當我到達毛特豪森集中營時，剛一進繕寫室，一個人就抓住了我的手，說，『我一直在等你呢，你跟我來。』我記得自己跟著他往外走，一直走到通電柵欄前，看著他在地上挖了一個很深的洞，從裏麵拿出了一箱破布包裹著的卡片，裏麵是所有進出集中營的黨衛軍證件，上麵有照片、名字、地址和身份號碼。他本應在這些人離開時銷毀證件，但他偷偷保存了證據，有幾百份。要知道，在繕寫室當文員是個不錯的差事，整個集中營裏最好的工作就是在醫院、廚房和繕寫室了。他卻自願這樣做，冒著生命風險也要堅持」。
「我被眼前的這一幕震撼了，這個人每天麵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懲罰，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殺，幾百次冒風險保留文件，就是因為他相信有一天，正義會到來，他希望有這麽一天，也知道有這樣的一天。」費倫茨說，「對我而言，這就是人的希望、信心、勇氣和信念，我為之震撼，直到今天。」
他的座右銘是「永不放棄」，和人合影時還會讓大家一起喊出來，「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臨終前，費倫茨捐出了自己畢生的積蓄，用以支持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預防種族滅絕項目。
2023年4月7日，費倫茨逝世，享年103歲。
厲以寧（1930-2023）
學問的生命力
經濟學家厲以寧留下了很多影響，其中一部分留在那些與他密切相關的經濟理論裏——股份製改革理論、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國有企業產權製度改革、非公經濟36條、農村土地改革……另一部分，留在了那些與他相交的人身上，他的學生，他的朋友，所有受過他啟發的人。
1986年，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學術討論會，上台第一句話就說，「我今天準備講19個問題」，開場就是重磅發言，「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產權改革的成功。」這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時刻，理解這場演講原本對外行來說有點難，但在場的人都聽懂了他的經濟理念。厲以寧講經濟有它特有的生命力，他不隻是講理論，還很喜歡講小故事。直到現在，他的學生都記得小故事裏點破1986年講座主旨的那句話——「給癱瘓的人放信號燈是沒用的」。
同樣的影響還存在於其他很多人身上。翻看紀念厲以寧的文章，你會發現受他影響的不隻是他的學生，跟他開過會的同事，一起參加過研討會的企業家，還有完全不同專業的局外人，或多或少都因為厲以寧的小故事，記住了經濟的脈絡。其中一篇文章描述了經濟發展中的困境，說經濟發展就像自行車，速度太快了不行，風險太大，速度太慢了也不行，自行車一慢就會倒。另一個人講大鍋飯的弊端就是「三個和尚沒水喝」，還有人寫林衝棒打洪教頭，戴著枷鎖的林衝去比武，沒打幾招就輸了，但把枷鎖一解開，隻要一個回合，林衝就把洪教頭打翻在地，這講的是民營經濟，「你不能給它戴著鐐銬，你要給它公平的競爭環境」。寫這些文章的人並不都是經濟學出身，有的一直管企業，有的曾經是醫生，從厲以寧那裏聽來的小故事，變成了跟每個人都有關的經濟學。
理論裏的經濟大部分時候是枯燥的，是冷冰冰的理念和統計。但現實中的經濟是人，是與人有關的財富法則。厲以寧用他自己的方式，讓經濟學擁有了一種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不斷生長的生命力。90年代開會的時候，厲以寧講「三個和尚沒水吃」，講的是要破除大鍋飯的困境，到了2000年以後，他開始講「三個和尚，水吃不完」，先讓他們進行接力賽，再引入競爭機製，最後研發竹管傳送，實現機製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三次改革，三個和尚也可以水多到吃不完，而這也是企業改革的新觀念。
