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化有一種偉大的病態

Original 押沙龍yashl 押沙龍yas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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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網友問過一個問題：俄國的文化這麽輝煌燦爛，可為什麽俄國卻如此步履維艱，總是會犯一些莫名其妙的低級錯誤？

這個問題我以前就想過。我的個人看法是：俄國的文化雖然輝煌燦爛，但是它就像俄羅斯這個國家一樣，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而且，俄國文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來源於這種缺陷。這種缺陷培養了一種深刻，一種病態的深刻。

俄國文化的核心是文學。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是一種巨無霸的存在。你要問當時的歐洲作家：“現在哪個國家的小說最好？”他們會眾口一詞地說：俄國。毛姆是個典型的英國人，對俄國人神神秘秘的宗教情結很不以為然，但就連他也不敢放肆。毛姆說文學史上有四個頂級的小說家，俄國占了兩個：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剩下兩個是狄更斯和巴爾紮克。

人人都說俄國小說好，俄國小說也確實好。現在時過境遷，回過頭來再看這所謂的“四大小說家”，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狄更斯和巴爾紮克高出一大截。狄更斯、巴爾紮克的好，是你看得見摸得著的好，像庭院，像花園，我們這些普通人可以遊覽其間；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是那種山峰式的好、深淵式的好。凡人至此，屏息靜氣。

但是他們的“好”裏，有一種病態；或者不如說，他們的“好”，很大程度上正是源於這種病態。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態非常明顯。他筆下的人物都活在瘋狂的邊緣，沉溺於苦難中，然而在苦海裏獲得靈魂的大歡喜、大飛揚。托爾斯泰的病態則是另外一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往深淵裏沉潛，而托爾斯泰是往山巔上攀爬。爬到最高峰上幹什麽呢？布道。整個世界伏在他腳下，托爾斯泰用道德的戒律來規訓它，嗬斥它。從莎士比亞到莫紮特，從莫紮特到波德萊爾，他都要批判。他心目中自有一個天國，純潔質樸，無限光明。

在俄國文化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對峙的雙峰，但是他們殊途同歸，都走到同一個終點：反智。

02

有位網友在我微博下評論說：不知道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烏克蘭戰爭會有什麽評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會堅決擁護，因為他是個極端的斯拉夫主義者。在《一個斯拉夫主義者的自白》中說，他說俄國“絕不想掠奪和擴張，而是想去解放被壓迫和受虐待的人們，為了他們和人類的幸福，給他們以新的生活。”這話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對於俄國之外的歐洲，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極端痛恨，提起來就咬牙切齒。有位俄國評論家曾經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裏有一種充滿仇恨的願望，那就是歐洲的毀滅。“歐洲是他等待著甚至渴望毀滅的。”

他對歐洲有多仇恨，對俄國就有多熱愛。而他對俄國有多熱愛，對沙皇就有多仰慕。很多人有種錯覺，以為沙皇曾經流放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他一定是敵視沙皇的。絕不是這樣。在骨子裏，他是仰慕強人的。強人對自己的虐待，他心甘情願地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信裏說：

我們國家的仁愛主旨是一種極其偉大的思想，歐洲對這一思想可真是一竅不通。我們俄國人民將自己的愛心奉獻給我們的沙皇，隻信任他，而且是徹底信任他。對於人民來說，這是聖事，是神品，是堅振。對此西歐派是完全無知的。

這還是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嗎？還是那位《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的作者嗎？

是的，就是同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這個狂熱的仇恨者。《卡拉馬佐夫兄弟》裏有段非常著名的“宗教大法官”章節。在那個故事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耶穌給人們自由意誌，但其實人類不需要自由，甚至渴望交出自由，因為隻有這樣，才能防止他們的毀滅。這就像微博大V說的“你要自由幹什麽？”有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家說：他認為人類隻能在嚴酷的神權統治和墮落的虛無主義中二選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更認可前者。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麽托爾斯泰呢？

托爾斯泰無疑會反對戰爭，而且他反對一切戰爭。那是他在晚年“得道”以後的想法。在早年間，他的想法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不太多。沙皇俄國殘酷鎮壓波蘭起義，而托爾斯泰對此是滿支持的。他說：“我對波蘭人，實在沒什麽同情。”在他看來，波蘭人就是一群搗亂分子。

