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愛國與愛人

Original 敏敏郡主 玖奌雜貨鋪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灣中央研究院主持酒會，心髒病猝發，一代博學碩儒溘然長逝。

噩耗傳出，台島震動。蔣介石親自前來吊唁，並手書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美國、日本、越南、韓國、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約旦、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都派代表參加公祭。

出殯之日，台灣各界竟有30萬人前往送行，其規模之大，盛況之隆，前所未有，可謂備極哀榮。胡適夫人江冬秀非常感動，於悲慟中對她的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胡適的學生，原北大圖書館館長、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毛子水為老師撰寫了墓誌銘，銘曰：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穀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

 

互聯網上流傳一句話：“中國人從不愛中國人，但卻很愛國。”據說這句話是胡適說的。

並不是所有人能理解這句話蘊含的力量:

愛中國應建立在愛中國人的基礎之上，就象在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在高喊武漢加油的同時，更應善待來自武漢的車輛和人。

 

 

遺憾的是，我翻了很多胡適的著作，沒有找到這段話的具體出處。但胡適曾經在著述中表達過“國家之上是人”的觀點，他認為，人是國的主體，國是人的居住；那麽，愛國先須愛人，這份愛不妨先從人愛起，否則愛國就是空洞的。

 

九一八事變後，國勢危難。有人在1933年4月3日的《大公報》上發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的愛國宏論。

他說：“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如此愛國論調，震驚了胡適，他在1933年4月16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46號）上發表《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文中說：

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麽？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

 

在胡適看來：

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能學著這種壯語去作戰！

胡適認為，驅民赴死，用他人的生命滿足自己變態的愛國熱情，這樣的愛國毫無意義，更野蠻。

在胡適看來，“愛國不愛人”是一種極其吊詭的愛國邏輯，這樣的愛也是荒謬可疑的。他把這樣的人稱為“愛國癲”。

 

當然，胡適是堅定支持政府抗日的。

在七七事變以後，胡適放棄“不出仕”的理想，接受國民政府委派，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後又正式出任駐美國大使。他利用與羅斯福是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學這層特殊關係，遊說美國國會，爭取美援，促使美國拒絕與日本的妥協，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胡適在美國的活動，令日本恐懼，也令中國的盟國嫉妒。1942年初，英國首相丘吉爾訪美，他便“發現中國在相當多的美國人的心目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層也是如此”。為此，丘吉爾憤憤不平地埋怨道：美國人竟然“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了。

 

無疑，胡適是愛國的。但他認為，決不能以集體利益或長遠目標讓個體白白送死，決不可以為了某個崇高理想而不擇手段。

他說：

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胡適的愛國是和國民聯係在一起的，是落實在具體的人身上的。

 

◆◇◆

 

一直以來，胡適都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

喜歡他的人，說他真性情，活得恣意瀟灑又有樂趣；不喜歡他的人，說他學問簡陋、嘩眾取寵、千夫所指。胡適的文章，每一篇也常常引來各方爭議，或褒或貶、或謳歌或批判，眾說紛紜熱熱鬧鬧。

胡適本人倒是對這很淡定，始終秉持一種“老僧不聽不聞不見”的態度。對那些謾罵他的人，他從無怨恨，反而說：

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又說：

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

關於胡適，曾經有過一段經典的爭論。

1981年，辛亥七十年，美國曆史學會在芝加哥開會，餘英時先生和胡繩先生在會議上相遇。

胡繩說：胡適在學術上是進步的，但是他的思想已經過時了。

餘英時反駁：我的看法剛好相反，他學術上落後，但在思想上是進步的，並沒有過時。

 

我認同餘先生的觀點。胡適的很多觀點，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時時重溫。

例如，他曾開出“給青年的三個人生藥方”：

第一個方子是：“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

又比如，他教人爭自由：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又比如，他教人要獨立：

你們不要總爭自由，自由是外界給你的，你們先要爭獨立，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你仍然是奴隸，你要把你身上蒙蔽你的概念和成見，要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的剝去，露出裏麵他裏頭很鮮嫩很清的那個勁。 

如此等等，這樣的言說，何曾過時？不僅不過時，還值得每個追求文明的人們時時重溫。

 

胡適先生還有一副著名的書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適先生的名言，後來才知道，這句話出自九百多年前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的《靈鳥賦》。範仲淹的這句話，比1775年美國爭取獨立時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 ”早了整整七百多年。

 

雖然中國人習慣“沉默是金”，但沉默並不全是好事。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張開嘴，發出聲音，讓這個世界聽到我們的心聲。正如畢淑敏曾說的：“呐喊是必需的，就算這一輩子無人聽見，回聲也將激蕩久遠。”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八個字也是胡適一生追求的真實寫照。

願胡適先生的聲音仍能激蕩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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