厲以寧賦予經濟學的生命力，留在了他教過的學生身上，最終活在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學生參加高層經濟會議，上台講話也跟他一樣開門見山，「今天討論這些問題」。他的學生主持工作會議，也喜歡講小故事，講經濟和人，講他在疫情期間見到的小店如何經營，講他在學校門口看到老人送孩子，想到他們中不少人都是異地養老，辛辛苦苦來幫子女帶孩子，所以決心要擴大醫保跨省直結的報銷範圍。
九十年代，厲以寧曾和學生合寫了一本書，後記題為「改革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他們是這樣寫的，「……我們的觀點：在深化改革中穩定經濟。改革將給人們帶來信心，帶來希望。我們隻能有這種設想，也必須做出這種選擇。」
他的學生在紀念文章中提到，這本書誕生在思想理論激烈爭論的1991年，「如今三十二年過去，師生四人的設想都變為現實，這些正確的理論思想變為政策」。厲以寧去世後，他再次翻開了這本老師主持撰寫的書，「淚目中跳出來的是他灼熱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2023年2月27日，厲以寧逝世，享年92歲。
江平（1930-2023）
江平的選擇
江平當了一輩子的法學家。70歲的時候，學生給他辦了一個紀念會，請他總結自己的職業生涯，他的發言要點之一是，這條路不是我選的。
上大學的時候，江平最開始選的專業是新聞。這是他自願想走的職業道路，他想當記者，懷著這樣的願望考上了燕京大學新聞係，可他入學剛半年，隻學過一個多月的《新聞學概論》，學校就停課了。解放軍進入北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從此人生路一直在打轉，他報名了南下工作團，臨出發的晚上，上頭要求讓燕大學生配合解放後的宣傳工作，留下來組建青年文工團，於是他開始學習文藝，跟著唱合唱，給跳舞的同學當旗手，幹了半年又解散了，分配他去北京體育分會，在那裏花了一年多研究體育，製定中國的鍛煉標準，到了1951年國家選拔留學生，要求各單位派人，他接到的通知是，到蘇聯學習法律。他懵了，一度還想申請改專業，至少讓他去學體育，但那時候一切都按計劃，沒有個人誌願。
他的人生從此開始走向了法律，但這條路走得也彎彎扭扭。他在蘇聯認真學習法律，到基層法院實習，開始對民法感興趣。本想回國到高校工作，可是回來發現氣候變了，在漫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學來的法學知識派不上用場，整風運動把他劃為了右派，結婚還不滿一個月的妻子提出離婚，在西山勞動的時候，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人生重大的抉擇路口，拿主意的都不是自己，他成了殘疾人、離婚者、「人民的敵人」，而這些還隻是漫長困境的開端，他教過俄語，在食堂當過會計，花了22年時間，才最終回到學校，回到研究民法的路上。
後來的他做過很多事，參與中國政法大學的籌備和建校，擔任校長，參與製定了《民法通則》，後來又主持起草了《信托法》《合同法》《物權法》等，牽頭組織了《行政訴訟法》的起草工作，一路見證了《民法典》的出台。日子還是一樣，有些事他拿得了主意，更多事他也無能為力。
專業不是自己選的，離婚不是自己選的，就連怎麽當校長，也不總是自己說了算。好在人生至少有一件事由他作主，那就是他的熱忱。他說自己剛接到留學通知的時候，對法律一竅不通，也沒有興趣，覺得它枯燥無味，但既然是國家派他學的，他就抱著使命感去接納。在一個自己起初不那麽喜歡的職業裏，兢兢業業做了一輩子，研究製度，參與立法，培養了一代代的學生，竭力維護著他們身上對法的熱情。他題字的石碑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路邊，上麵寫的是他的希望，「法治天下」。
2009年，江平腦血栓複發，老天爺替他做了選擇，他不能再上課了。出院後，他把所有課都辭掉了，但他還是保留了一點自己的選擇。人們依然看得到他，聽他講的法學，看他寫的書，參與公共討論。他說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呐喊」，為私權呐喊，為弱勢呐喊，為法的精神呐喊，一直到最後。
