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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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田芳 1934年出生於營口一個曲藝世家，在他七十六歲回顧人生時，如是感慨：
我現在總結，都是命運。
在他84歲的起伏人生裏，遭遇了兩次劫難，險些喪命。
其一是文化大革命，另一個就是1948年的長春圍城。
以下是單田芳先生的口述自傳：
人生其實就一個字：熬。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8年。
那年的春節與往年截然不同，長春突然斷水斷電了，擰開水龍頭滴水沒有，到了晚上不是點蠟就是點煤油燈。
原來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占領了吉林市，吉林市的大豐滿發電站都被共產黨的軍隊控製著。長春的水電都由吉林市來供給，吉林的丟失才使長春斷水斷電，頓時糧價飛漲，人心惶惶，預示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我爸他們一看形勢不對，經和朋友們商量後，作出決定，人們都說長春這地方沒法待了，我老姨和老姨夫過了春節就回了牡丹江，我父親打算疏散人口，先把我祖母和我大妹林芝二妹林華三口人送到沈陽去，我們處理善後，然後到沈陽去團聚。結果發現鐵路已經不通車了，往來的信件也終止了，我的任務是每天去打煤油，回家擦燈罩。沒有水喝咋辦？就得花高價買水，那會兒市裏頭有很多馬神井（一抬一落能壓出水來），有些人靠著賣水發了財，而且糧食越來越少，斷頓的人家已經出現，在此情況下怎麽疏散人口呢？
我家傾其所有買了一架花軲轆大車，還買了一頭騾子一匹馬，為了多拉東西，在大車上還釘了個加長的四框，把家裏麵穿的戴的許多許多的衣物，裝在麻袋裏，然後放在釘好的架子上，用繩子係結實，中間鋪上被褥，供我祖母和兩個妹妹休息。他們將要趕車去沈陽，據說從長春到沈陽得走半個月，路上土匪胡子還挺多，不得不有人保護，趕車的把勢交給了聰明能幹的小劉，他老婆和妹妹也一路同行，還有一個姓律的茶社夥計，為人忠厚，他想帶著老婆孩子同車去沈陽，我爸覺得人多了力量大，所以也就同意啦，人們管這種方式叫逃難。
我奶奶他們臨走那天，家門口圍滿了看熱鬧的觀眾，有人問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回答去沈陽，有人說那麽遠的道可不好走啊，恐怕個把月的也到不了沈陽，還有人說現在到處都在打仗，你們可千萬要當心啊！總之說什麽的都有。
我父親對我祖母說：“倆孩子就交給您了，您可要一路保重啊！到沈陽去找我三弟去。”我爸的三弟叫單永槐，家住沈陽鐵西，我奶奶她們就是投奔他去，我爸又拉著小劉的手說：“兄弟，我把這老少可全交給你了！你就多費心吧！”小劉問我爸：“二哥，你們啥時候走啊？”我爸說：“快，我把茶社和家裏的事處理完了就走，頂多也就十天半月吧。”
之後全家人灑淚而別，連看熱鬧的人流淚的也不少，他們倒不是說多麽關心我們，而是在那種嚴峻的形勢下人人自危，想到他們自己的前途哪有不傷心之理，有的人想走還走不了呢。
古人雲世事難料，又道是計劃沒有變化快，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我爸說十天半月就走，結果走不了了，在我奶奶她們離開長春的十天後，長春的形勢巨變，如果說十天前解放軍包圍長春還有某些出口之外，比如去沈陽啊、去哈爾濱啊還能行得通，可是十天後就不同了，解放軍大軍雲集，把長春圍了個鐵桶似的。我爸一看走不了了，隻好等待時機。
從1948年春節後長春形勢緊張，直到7月份也未能緩解，換句話說，長春斷糧斷水斷電已經持續了七八個月。
我那陣兒在大經路正念六年級，有一天我們薑老師給我們上課，帶著哭腔對我們說：“同學們哪！老師家斷頓了，連飯都沒得吃，教不動你們了，看在師生的分上，你們回家後，跟家長說一說給老師送點吃的來，哪怕是一頭蒜一棵蔥也可以！”說著說著她哭開了，包括我在內也陪著老師掉眼淚，第二天我真給她拿去兩棵蔥。我的好朋友高起鐸突然失蹤了，也不上學了，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在那種緊張形勢下我也無心過問了。
又過了兩天，薑老師沒影了，學校也散夥了，沒有吃的誰能幹得動活。看來金子重要銀子重要什麽也沒有糧食重要，在最關鍵的時候還是糧食最解決問題，能夠救人性命。我回到家裏頭把情況一說，父母也是無言以對，現在他們的書也不說了，聽眾全餓跑了，家裏冷冷清清。
國民黨守軍也斷頓了，聽說他們內部還發生了哄搶事件，原來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新七軍都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他們還有得吃喝，可是國民黨六十軍就不同了，還有那支鐵式部隊，一萬多人都屬於雜牌軍，就像後娘養的似的，缺吃少燒比老百姓強不了多少，因此國民黨守軍的內部矛盾日益尖銳。
