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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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齒總比做草料好
轉載自自PAI（ID：zpselfie）
口述｜唐小雁
出生在東北農村、初中輟學、兩次被人強暴、和出軌丈夫離婚，開過按摩店、歌廳、黑煤窯，進過拘留所，遊走在灰色地帶，這是唐小雁的前半生——想混個人樣，卻始終像在泥潭中掙紮，生活中除了暴力就是汙言穢語。直到她第一次從人群中感受到“尊嚴”，才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把自己解救出來。
我是唐小雁，1975年，我出生在東北農村。當時我媽難產，差點丟掉兩條命。來到世上的第一步就難，注定我的人生要吃更多苦頭。我有仨哥一姐，家裏窮得叮當亂響。降生為農民，命定被套牢在土地上。可我不認命，死死抓住機會。
1979年的全家照，我5歲。
作為農民，世界的變化跟我們沒多大關係，我們隻關心春天的到來，好有新一輪播種。可交完公糧，家裏剩不下什麽。對大多數那時候的農民來說，一生的艱難奔波，到頭來基礎的生活都完成不了。
農忙季節，剛上小學的我就跟著下地幹活。我8歲上學，推著二八大車叫賣冰棍兒，掙學費。上到初一，家裏供不起，隻有輟學。爸媽早巴不得我回家添個勞動力。
沒書讀，我開始下地幹活。窮人的世界一成不變，這是宿命！我在家裏最小，卻最受氣。棒打鞭抽是常事。我不聽我爸的，他就破口大罵，如果我膽敢回他一句，他舉起凳子就砸我，我媽從不攔著，她沒發言權。我受不了逃出家去，家裏從不找我，正好少一張嘴吃飯。我爸罵我不幫家幹活，可我一回家，他又找茬兒揍我。家就是個噩夢，我沒法待下去，隻想盡快找個出路。
1989年，借別人家當背景，我15歲（後排左一）。
我先去山裏幫人打木耳椴。打一趟三分錢，幹得快一天能打三百趟。我在山上住，三月份的原始森林冷得要命，可凍死我也不想回家。一天，在下山去討工錢的路上，我被一人拖到田裏強暴了。那時我隻有17歲。沒告訴家人，告訴有什麽用？說不定還遭到嫌棄。
1992年，在東寧，我還沒滿19歲。
不久，我看到電視上說北京來宏源賓館招收服務員。因為一隻眼睛斜視，我自卑不敢報名。旁人勸我去試試，第二天去試，就被錄用了！還有幾個小姑娘一起。我媽一聽就說，“別被人騙了”，騙又怎麽樣？我寧可讓人騙，也不能在家待，被騙我也認了！家裏沒錢給我治病，我天天對鏡練習糾正斜視，終於自己治好了眼睛。
1993年開春，來宏源賓館還在裝修，我們四個人坐火車去北京的另一家飯店謀生。
1993年，剛去北京我們姐四個在景山公園（左二是我）。
老板很色，別人都睡地下室，唯獨把我和一個小姑娘安排住辦公室。扣掉砸碎的碗碟錢，第一個月工資隻有1塊錢，老板給我50塊錢說是“獎勵”。他夜裏拿鑰匙來開門，嚇得我們在裏麵安了插銷。他沒得手，就把我調到另一房間。我一看就知道沒好事，偷出身份證離開那裏。我交了一個北京男朋友，他在甘家口開地下小旅店，我當收銀員。他家是北京人，瞧不起我這個農村人，攪散了我們。
回老家待了一段時間，我又回到北京，窮人的無所事事就是在犯罪。我馬上開始找活幹。通過開服裝廠的人，我認識了一個搞裝修的香港人。我和他好上了，就開始在恒基中心裏的香港公司學畫圖學設計。可惜，這個好機會我沒抓住，不久我們鬧分手。
1994年，我和香港公司的同事在北京逛公園時照的（左一）。
在這期間，我去迪廳跳舞，認識了一個斯文的男人。我跟著他去“喝點東西”，一到地方，他就拿出刀，頂著我脖子逼我脫衣服，他說他是殺過三個女孩的通緝犯，為了活命，我隻能順從。回到住所，我嚇得整宿一直在發抖，心裏恐懼得要命，卻沒人可以訴苦，隻好又回老家待了一段。很顯然，那個家還是待不下去，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北京。
