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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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在意大利。圖/受訪者提供
孤旅者張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黃衛 宋春丹
如果用現代心理學的語言，張潔或許可以說是一個終其一生在親密關係上都存在難以克服障礙的人。對此，沒有誰比她的自我解剖更嚴厲和無情。
“不論從哪方麵講，吳為都是墜入滾滾紅塵的大俗一個，能指望大俗們拒絕哪怕芝麻大的誘惑嗎？更不要說其他的誘惑，比如說愛情。”在她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靈魂自傳”《無字》中，她這樣寫道。
縱觀張潔的小說，從《愛，是不能忘記的》，經過《沉重的翅膀》，到《無字》，就像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的不同章節，從刻骨銘心，到默然無語。
張潔曾寫道，自己一生的幾個大願望，可以說沒有一個落空，隻剩下最後一個願望：期待一個完美的死亡。她理想的是，死在一個沒有人知道她是誰的地方，比如異國他鄉，比如在風的呼嘯中，比如在背包徒步行走的旅途。
2022年1月21日，85歲的張潔在美國靜靜離世。
愛，是不能忘記的
回頭去看，張潔發表於1979年的成名作《愛，是不能忘記的》就像一封含蓄而熱烈的情書。
單身母親鍾雨默默愛著機關裏一位年長的領導幹部。這位老幹部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出於道義和責任娶了為掩護他而犧牲的老工人之女。鍾雨為了透過他坐的小轎車的後窗看一眼他的後腦勺，常常煞費苦心地計算他上下班經過的時間；他為了看她一眼，天天從車窗裏盯著路旁流水一樣的騎車人，但兩人連手也沒有碰過。“文革”中老幹部被整死，鍾雨獨自守著這份感情直至生命最後一刻。老幹部送她的27本一套的契訶夫小說選集生前與她須臾不離，死後隨她一道火化。
鍾雨的女兒在看了母親留下的日記後感歎：那簡直不是愛，而是一種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強大的一種力量。
小說不等於現實，但張潔卻在裏麵留下了很多“密碼”：老幹部是因反對一位權傾一時的“理論權威”而受到迫害的；他骨頭很硬，說就是到了馬克思那裏這個官司也非打不可；他常年害氣管炎，走路快了就微微喘息。
張潔後來坦承，自己那時沒有取筆名是包含了一番癡情的。因為當時她正熱戀著一個人，希望這個名字在報刊上的不斷出現會給他“一些刺激”，要是換了名字還有什麽意思呢。
女作家張辛欣發表處女作與張潔隻隔半年，很早就與她相識。張辛欣記得，她們倆曾一起在長安街上朝西漫步，張潔邊走邊給她背誦剛剛寫好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黃昏將臨，落日溫柔地在樹影和樓群中時隱時現，她覺得一切仿佛剛剛好。
她覺得張潔的文字裏，每一個普通的場景都是一個漫長而完整的等待。她見過張潔那套老版本的契訶夫選集，一本本薄薄的小冊子，“給她長久的、單薄的夢作著一個巨大的後盾”。
但有一次，她感到自己被張潔傷害了，因為張潔跟別人說，她之所以對張潔好，是想用她的真實故事來寫小說。她想來想去，決定去找張潔當麵說清楚。張潔不在，她對著張潔的母親把心窩子掏了一遍。後來還是她自己想通了，明白張潔由於從小到大的經曆和現在所投入的巨大漩渦，可能有“不信任一切的瞬間”。
故事的男主人公，待到塵埃落定後張潔自己對著世界大聲宣布了：“我的先生是我的驕傲，我的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一機部常務副部長孫友餘。”
張潔是1966年底在一機部全體職工參加的批鬥大會上第一次見到孫友餘的。她1960年從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係畢業後分到一機部，這才第一次根據台上之人脖子上掛的牌子將部領導對上號。因反對康生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長孫友餘穿了一件破棉襖，嘴上掛著一個與那天的天氣一樣冷的笑，造反派要他老實點兒，他依然很冷地笑著。從此，這個“硬漢子”形象刻在了張潔的心中。