我當時閑著在家，唯一的工作是天天往天上看，盯著飛機，因為沈陽的守軍知道長春堅守困難，每天分批用運輸機空投物品和糧食，開始的時候還挺新鮮，就見天上那些飛機尾巴一撅，跳出許多黑點兒，一會兒黑點兒越變越大，每個黑點兒的上麵還有一顆降落傘，當降落傘打開之後就好像朵朵白雲，搖搖晃晃，不久落到地上，原來那黑點兒是帆布大口袋，據說每個口袋能裝六百斤糧食。我看飛機的目的，一是看熱鬧，二是怕口袋砸到自家房頂上，在此之前有不少人家受害，有的房子被砸塌了，頂棚被砸漏了。
那時候解放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解放軍雖然還沒有飛機，但並不缺少高射炮，他們看見國民黨飛機咣咣就是頓高射炮。國民黨的飛機怕打著，飛得很高很高，結果降落傘被風一吹，一部分落到城內，大部分被刮到解放區那邊了，國民黨弄了個勞而無功，最後他們想了個招，不用降落傘了，光扔口袋，您想每個口袋六百斤，從天而降得有多大的分量，因此常有砸死人的現象。
有一次我在院裏頭放風，抬頭盯著天空，我父母在屋裏頭吃炒豆餅（家裏的糧食不多了，有時候也用豆餅充饑）。豆餅真難吃，一是咬著費勁，二是吃完了燒心，連大便都困難，這還是好的，很多人連橡子麵都吃不上。這天我正往天上看著，國民黨的飛機又來了，不是一架而是幾十架，到了長春上空之後，又開始空投了。我的眼睛盯著那些黑點兒，後來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黑點兒翻著個往下掉，連口袋上包裝用的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有個口袋好像直接奔我家房頂來了，我在外邊驚呼道：“爸！快跑！口袋掉下來了！”於是我爸和我媽抱著我三妹和四妹，趕緊跑出家門，躲到新民浴池樓下。
結果我判斷錯了，口袋並沒砸到我家房子，而是落到新民浴池的大門口，這家浴池的門口是條挺寬的馬路，那口袋把地砸了個坑，四分五裂，裏邊裝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這可叫天女散花啊，馬路上馬路旁，到處都是大米。這種現象不光是在我家門口出現過，在很多地方也發生過。你想他們空投也沒有目標，一個勁兒瞎扔，可不是落到什麽地方的都有嘛。
國民黨的守城部隊視空投如生命線，每天都開著很多吉普車在街道上巡邏，發現空投物品立即用車拉走，但百密一疏，也有很多口袋沒被發現的，或掉到某家院子裏，或砸漏了房子落到家裏的地上，這些都成了老百姓從天而降的極為珍貴的禮品，有的直到解放長春後還在吃空投大米。
我一看這麽多大米落到馬路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告訴了我父親，我們一家人拿著簸箕、鏟子、盆各種用具跑到街上這頓劃拉啊，撿洋落兒的人成百上千，眨眼之間幾乎一個米粒也沒剩下，幸好這個口袋沒被國民黨軍發現，所以也沒有人追查，回到家裏後，我們把撿的大米湊到一起，估計能有十斤左右，一星期內餓不著了。
形勢越來越嚴峻，市內餓死的人越來越多，我親眼目睹道邊上躺著幾個人，頭一天躺在一個地方，第二天我在那兒路過的時候還躺在那個地方，眼睛瞪得好大好大，臉色還是醬紫色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場中雨，我還惦記路邊那幾個人上哪兒避雨去，第二天雨停之後，我從那條路上經過，一眼就看見他們幾個還躺在原地，不知是誰出於好心，用麻袋把他們蓋上了，隻能看見他們的頭部和腦門，他們每個人的頭部和腦門都變成了紅色的，而且散發出刺鼻的臭味，原來他們早已經死了。
我忙跑回家去跟家裏人說一遍，我父親說：“天哪！這得挨到哪一天哪！天天這麽死人到啥時候是一站哪！”等我再從那條路上路過時，幾具屍體已被清理車拉走了，至今說起這些事情來如在眼前，想要忘也忘不了。
再有一件事，離我家不遠，修了一處很大的公共廁所，紅磚灰頂很是氣派，比周圍的住戶還要大氣，大大解決了人們的方便問題，這也是國民黨進城之後為群眾做的一次善舉吧！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廁所動工之前，我們就跑去看熱鬧，巴不得它早日完工，早點使用，那會兒公共廁所太少了，方便很不容易，也許我心太急了，聽小朋友們說廁所蓋好了，可以使用了，於是我們三四個就跑去第一個使用，圖個新鮮，進了廁所之後發現空無一人，一拉溜有十幾個便坑，幹幹淨淨（是旱便），下麵的便坑能有兩米多深，我隨便找了一個坑，就便起來了。剛便了一半，就聽見底下有人大罵，誰這麽缺德？這下邊幹活呢你就拉上了。嚇得我提上褲子就跑了，鬧了半天工程還沒結束，下邊的工人正抹洋灰。廁所建成後，極大地方便了附近的群眾和過往的行人。也就是這座天天必去的地方，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廁所變成了拋屍場，一夜之間就多幾個，幾十具屍體被拋在廁所周圍，也不知道是什麽人幹的。打那兒之後我再也不敢去了。
不知道是從哪天起，國民黨也不空投糧食了，看來長春被困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解圍，被困在長春的老百姓都在苦苦地掙紮著，每天都在與死亡搏鬥，撿來的十幾斤大米很快就吃光了。我也感到了恐懼，在我腦袋裏浮現出那些餓死人的影像，難道我們也要走那條路嗎？像他們似的被拋在廁所周圍？