這次到北京，我遇見了前夫，他也是無業遊民。我們一起上石家莊學了一陣做洗衣粉，沒掙到錢。1997年結婚後，我們又被村裏一個鄰居帶到湖南搞傳銷。剛幹了半年，傳銷就被取締，我們隻好又回北京。接著，我們認識了一個搞建材的大哥，跟著他賣油畫、賣軟包、賣地板。2001年，我們有了兒子。
2002年，兒子在我北京租住的四合院裏。
即便成了家，我也好像一片飄零的葉子，沒有哪個地方讓我有歸屬感。他出軌了，越來越不著家。我在東寧縣坐車時認識了一個佳木斯大哥，因為東寧縣就在中俄邊境，互貿區可以合法開賭場，我通過佳木斯大哥找到了一家“碼房”打工。剛幹到第十二天，公安局就衝進來抓走了我們。第二天出來，宿舍裏已被洗劫一空。除了一條命，我已經一無所有。
我從最好的姐妹手裏借了100塊錢，2005年，31歲的我在東寧縣辦妥了離婚手續，孩子歸了他。即使這麽慘，骨子裏的我還是倔得要死，不願低頭。那段時間在東寧，我又結識了形形色色的各路人。
2005年離婚後，我（左一）和四哥四嫂合影。
很多道上混的或者衙門裏做官的，都覺得自己是大咖，覺得我應該巴結他們。我心裏想“你能幫我什麽？到頭來我還不是得苦頭哈臉地自己去掙錢？是朋友咱們就一視同仁，什麽這局長那局長的，在我這一律不好使！”對於弱者我反而會心軟，看到活得更慘的人，我就幫他們一下，哪怕是給路邊的乞丐一點零錢，或者幫撿破爛的大媽攢一堆瓶子。
人走投無路，就要抓救命稻草。急於謀生，我求佳木斯大哥再幫我找個活幹。沒去判斷這人可不可靠，我就跟著他一路到了佳木斯。一到佳木斯，他就讓手下的兄弟把我帶到按摩房，我立馬明白了怎麽回事。我推說自己沒幹過這行，先待兩天，等適應了再幹。這當然是我的緩兵之計。
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是被誆到那“先開了眼，再入的行”。那兩天，我認識了一個珠海人，他說“這生意珠海好幹”。於是，我說服了按摩店裏的一個女人，三個人一起去了珠海。到了那，珠海人就想把那個女人賣到步行街去。我當場攔住了他，我說這種事情隻能自願，人家不願意就不能逼著。然後我就和那個女人回到佳木斯。
2006年夏天，我（右一）在珠海和朋友在一起。
這樣來回折騰，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混出頭？遇到什麽人，碰上什麽事，是好還是壞，隻能老天說了算。我也很想安安穩穩地活！我也很想做好人！想到老爸老媽翹首期盼我回家的時候，我能帶回一堆錢，那更叫我激動不已。可是，那些激動又有什麽用呢？隻要老爸一個嫌棄的目光就把它給澆熄了。
2006年年末，我回到東寧。拿著離婚時分到的幾萬塊錢，我和人合夥開了一個烤串店。忙活了一段，仍然沒掙到錢。就在這時，珠海大哥打來電話說“你過來吧，這邊開串店才賺錢呢”，我帶著開串店的家什再次去了珠海。為了有出路，“隻要有一線希望我就去”。社會的水太深，一不小心就得淹死。每次出門時，我都會提前把路費錢藏好，一有個風吹草動就準備隨時逃走。
到了珠海，我才發現他壓根就不想開串店，他開的是按摩房。他隻是想讓我投資去買越南小姐，再把她們弄到珠海來。我一聽就覺得這事沒把握，不能幹。可我又走不了，既然來了，就得找到掙錢的路。
2006年，我（右二）再次去珠海時和朋友們的合照。
這座靠近賭城的城市裏，金錢和欲望都被放大到了極限。笑貧不笑娼的世界，沒有人關心“誰更高尚”，沒有人在乎抓錢的手肮不肮髒。待了兩個月，我又認識一個開按摩房的福建大哥，他告訴我幹按摩房來錢最快。為了盡快擺脫這潦倒的生活，我決定鋌而走險，和福建大哥合夥幹起了按摩房。