和《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老幹部略有不同，孫友餘不是上海地下黨員，而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重慶地下黨。他的妻子不是犧牲的老工人之女，而是他的地下黨同事。那時他的工作需要一個“燙頭發塗口紅”的女士打掩護，就這樣促成了這樁婚姻。
張潔說，自己後悔去參加了那個批鬥會，因為這是她的後半生落入“無盡的劫難”之始。但她在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書時也感慨：“我的痛苦，其實就是我的財富。”
沉重而飛揚的翅膀
張潔曾說，自己是一個感情重於理智的人，寫《沉重的翅膀》並非因為對體製改革等有多少研究，而是“愛屋及烏奮力而為”之舉。
這部小說動筆於1980年，四個月寫就，共26萬字，1981年7月起分兩期在《十月》上連載，是新時期第一部正麵反映工業改革的力作。
小說一推出就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這是因為，小說離現實非常近，寫的是1978年末至1980年初發生在“重工業部”的故事，而且涉及相當高的層級，用很大的篇幅和尖銳的筆觸呈現了部長和三位副部長的形象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
其中，副部長鄭子雲是小說著力塑造的改革家形象。部長田守誠則被描寫成一位“風派人物”，凡事都要“等一等看一看”。“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風，一上來就是七八級，飛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這麽刮吧，刮上一兩天，就會轉成五六級，三四級，最後變成一二級。”
不難理解，小說刊登後立即引來“對號入座”，引發軒然大波。
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很欣賞這部小說。她認為，裏麵寫的每個人物都是人，尤其是把高級幹部寫活了，而過去一寫到高級幹部就會臉譜化。小說在《十月》連載後，她立即緊鑼密鼓安排單行本的發行。排版完成後，一位上級領導卻打來電話，認為小說有嚴重錯誤，要求停止印刷。
韋君宜告訴張潔，她準備挽救局麵。張潔說，某部已向上級告了她的狀，但自己一個字都不會檢討。韋君宜勸她修改書稿，以便中央在必要時好出來說話，“不要使他們一點回旋的餘地也沒有”。
經過上百處修改，《沉重的翅膀》1981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2年6月，《文學評論》雜誌編輯部召開了關於張潔創作的座談會。在會上，盛英發言稱，張潔受西方寫“失望者的希望”思潮的影響，《沉重的翅膀》想飛卻飛不起來。蔡葵說，張潔的作品細膩，在知識分子圈中比較受歡迎，但她的作品有時不夠含蓄，匆匆忙忙回答問題。《沉重的翅膀》議論很多，有些議論是把結論直杠杠地塞給讀者。她的作品離生活距離似乎太近，這跟“體驗生活”是不同的問題，應該注意典型化。類似的討論會和批評意見很多。
張潔又按要求對小說進行了修改，幾乎改寫了全書的三分之一，刪掉了“早已過去了，那歇斯底裏大發作的時期，然而，那種病毒卻在一定程度上已滲透骨髓”等比較激烈的用語。1984年7月，《沉重的翅膀》修訂本出版，次年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北京作協原副主席李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1980年在北京市作協的生活會上與張潔相識，那時43歲的張潔麵色憔悴，穿一身棉襖，戴著在家搬蜂窩煤用的套袖。《沉重的翅膀》出版後，她的整個麵貌和氣質發生了明顯變化，開始穿旗袍、化淡妝，變得更自信，有一種內在的自尊自傲。
不僅如此，《沉重的翅膀》還使張潔走上了國際文壇。
1985年，這部小說的德文版由聯邦德國漢瑟出版社翻譯出版，並且一夜間躍居暢銷書榜首，滿街都是張潔小說的海報。
當年8月，張潔在漢堡接受了德國《明鏡周刊》的采訪。她回憶，房間裏有三位60開外的男士等著她，全是一副大記者的派頭。主編麥耶爾和記者萊因哈特不歇氣地交叉提問，似乎生怕留給她半點喘息時間，攝影記者丹赫蓋爾的鏡頭不停地哢嚓著，錄音機上的大磁盤帶緩緩轉悠著。她覺得，他們就像幾條老狼，隨時準備把她吃掉。“不過我也是一條老狗了，無數次被他人咬過，為了自衛也咬過別人。”