江平做過很多法學講座，他說，法的英語是Justice，這個詞的另一個含義是，正義。這件事有個有趣的寓意，一個單詞有固定的含義，但是每個人仍有自己的選擇，你可以選擇你相信的那個意義。
2023年12月19日，江平逝世，享年94歲。
米蘭·昆德拉（1929-2023）
愛講笑話的作家
中國人非常關心米蘭·昆德拉，甚至在他還沒那麽出名的時候。最早翻譯昆德拉是出於譯者們的個人興趣，以至於一開始出的版本都沒有作者授權。好在那時候其實也沒什麽地方願意出，好多人都拒絕了，理由是「沒聽說過這個人」，「昆德拉沒名氣」，「怎麽能出異議者的書呢」。意外的是，中譯本出版後，銷量非常好，尤其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特別是受文藝青年的熱愛，直到現在都能看到昆德拉周邊，印著「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書簽，還有他的名句——「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是常常看得到的年輕人簽名。
昆德拉出生於捷克，那是這裏還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他的父親是捷克民族音樂的倡導者之一，是捷克音樂家雅納切克的同路人，一家人生活在一幢有小花園的兩層小樓裏，房間裏有一架鋼琴，小昆德拉從五歲開始就跟著父親在這裏練琴。很長一段時間裏，父親最大的願望是讓兒子長大後以音樂為生，將充滿捷克民族色彩的音樂傳播給全世界。
父親的意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隻是昆德拉使用的不是音符，而是文字。昆德拉十歲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學校被納粹占領，強製性讓他學習德語，也因此讓他讀到了卡夫卡，慢慢對成為作家抱有更大的野心。24歲的時候，他發表了處女作詩集《人：一座廣闊花園》，正式開始了文學職業生涯。
最初他使用母語捷克語寫作，寫他在捷克所見證的變革，隨著當局對文學作品實行嚴格審查，他的作品很快被禁止出版，大學的工作也遭到解雇。後來，昆德拉移居法國，繼續書寫那些無法刊發在故鄉的故事。1984年，昆德拉寫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小說講述的依然是捷克人和「布拉格之春」的故事。它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在許多國家引發了討論熱潮，而讀者反響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國。
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流行是一個有點意外的文化現象。昆德拉在中國的流行，連昆德拉自己都不太明白。從90年代開始受歡迎到現在，各種地方已經組織過許多次座談、分享、講座，主題就是「中國人為什麽喜歡昆德拉」，有人說，隻有中國人能夠理解他所寫的那種幽默和反諷。
1990年，昆德拉發表《不朽》，這是他最後一部用捷克語寫成的作品。後來，他使用法語作為創作時的第一語言，在訪談中稱呼自己是法國作家，認為自己的作品應當歸類為法國文學。他後來出版過法語劇本和原創文集，但影響力最大的依然是他的小說，包括《慢》《身份》《無知》和最後一部作品《慶祝無意義》。他從56歲開始不再接受采訪，晚年和世界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寫作。這讓他的中國讀者也慢慢開始變化，有的依然喜歡他，從他的作品中得到持續的生存共鳴，有的開始反思自己理解的昆德拉是對他的解讀，還是誤讀。
晚年的昆德拉依然影響了很多中國人，其中一個人就是黃永玉。黃永玉晚年生病住院，突然想起了這個隻比自己小五歲的作家。他納悶為什麽他認識的跟捷克有關的人，沒一個人提到過他。在病床前，他開始讀那本出了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黃永玉對昆德拉的興趣，也許來自於一種共同回憶。他們都喜歡音樂，熱愛拳擊，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曾生活在一個需要黑色幽默感才能活下去的時代，所以，盡管背景迥異，他們都喜歡笑話。就像昆德拉自己在采訪中所說，「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價值。我總是能從微笑的方式中辨認出誰不是斯大林那一撥兒的人，誰是我絲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個可以辨識的特征。」