像我們這種混的人，為什麽非要走“偏門”？因為被逼無奈！尤其因為沒文化！我們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什麽掙錢又多又快？偏門嘛！其實，偏門非常艱辛非常危險，說白了，就是在魚龍混雜的模糊地帶幹違法的事。這是我和魔鬼做的第一筆交易，等我明白過來想抽身時，魔鬼是不會隨便答應的。 、
燈紅酒綠之下色情業暗潮湧動，我整天提心吊膽，黑道白道都得防。有一次，一個客人想賴賬，還跟我叫囂他“曾經拿著衝鋒槍把誰突突了”，我跟他說“你有沒有搞錯？你以為你在演電視劇？你今天不弄死我，給我留半口氣，我緩過來你就死定了！”他得知我的背後有人罩著，就乖乖回去結了賬。
我通過東北哥們找來很多小姐，還是沒掙到什麽錢。正當我想撤出時，有一個東北姐妹跟我說“你別走，在我這待著就行了，我去哪都帶著你”，我早就聽說她心狠手辣，心想：我哪敢跟你！你這麽狠，哪天沒準兒就把我賣了！
不久，去北京一起打工的一個姐妹來珠海幫忙。按摩房實在幹不下去了，我們就琢磨著回東北幹夜場。我哥們說東寧壓根就沒夜生活，開什麽夜場？幹歌廳還差不多。於是，我就兌了一個歌廳。2007年，開始幹歌廳。沒幹多久，我的姐妹因和人打架就離開了，我隻好自己單幹。從早忙到晚，歌廳還是沒掙到什麽錢，而我已經熬得隻剩一副皮包骨了。
2007年，我（左一）開歌廳時和朋友一起。
2008年夏天，福建大哥打來電話說“你來北京幹按摩房吧”，當時歌廳生意慘淡無比，我還有什麽別的選擇？我做不了高尚的人，幹不了正經的事。沒有文化，體麵的工作永遠和我無緣。
為了生存下去，我隻能再次鋌而走險，賭王說過“中國人血液裏流著的就是賭性”，此時讓我金盆洗手，根本不可能。魔鬼不會輕易放過我，他逼著我做第二筆交易。就這樣，在福建大哥攛掇下，我們在雙橋找到了一個地方，開始仨人合夥幹起了按摩房。
2008年我在北京的按摩房。
我什麽都感受過了，什麽都忍受過了，什麽苦都吃過了，什麽都失去過了，什麽都哭過了。我再也不躲避了，我再也不怕什麽了。這些年，我見過太多赤腳漢、窮光蛋、可憐蟲……麵對龐大的世界，我和他們一樣，隻覺得它冷酷無情，我們像是狂風中搖曳的燭光一樣，掙紮起來那麽微弱，隨時都能熄滅。我聽說過幹這行的太多人被抓，太多人沒好下場。可無論是誰，傷不傷心，難不難過，都必須承認一點：我們這種人命如草芥，不管少了誰，生活都得繼續。
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齒總比做草料好。這裏容不下半點同情和柔弱的淚水。生活已經把我逼得不像女人，像一隻“咬牙切齒，茹毛飲血”的困獸。大炮頂我腦袋我也不會哆嗦。碰到上我店裏胡攪蠻纏的地痞，我會自己操起大木棒子打跑他們。合夥人看到有錢進賬就紅了眼，變著法兒地擠兌我。我找來一票哥們，關上大鐵門就暴揍他們一頓，直接讓他倆滾蛋回家！按摩房變成了我自己一人單幹，我決定死撐到底。
暗地裏我經常哭著對幹女兒說，“我特別需要一個人抱著我，我非常需要安全感，沒有人保護我，我隻能靠我自己。哪怕一個月隻掙六百塊錢，有一個很好的老公，窮也好富也好，他關心你，疼你，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而我沒有”。
孤苦無依，最容易迷信。當時，我去河北燕郊找了算命老頭。報上生辰八字後，他掐指一算，就說我是個“孤單命”。接著他又說，要想扭轉我的命，就得“在名字上做做文章”。好吧，聽他的！我把名字改成了唐小雁。
2009年1月，在河北燕郊算命老頭那兒。
我的命運真的會改變嗎？我不知道。對我來說，人生就好比兩間屋子，第一間是暗的，第二間是黑的。出路是沒有的，怎樣選擇都沒有光明。今天的我才知道，生活的真相是：我們這種人僅僅靠努力，是很難改變命運的。底層遊民並不是不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失去了擺脫貧窮的智力和判斷力，這種狀況不變，再努力也是白費。如能遇上引領你一段的人，借助適當的外力，你就可能脫離原有的軌道，開啟另一種人生。誰會想到，在我熬不下去的時候，這個人真的出現了！
