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月間，我又重返故鄉桂林一次，香港電視台要拍攝一部有關我的紀錄片，要我“從頭說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們桂林會仙鎮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們白家的祖墳安葬在山尾村，從桂林開車去，有一個鍾頭的行程。一月那幾天，桂林天氣冷得反常，降到攝氏二度。
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下午，我與香港電視台人員，坐了一輛中型巴士，由兩位本家的堂兄弟領路，尋尋覓覓開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們的祖墳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園中。走過一大段泥濘路，再爬上一片黃土坡，終於來到了我們太高祖榕華公的祖墓前。從前中國人重視族譜，講究慎終追遠，最怕別人批評數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盤根錯節的傳承關係記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歡記載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國人從前真的很相信“龍生龍，鳳生鳳”那一套“血統論”吧。但現在看來，中國人重視家族世代相傳，還真有點道理。據我觀察，我們家族，不論男女，都隱伏著一脈桀驁不馴、自由不羈的性格，與揖讓進退、循規蹈矩的中原漢族，總有點格格不入，不過我們這一族，在廣西住久了，熏染上當地一些“蠻風”，也是有的。我還是相信遺傳與環境分庭抗禮，是決定一個人的性格與命運的兩大因素。十五世，傳到了榕華公，而我們這一族人也早改了漢姓姓白了。榕華公是本族的中興之祖，所以他的事跡也特別為我們族人津津樂道，甚至還加上些許神話色彩……從小父親便常常講榕華公的中興事跡給我們聽。我想榕華公苦讀出頭的榜樣，很可能就是父親心中勵誌的模範。我們白家到了父親時，因為祖父早歿，家道又中落了，跟榕華公一樣，小時進學都有困難。有一則關於父親求學的故事，我想對父親最是刻骨銘心，恐怕影響了他的一生。父親五歲在家鄉山尾村就讀私塾，後來鄰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間新式小學，師資較佳，父親的滿叔誌業公便帶領父親到六塘父親的八舅父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幫助父親進六塘小學。八舅公家開當鋪，是個嫌貧愛富的人，他指著父親對滿叔公說道：“還讀什麽書？去當學徒算了！”這句話對小小年紀的父親，恐怕已造成“心靈創傷”（trauma）。父親本來天資聰敏過人，從小就心比天高，這口氣大概是難以下咽的。後來得滿叔公之助，父親入學後，便拚命念書，發憤圖強，雖然他日後成為軍事家，但他一生總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裏，逼我們讀書，絕不鬆手，在前線打仗，打電話回來給母親，第一件事問起的，就是我們在校的成績。大概父親生怕我們會變成“紈絝子弟”，這是他最憎惡的一類人，所以我們的學業，他抓得緊緊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談起父親在飯桌上考問他們的算術“九九”表還心有餘悸，大家的結論是，父親自己小時讀書吃足苦頭，所以有“補償心理”。會仙鎮上有一座東山小學，是父親一九四〇年捐款興建的，迄今仍在。我們的巴士經過小學門口，剛好放學，成百的孩子，一陣喧嘩，此呼彼應，往田野中奔去。父親當年興學，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這幅景象吧：他家鄉每一個兒童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如果當年不是辛亥革命，父親很有可能留在家鄉當一名小學教師呢。他十八歲那年還在師範學校念書，辛亥革命爆發，父親與從前陸軍小學同學多人，加入了“廣西北伐學生敢死隊”，北上武昌去參加革命。家裏長輩一致反對，派了人到桂林北門把守，要把父親攔回去。父親將步槍托交給同隊同學，自己卻從西門溜出去了，翻過幾座山，老人山、溜馬山，才趕上隊伍。這支學生敢死隊，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往武昌，加入了曆史的洪流。父親那一步跨出桂林城門，也就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從前在桂林，父親難得從前線回來。每次回來，便會帶我們下鄉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當然也會去祭拜榕華公的陵墓。那時候年紀小，五六歲，但有些事卻記得清清楚楚。比如說，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車中父親一路教我們兄弟姐妹合唱嶽飛作詞的那首《滿江紅》。那恐怕是他唯一會唱的歌吧，他唱起來，帶著些廣西土腔，但唱得慷慨激昂，唱到最後“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他的聲音高亢，頗為悲壯。很多年後，我才體會過來，那時正值抗戰，烽火連城，日本人侵占了中國大片土地。嶽飛穆興複宋室，還我河山的壯誌，亦正是父親當年抵禦外侮，捍衛國土的激烈懷抱。日後我每逢聽到《滿江紅》這首歌，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張犁的伊斯蘭教公墓替父母親走過墳。我們在那裏建了一座白家墓園，取名“榕蔭堂”，是父親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華公遙遙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蔭堂”內。