2023年7月11日，米蘭·昆德拉逝世，享年94歲。
基辛格（1923-2023）
沒走的那條路
如果世界上沒有希特勒，基辛格可能會成為一個足球運動員。他出生於1923年德國，媽媽給他取名「海因茨」。就在那一年，希特勒在啤酒館發表反猶太人的演說，煽動仇恨，他在年底發動了暴動，被捕入獄後開始寫《我的奮鬥》。這些事讓父母為前途非常擔憂，但小時候的基辛格並不在乎，那時候，他的世界裏隻有足球、足球、足球。
他從6歲迷上了足球，當過守門員，踢過右內鋒，踢過中場。球場不讓猶太人進，他就去爺爺的農場上踢，一直踢到15歲，希特勒的煽動演說起了作用，反猶情緒越來越劇烈，他們僅僅走在路上都會挨打，警察也不聞不問。他不得不跟著父母搬到紐約，重新開始生活。他試著去喜歡棒球，還要從頭開始學英語，他把自己德語名「海因茨」改成了標準的英語名字「亨利」，從此以後，他有了一個更容易讓美國人記住的名字——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對足球的熱忱遠超過政治，至少在他15歲之前都是這樣。現實局限教會了一個孩子為了生存選一種新的活法。二戰爆發後，基辛格應召入伍，作為美國士兵回到德國，他學習了許多反諜報技能，什麽是心理戰，如何偵查信息。戰爭結束後，他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分析拿破侖的選擇，研究權力、暴力、利益和外交的藝術。一切離他的足球夢越來越遠了。
基辛格畢業這一年，哈佛畢業典禮的演講者是馬歇爾的接班人、國務卿艾奇遜，美國政府中最堅定的鷹派人物之一。他的演講裏有許多強硬的詞匯，「敵對行為」，「施壓」，「恫嚇」，「破壞經濟複蘇」。這場畢業演講對基辛格和他的同學們意味著一個現實，從今以後他們都將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長期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畢業典禮結束三天後，朝鮮戰爭爆發。
這場畢業典禮昭示了一個危險時代的開端，也讓基辛格開始研究解決之道。正是因為親曆過戰爭，基辛格很早就奉行實用政治，他理解的政治是「在公正和可能實現的東西之間進行調和」，「要實現國際和平不能靠法律或國際組織，隻能靠權力分配來控製強國野心」。他把這種均勢理念寫到了自己的論文裏，這也成為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基礎。
秉持著這樣的法則，他的一生做過很多事，跟很多重要的曆史時刻有關。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為尼克鬆訪華以及中美關係正常化鋪路。他的穿梭外交幫助結束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後來結束越南戰爭的《巴黎和平條約》中，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隻不過，他依然喜歡足球。為了爭取1984年世界杯在美國舉辦，他召開過臨時記者招待會。對比他作為政治家的訪談，他講到足球的時候音調都是不一樣的。過100歲生日之前，他還接受了拜仁慕尼黑官網的采訪，熱情回憶著自己喜歡的球員和比賽，第一次看貝肯鮑爾踢球是怎麽樣的感受，看他如何傳球，如何跟隊友打配合。他說足球是「一種混雜了希望、痛苦和喜悅的迷人東西」，它給你期望，可能願望破滅，也可能超出預期。這是一種美好的人生體驗，能一生有這項運動的陪伴，是人生最大的運氣。
采訪中，他這樣解釋「100歲的人所理解的足球魅力」——「足球的最高境界是偽裝成簡單的複雜」，「足球是連續發生的變化，它無法分解成一係列的標準動作，不能像棒球或橄欖球那樣靠重複性練習取勝。足球需要針對不同的實時狀況，選擇不同的最佳應對策略」。而這種審時度勢，追求「可實現的穩定」，恰恰也正是他的外交思想精髓。