得道後的托爾斯泰

他中年得道（大約是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後不久）以後，想法陡變，開始信奉絕對的和平主義，宣揚“大愛無疆”。但是在這種“大愛無疆”背後，隱藏著一種對人類的莫名憎恨。托爾斯泰在撰寫各種道德訓誡小冊子的時候，還注意穿西裝打領帶，表現得比較得體。可一旦寫起小說來，還是忍不住會宣泄自己的情感。

托爾斯泰晚年寫過一篇又精彩又可怕的小說《克萊采奏鳴曲》。這篇小說的主旨是：性是豬狗般的行徑，男人是好色的畜生，女人是勾引男人的陰謀家，人類的卑鄙墮落真是無可救藥。在這篇小說的開頭，赫然引了一段聖經裏的話：“有一生下來是閹人的,也有被人閹的，並且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夠領受，就可以領受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讀了這篇小說後，吃驚地說：作者是個性變態啊。

其實這倒不是性變態，也不是單純的厭女症大發作，而是他對人類精神狀態的深深鄙視。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迷戀“罪惡”，相信罪惡是通往救贖的秘密通道。而托爾斯泰則極度地憎恨罪惡，想把它從人類精神世界裏徹底地剔除掉，一絲一毫都不剩。

但無論是迷戀還是憎惡，他們都被“罪惡”這個話題深深地吸引了。“罪惡”占據了他們創作意識的中心。我覺得這正是他們作為作家的終極魅力所在，但同時也是病態的征兆。

03

這不僅僅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而是整個俄國文學的特點。

我不知道大家讀小說的時候是什麽感覺，反正我讀俄國小說的時候，感覺非常奇特。它們跟所有國家的小說都不一樣。俄國小說龐大無邊、鋪天蓋地，創造氣氛的能力舉世無比，但同時它們又有某種古怪的單調。英國小說、法國小說形形色色，而俄國小說卻隱隱有種統一性。它們都極度關注光明與黑暗、道德與罪惡，深信精神的力量。從托爾斯泰到契訶夫，從梅列日科夫斯基到索爾仁尼琴，一流俄國作家的小說都是如此。

而且，它們無一例外，都極度地鄙視庸俗。

這一點上，歐洲小說跟它們真的不一樣。就拿狄更斯來說吧，狄更斯當然是一流小說家，托爾斯泰都很佩服他。但是跟俄國大作家比起來，狄更斯確實是不可救藥的庸俗。

狄更斯的小說裏有好人，有壞人，也有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人，但沒有超凡脫俗的聖人，也沒有恐怖的惡魔。在狄更斯看來，苦難是不好的，但它不是什麽“人類的精神本質”，不過是一種需要被改變的社會狀況。

小市民氣息濃鬱的狄更斯

至於理想，狄更斯的理想也凡俗得很。奧威爾就嘲笑過他的淺薄。他說狄更斯的理想生活什麽？可不是什麽精神世界的光明，說起來真是俗氣得要命：

十萬英鎊，一棟爬滿常青藤的老房子，溫柔體貼的妻子，一窩小孩子，而且不需要上班，安全，舒適，太平，尤其是溫馨。老朋友坐在你家火爐邊說著陳年往事，孩子在你膝下咿咿呀呀，喝著冰鎮的潘趣酒，鴨絨被裏放著湯婆子，聖誕節晚會上玩字謎遊戲……一想到這些，狄更斯就心滿意足。

真是相當的小市民啊。這跟托爾斯泰的宏偉烏托邦、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贖深淵怎麽比？

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小說家，確實要比狄更斯顯得更“偉大”。《卡拉馬作夫兄弟》絕對比《大衛科波菲爾》更讓人震撼。狄更斯、巴爾紮克在小市民世界裏流連忘返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探索到了人類精神未嚐到達的疆域。

但是——但是——這是作為文學來說的。如果從社會的精神狀態來考慮，狄更斯絕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正常、更健全。

一個社會裏，當然可以有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天才人物去山峰，去深淵，但是它也絕對需要狄更斯這樣的知識分子去做壓艙物。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家，隻是文學不夠深刻和震撼，沒有狄更斯這樣的知識分子，社會卻會傾覆。

我們都覺得，偉大的是好的，庸俗是不好的；深刻是好的，淺薄是不好的。但是一個社會能夠健康運轉，往往不取決與它的偉大深刻之物是什麽，而是它的庸俗淺薄之物是什麽。

狄更斯是花園，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淵。深淵確實能夠展現出更詭異的奇觀，但是整個社會不能站在深淵邊緣，它會墜落的。一定要有人間的花園在後麵牽著它，告訴它庸俗而平安的生活是多麽可貴，告訴它深淵裏不止有奇觀，也有災難。

