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張愛玲散文《談音樂》裏寫到西洋的交響樂，有一句名言：“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顯然，“五四運動”是被用於挖苦，而且語氣佻達，可見出不屑。《五四遺事》將這立場人格化了，譏誚的態度尤變得鮮明。說的是一位羅先生，杭州中學裏做教員，我覺得故事發生於浙地多少有一點意味吧，這是出革命黨的地方，反清複明起義，烈士徐錫麟、秋瑾，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魯迅、蔡元培，都是開創風氣之先的人物。小說中的羅先生想來也是上的公學，所以在中學教書。他交了一個女朋友，密斯範，這英式稱謂，大約來自上海的摩登風氣，在那時候，兩城相距半天的火車路吧，算得上鄰居。密斯範是同事的表妹的同學，遠兜近繞，在親緣範圍裏的開放社會，一半舊式，一半新式。他們結成四人黨，出行遊玩，蕩舟西湖，吟詩作詞，自比“威治威斯”“柯列利治”，即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兩者都是居住英國湖畔的浪漫派詩人，為中國左翼詩人熱忱歡迎。自然而然，愛情降臨了，但依然四人行，從不拆成兩對。中國式的自由戀愛總是這樣的編隊，有名節的考慮，還有安全的考慮，孤男寡女的，難免一時衝動。就這樣，天時地利人和，唯獨有一項不足，那就是兩位先生都已經結婚，

張愛玲說：“這是當時一般男子的通病。”可不是嗎？“五四”的愛情，男方往往先完成包辦婚姻，向家庭作出交代（魯迅不也接受了母親的禮物），然後開始做新人類。就像賈寶玉，先上科場，取了功名，還報養育之恩，再做和尚去。女子一方卻常是自由身，或尚未婚配，或婚配了經激烈抗議又解除，到社會上來的又總是新女性，她們的革命性更強，對愛情的渴望也更熱烈。羅先生決定和密斯範結婚，先要回家離婚，家裏的那位自然不答應，僵持中六年過去，密斯範那邊等不下去了，開始接受媒聘，羅先生這邊的形勢本來有些鬆動，可是密斯範的風聞傳進耳朵，為擺脫騎虎之勢，也為負氣，加緊協議離婚，火速娶進一位王小姐，密斯範的婚事卻不行了，真就是陰差陽錯。有一點像《半生緣》裏，曼楨和世鈞，但不是那般傷情，因為怪不著誰，隻是造化弄人，“回不去”了，就有曠世的悲哀。這裏卻是戲謔的、滑稽劇裏的誤會法，所以，就還能夠“回去”。西湖的月影裏，羅先生和密斯範再度邂逅，羅先生還是已婚，密斯範還是單身，事情回到原點。時代更自由了，個人的意願主張也更肯定，這一回的離婚花了五年，協議不成，對簿公堂，人情社會變法治社會，成本隨之飆升，傾家蕩產贏了官司，有情人終成眷屬。正常的婚姻其實很平淡，爭取時候的激情消失了，餘下日複一日。

魯迅的《傷逝》，子君和涓生也脫不了窠臼，即便寄托了新的希望，生活照例舊下去，直到子君離開，涓生的反應竟然是“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新的生路似乎複又回來。這是啟蒙者的失敗的愛情，落到芸芸眾生，就是“圍城”的公式，外麵的人要進來，裏麵的人要出去。羅先生和密斯範卻開啟一種變通的人生，一對一的日子過不好，加進一個或許周轉得開圓場，現成的人就有，官司打離了的王小姐，既然王小姐接回來了，第一個太太不如也回來？結果是——用朋友取笑的話說：“至少你們不用另外找搭子。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

對“五四”的諷意淋漓盡致，可說刻薄，倘若視作“批判”，就是尖銳，一針見血。新文化向來不受張愛玲待見，她的人物也不入新文化的法眼，既不是亟待喚醒的阿Q、閏土、祥林嫂、華老栓們，也絕不是烈士。倒有些像《肥皂》裏四銘先生和太太一流，醒是醒著的，而且機敏得很，卻極端的功利主義。

這就是市井人生，從曆史發展看，市民階層也是進步的標誌，相對平均地分配物質和精神的社會資源，但缺乏美學的價值。十八、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他們總是擔負著受批判的角色，從西方啟蒙思想而來的中國新小說，自然不會為他們設一席之地。革命的知識人同樣也在檢討“五四”，比如柔石的《二月》，肖澗秋犧牲愛情拯救人間，換來的是更深的罪孽；魯迅的《在酒樓上》，偶遇同學少年呂緯甫，風華不再，新學出身，卻在舊塾教“子曰詩雲”，愛的人則逝於貧病和愚昧；《孤獨者》魏連殳，素性冷峻中有一雙熱眼，專對了失意的人，“憂鬱慷慨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奇士”，還有弱小的孩子，他說：“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隻在這一點。”

偏偏是他們，最看不起他！從“五四”洪流中走過來，浪潮平息，沉渣泛起，可說愛之深，痛之切，反省也更深刻，而張愛玲她從來沒有相信過新文化，出於她的“末世論”，人生總是走下坡路，或者從美學出發，不喜歡新文化中的左翼傾向，就像她用“五四運動”譏誚交響樂。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是推翻傳統，向西方學習的過程。

魯迅是從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看見西方的，藤野先生就是解剖學的老師，我們知道，解剖學是西醫的課程，他教授的不僅是人體結構的知識，更是實證科學的唯物論精神，很有趣的一節是，他很高興地對這名外國學生說：“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神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這是一篇魯迅難得的感情溫煦的文章，卻是對一個異國人。那麽，讓我們看看張愛玲小說裏的西人，是怎樣的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