當時新民市場還有幾家飯館開著，有肉也有大米飯，不知道他們這些東西是從哪裏搞來的，當然吃一頓飯要以金條計算，一般人誰吃得起啊？在路口人比較多的地方，還有些賣吃喝的床子，賣的是什麽呢？橡子麵的餅子、窩頭，還有下水湯。您見過橡子嗎？就跟我們現在吃的榛子差不多少，但比榛子還硬，比榛子還黑，那原本就不是食品，可是老百姓餓急了，樹皮樹葉全吃光了，沒的可吃了，就采集了許多橡子，把它磨成粉，貼餅子蒸窩頭賣。據說吃了橡子麵的人沒有一個能活下來的，因為它到胃裏根本不消化，跟鋸末子似的，隻能把人的胃撐裂撐破，再說也便不出來，活活地把人堵死。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一個人晃晃悠悠兩眼發直就衝過來了，臉是醬紫色，兩手胖腫，還泛起一層亮光，我一看這不是杜叔嗎？杜叔是誰啊？他原來在富海茶社當夥計，跟我們相處了一年多，後來茶社黃了，他也回家了，今天在街上偶遇，要不是我眼尖還真是認不出來，我喊了一聲杜叔，他似乎沒有聽見。我就看見他哈腰撿起路邊一塊磚頭，雙手抱著啃了起來！啃了兩口又把磚頭甩掉，然後從我身邊消失了。
我說的類似情況都是我親眼目睹的，我沒看到的聽說的那就太多了。
由於情況太嚴峻，我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我爸認識個朋友叫劉玉慶，在五馬路開了一座刺繡商店，就是繡錦旗錦帳之類的東西。劉玉慶比較有神通，日子過得也很殷實，他家住了一所日本小獨樓，還是門市房，環境比我家強多了。
也不知我爸是跟他怎麽商量的，我們家五口人都搬到劉玉慶家裏去了，兩家合夥兒住在一起，由劉玉慶家提供糧食和吃的。
他家住一樓，我家住閣樓上，我還記得閣樓上並沒有床也沒有炕，鋪了幾張草墊子，把被褥往上一放就可以睡覺了。老劉家也是四口人，劉玉慶夫妻和兩個兒子，劉大印和劉二印，我們天天吃小米飯，炒鹽豆子，每天都是如此，吃得又脹肚又放屁，樓上樓下沒有好味兒。我心說老劉家的人太好了，為什麽還管我們吃喝住呢？隻不過是普通朋友而已。
後來我爸對我說：“傻孩子，天下哪有那麽多好心人，咱們跟老劉家是有條約的，是十兩黃金達成的協議，老劉家提供我們三個月到四個月的食住，如果時局發生變化，或者違約，十兩黃金概不退換。”
劉玉慶人不錯，說話也挺隨和，劉玉慶的老婆差點兒勁，天天沉著個寡婦臉，不愛說話，我管她叫伯母，她連理也不理。我跟大印二印倒成了好朋友，別看糧食如此緊張，我們還沒餓著，所以有時候我們仨上街還玩兒去。有一次大印對我說：“你們就在我家住吧，我家有的是糧食。”我吃驚地問：“咋那麽多糧，從哪兒來的？”二印說：“我爸一看時局緊張，花高價買了好幾袋子糧食，還買了好幾袋子黃豆。”我聽完之後又羨慕又妒忌，怪我爸爸為啥不像老劉家似的多買點兒糧食呢？現在寄人籬下還得看人家臉色行事。
小孩兒就是小孩兒，再擔心也忘不了玩兒。大人則不同了，他們每天掉到愁坑裏，想著如何從長春逃出去，也盼著老天爺睜眼，長春早點解圍，幾十萬人就都活了。
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姓方的國民黨連長，經常出入老劉家，有時候還把我爸叫到老劉家竊竊私議。這個姓方的連長穿過一次官衣以後就改穿便衣了，我爸叫我管他叫方叔，我看著他帶著手槍，挺害怕的。有一天他們都到我家的閣樓上去談事，讓我和我媽都躲到樓下去了。過了很長時間姓方的走了，劉玉慶和我爸也先後從閣樓上下來，就聽劉玉慶對我爸說：“永魁，這個事可就這麽定了，不能變卦啊。”我爸連忙回答：“那是那是。”
當時十三歲的我腦袋也開始明白事了，對許多事情也充滿了好奇，總想弄個水落石出。天黑了，因為沒有電燈，家家戶戶睡得都比較早。我們頭頂上點了一支洋蠟，我爸和我媽小聲地嘮著嗑兒，我豎著耳朵偷聽，原來姓方的可以幫助老劉家和我家共十四口人從長春逃出去，條件是黃金若幹兩，總數是多少我記不清了，我家這一份是七兩。我爸跟我媽說七兩就七兩吧，隻要咱五口人能逃出去也值。我爸回頭一看我正支棱著耳朵聽呢，就嚴厲警告我說：“可不能往外說啊，一旦傳出去咱們誰也活不了。”
我心裏感到一絲安慰，這回可能有救了，我們能逃出長春去了，至於黃金什麽時候交給的方連長我不知道，他們怎麽達成的協議我也不清楚，就知道答謝會是在一家飯館吃的是大米飯和酒肉，老方帶著媳婦和孩子都參加了，自然還是以黃金結的賬，飯後我們又請方家三口到老劉家談心。最可恨的就是劉玉慶，為了討好方連長，當著眾人的麵對我媽說：“弟妹啊！你不是有一塊鑽石表嗎？我看就送給方夫人吧！”我媽稍微愣了一下，趕緊到閣樓上把鑽石表取出來，給了方連長的老婆。
當天晚上夜深人靜，我媽放聲大哭：“劉玉慶是個什麽人，這不是拿咱們送人情嗎？明明講好的七兩黃金外加一頓飯，怎麽還把我的手表送給人了？”我爸勸解道：“算了，破財免災，什麽鑽石表不鑽石表的，活命是最主要的。”
我媽說：“那塊鑽石表也值幾兩黃金，那不是錢嗎？有那咱自己送人好不好？劉玉慶裝的哪門子好人？”我聽了之後也怪心疼的！又過了幾天，姓方的又來了，告訴我們說：“快準備吧，下星期肯定能出去，那兩天我值班，正好能送送你們。”我一聽興奮起來了：“天哪，終於可以逃出長春這座魔窟了。”
那個方連長說話果然算數，兩天後我們得到他的通知，做好離城準備。我記得我們通宵達旦一夜未眠，又興奮又害怕。首先是準備了一輛手推車，上麵裝著換洗的衣服，以及隨身之物，但盡量要減少，能不帶的都扔了，這叫輕裝簡行，他們炒了一宿黃豆，以備在路上食用，我們十四口人每人一條口袋，用布做的，口袋裏裝滿了炒好的黃豆，正好往身上背，大概能有五六斤吧！一旦遇上斷糧，它也能維持幾天。
