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在還有“親華派”嗎？

羅夏 軍武速遞 

2019年7月，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登了美國百名專家學者及政商界人士致總統特朗普及美國國會議員的聯名公開信，公開信的題目是《中國不是敵人》。

 

信中說，美國需要回應來自中國的挑戰，但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隻會適得其反。美國將中國視為敵人並試圖讓中國與全球經濟脫鉤的做法，將損害美國的國際角色與聲譽，也會損害世界各國的經濟利益。

 

公開信還表示，美國不可能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大幅減緩中國發展的步伐。如果美國迫使盟友將中國視為經濟和政治敵人，這將削弱美國與這些盟友的關係，而最終被孤立的或將是美國而非中國。

 

 

這封信的執筆人是5位，簽名95人，來自學術、外交、軍事和商業界，簽署者大多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在其專業領域備受尊重的學者和智庫領導人。在BBC的報道中，這些簽署公開信的人有一個共同的人身份——“中國通”。

 

 

“中國通”這三個字以及很久沒有出現過了。相信如果軍武菌今天沒有提到，很多人絕對已經很久沒有想到這個落滿灰塵的詞語了。

 

我們還可以把範圍擴大一點，除了“中國通”，還有很多詞語也逐漸消失在新聞和討論中，比如“親華派派”或者大家“知華派”。至少在國際政治上，這些名詞的存在感已經微乎其微。

 

問題是，這些名詞代表的那些人群和政治力量不可能突然全部消失，為什麽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小，越來越沒有人在意？

 

 

當然，雖然同樣麵臨著消失的命運，這幾個詞語代表的意思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按照網上的定義，親華派是指對中華文化或中國人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或愛的人，或者對中國曆史及文化具有淵博知識的人（如學者或學生等）、非母語漢語使用者、親華的政治家及對上述任一領域抱有極大興趣的人。在這個層麵上來說，親華派跟中國通非常類似，隻不過在國際政治上，親華派主要是指主張與中國發展親近的外交、政治、與經濟關係的人。

 

而中國通和知華派通常用來描述對中國的了解程度，不一定能跟對中國的態度劃等號。

 

▲提起“中國通”，很多人會想到大山

 

但無論如何，這幾個人群都有共同之處，就算並沒有對中國很友好，但起碼願意了解中國，其中很多人也相信不同國家能夠進行國際合作和溝通等。

 

當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劃分方法，比如有些人就把簽署公開信的這些人稱為“擁抱熊貓派”。

 

這個說法來自美國的中國專家洛森（Ben Lowsen），他在《外交家》雜誌上，曾把美國對華政策行為分成四類：屠龍派，外交派，漢學派和擁抱熊貓派。最強硬的是所謂的屠龍派，其製華目的明確，但為達目的可以軟硬兼施。與之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就是擁抱熊貓派。

 

 

而2019年這次公開信幾乎可以算得上這些“中國通”最後一次大規模發聲了，至少在這以後近3年時間裏，幾乎沒有新的聲音從這個群體中傳出來。

 

至少在以前，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實際上，單單拿美國來說，“知華派”或者說“擁抱熊貓派”至少就經曆了三代傳承和變遷。

 

在第一代“知華派”裏麵，影響最大、中國人最熟悉的恐怕要數費正清莫屬。實際上，第一代“知華派”當時麵對的環境恐怕比現在更加惡劣。新中國成立後，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盛行，對中國的仇視簡直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美國政壇到處都在追問到底是“誰丟失了中國”，很多對中國友好態度的外交官和學者被隔離審查，甚至丟到職位。

 

▲美國參議員麥卡錫

 

在這樣的背景下，費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向當時對中國知之甚少的美國民眾介紹了中國的自然環境、曆史演變、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以及中美關係的過去和現狀，這本書甚至成為了尼克鬆訪華前的參考資料。

 

▲費正清

 

1955年，費正清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現改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活躍、最有影響力的中國研究中心。

 

1972年5月份，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費正清一行共六人，作為中美兩國建交後第一批美國曆史學家代表團，應邀到中國進行訪問和演講，受到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熱情接待。

 

▲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費慰梅夫婦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

 

除了對中國的研究之外，費正清還培養了一大批年輕的“知華派”群體，給予他們最好的研究資料和硬件環境，不少人成了中國研究領域的翹楚，甚至還有一部分進入政界，成為美國對華戰略決策層的重要智囊。

 

與費正清相比，鮑大可的名聲在民間顯然沒有那麽大，但做出的貢獻同樣非常突出，出生在上海的鮑大可同樣是現代中國研究的開山鼻祖。

 

▲鮑大可

 

鮑大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47年到1950年為《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報道中國和東南亞事務，這讓他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關鍵的轉折時期，並在日後的研究生涯中始終保持著一種罕見的對中國積極友善的態度。

 

在1966年的富布萊特美國對華政策聽證會上，鮑大可提出了著名的“遏製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議，指出“以往孤立中國的經驗證明是不合理且失敗的”，主張在恢複進行大使級談判的基礎上與中國尋求建立正常關係的可能。

 

1968年，鮑大可通過基辛格向尼克鬆提出美國走出越戰困境和改善對華關係的具體建議。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鮑大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學者資中筠曾撰文稱讚他：“在每一個（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關頭，都留下他鍥而不舍的印記。”

 