他叫徐童，當時正拿著DV在燕郊拍算命老頭。我跑來算命，正巧走進了他的鏡頭。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隻拿他當個朋友，就想著把心裏話和朋友嘮嘮。後來，他又來我的按摩房找我聊，還是一邊聊一邊拍。拍就拍吧，我對自己的身份沒有什麽避諱，我不偷不搶，掙的都是辛苦錢，我怕什麽？
有一次，一個無賴在我店裏死活不走，我找人過來收拾他時，過來的大哥帶著弩就衝了進來，見到徐童，直接就把弩懟他頭頂上，“妹子，是不是他？幹他！”，要不是我及時攔住，差點誤傷了他。一天，徐童告訴我，他要帶著他的作品去參加電影節，這時我才知道他是一個紀錄片導演。可當時的我也沒覺得那是個多大的事，也沒覺得他是個多牛的人。我朋友一大堆，過了這個村再到下個店，誰還記得誰。今天聊得好，沒準兒明天就分道揚鑣了。因為這份不用討好別人的鬆弛感，我和他聊了很多我的過往。
2009年3月，按摩房被仇人點了炮，店裏的小妹給抓了現行。幹女兒扛不住電棍，當場把我給“撂了”，隨後我也很快被抓。在朝陽看守所裏，我突然想起徐童，好在他的電話號好記，我就托出去的姐妹捎信給他來救我。
我的被拘證明。
其實我也沒抱什麽希望。徐童一接到電話就從雲南火速飛到北京，當下抵押了自己的車子，湊足7萬塊錢，在我被押的第十三天把我撈了出來。我記得，那天小喇叭喊我名字的時候，我還嚇得要死，結果仔細一聽卻是喊我“出來”。出來後，我想辦法把幹女兒也救了出來。我的朋友說“你真夠意思，她把你整進去了，完了你還給她整出來”。幹女兒的姑姑還打電話來跟我訛錢。這就是江湖險惡！恩將仇報的人有的是！可我唐小雁絕不會做這種人！見到徐童，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讓我幹什麽都行，你要我的命我也給”。
他當然不會要我的命，隻告訴我說把我的鏡頭不打馬賽克剪進了紀錄片《算命》裏。江湖上有句話“仗義每多屠狗輩，無情最是讀書人”，可他不一樣。我們剛認識兩個月，他就出麵撈我，那麽講義氣，就算我心裏不願意，為了報恩，我也得答應。
這是2009年徐童在河北燕郊拍《算命》，就在當時我遇到了他。
不久後，我就把按摩房兌了出去，2009年8月，我回到了東北老家。生活還得繼續，我跟哥們開起了小煤窯。沒過多久煤窯就被舉報，我們把“舉報人”給幹了，然後躲了一陣風聲。我們這幫遊民都想混個人模，卻始終逃不過狗命。
我心裏一直惦記著我的恩人，2009年10月，我打電話邀請徐童到東北來玩，他是個爽快人，坐上火車就來了。被我接到家裏後，立馬像個老鄉一樣開始和我爸嘮上了。沒想到我爸渾身是戲，嬉笑怒罵，出口成章。他腦袋裏裝著80年的故事，一股腦兒全倒了出來。從偽滿洲國講起，絮絮叨叨地講了自己的一輩子。徐童聽得入了迷，當時就覺得這個老頭兒是上帝賜給他的一個禮物，不拍都不行。
2009年冬天，我家，左一是我爸。
我不理解，這老唐頭有啥可拍的呀，千年穀子萬年糠地，抓住人家沒完沒了地嘮，跟個錄音機似的，一個段子講好幾遍。可徐童要拍那就拍吧，我必須全力支持。沒想到老唐頭太能嘮，徐童很快用完了帶來的兩盤帶子。他趕回北京準備了一下，帶著設備又開車回到東寧，那個冬天他就蹲在我老家拍攝。最後，整部片子下來，我們一大家子都出鏡了。
有意思的是，我爸沒拍夠，還抱怨為什麽拍的是他，別人卻都來搶他戲。2010年春天，徐童拍完就離開了東北，躲過風聲的我又和哥們一起幹了一陣放貸和貨車物流。我還是在我的圈子裏，按照原來的軌跡，摸爬滾打地繼續討生活。
沒想到，我的命運正在悄悄發生劇變。