書說簡短，幾天後，姓方的把身上的擼子摘下來，用手絹包好遞給我爸和劉玉慶，又掏出鋼筆寫了一個紙條，紙條上寫著：六十軍八十一團第三團第三營第三連炊事兵，也交給我爸和劉玉慶，而後他又找了兩套國民黨士兵的服裝、帽子、裹腿、膠鞋、皮帶樣樣俱全，說：“我送你們從東大橋卡子出去。解放軍有一個專門收容國民黨起義部隊的小卡子口，你們就裝成起義部隊，解放軍優待起義部隊，肯定會收留你們。”我爸說：“這可有點懸，我連立正都不會，讓人一看就是偽裝的。”老方說：“那有什麽難的，我們抓的那些兵都不會打立正，就用手比畫比畫得了。”就這樣，我們推著手推車，離開了家門。
東大橋是個國民黨的卡子口，離我們家能有十華裏左右，在橋旁邊還有一座龍王廟小學，現在學校停課了，裏麵住滿國民黨軍隊。東大橋是一座木製的大橋，長大約十丈，寬能並排走兩輛大車，下麵是長春伊通河的河水，橋的兩麵都有國民黨軍隊重兵把守，有混凝土的碉堡，還有用沙袋子堆起的工事，那些國民黨的士兵，頭頂鋼盔，全副戎裝，手端著衝鋒槍，個個殺氣衝天，讓人望而生畏。
我們十四口人從東大橋上通過，離開了長春市。姓方的送了我們一程，估計也就在一裏地左右，他就不往前走了，他用手往前一指：“看見沒有，你們就順著這條道直接往前走，用不了十裏地就看見八路了。”說著他轉身就走，我爸拉住他的膀子就問：“大兄弟能行嗎？我怎麽心裏沒底呢？”老方說：“沒事沒事，我全給你們安排好了。”說著他就返回了東大橋。
於是我們就走向了一條既陌生又吉凶難料的路。
大家一路急行，大約走了七八裏路的光景，看見前麵有個小村落，還有站崗的解放軍，看來是到地方了。我爸和劉玉慶忙走過去，向那站崗的解放軍打了個立正，說：“我們是六十軍的起義人員，是來投奔共產黨解放軍的。”
正這時從裏邊走出一位解放軍的軍官。我怎麽知道是軍官呢？按我的理解當大兵的都使長槍，當官的都別著小手槍，別看服裝一樣，說話的語氣也有所不同。這個軍官非常好，我就聽他說：“歡迎啊歡迎。”
我爸問他：“同誌您貴姓？”
那人說：“我姓單。”我爸驚喜道：“哎呀，真沒想到，在這兒還遇上一家人了，我也姓單，我是山東德平人。”那個軍官笑了笑說：“我也是德平的。”就這麽簡短的幾句話，一下拉近了距離，增加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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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姓單的軍官把我們讓進安置所，我爸和劉玉慶跟他們怎麽說的我們沒聽見，我們留在院裏等候消息，大約十幾分鍾之後，那姓單的把我爸和劉玉慶送出來，我聽他說：“你們到我這裏是第一步，我們這兒叫起義人員接待站，你們還得往前走，總站在興隆山，我給你們開個路條，沒有路條你們是走不了的。”
於是他領著我爸他們到了另外一間房裏，把路條開了。我們十四口人高高興興離開了這所接待站，跟姓單的同誌揮手告別，沿著大道奔興隆山去了。
興隆山離長春不遠，火車還在這裏停一下，它是通往吉林市的一個鎮店，別看離著長春那麽近，我們從來也沒來過。在行進的路上，我們遇上許多兒童團，站崗放哨，他們個個手拿紅纓槍，認真嚴肅，一絲不苟：“幹什麽的？”我們說：“去興隆山接待總站。”“有路條嗎？”我爸說：“有！”他們驗看了一下，把手一揮：“過去吧！”類似這種情況遇上過三次。
好不容易才來到興隆山，我爸找到興隆山起義軍接待總站，拿出路條和證明，登上了記，有兩名小解放軍把我們領到原來一個大地主的院裏。這院子可真大，前後有三四層院落，但人也不少，犄角旮旯到處都是國民黨的起義人員。
因為人多房間少，我們被迫安置到馬廄裏，這是一個充滿了跳蚤和蚊子的世界，能把大活人吞食掉，唯一的辦法就是點點火，用煙熏熏蚊子。眼前是一座大院，就是地主家的後院，還有幾棵參天大樹，院子裏到處都是人，他們三三五五都在說著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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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和劉玉慶也沒閑著，劉玉慶說：“看來這回是沒有問題了，他們也沒發現咱倆是假兵。”我爸說：“誰知道？看樣子是沒事了。”劉玉慶又說：“你千萬把番號背熟了，別一會兒三十團一會兒又三十八團的。”我爸點點頭：“行行行。”誰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命運是什麽。中午開飯了，解放軍兩個人抬著一個大盆，擺到院子中間，接著又抬來一盆菜，他們用鐵勺敲著盆邊說：“開飯了，上這兒來領碗，自備筷子。”於是我爸抱著我爬上樹，大印二印也上了樹，找那直溜的樹枝掰下幾枝來，把它掰折了做筷子用。我們吃的是高粱米飯老倭瓜湯，雖然味道一般，但管夠。飯後自由活動，我爸跟那些人拉起了家常，拉了好半天這才回來，偷著對我媽說，我好奇也湊過去聽，我爸說：“剛才我聽說了，凡是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都得到黑龍江省密山去集訓，也就是洗腦子。”