然而，曆史的奇妙之處或許正是如此，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希特勒，或許很多結局會改寫，但沒有了政治家基辛格的世界，會是更好還是更壞，這大概是下一個百年要回答的問題了。
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逝世，享年100歲。
芒格（1924-2023）
智慧
與查爾斯·芒格（Charles Munger）關聯最多的詞大概就是「智慧」。72歲的時候，他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訪，上了封麵，解釋他和巴菲特的合作關係。這是他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麵前。自從知道了他就是「幫助巴菲特賺錢的人」，他的公眾形象就被框在了「Guru」的範疇裏，很多人把他視為人生導師，請他分享智慧。2005年，他出版了《窮查理寶典》，多年以來像是了焊在了暢銷書排行榜上，每個想要智慧——也可能是想要掙錢——的人，都會去這本書麵前走一遭。
有趣的是，商業的世界裏最容易貶值的恰恰也是「智慧」。這個圈子裏人們所誇的「智慧」，很多時候指的是有錢。這種「智慧」會隨著財務報表波動，收益高的時候仿佛喜馬拉雅山上走下來的智者，人人都想求學訪道，一朝失意就會「智慧」清零，成功學的書架上再也沒有這個人的名字。
在這樣的環境裏，芒格的智慧看起來是最保值的，數十年間維持了穩定。
芒格出生於美國「喧囂的20年代」，在他六歲的時候，美國股市經曆了「黑色星期二」，股票總市值跌逾40%，賬麵上至少損失了300億美元。這成為全球經濟大蕭條的開端，直到他高中畢業才結束。某種程度上說，芒格是這場經濟巨變的親曆者，但小時候的他還顧不上從中領悟智慧。當時他在奧馬哈的一家雜貨店打工，老板要求他連續工作12個小時才能換到2美金，其中還要拿出2美分交社會保險。他每個周六都得來幹活，搬運、送貨、擦地板，一旦來晚了，那個姓巴菲特的店主老爺爺就會敲著手裏的表質問，「現在都幾點了？」
他並沒有從很小就展現出什麽投資的天賦，他有一些掙零花錢的小聰明，但他一直想做的是律師。二戰結束後，他在法學家龐德的推薦下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他想要過的是尋常的生活，這是他在戰爭期間許過的願望，他說他曾在猶他州的行軍帳篷裏許下過人生願望——想要一堆孩子，一棟房子，房子裏有很多書，還要有足夠的錢，過上自由的生活。
但他並沒有過上這種安穩日子。並不是他沒有生活智慧，而是因為沒有錢。當小律師的收入一般，第一段婚姻也失敗了，兒子得了白血病，但那時候的醫學，兒童白血病的死亡率是100%。他開著一輛連女兒都嫌棄的破車，有過走在街上崩潰大哭的日子。人生低穀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他的智慧支撐著他，去尋求改變。
他開始在律師工作之外做副業，投資房地產。料理父親的葬禮時，他回到了家鄉，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巴菲特，兩個人聊得很投緣，他們慢慢試著合作，後來發生的事就是那些刊登在新聞頭條上的投資成功案例，也正是這些事，讓越來越多人追逐芒格的智慧。
數十年間，不止一個人想要從他身上得到答案，有時候是投資的技巧，有時候是做判斷的能力，也可能是獲得成功的方法論。它們中有些是能學得到的，有些卻可能永遠教不會。其實他在書裏、訪談、演講裏，把自己的智慧解釋過很多遍，是一些非常樸素、近乎常識的人生原則，耐心、正直、堅持和理智。
晚年的芒格喜歡說，真正困難的不是保持富有，而是保持理智。他的一生都非常清楚，他渴望財富，「倒不是因為我想要法拉利」，他真正想要的是獨立，是財務自由帶給他的選擇自由，「給別人發請款單是一件屈辱的事」。