與前兩位相比，傅高義顯然在中國的名字更大，畢竟就算不了解他的學術著作，很多人也跟軍武菌一樣，看過他那一本《鄧小平時代》。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國威脅”論，主張對華“遏製”。傅高義主編了《與中國共存：21世紀的中美關係》一書，對此進行了駁斥，主張中美應在政治經濟各個領域保持全麵合作，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19年那封公開信的執筆人之一就是傅高義，在當時接受采訪時，傅高義對2020年的美國大選非常看重，“美國2020年底總統大選是一次機會，可以全麵、綜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國的利益，並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觀念應對中國。我們應該繼續了解中國在學習什麽，從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領域，以及必須保持堅定態度的領域。”

 

公開信發表兩個月後，傅高義在華美協進社舉行的對話會上呼籲，中國並非美國的敵人，所謂中美“脫鉤” 不可能實現。2020年4月3日，傅高義又與90餘位美前政府高官和專家學者聯名發表了題為《拯救來自美國、中國和全球的生命》的聲明，呼籲疫情危機是中美合作的好機會，中美兩國要從建交以來的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要保持接觸，加強對話，談判解決雙邊關係中的問題。

 

 

2020年12月20日，傅高義與世長辭，享年90歲，第一代”知華派“的群星徹底黯淡。

 

 

與第一代的先驅不同，第二代”知華派“更加的專門化，研究的領域也更加細分，並且跟美國政府的關係更加緊密。

 

比如說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就直接參與和負責聯係了1978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多項中美事務。在1977至1980年間，他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主管亞洲事務。作為鮑大可的學生，奧克森伯格認為，中國的不斷崛起是當今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使得兩國間的戰略合作必不可少。

 

▲吉米·卡特（左二）和奧克森伯格（中）與山東省鄒平縣的一群當地人互動

 

另一位影響力巨大的”中國通“是李侃如。他在第二任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部主任，並且在2008年又成為奧巴馬的對華智囊團成員。

 

南京大學－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認為，“與老一代學者相比，這一代學者更為全麵了解中國的整體發展狀況，普遍有在華學習研究的經曆，能用漢語與中國政學界交流。從研究領域來看，他們的興趣更為開放和多元，早已走出傳統的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研究，對經濟金融、文化傳媒、社會階層、環境資源、少數民族等議題也多有涉獵。”

 

而他們對於中國的態度也更加實際，“這一代中國通所倡導的緩和對抗、增進合作、利益均沾和增強互信，是基於對中國未來發展和潛力的充分評估後展現的客觀和現實主義態度。”

 

▲李侃如

 

跟前兩代”中國通“相比，第三代”知華派“缺少那種舉世矚目的明星選手，第三代知華派以“六零後”與“七零後”為主，他們大多有在中國的商業或新聞媒體從業經曆，或者有過長期的田野調查或外交服務資曆，運用漢語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礙。同時華裔也相對比較多。他們能夠接受中國社會的複雜多樣，但對崛起的中國有比較強烈的警惕心態，其中也不乏有人持有遏製中國的觀點。

 

從三代“中國通”的曆史發展可以看出，第一代“知華派”大多跟中國有極深的淵源，在對中國有深刻了解的基礎上，普遍對中國比較友好，他們充分意識到與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度交往的重要性，並把建設中美關係視為永久性的戰略。

 

對於第二代“知華派”來說，他們更加關注中美之間利益重合的部分，同時讚賞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在態度上更加務實。

 

而隨著前兩代“中國通”的去世和退居二線，新一代“知華派”中對抗的色彩明顯要更加突出。

 

實際上，對中國友好的“親華派”以及相對理性務實的“知華派”影響力逐漸減弱，以及美國近年來對中國不斷強硬和敵視這兩件事，很難說清楚究竟哪一個在前。

 

 

費正清、傅高義以及很多第二代“知華派”在很多曆史時刻，都幫助緩和了中美兩國的關係，促成了兩國一係列的合作，如果他們的影響力依然還在，中美關係恐怕要緩和很多。

 

但是反過來講，恐怕也正是美國上層逐漸達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合意，不斷妄圖遏製中國，才導致美國內部“親華派”以及“知華派”的影響力加速衰弱。在如何對待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問題上，美國各派的精英階級已經表現得越來越一致，或者說爭論越來越少。

這種對中國態度的高度統一在二戰的時候也出現過。1943年，美國跟中國簽署《中美平等新約》，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並且還廢除了《排華法案》。宋美齡訪問美國也得到了盛大的歡迎。這段時間恐怕是中國形象在美國上升最快的時期之一。

 

在此之後，中美兩國的關係在波折之中不斷起伏發展，眾多態度和觀點也不斷碰撞，並相互製衡。而現在，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正在形成新的共識，不斷向對抗和敵視的一段增加砝碼，越來越多的人站在了強硬的一邊。

 

 

這是一個相互加速的螺旋，美國的政治氛圍導致“知華派”的聲音逐漸微弱，而“知華派”的衰落，則讓這種逐漸狂熱的氣氛失去了重要的理性聲音。

 

記者曾經問傅高義：“像您這樣的中國老朋友是否在華盛頓越來越少？”傅高義回答說：不僅僅是老一輩人希望中美關係向好，年輕學者中仍大有人在，隻是他們的研究環境更為不易了；很多能夠在華盛頓發聲的人也未必了解中國。

 

像他們這樣的人的確越來越少，而現在，卻是世界最需要他們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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