劉玉慶一聽就急了：“那家屬咋辦哪？”我爸說：“一律不準帶家屬，可能叫咱們自行安排吧。”這也就意味著全家人四分五裂，不可能走在一起了，本來我們死裏逃生從死亡之穀來到這太平人間是件值得祝賀的大喜事，世上還有比死中得活的事更快樂嗎？然而人心無止境呀！越好越好才越好！
到了晚上，成了蚊子和跳蚤的世界，咬得人根本睡不著，我身上全是大包，隻好離開馬廄在院裏蹲著，我爸和我媽在房角一處背靜的地方談論著下一步怎麽辦的事。我爸說：“共產黨講究坦白交代，幹脆，我找到總部去坦白吧，我根本也不是國民黨軍人，是為了活命不得不這樣做的，他們愛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難道這點兒事還能槍斃咱們？也不至於把咱還送回長春去吧，要不我去密山洗腦筋去了，你們娘兒幾個怎麽辦？”他們商量來商量去，從猶豫不決到毅然決定，對！就這麽辦啦！
接下來我爸找到劉玉慶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了他，劉玉慶邊聽邊晃腦袋：“不行，不行，這可是犯罪啊！一旦坦白了，後果嚴重得很，這怎麽能說呢？”我爸說：“反正我決定了，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劉玉慶說：“反正我是不坦白。”就這樣難熬的一夜過去了。
到了第二天吃罷了早飯，依然是高粱米飯倭瓜湯，我爸帶上我趕奔總部辦公室。這好像是地主的東廂房，屋裏很寬大也很整潔，外屋空無一人，裏屋是一鋪大炕，靠窗戶擺著辦公桌和電話。
我們爺兒倆進去的時候，屋裏邊有兩個很年輕的解放軍軍官。怎麽知道是軍官呢？因為他們腰上別的小手槍就是證明。其中有一個躺在炕上，一個坐在辦公桌邊。我爸爸鬥膽喊了一聲：“報告！”
那個坐在辦公桌邊的解放軍愣了一下，問我爸：“你有什麽事嗎？”我爸回答說：“我是來交代罪行的！”躺在炕上的那個解放軍聞聽此言坐了起來，帶著疑惑不解的心情問我爸：“你是什麽人？要交代什麽罪行？”可能我爸一宿沒睡好，把詞全都背熟了：“同誌，我不是國民黨起義兵，也不是起義投誠的，我從來就沒當過兵，我是一個說大鼓書的藝人，祖孫三代都靠說書吃飯，為了逃出長春找一條活路，迫不得已，才偽裝成國民黨兵，不這樣我們出不來，我犯下了欺騙解放軍的罪，所以前來交代。”
坐在桌旁的那個解放軍半天沒有說話，仔細地打量著我父親，問：“你說的這些話都是真的嗎？”我爸回答：“全是真的。”坐在炕上的那個解放軍問我爸：“你說你是說書藝人有什麽證明？”我爸忙從衣袋裏掏出彈三弦的牛角遞給他們，他們像觀賞古玩似的看了又看，問：“這是幹什麽用的？”我爸用手比畫著：“這是彈三弦用的。”
兩個解放軍有點兒不相信，又問：“你不說你是說書的嗎？你會說什麽書？”我爸說：“我會的書多了，《包公案》《薛剛反唐》《楊家將》《隋唐演義》等多了。”兩個解放軍很感好奇和意外，對我爸說：“你說一段我們聽聽。”
於是我爸拉開架勢，說了一段《薛剛反唐》。我發現那兩位解放軍聽得挺入迷，不像剛才我們進屋時那麽嚴肅了，接下來他們倆小聲嘀咕了一陣，好像商量著什麽，然後又從抽屜裏拿出紙和筆對我爸說：“那你就填個表吧。”我爸問：“填什麽？”他們說：“姓名、年齡、籍貫、你家有幾口人、為什麽假冒國民黨投誠士兵，都填到表上。”
我爸尷尬地笑了一下：“同誌，我沒念過書不會寫字。”他們倆說：“沒念過書會說書，真是怪事。”其中一個說：“這麽辦吧，我替你寫。”於是我爸又把經過講了一遍，那位解放軍認真地做著筆錄，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還給我爸重複地讀了一遍，問我爸：“我記的對不對？”我爸說：“沒錯沒錯。”那人說：“簽個字你會吧？”我爸說：“我就會寫我姓單。”他們說：“那也行，你寫吧。”於是我爸在下麵寫了個歪歪扭扭的“單”字。
他們把記錄放在抽屜裏對我爸說：“你先回去吧，等我們請示了上級再決定。”我爸又敬了個不正規的軍禮，帶著我離開了辦公室，我爸見著我媽把經過講述了一遍，我媽急切地問：“他們態度如何？”我爸說：“好極了，一點兒也沒難為我。”我媽又問：“他們相信你說的話嗎？”我爸說：“看樣子好像相信了，不過拿不準。”我媽長歎了一聲：“唉！刀把子交給人家了，一切就聽天由命吧！”劉玉慶兩口子也湊過來打聽，我爸又不厭其煩地詳細介紹了經過，還動員劉玉慶去坦白，劉玉慶這個人既聰明又膽小，說什麽也不敢去，簡短截說，又是一個難熬的夜晚過去了。
到了第二天吃罷早飯之後，外麵響起了軍號聲，解放軍命令所有的投誠起義人員列隊集合，所有人的家屬站成另一隊，我看著我爸和劉玉慶都站在對麵的隊伍裏了。
接下來開始出發，我爸壯著膽子跑出隊伍問那個給他登記的解放軍軍官：“同誌，我都向你們坦白交代了，我也不是國民黨起義官兵，也得跟著隊伍走嗎？”那位解放軍說：“現在出發是趕奔吉林，到那塊兒就有結果了，你就等著聽信兒吧，現在暫時先跟家屬分開。”我爸忙問：“家屬上哪兒去啊？我們還能見麵嗎？”解放軍說：“雖然分開了，目標是一致的，都要到吉林市。”說著再也不理我爸了。
我爸萬般無奈又歸了隊，朝著我們招了招手，就隨著隊伍出發了。爸爸是我們一家的頂梁柱，他這一走，好像屋子都塌了。我們分開之後，隨著家屬大隊也往吉林方向走，那條路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就是順著鐵道線往前走。此時此刻，我們十四個人剩下了十二個人，十二個人分成三家，誰也顧不了誰了。