最後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他給自己做了一個開場白，「我希望今天的對話是有趣的，因為我顯然活成了一個奇怪的人生樣本——一個人起初打算成為律師，最後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人生導師。」這是他最後一次分享他的智慧，最後一次被問到「人生秘方」問題，他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人生的秘方是什麽……我對待人生這場遊戲的方法是，避免所有常見的失敗方式。」
2023年11月28日，芒格逝世，享年99歲。
Concha Garcia Zaera（1930-2023）
不完美畫家
Concha García Zaera是一位不完美畫家。她出生在西班牙，一個土生土長的巴倫西亞人，從小就喜歡畫畫，隻是在成為畫家的職業道路上，她一直在放棄。小時候，她常常在家畫畫，也想過長大成為職業畫家。18歲那年在當地一家視覺工作室當幫工，每天跟畫布和相紙打交道，她更加確認了自己喜歡這門藝術，同時意識到自己討厭油漆味，受不了畫油畫的時候滿屋子顏料味道。職業理想就這樣放棄了，這是第一次。
然而放棄歸放棄，藝術她還是喜歡的，所以上大學的時候選專業，她還是讀了美術係，學習了造型藝術，隻是這些學習積累沒有變成她的職業。後來她結了婚，生了孩子，開始照顧家庭。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她又想起畫畫這件事。她到社區中心報了繪畫班，重拾自己的愛好，一度也有點想要再次開啟畫家職業。可後來丈夫生病了，她常常需要留在家裏照顧，沒辦法出門上繪畫課，久而久之，她又放棄了，這是第二次。
75歲過生日那年，她的孩子們送給她一台電腦，告訴她上麵有可以畫畫的軟件，雖然功能簡單，但也能畫，權當做打發時間也不錯。她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她老了，畫畫需要戴著眼鏡，使用電腦也不是她的強項，一開始總要拿著鼠標鼓搗好一會兒才能找到顏色。不過這一次她沒有完全放棄，她以一種非常緩慢的方式堅持——第一天打開空白畫板，畫一點點線條，畫一個小房子，第二天再打開，再多畫一點點，在小房子後麵畫一座山。她的一幅畫通常要花上兩個星期才能完成。讓她感到驚喜的是，隻是這樣每天加進去一點點，最終完成的畫看起來還挺漂亮。
一個普通人從暮年開始了創作。一開始她沒有靈感，就翻出來丈夫年輕時寄給她的明信片，比著照片畫畫。她的作品看起來並不複雜，沒有什麽高超的技術，也講不出什麽創意故事，但它們是一個老人實實在在的快樂。87歲那年，她的孫女給她開設了Instagram賬號，她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作品，並在2018年一下子走紅，很多人為她的畫點讚，她還被迪士尼邀請，為《歡樂滿人間2》畫海報。
那時候，她已經堅持畫了十多年，後來她一直在畫畫。她的畫依然很簡單，明快的顏色，簡明的線條，她也依然畫得很慢，衰老導致她需要花上越來越久的時間才能完成一幅畫。晚年她常常上電視，接受采訪，她說自己並不明白為什麽她的畫一下子這麽受歡迎，看著社交賬戶上的關注者數字一直在往上跳，她也感到很神奇。她不知道自己現在的身份能不能算是一個畫家，但她肯定是「一個畫畫的老奶奶」。
Zaera的人生或許更接近我們每一個人，並沒有什麽矢誌不渝的堅持，也不是隨波逐流的放逐，她是一個普通人，人生有過堅持，也有不少放棄，就這樣活了將近100年。她的人生選擇對我們也許是一種輕鬆的提醒，幹大事業當然偉大，隻有追求極致的畫家才能留下不朽的傑作，但是時而堅持、時而放棄的人生，也能有所收獲。每天加一點點色彩，哪怕花上100年，最後也會成為一幅好看的畫。人生百年，不完美也沒關係。
2023年7月20日，Concha García Zaera逝世，享年92歲。
還有一個人
其實還有一個人的故事沒有講，或者說，在這個空白的段落裏，還會有另一個人，另一種活法，另一個人在百年間活出來的人生樣本。這裏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種可能，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路，留下了不同的足跡。
這種生命的多樣性，實實在在地存在於那些在2023年跟我們告別的老人身上。在他們之中，有改變了中國醫學麵貌的醫生，也有為人類帶來新知的科學家，還有更多人，在過去的100年間帶來過不同的改變：