04

很遺憾，俄國文化裏缺少這樣的壓艙物。

就俄國文學來說，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泛道德化，甚至泛宗教化；崇尚精神，貶低物質；崇尚情感，鄙視理性。這一點從他們對西歐的態度就能看得出來。

金雁老師說過一段話：

俄國所有數得著的偉大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米亞科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索洛維耶夫等無一不是反對私有製的，他們反感西方的理性主義，認為理性導致了心靈的分裂，他們更相信心靈而不相信理性。

這段話並不完全正確，比如屠格涅夫可能就是個例外。但是作為整體傾向，無疑就是這樣。熟悉俄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俄國有過所謂的“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爭。但是就連那些“西歐派”，一旦真去了西歐，也都大失所望。按理說，當時的西歐比俄國要先進得多，老百姓生活也富裕得多，但是他們還是非常非常失望。

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發現西歐太“庸俗”了。什麽潘趣酒，什麽鴨絨被，什麽湯婆子，天天沉迷於這些東西，簡直俗不可耐。

就拿赫爾岑來說，他可是“西歐派”的健將，可他到了西歐轉悠一圈後，心情無比失落。他承認荷蘭人又富裕又文明，生活舒適，但是“思想水平、審美情趣糟透了，生活空虛。除了外界的衝擊有時帶來一點差異以外，隻是單調的循環。”俄國以後決不能走這條道路，一點英雄氣概都沒有！

江弱水老師對赫爾岑說過一段刻薄話：西方的商業社會和市民階層及其平淡安穩的生活非俄國人之所欲，最終還是艱苦的反抗、高貴的犧牲中呈現的人格光輝打動得了他們。一句話，俄羅斯無苦不歡。

可赫爾岑幾乎已經是俄國精英知識分子裏最開通的一個了。在這方麵，可能隻有屠格涅夫和契訶夫能和他相比。可說到偉大的契訶夫，你翻翻他的小說，裏麵至少有一半都是在反抗“庸俗”。

對“庸俗”的極端厭惡是俄國文化的一個謎。從這裏，多少也能明白他們為什麽會熱衷於描寫苦難。這不僅僅是因為那片土地盛產苦難，也是因為他們本質上對苦難就是有種迷戀。苦難不庸俗，至少不像鴨絨被和湯婆子那麽庸俗。

鄙視庸俗導致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崇拜偉大。俄國作家的書是大的，思想是大的，精神目標也是大的。他們不喜歡點點滴滴的功利性改進，而是喜歡有個宏偉的東西，對所有問題做個一攬子解決。而這種崇拜又曲曲折折導致了“慕強”心理。

從這裏也能解釋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俄國文化精英極度“泛道德化”，把一切問題幾乎都歸結為道德，但是他們又能對非道德的暴虐視而不見，甚至主動為之辯護。為什麽會這樣？因為就像普希金在《青銅騎士》裏描寫的那樣，“偉大”和“道德”往往很難兼容，最後，對道德的極度關注變成了道德的虛無感。S.弗蘭克說：“虛無主義的道德主義是俄國知識分子最本質的特征。”

道德家和犬儒最後接上了頭。他們也不得不接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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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文化確實很燦爛，很偉大，讓人著迷。它是庸俗的反麵，但庸俗的反麵未必就是健康，也可能是某種病態。而正是這種隱藏的病態，讓它更加讓人著迷。所以，“為什麽俄國文化這麽燦爛，俄國的運轉卻有這麽大的缺陷”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的。這種燦爛的文化，正是它缺陷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個短篇小說《涅朵奇卡》，真的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一篇小說，幾乎每一頁都閃著光焰。小姑娘涅朵奇卡把全部的愛都奉獻給了爸爸，一個卑鄙自私的落魄藝術家，無怨無悔。這種愛寫出來真的是動人心魄啊，沒有一點庸俗的影子。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心愛的主題之一。但是，如果讓狄更斯奇去評論的話，他一定會詫異：她不該愛上這麽一個人啊！這個人不值得她去愛啊。

用全部身心愛上不值得愛的人，這就是一個小小的象征，象征著俄國文化的心靈之謎。狄更斯這麽心智健全平穩的人，能懂得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