我父親走了，手裏不準拿東西，隻有身上套了幾件衣服，餘下的重載都落在了我和我媽身上，還有我的兩個妹妹，小三和小四，我媽把包袱重新打理了一下，分成了四個小包，她背兩個我背兩個，兩個妹妹也二一添作五，我媽背小四，我背我三妹（三妹才三歲，四妹一周歲多點兒）。
眾位請想，過去我們從沒走過這麽遠的路，腳下全是碎石頭子兒，硌得腳掌子又酸又疼，俗話說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偏偏在這關鍵的時刻我病倒了，得的是痢疾，先是跑肚拉稀，走一會兒就得上廁所，哪有那麽多廁所，我所說的廁所就是廣闊的天地。我咬著牙肩上扛著兩個包袱，身上背著我三妹，晃晃悠悠，兩腿發軟，天旋地轉。我咬牙堅持著，走啊走啊，後來實在走不動了，我往道邊一坐，把我三妹放到地上，拿包當枕頭，再也動不了了。我媽急忙過來拉我：“全子，在這兒躺著可不行，你看人家都走了，要跟不上人家咱可怎麽辦？”我少氣無力地說：“媽，我實在走不動了。”說話閉著眼睛昏昏欲睡，烈日照著我的臉，我緊閉雙眼，眼前直冒金花，腹內陣陣絞痛，十三歲的我突然想到了死，我心說就這麽死到這兒也不錯，省得吃苦受累了。
我媽一看放聲大哭對我說：“孩子，你要堅強點兒，你要不走，媽怎麽辦？你妹妹怎麽辦？你爸不在眼前，媽全靠你了。”我躺了大約五分鍾左右，一咬牙從地上爬起來，對我媽說“媽，咱們走！”我媽說：“你身子太虛，包袱我來背吧！你背著你三妹就可以了。”就這樣我又背起了三妹咬著牙往前走。
從興隆山到九台，走了多長時間我記不住了，總算走完了第一站。我們難民大隊被安排到九台鎮十字街一所當鋪大院裏，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我是躺下就睡，昏昏沉沉也不知道睡了多長時間。後來還是我媽把我叫醒的，我媽說：“在這兒人家不管飯，自己解決自己的吃喝問題，你能不能上街買點兒吃的去？”你想我媽必須看著倆孩子和四個小包，也隻有我能夠跑道和采購了。我問我媽：“拿啥買啊？”我媽說：“現在咱的財產全沒了，隻有賣東西換錢了，方才你睡覺的時候，我都打聽清楚了，你出門往北走，就是一個大市場，買東西賣東西的人多了。”說著從包裏取出一條花旗布的被裏對我說：“你把它賣了，換了錢，不就可以買東西了嗎！”我說：“我也不會賣啊！賣多少錢才好呢？”我媽教給我說：“共產黨花的錢和國民黨花的錢不一樣，我也不知道賣多少好！反正有人要買這個被裏，第一次給你報的價你就不賣，他要給你漲點錢你就賣。”我說：“行！”我媽說：“如果遇上藥店，你再買點兒治肚子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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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著被裏離開了難民收容所，沒費勁就找到了那個大市場，放眼一望，真是人山人海，在這裏做交易的大部分是難民，還有本地撿便宜的人，因為他們知道難民對本地的情況不了解，花少量的錢就能買到大量的好東西。
我拿著被裏進了人群，呼啦被很多人圍住了，其中有人問我：“小孩兒，你拿的這個賣嗎？”我說：“賣！”他說：“要多少錢啊？”我搖搖腦袋，說不出數來，那個人把袖子一甩握住我的手，用手指頭掐住我的手指頭，問我這個數怎麽樣（這是一種交易形式），可是我一竅不通，我就記住我媽的話，一個勁兒地搖頭：“不賣不賣。”那個人又用另外的手指頭掐了我兩下：“這個數呢？”我心說一定是給我漲價了，那就賣吧，我點了點頭對那人說：“可以。你得先給錢，後交貨。”那人一笑，對我說：“小夥子還挺機靈的。”說著從懷裏取出一遝嶄新的解放票，麵值是一千元一張，還印著毛主席的頭像，一遝就是十萬，另外他又給了我一張印有五千元的解放票，我才把被裏給了他。
我拿著錢就往回跑，這才發現，九台這個地方雖然不大，三街六巷非常熱鬧，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原來這裏是解放區，早在半年以前就解放了，老百姓都過著安居樂業的日子，焉有不繁榮的道理！飯館有的是，賣什麽的都有，我也懵了，一頭紮進煎餅鋪，新烙的大煎餅真香啊，我口水都要流出來了，煎餅鋪掌櫃的問我：“買多少？”因為我沒花過解放區的錢，也對不上號，就從那遝解放票裏抽出一張一千元的，交給了他：“就買這些錢的。”煎餅鋪的掌櫃的睜大眼睛看著我：“這些錢都買煎餅？你們有多少人？能吃得了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一個勁兒地點頭，掌櫃的收了錢，叫我在旁邊等一會兒，他就烙開沒完了，過了一會兒，一大摞煎餅足有十斤，用紙托著交給了我，我一看嚇了一跳，咋這麽多！掌櫃的說：“你是不是長春來的難民？”我說：“是！”他說：“怪不得呢？解放區糧食有的是，糧食不值錢。”我聽了之後啥也沒說，抱著煎餅離開煎餅鋪，這才發現挨著煎餅鋪是一家大飯館，裏邊醬牛肉、豬頭肉、熏雞、烤雞什麽都有，我又拽出一張一千元的解放票，往前一遞：“給你們，我買這些錢的肉。”那老板一看樂了：“你要啥肉啊？”我用手隨便一指：“一樣來一點兒，大雜燴。”好嘛，這一包子肉我拎都要拎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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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手抱著大煎餅一手拎著肉，跑回難民收容所，把錢給了我媽，又把吃的放在地上，我媽一看嚇了一跳：“咋這麽多？十個人也吃不了啊！”我說：“媽，這東西可便宜了，才花了兩千塊就買了這些東西（我說的解放票是兩次換幣之前的幣值）。”於是我媽把劉大娘、大印、二印還有他的親戚都湊到一起吃煎餅卷肉，我吃飽之後，又到街上買了止瀉的藥，等我二次回到收容所，我媽對我說：“聽說你爸和你劉大爺那個大隊也到九台了，就住在鐵路東，你拿上點兒吃的，去看看你爸和你劉大爺。”於是我拎著吃的，就奔我媽所指的方向去了。