德文版是根據初版翻譯的，對方問卷首語“蛟龍失水被蛇欺”（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本改為“謹將此書獻給為著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忘我工作的人”）是何寓意，她說是針對鄭子雲副部長而言，他是改革者，但腳底下根基不穩，不過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對方問，現在改革者們的處境好多了吧？她說，死抱住陳規陋習不放的人還會有，但中國人民要與窮日子決裂、要前進不息的決心是阻擋不了的。
《沉重的翅膀》還出版了英國版、美國版、法文版等十多個版本，張潔周遊歐美，接受過不下200次外媒采訪。作為西方眼裏“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和最重要的改革文學之一，《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受到很高的評價。
德國的書評寫道：“正統派”和改革派這兩大陣營互相牽製，它們的搏鬥不像拳擊手那樣明顯、看得見，而類似摔跤運動員扭作一團。奧地利電台的介紹說道：張潔把中國人氣質中那種一脈相承的成分描寫得很深刻，這就是一種等級觀念。瑞士《每日導報》的薩卡爾寫道：這部小說毫不忌諱、直截了當地揭示了尚未解決的經濟領域中的問題，抨擊了中國一些生了鏽的社會結構。就思想性和形式而言，它跟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文學有些相似，因此讀時我的腦中閃過“詩意的現實主義”這個詞。張潔寫作的獨特之處在於她能把中國特有情形的細節描寫與她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根本觀察融為一體。
1986年，巴金和張潔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外媒迅速做了報道，但張潔沒有向國內透露此事。她說，有什麽好說的，炫耀新娘不是你嗎？
1989年10月，她在意大利接受了馬拉帕蒂國際文學獎，這個獎一年授予一位作家，博爾赫斯、索爾·貝婁、勒卡雷等都是其得主。1992年，她當選美國文學藝術院榮譽院士，獲此榮譽的中國作家隻有她和巴金。
無字
《沉重的翅膀》的結尾最初是帶著悲觀色彩的，後來被改掉了，現實生活中孫友餘則離開了副部長崗位。在張潔看來，主要原因是“力主改革中箭下馬”。與此同時，經過五年的漫長訴訟和滿城風雨，孫友餘與發妻離婚，與比自己小22歲的張潔結婚。張潔感慨，自己當初為了嫁給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瀾壯闊、九死一生”。
但這段婚姻很快就麵臨了各種考驗。
先生風流倜儻，雖然是老氣管炎了，卻寒冬臘月衣領大敞，每年總是鬧到進醫院，張潔被磨得歇斯底裏發作。先生每年認真替她填寫世界人名錄，將各國評論文章裝訂成書本一樣齊整的冊子，卻經常嘲笑她讀過的名著少，淨寫些雞零狗碎。先生的親朋圈，對她也多有排斥。
離婚案期間，L先生和太太串聯了11位老戰友聯名致信法院表示反對，被孫友餘戲稱為“十三太保”。在其他“太保”們先後與孫家重歸於好後，1994年4月的一天，L夫婦終於大駕光臨前來晚餐。
一大早張潔就帶著保姆去當時北京最好的超市——國貿大廈的惠康超市采購。偏偏先生圈定的“奶油蘑菇湯”所需調料酸奶油連著跑了四個商場都買不到，張潔急得滿頭大汗，“渾身輕顫”，但沒奈何隻能用甜奶油將就。
晚餐客人除了L夫婦，還有Z夫婦，兩對從未見過麵的夫婦一見如故。除了張潔，五人都生長於顯赫家庭，從小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個個英語流利，在飯桌上談笑風生，她幾乎聽不懂他們的談話。L太太眼睛從不看她，道別時也回避與她握手。她覺得，自己始終是一個局外人。
張潔婚後，母親不願意跟他們同住，張潔每天像上班一樣兩邊跑。這是一種左右牽扯的日子，這邊先生怪她沒有好好照顧家，那邊她又為沒有用心陪伴母親而抱愧。
在張潔的生活中，父愛一直是缺位的。她記憶中的父親是一個遺棄妻女的不負責任的男人，甚至是一個家暴男。“或因他的心情不好，或因為沒錢買米，或因為前方戰事吃緊，或因為他在哪裏受了窩囊氣??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變好，就有錢買米，前方就可以打勝仗，他便不再受人欺淩”。而母親則是“有一口粥她就給了我，有兩口粥還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才有一口是她的”。多年來，母親、張潔以及張潔和前夫所生的女兒，三代女人相依為命，現在女兒長大出國，張潔再婚，母親形隻影單。