2010年底，徐童打電話叫我一起去參加《算命》的放映會，我歡呼雀躍：“太好了！你以後是不是打算把我推成一個明星？”那是第一次和觀眾見麵。臨去前，我突然覺得片中呈現了我不堪的往事，心裏開始犯怵。在那種場合，和那種身份的人交流，我肯定很緊張，肯定不會說話。可是，出於報恩心理，我還是去了。和觀眾交流時，我才發現有文化的人思維很特別，我那雞飛狗跳的家庭盡是家醜，在他們眼裏卻是“老唐頭嘴皮子耍得很可愛，老唐家一家子很有意思”，慢慢地我心裏一點不緊張了。結束時，我收獲了無數掌聲。這掌聲來得太突然，我被震撼了！
我第一次參加放映會。
我的生活本是一個泥塘，除了暴力就是粗言穢語，我從沒被人認可過，更沒嚐過被人誇獎的滋味。那個瞬間，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尊嚴”是什麽。這種感覺太陌生，我都來不及細細體會。接著我又去了《老唐頭》的首映會，在798的尤倫斯藝術中心。當主持人說“有一個神秘人物到場”時，我又一次體會到了它——“尊嚴”！我發現自己再也不想失去這種感覺！我像被電擊一樣覺醒了！我突然明白了尊嚴是什麽，尊嚴就是你走過任何地方，都被當做一個人物而不是一個東西來看待！我的生命，在這之前，隻是一堆垃圾，我從沒覺得需要去珍惜它，反正是混日子，是苟且偷生！自從這一刻，我突然覺得，我應該要追求點什麽。我發誓我要活出個人樣！
2011年，我又跟著徐童去南京出席了“第六屆中國獨立影像年底展”，那個場麵更大，國內外的文化人聚集在一起，說白了，全場最沒文化的人就是我。我得了“真實人物獎”，一上台我就說上了大實話：“感謝電影節給我頒獎，你們太有眼光了，你們這個獎頒對了！隻有我們這幫人才能奉獻我們的隱私，讓你們這些導演拍，要不你們拍啥去？喝西北風去吧！”全場笑聲不斷。
從那時開始我就出名了！天哪！從前的我躲在跟狗窩一樣的地方，幹著一點也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一有什麽風吹草動就嚇得屁滾尿流，現在的我卻跟著徐童參加各種電影節、放映式！去香港、荷蘭、日本、韓國、美國……盛裝出席，人頭攢動、閃光燈不斷，步入象征不俗地位的VIP區，親眼目睹大人物……一路走來，我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我沒想到，在鏡頭前貢獻自己的生活，對於別人竟然有這麽大的意義。這讓我太有成就感了！
參加完香港國際電影節，我就開始想：接下來還得不斷有東西拍才行！我主動和徐童說：“我有個四哥，我回老家找四哥混去，看看能不能再找點事幹，你順道再拍一下他”，因為我知道，在導演看來，四哥的身份更江湖更有代表性。徐童接受了我的建議，準備去東北拍《四哥》。可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徐童很難接近四哥那個圈子。熟悉地頭是一回事，有關係還會和他們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而就這是我的強項了。
這是2012年，我們在東北拍《四哥》。
為了拍好《四哥》，我就帶著徐童經常跟他們混在一起，他們怎麽生活，我們就怎麽生活。有一次，四哥拿著徐童的棉襖教手底下的小兄弟“手藝活”，他媳婦在一邊說：你試試偷一下導演的兜，他號稱他是搞藝術的，讓他瞅瞅你這一行也是搞藝術的！結果四哥說“我早就得手了”。顯然，此時的四哥對導演已經完全放下了戒心。有一次他的一幫哥們喊他出去喝酒，他說：“我這有拍攝的，你要是不讓他們拍，我就不去”，那幫人就說：“來吧來吧，可以拍！”，結果他就帶著我和導演一塊去，跟他們一起“混真正的社會”。
2013年，徐童去內蒙拍《挖眼睛》，要拍的人物也是道上混的。徐童覺得我是刀尖上趟過的人，搞定一個陰晴不定的江湖藝人是我最擅長最熟悉的事，於是我被他邀請去當了製片人。