跨過鐵路，眼前是一座廢棄的倉庫，果然那些起義投誠的人員都在這裏下榻，門口也沒有站崗的，隨便出入。我在裏邊沒費勁兒就找著我爸和劉玉慶了，我爸驚喜地問道：“你媽和你妹妹呢？”我把經過如實地介紹了一遍，我爸和劉玉慶都笑了，我把吃的往前一遞，我爸說：“這是什麽？”我說：“煎餅卷肉，可香了，我媽和劉大娘怕你們挨餓，讓我給送來的。”我爸說：“我們剛吃完飯，我用毛背心換了四根兒大麻花，還剩下兩根兒沒吃呢。”說著從身後把麻花拿出來，我長這麽大也沒見過這麽大的麻花，足有一尺多長碗口粗細，我爸說：“拿回去，給大夥兒吃吧。”劉玉慶也問了他家的情況，當他聽完我介紹後高興地點了點頭，我又說：“爸，你們什麽時候動身去吉林呢？”我爸說：“今天晚上的火車，幾點不知道。”我說：“這兒通火車了？”我爸點了點頭，又說：“大概你們也坐這趟車吧！”我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拎著麻花返回難民收容所。我簡直就是個聯絡員，又像通訊員，把我爸和劉玉慶的情況向家裏人介紹了一遍。.
長話短說，我吃下藥去肚子好多了，又睡了一小覺，精神也強多了，忽然聽見外麵有人喊：“集合集合！”我從夢中驚醒，我媽說：“又集合了，快點拿上東西，咱們走吧。”於是我媽背上我四妹帶上兩個小包，我依然背上我三妹帶上兩個小包到外麵集合去了，劉大娘帶著大印二印緊隨其後，也不知道怎麽搞的，老劉家那些親戚也不知被擠到哪兒去了，看不見了。
難民們先後來到九台火車站，這裏燈光明亮，人聲嘈雜，難民就是難民，跟花子隊差不多少，一個個蓬頭垢麵，狼狽不堪。好不容易盼著火車來了，我們往車上一看就傻了眼，因為什麽呢？因為車上人太多了，事先就聽說車是從九台始發直達吉林，應該是空車啊！為啥帶著這麽多旅客呢？後來得知，原來這車是從興隆山開來的，車上也是難民。
火車停下之後，我們一擁而上，孩子的哭叫聲，大人的喊叫聲，亂成一團。車上人多得簡直嚇人，根本就沒有座位，過道和列車兩端，原來能站下十個人的地方，現在超員能超過三十人。我和我媽臂挽著臂，緊貼在一起，恐怕擠散了，她抱著我四妹還帶著兩個小包，我抱著我三妹也帶著兩個小包，火車開動了，我們被擠得喘不上氣來，甚至連轉動一下都不可能，我那時才十三歲，個子又小，負重又多，那個滋味可想而知。
八月的天氣，火車裏根本就沒有空調，熱浪一浪高過一浪，臭汗的味道和各種難聞的味道混在一起，簡直令人窒息。我三妹那會兒剛會說話，要上廁所，其實我早就看到了，列車上小小的廁所裏已經擠了二十多人，根本就沒有方便的地方，我隻好告訴三妹你就隨便拉吧，不但她隨便拉，我也往褲子裏尿尿，唉！人這一輩子難活啊！《西遊記》裏說唐僧九九八十一難，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甚至超過八十一難。
火車行駛得很慢，我心裏好像著了火似的，巴不得一下就到吉林市。也許是又乏又累，站著就睡著了，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車子突然停住了，人聲一陣騷動，我聽見有人喊：“到吉林了，到吉林了！”於是人們蜂擁著下車。來到吉林市火車站台上，我深深地出了幾口氣，頭重腳輕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好半天才喘過這口氣來，頭腦也清醒了，我媽一把把我拉起來：“走，快出火車站。”於是我們就隨著人群擠出了火車站，來到了吉林站前的廣場上，後麵跟著劉玉慶的媳婦、大印和二印，但不知道為什麽，他家那幾個親戚沒見著。
我們在站前廣場東張西望，想要找到我爸的身影，因為我們聽說他們也是隨這趟車來到吉林的。等了一會兒，果不其然，幾百人的一支隊伍站在廣場上，有人還舉著一麵旗，上麵寫著國民黨士兵起義部隊指揮站。我們一下就看見了我爸和劉玉慶，但是不敢過去打招呼，但見一個解放軍軍官站在隊伍前講話，講了些什麽我一句也沒記住，然後他們拿著花名冊開始點名，叫一個有人得答應一聲。點名結束後，我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兒，前邊我已經交代過了，我父親坦白了，說是到吉林來解決，現在目的地到了，他的問題能不能解決呢？是跟著大部隊一起走啊，還是能把他放出來？
正在我們擔心的時候，我們就聽見那位解放軍軍官喊出一個名字：“單永魁！”我和我媽定睛望去，我爸從隊伍中走出來，那個軍官說：“你是說書藝人嗎？”我爸說：“一點兒都不假，我已經都坦白過了。”那軍官說：“那你走吧。”這句話如同赦令，一下把我爸解脫了，其實我爸也看見我們了，趕緊向我們奔來，那個高興勁兒難以形容，看來共產黨說話算數，果然是言而有信。