榕華公的一支“餘蔭”就這樣安息在十萬八千裏外的海島上了。墓園內起了座伊斯蘭教禮拜的邦克樓模型，石基上刻下父親的遺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鄭成功的對聯：一九四七年父親因“二二八事件”到台灣宣撫，到台南時，在延平郡王祠寫下這副挽聯，是他對失敗英雄鄭成功一心恢複明祚的孤忠大義一番敬悼。恐怕那時，他萬沒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瀛島歸真。我於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時離開桂林，就再沒有回過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賀知章罷官返鄉寫下他那首動人的名詩《回鄉偶書》：我的鄉音也沒有改，還能說得一口桂林話。在外麵說普通話、說英文，見了上海人說上海話，見了廣東人說廣東話，因為從小逃難，到處跑，學得南腔北調。在美國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說外國話。但奇怪的是，我寫文章，心中默誦，用的竟都是鄉音，看書也如此。語言的力量不可思議，而且先入為主，最先學會的語言，一旦占據了腦中的記憶之庫，後學的其他語言真還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裏兒童將我團團圍住，指指點點，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裏去。當我一開腔，卻是滿口鄉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麵麵相覷，不敢置信，隨即爆笑起來，原來是個桂林老鄉！因為沒有料到，所以覺得好笑，而且笑得很開心。村裏通到祖母舊居的那條石板路，我依稀記得，迎麵撲來嗆鼻的牛糞味，還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濃烈，而且熟悉。那時父親帶我們下鄉探望祖母，一進村子，首先聞到的，就是這股氣味。村裏的宗親知道我要回鄉，都過來打招呼，有幾位，還是“先”字輩的，看來是一群老人，探問之下，原來跟我年紀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驚。從前踏過這條石徑，自己還是“少小”，再回頭重走這一條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歲月，心理上還來不及準備，五十六年，驚風飄過。我明明記得最後那次下鄉，是為了慶祝祖母壽辰。父親領著我們走到這條石徑上，村裏許多鄉親也出來迎接。老一輩的叫父親的小名“桂五”，與父親同輩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壽，搭台唱戲，唱桂戲的幾位名角都上了台。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儀上壽的應景戲。桂劇皇後小金鳳飾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駙馬郭曖。戲台搭在露天，那天風很大，吹得戲台上的布幔都飄了起來，金枝女身上粉紅色的戲裝顫抖抖的。駙馬郭曖舉起拳頭氣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嬌便嚶嚶地哭了起來，於是台下村裏的觀眾都樂得笑了。晚上大伯媽給我們講戲，她說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儀拜壽，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們大伯媽是個大戲迷，小金鳳、露凝香，還有好幾個桂戲的角兒都拜她做幹媽。大伯媽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語如珠，她是個徹頭徹尾的享樂主義者，她有幾句口頭禪：她既不喝酒當然也不抽大煙，那隻是她一個瀟灑的姿勢罷了。後來去了台灣，環境大不如前，她仍樂觀，自嘲是“戲子流落趕小場”。她坐在院中，會突然無緣無故拍起大腿迸出幾句桂戲來，大概她又想起她從前在桂林的風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幹女兒來了。大伯媽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祖母的老屋還在那裏，隻剩下前屋，後屋不見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媽的都還在。當然，都破舊得搖搖欲墜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進城跟我們住。祖母那時已有九十高齡，不習慣城裏生活。父親便在山尾村特別為她建了一幢樓房，四周是騎樓，圍著中間一個天井。房子剝落了，可是騎樓的雕欄仍在，隱約可以印證當年的風貌。父親侍奉祖母特別孝順，為了報答祖母當年持家的艱辛。而且祖母對父親又分外器重，排除萬難，供他念書。有時父親深夜苦讀，祖母就在一旁針線相伴，慰勉他。冬天，父親腳上生凍瘡，祖母就從灶裏掏出熱草灰來替父親渥腳取暖，讓父親安心把四書五經背熟。這些事父親到了老年提起來，臉上還有孺慕之情。祖母必定智慧過人，她的四個媳婦竟沒說過她半句壞話，這是項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義，以德服人，頗有點賈母的派頭。後來她搬到我們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開夥，我到她房間，她便招我過去，分半碗雞湯給我喝，她對小孩子這份善意，卻產生了沒有料到的後果。