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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 | 張愛玲與“五四”

(2021-11-25 14:57:05) 下一個
“五四遺事”(節選)

王安憶

“五四遺事”是張愛玲的小說名,我用它作這一講的題目。小說發表在1957年,她1952年離開上海,客居香港三年,1955年去美國,屬於她海外創作時期。一個寫作人,總是從經曆過的日子裏尋找材料,雖然生活起了大變化,但思想的脈絡還是連貫的,甚至從一而終。我們甚少讀到張愛玲的美國故事,無論虛構還是非虛構,她中譯英,或者直接用英文寫作,異域度過的時間也長於母國,但絕大多數是中國敘事。所以,人的個體經驗大約在前三十年鑄就,之後的隻是延續和派生。
  

張愛玲散文《談音樂》裏寫到西洋的交響樂,有一句名言:“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顯然,“五四運動”是被用於挖苦,而且語氣佻達,可見出不屑。《五四遺事》將這立場人格化了,譏誚的態度尤變得鮮明。說的是一位羅先生,杭州中學裏做教員,我覺得故事發生於浙地多少有一點意味吧,這是出革命黨的地方,反清複明起義,烈士徐錫麟、秋瑾,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魯迅、蔡元培,都是開創風氣之先的人物。小說中的羅先生想來也是上的公學,所以在中學教書。他交了一個女朋友,密斯範,這英式稱謂,大約來自上海的摩登風氣,在那時候,兩城相距半天的火車路吧,算得上鄰居。密斯範是同事的表妹的同學,遠兜近繞,在親緣範圍裏的開放社會,一半舊式,一半新式。他們結成四人黨,出行遊玩,蕩舟西湖,吟詩作詞,自比“威治威斯”“柯列利治”,即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兩者都是居住英國湖畔的浪漫派詩人,為中國左翼詩人熱忱歡迎。自然而然,愛情降臨了,但依然四人行,從不拆成兩對。中國式的自由戀愛總是這樣的編隊,有名節的考慮,還有安全的考慮,孤男寡女的,難免一時衝動。就這樣,天時地利人和,唯獨有一項不足,那就是兩位先生都已經結婚,

張愛玲說:“這是當時一般男子的通病。”可不是嗎?“五四”的愛情,男方往往先完成包辦婚姻,向家庭作出交代(魯迅不也接受了母親的禮物),然後開始做新人類。就像賈寶玉,先上科場,取了功名,還報養育之恩,再做和尚去。女子一方卻常是自由身,或尚未婚配,或婚配了經激烈抗議又解除,到社會上來的又總是新女性,她們的革命性更強,對愛情的渴望也更熱烈。羅先生決定和密斯範結婚,先要回家離婚,家裏的那位自然不答應,僵持中六年過去,密斯範那邊等不下去了,開始接受媒聘,羅先生這邊的形勢本來有些鬆動,可是密斯範的風聞傳進耳朵,為擺脫騎虎之勢,也為負氣,加緊協議離婚,火速娶進一位王小姐,密斯範的婚事卻不行了,真就是陰差陽錯。有一點像《半生緣》裏,曼楨和世鈞,但不是那般傷情,因為怪不著誰,隻是造化弄人,“回不去”了,就有曠世的悲哀。這裏卻是戲謔的、滑稽劇裏的誤會法,所以,就還能夠“回去”。西湖的月影裏,羅先生和密斯範再度邂逅,羅先生還是已婚,密斯範還是單身,事情回到原點。時代更自由了,個人的意願主張也更肯定,這一回的離婚花了五年,協議不成,對簿公堂,人情社會變法治社會,成本隨之飆升,傾家蕩產贏了官司,有情人終成眷屬。正常的婚姻其實很平淡,爭取時候的激情消失了,餘下日複一日。

魯迅的《傷逝》,子君和涓生也脫不了窠臼,即便寄托了新的希望,生活照例舊下去,直到子君離開,涓生的反應竟然是“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新的生路似乎複又回來。這是啟蒙者的失敗的愛情,落到芸芸眾生,就是“圍城”的公式,外麵的人要進來,裏麵的人要出去。羅先生和密斯範卻開啟一種變通的人生,一對一的日子過不好,加進一個或許周轉得開圓場,現成的人就有,官司打離了的王小姐,既然王小姐接回來了,第一個太太不如也回來?結果是——用朋友取笑的話說:“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

對“五四”的諷意淋漓盡致,可說刻薄,倘若視作“批判”,就是尖銳,一針見血。新文化向來不受張愛玲待見,她的人物也不入新文化的法眼,既不是亟待喚醒的阿Q、閏土、祥林嫂、華老栓們,也絕不是烈士。倒有些像《肥皂》裏四銘先生和太太一流,醒是醒著的,而且機敏得很,卻極端的功利主義。

這就是市井人生,從曆史發展看,市民階層也是進步的標誌,相對平均地分配物質和精神的社會資源,但缺乏美學的價值。十八、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他們總是擔負著受批判的角色,從西方啟蒙思想而來的中國新小說,自然不會為他們設一席之地。革命的知識人同樣也在檢討“五四”,比如柔石的《二月》,肖澗秋犧牲愛情拯救人間,換來的是更深的罪孽;魯迅的《在酒樓上》,偶遇同學少年呂緯甫,風華不再,新學出身,卻在舊塾教“子曰詩雲”,愛的人則逝於貧病和愚昧;《孤獨者》魏連殳,素性冷峻中有一雙熱眼,專對了失意的人,“憂鬱慷慨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奇士”,還有弱小的孩子,他說:“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隻在這一點。”

偏偏是他們,最看不起他!從“五四”洪流中走過來,浪潮平息,沉渣泛起,可說愛之深,痛之切,反省也更深刻,而張愛玲她從來沒有相信過新文化,出於她的“末世論”,人生總是走下坡路,或者從美學出發,不喜歡新文化中的左翼傾向,就像她用“五四運動”譏誚交響樂。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是推翻傳統,向西方學習的過程。

魯迅是從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看見西方的,藤野先生就是解剖學的老師,我們知道,解剖學是西醫的課程,他教授的不僅是人體結構的知識,更是實證科學的唯物論精神,很有趣的一節是,他很高興地對這名外國學生說:“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神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這是一篇魯迅難得的感情溫煦的文章,卻是對一個異國人。那麽,讓我們看看張愛玲小說裏的西人,是怎樣的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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