——黃漢源，醫生，中國乳腺外科奠基人。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專門從事乳腺疾病診療，推廣了乳腺癌內分泌治療，改良了手術步驟，大幅縮短了乳腺癌手術時間，在臨床治療中創造性地將手術治療與乳房整形一體化，在挽救女性生命的同時總是試圖體恤女性的需求，維護女性的尊嚴。90歲高齡他仍堅守在手術台旁。黃漢源在2023年1月31日逝世於北京，享年90歲；
——高耀潔，醫生，中國艾滋病防治專家。她曾是研究絨癌的婦產科醫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她本已退休，後在河南的醫院會診時遇到症狀罕見的艾滋病病例，繼而發現河南存在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現象，她公開了自己了解到的情況，並自發開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用自己的退休金自費印發艾滋病預防的宣傳單、資料和書籍，一個村子接一個村子地走訪，提供免費醫療谘詢，幫助更多人更好地保護自己。她的努力遭遇了無數阻礙，但直到生命的最後，她仍在為更多人免於疾病而付出心血。高耀潔在2023年逝世於紐約，享年96歲；
——卡爾·米勒（Karl Müller），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與物理學家貝德諾爾茨合作，發現陶瓷材料中的超導電性，他們因此獲得198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而這一發現讓全世界意識到超導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他的突破性發現的基礎上，才有了人類今天對高溫超導的新期望。米勒在2023年1月9日逝世於瑞士蘇黎世，享年95歲；
——戈登·摩爾（Gordon Moore），企業家，英特爾公司聯合創始人，他的一生中創立了兩家科技公司，一個是仙童半導體公司，它為後來的矽穀發展帶來了影響，而另一個就是為整個世界帶來更大影響的英特爾。除此之外，他更出名的成就是還在1965年提出了摩爾定律，「集成電路上的晶體管數量將每年翻一番」。摩爾在2023年3月24日逝世於夏威夷，享年94歲；
——弗蘭克·博爾曼（Frank Borman），執行首次環繞月球任務的宇航員。他在上世紀60年代執行了兩次太空任務，其中之一是在1968年，他作為指令長執行阿波羅8號任務，這是人類第一次離開近地軌道，並繞月球航行，因此他和另外兩位同行的宇航員成為了第一次離開地球重力影響、進入地球外天體重力影響的人類。正是他所執行的這次飛行，為此後人類第一次登月奠定了基礎，人類有機會離開地球，走向越來越遠的太空深處。博爾曼在2023年逝世於蒙大拿州的比林斯，享年95歲……
這個名單還有很長，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是100年間沉甸甸的曆史，每一段人生裏麵，都是他們各自選的路，這是他們的智慧，更是他們的勇氣。
1923年的時候，《新青年》正在刊文論戰，討論未來的社會應當如何，一個人又當如何生活。那時候的人們最難想象的是100年之後的世界，曆史是會走向戰爭還是和平，經濟是會繁榮抑或蕭條，童年理想能否實現，畢生壯誌是否可行，都是未知數。一百年過去了，在這一百年裏，人類曆史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激蕩、不安、熱切與勇敢。今時今日的生活，正是那時候所有設想的答案。而這些活到百歲的幸運兒，恰恰是這一切的見證。他們用自己的人生對過去的100年交上了答卷，他們身上鮮明的時代風貌，也為下一個100年留下參考。
世界在2023年告別了這些名字——黃永玉，楊苡，費倫茨，厲以寧，江平，昆德拉，基辛格，芒格，Concha García Zaera，還有更多人——他們的故事永遠留在了這一年。但人的故事仍在繼續，從現在往後看，又會有另一個時代的100年，還有另一群人的選擇。那是我們此刻無從知曉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