剩下那些人就沒那麽幸運了，他們將要開赴密山去學習，少說也得三個月，然後才能獲得自由。劉玉慶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不知道他心裏是咋想的！有沒有可能後悔沒有去坦白？可是此人天生膽小，都到了這緊要關頭了，他也沒敢說實話，但是他請了個假，從隊伍出來找到我爸和我媽，我還清楚地記得他說：“永魁啊，弟妹，我把你嫂子和倆孩子就委托給你們了，等我學習回來再找你們。”說著擦了擦眼淚，又跟他們家人囑托了幾句，馬上跑步回到隊伍裏，幾分鍾之後就開走了。
車站上的人少多了，人們下車之後各奔他鄉，所以一下冷清了下來。三妹和四妹父親和母親商量了一下，決定去市裏找熟人去，把兩個妹妹交給我看著，在地上鋪了一塊兒小毯子，讓我把妹妹照顧好，我說：“你們可快去快點兒回來啊！”我爸說：“記住，我們不回來你們千萬別離開這個地方，要不回來找不著你們。”安排完之後，他們雇了一輛馬車直奔城裏去了，我抱著四妹，摟著三妹，陪伴我們的就是那四個小包。
我抓緊機會把我和三妹身上的衣服都換了換，把那些髒東西全扔了。剛開始的時候沒覺得有什麽，東張西望還看熱鬧，可時間一長，心裏就起急了，眼望著我父母去的方向左看右看，恨不能盼他們馬上出現。等啊等啊，估計能有兩個多小時，三妹也哭四妹也哭，我急得沒辦法，也急得哭起來，引過幾個過路人來看熱鬧，有人問：“你們是不是走丟了？你們的大人呢？”我說：“辦事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我怕遇上壞人，把我兩個妹妹緊緊摟在懷裏，把四個小包壓在身下，又過了一會兒，我就發現有幾輛馬車飛駛而來，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爸和我媽還有十幾個陌生麵孔的人，他們從車上跳下來說：“快上車。”我問：“上哪兒去？”我爸說：“有新家了。”
這時我才發現有個熟悉的麵孔，就是我前麵提到的李照文的同學叫李占元。占元叔熱情地把我們抱到馬車上，然後車子一掉頭趕奔市內。後來我才知道，我爸和我媽先找到的李占元，李占元真夠朋友，安置我們先住在他妹夫家裏，隨行的還有兩位說書藝人，都是我父母的晚輩，張連鳳王連東還有鬆江茶社的經理等幾位朋友。
看來人這一輩子就要廣交朋友，說書人常說一句話：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人活在人群當中離開朋友就無法生存，古往今來皆同一理。
說話間我們到了李占元妹夫家，我一看好大的院子，占地足有十幾畝，院裏還有火車道，堆積的貨物如山，有木材、布匹還有糧食。我心說這是啥地方啊？李占元的妹夫姓齊叫齊慶金，是吉林市比較有名氣的企業家，他家開了一座轉運公司，火車都能開到院裏，業務十分紅火。他家住在辦公室的後院，大小十幾間，非常寬大，齊慶金是個大塊頭，為人熱情，是標準的東北漢子。
他們一家非常熱情地把我們讓到屋裏，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換衣服，因為我們都快變成乞丐了，身上是又酸又臭。他家還有浴池，洗完澡後，我們換上了新衣服，大家歡聚一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48年的八月十五。齊慶金夫妻在家裏設宴款待我們，談到長春的情況，無不震驚，我父親舉起酒杯淚如雨下，一方麵慶幸我們死中得活，另一方麵思念我的祖母和兩個孩子，就是我的大妹和二妹，自從她們離開長春之後，已有半年多音訊皆無，也不知是生是死！或者人在什麽地方！我知道父親為此偷偷地掉過數次眼淚，他也是個孝子，對待老母親還有親生的兩個女兒牽腸掛肚，能不擔心嗎？隻是因為光顧我們自己眼前的事了，幾乎沒有時間發泄，今天在慶幸之餘，他想到了老娘和兩個孩子，吉凶未卜，不由得悲從中來，當眾放聲大哭。
同桌的人有的落淚有的解勸，他們都說：“二哥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們一家人遲早會團圓的。”因為我肚子始終沒好，說書藝人也是我爸的晚輩連鳳和連東把我們又接到他們家，說：“好辦，你早說啊。”說著把大煙盤子拿出來，點上煙燈，讓我抽口大煙，連鳳大姐說這個專治肚子疼，抽兩口立馬就好。在舊社會抽大煙的人比比皆是，我早已司空見慣，可我家不抽，我也從來沒抽過，連鳳大姐特別熱情，躺在我對麵燒了個煙泡，把大煙槍遞給我：“快抽兩口。”我說：“我也不會啊。”她說：“傻兄弟，這有什麽難的？你把煙嘴兒含到嘴裏，用嘴一抽，煙就進到你肚裏了。”說實在的，我在我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抽大煙，一口煙進去嗆得我五內如焚，咳嗽起來，您還真別說，鴉片雖係毒品，治肚子還真叫好使，我就抽了這麽一次，痢疾就好了。
有人會問抽大煙是吸毒，政府難道不管嗎？因為那時候正是解放初期，前方正在大兵團作戰，全國尚未解放，政府還無暇顧及這些事情，所以呢在吉林抽大煙很普遍，但是他們也知道共產黨不允許抽大煙，抽的時候偷偷摸摸。
……
二十三年後，1971年的9月13日，當年圍困長春的最高指揮官林彪倉皇出逃，最終摔死在外蒙的溫都爾汗，身敗名裂。他隻是“圍而不打”戰略的執行者，但蒼天最後又會饒過誰！
回望曆史，不禁讓人唏噓。作為普通人，在曆史的洪流中又如何把握命運，求得自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