原來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沒有發覺。我就是那樣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個童年。我臨離開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輩的宗親家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輩的老人從米缸裏掏出了兩隻瓷碗來，雙手顫巍巍地捧給我看，那是景德鎮製造的釉裏紅，碗底印著“白母馬太夫人九秩榮壽”。那是祖母的壽碗！半個多世紀，曆過多少劫，這一對壽碗居然幸存無恙，在幽幽地發著溫潤的光彩。老人激動地向我傾訴，他們家如何冒了風險收藏這兩隻碗。她記得，她全都記得，祖母那次做壽的盛況。我跟她兩人搶著講當年、追往事，我們講了許多其他人聽不懂的老話，老人笑得滿麵燦然。她跟我一樣，都是從一棵榕樹的根生長出來的樹苗。我們有著共同的記憶，那是整族人的集體記憶。那種原型的家族記憶，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們的始祖伯篤魯丁公的基因裏去。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處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原始性的饑渴，填不飽的。我在《花橋榮記》裏寫了不少有關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畫餅充饑”吧。外麵的人都稱讚雲南的“過橋米線”，那是說外行話，大概他們都沒嚐過正宗桂林米粉。晚上我們下榻市中心的榕湖賓館是我指定要住的，住進去有回家的感覺，因為這座賓館就建在我們西湖莊故居的花園裏。抗戰時我們在桂林有兩處居所，一處在風洞山下，另一處就在榕湖，那時候也叫西湖莊。因為榕湖附近沒有天然防空洞，日機常來轟炸，我們住在風洞山的時候居多。但偶爾母親也會帶我們到西湖莊來，每次大家都歡天喜地的，因為西湖莊的花園大，種滿了果樹花樹，橘柑桃李，還有多株累累的金橘。我們小孩子一進花園便七手八腳到處去采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會發黃，大人都這麽說。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燒成了一片劫灰，我們西湖莊這個家，也同時毀於一炬。戰後我們在西湖莊舊址重建了一幢房子，這所房子現在還在，就在榕湖賓館的旁邊。那天晚上，睡在榕湖賓館裏，半醒半睡間，蒙蒙矓矓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莊花園裏，那一叢叢綠油油的橘子樹，一隻隻金球垂掛在樹枝上，迎風招搖，還有那幾棵老玉蘭，吐出成千上百夜來香的花朵，遍地的梔子花，遍地的映山紅，滿園馥鬱濃香引來成群結隊的蜜蜂蝴蝶翩躚起舞——那是另一個世紀、另一個世界裏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遠印在我兒時記憶中的歡樂童畫。
麵對人世的諸多患歡離合、生死無常後，白先勇感歎道:“ 擁有的從來都是僥幸，無常才是人生的常態，所有的成熟都是從失去開始。”這是白先勇的年少回憶，也是一群人的記憶，更是時代的印記。
談起當代的華語作家，白先勇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人物。他是將門之後，卻以一支筆名滿天下。
著名作家三毛說，自己是看著白先勇的小說長大的。張國榮讀了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如同觸電一般，幽咽不止。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五六人而已。
在他的作品裏，能看到近百年中華文化的世情百態和時空流轉。他是站在華語文壇頂峰的大家，是翩翩貴公子，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守夜人......對於他的美譽實在太多，好在，他的成就無論被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算過分。1999年，香港《亞洲周刊》評選出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中，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位，是在世作家中的最高位，這與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夏誌清對他的評價不謀而合：白先勇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五六人而已。《台北人》，寫出了淪落台北的大陸客，民國曆史遺留下的一代憂患重重的人，他們的漂泊與離散，追憶與生存，曆經歲月，飽含滄桑，各種人生況味，蒼涼至極。《台北人》甚至可以說是半部民國史。《孽子》是華語文學劃時代的開山之作，把“青春鳥”這一性少數群體隱秘的世界展露給公眾，以悲天憫人的筆觸將他們的愛欲、糾結和痛苦娓娓道來，一時讓整個被傳統道德觀所禁錮的台灣都陷入了沉默。導演謝晉說白先勇是“最後的貴族”。他的高貴不僅體現在他文字中對人性的悲憫，還體現在作品背後對人性之美的追求，對傳統文化的守護。白先勇兼采中國傳統與西方小說技巧的優點，具備悲天憫人的胸懷，這使得他的文筆真實細膩，把生活瑣事也能寫得如昆曲般典雅、婉轉，動人心弦，尤其擅寫女性的悲愴，過往的繁華盛景對比今昔的淒涼落魄，入骨入魂。白先勇獨特的人生造就了獨特的作品，就像一篇時代的史詩，一段流浪詩人的故事，他的作品便是他一生追求的沉澱，既是他對社會與時代的關懷，也是他對人性之美的思考和體悟。
"擁有的從來都是僥幸，無常才是人生的常態，所有的成熟都是從失去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