更大的不幸降臨這個家。母親長了腦垂體瘤，同時還有嚴重的腦萎縮。那時老年癡呆症還不為人所熟悉，張潔隻是覺得，母親的腦子裏好像什麽都裝不進去了，經常陷入昏睡，腰也塌了肩也歪斜了，衣著不整，再也不是以前利索精神的樣子。她走路磕磕絆絆，兩隻腳掌蹭著地麵，張潔一見她這個樣子就心裏發緊，覺得她是在懈怠自己，就帶著責備的口氣要她“好好走”。
母親做了腦垂體瘤切除手術後，張潔誤以為她已治愈了。母親站不起來，反而從椅子出溜到地上，張潔心中害怕，想要激勵她自己站起來，狠下心就是不去攙她。母親使不上勁，累得渾身發抖，她覺得母親那樣子就像一匹跌倒在地、駕不動轅的老馬。
出院七天後，1991年10月28日，母親在夜裏突發心梗去世。不久，張潔見到一匹老馬滑倒在結冰的路上，無論怎麽掙紮也爬不起來，她站在大街上不能自已地放聲痛哭。
這些血淚般的文字寫成的長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於1993年10月出版。張潔後來說，這是一氣嗬成的，她一直沒有勇氣回頭再看一眼，不論心理或精神能力都承受不了再讀一次的情感打擊。
她的婚姻也再次走向了盡頭。
張潔1989年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衛斯理大學訪學時開始寫長篇小說《無字》，寫得並不順利，母親去世和家庭變故後，她精神抑鬱，1994年才重頭再來，1998年後真正進入狀態。2002年，《無字》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
女主人公吳為是一位離異作家，帶著女兒禪月和母親一起生活，遇到大她20多歲、出身地下黨的老幹部胡秉宸後被其革命經曆與才華吸引，與他有了婚外感情，在經曆令人身心交瘁的風風雨雨和離婚訴訟後，兩人結婚，婚後矛盾重重。當初胡秉宸怎麽用手段迫前妻離婚的，現在就怎麽迫吳為離婚，與前妻複婚。
小說的扉頁寫道：“獻給我的母親張珊枝。”這部作品使得張潔成為國內唯一一位兩度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家。
在責編隋麗君的眼裏，張潔絕不輸於蕭紅或張愛玲諸君。她回憶，幾次談稿時，談到人物命運，張潔竟痛哭失聲。
張潔對作家王緋談到，自己不能把人生的許多欠債一一償還，也無法為自己犯下的許多錯誤甚至罪過一一去求恕或道歉，唯一可以做的便是蘸著心血寫一部盧梭式的懺悔錄。
作家李青認為，《無字》可以看作張潔最深刻的靈魂自傳。這是一部重要的反思性作品，但可能由於個人好惡等原因，目前研究者比較少，需要慢慢被發現。
與張潔相交多年、對她深為了解的王蒙為該書寫了一篇書評《極限寫作與無邊的現實主義》。他寫道，這是一部豁出去了的書，是一部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誠得不能再真誠、大膽得不能再大膽的書，是如同極限運動般的極限寫作。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寫作者其實是話語特權一族，對待話語權是否也應像對待一切權利一樣謹慎運用？一部小說和一部揭發材料之間的區別應該怎麽樣界定？愛情的烏托邦破滅了，是否也該有記憶的詩篇存留下來？能不能對某些價值再手下留情些？
但他承認，小說確實是寫出了一種大時代的小女人的內心，對於文學畫廊是一個新貢獻新豐富。他說，即使你再挑上一車兩車毛病，你無法否認這部書的不凡與獨特。它像火一樣的灼燙，像冰一樣的冷麻，像刀一樣的尖刻，像蛇一樣的糾纏。它孤注一擲，落地有聲。它是一部用生命書寫的，通體透明、驚世駭俗、傻氣四溢的書。哪怕捉襟見肘乃至破綻百出，卻比許多遊刃有餘無懈可擊的書更能掀動讀者靈魂裏的風浪。
另一種無字
張潔說，完成《無字》後，她覺得已經完成了“責任”方麵的任務，可以進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她自嘲，在年輕人心裏自己大概跟巴金、冰心一樣古老了，就像一條又笨又大的魚給扔到了岸上，隻能瞎撲騰，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回到水裏去。
2006年，在醫生的建議下，她開始畫油畫，無師自通。
她的家裏滿是畫布和顏料，房間牆上全是她的畫作。她畫風景、靜物、動物、人物肖像，無一例外都沒有標題，隻有“Zhang Jie”簽名和時間。她的畫常常有種荒敗甚至壓抑之感，比如孤獨一朵開敗了的花。鐵凝說，自己在畫布中重新認識了張潔，她如孤俠行走天下。
李敬澤認為，這是《無字》之後的又一種“無字”。他覺得很難想象一個提著毛筆畫幾根竹子塗幾筆山水的張潔，畫油畫的張潔才是張潔。國畫難免要寫字，要題跋，張潔卻惟求無字，“油畫至少讓她不用跟這個世界再費口舌解釋或者爭辯”。
2012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11卷《張潔文集》。張潔沒有將《愛，是不能忘記的》收入其中，認為那是“誤人之作”。那些描寫婚戀生活的散文，一篇也沒有收入。
晚年她在被問到喜歡北京的家還是美國的家時說：“我喜歡流浪。”2013年，她出版了最後一部作品《流浪的老狗》。
她曾為作家祝勇的小說寫過序，序中說：有人生來就是為了行走，我把這些人稱為行者。行者與這個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的好日子也會覺得心無寧日。隻有在行走中，他的心才會安靜下來。不過他是有收獲的，這收獲就是一腳踏進了許多人看不見的色彩。
經在美國結婚定居的女兒一家催促，她決定移民美國。她開始斷舍離，賣掉北京的房子，送掉所有的東西，甚至分批銷毀了信件、日記、照片及一些手稿。
張潔堅持要送自己的作家朋友徐小斌一雙意大利大牌高跟鞋，因為鞋碼不合適，徐小斌婉拒了，但她一定要送。徐小斌覺得她很有氣質和風采，隻是她認為自己老了，不太喜歡和年輕人接觸。不過她會在郵件裏給徐小斌打氣：“理直氣壯地做人，隻要悶頭寫好自己的書。”
2014年10月，張潔個人油畫展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在展覽上，她公開了遺囑：不發訃告，不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她還拜托朋友們不要寫紀念她的文章，隻要心裏記得曾經有她這麽一個朋友就夠了。最後她說：“張潔就此道別了。”
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周明最後一次見到她。周明說，張潔過去愛憎分明，對喜歡的人就來往密切，對不喜歡的人一概遠離。而在畫展上看到她，明顯感覺到她變得更爽朗，像是放下了一切，心無掛礙。
她的小公寓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很安靜。王安憶對記者回憶，2016年她在美國紐約大學駐校，住的地方靠近哥大，總幻想會不會碰到張潔，可惜一直沒有碰到。李陀的住處與張潔就隔了一條馬路，也沒有碰到。
張潔晚年，《北京文學》雜誌原副主編興安經常幫她打理一些事務。他曾問張潔希望自己的作品對別人有怎樣的影響，張潔說，現在已是“小時代”了，他們這些人的書不能影響誰了，但她相信還有不多的幾個讀者能懂她，這就夠了。
她曾在一篇散文中寫到契訶夫死時那個著名的場景，慶幸他在大時代的風暴到來之前、在品位和優雅永遠消失之前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直到最後一刻，他還能握著一杯香檳，對死亡說：“我很久沒喝過香檳了。”然後從容喝完，躺下，對著“未來”，永遠地、安靜地轉過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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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潔的生活中，父愛一直是缺位的。”，“張潔曾說，自己是一個感情重於理智的人”
都說男孩子需要父親做榜樣，其實沒有父愛且重感情的女孩子會活的更艱難：常為追尋能代替父愛的異性愛而迷途誤失，甚至是一生的不快樂。
“2012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11卷《張潔文集》。張潔沒有將《愛，是不能忘記的》收入其中，認為那是“誤人之作”。那些描寫婚戀生活的散文，一篇也沒有收入。”
太好了，她那時終於醒悟了明白了。 非常喜歡她放下世事之後的畫作，很有天賦有力量，無題勝有聲。
謝謝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