我們想挖掘二後生被挖眼睛的來龍去脈，可是一開始，他們很謹慎，不讓我們拍，對我們很有敵意。這時，我就得哈著人家。打溜須也是有技巧的，隻能讓人家潛移默化地接受，不能明說。因為他是盲人，我就讓他摸我們的攝像機，告訴他我們不是壞人，我們在做的不是壞事。
2013年，我在二後生家裏。
最難的是，誰也聽不懂他們的商都方言，待了差不多四天左右我才聽懂了一點點。我開始試著和他們交流。我發現二後生抽中華煙，我就帶了兩條中華煙去看他，還買禮物送他媳婦。慢慢地我能接近他了，他也一點點開始接受了我。他愛跟我逗，願意給我講他的故事，他覺得我和他們是一夥的，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到後來就真的混成了自己人，走到哪他都叫我“情人兒”，最後他總算同意帶我們去他家拍攝。也許我入戲太深，“老拿自己不當外人”，經常跑進鏡頭裏，和人物整到一塊去，徐童總是要在鏡頭後麵喊“穿幫啦，穿幫啦”。
我在江湖混這麽多年，已經能做到“見什麽人說什麽話，收放自如”。上《鏘鏘三人行》時，竇文濤見到我時的原話是“老實說，我有點肝兒顫”，我說“我也不是老虎，有什麽可怕的？”後來我想，可能人家覺得我是“道上混的”，一準兒是個狠角色。其實，混的人也沒那麽可怕，不都是被生活所迫嗎？沒有一個好的職業，你的人生就會走下坡路，你接觸的隻能是偷摸打砸搶的人。
我在《鏘鏘三人行》。
進入了藝術家、文化人的圈子，我要學習很多東西，比如謹慎，比如分寸感。平時“出口成髒”的我，在錄製《鏘鏘三人行》時，整集節目沒說一句髒話。後來，竇文濤誇我“很聰明，有很強的控製力”，徐童導演也說“足見唐小雁的尊嚴感和克製力”。
但是，我有時也的確得刻意控製自己一下。記得去日本參加電影節的時，下飛機後，當地負責接機的女孩來晚了，讓我們等了很久。她一到機場，就點頭哈腰不斷地道歉，當時的我爆脾氣就上來了，心裏氣得要命，可我告訴自己千萬得忍著，不能像以前一樣動不動就爆粗口。後來那個女孩和我熟了，一個勁跟我說“小雁姐，我看過《算命》，知道你打人特別厲害，我來晚了把我給嚇得，真怕你打我呀！”
光有野心，沒有能力也不行，我不想再混日子，總是尋找更多的學習機會，沒有機會也想辦法創造機會。《老唐頭》以後，我一直在參與徐童的紀錄片拍攝。而真正開始跟著徐童一起拍片子，是在2014年拍《赤腳醫生》時。那時，我開始主動拿機器拍了。
2015年，我三哥出事了，《赤腳醫生》沒拍完，我就要回東北，徐童說《老唐頭》裏有三哥出鏡，你再接著拍個小片吧。他就給我拿了一個佳能小攝像機。就這樣有了《兩把鐵鍬》，我那沉迷於文學而鬱鬱不得誌的三哥成了片中主角。當時的三分之一鏡頭都是我拍的，因為不會手動曝光，很多畫麵都得靠後期調色，這時我知道自己技術真的不行，還得使勁學。
這是2013年《兩把鐵鍬》片尾字幕，上麵有我的名字。
我總是隨時觀察周邊的動靜，隨時準備開機搶鏡頭。有一天，我和我爸在家嘮嗑時，突然我爸閉上眼睛就要暈倒，我去搶救我爸的瞬間還不忘讓我侄子趕緊開機拍。後來導演誇我“有靈性”，其實跟導演混這麽多年，這種反應已經是本能，這點超強敏感都沒有那不等於白混了？
現在我已經走過了好幾個國家，參加了好幾十個電影節，我看到了外國什麽樣，也看到了上層知識分子是怎麽喝咖啡、怎麽聊電影、怎麽發獎和怎麽裝的。在朋友眼裏，我走進了上層社會，成了名人，他們都說，“你命真好啊，現在都混成這樣了，能出國到處走”。人生真的像場戲，昨天還一起胡作非為，今天就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說實話，我和原來的朋友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了。人的命運是靠自己把握的，遇到了一個引領我幫助我的人，如果我沒把握住機會，即使遇到的是伯樂，自己不努力，也是白搭。
2016年，我在美國，是作為導演助理去的。
在拍《老唐頭》時，徐童曾誇我拍的劇照好，有天賦。可是那點天賦算什麽？如果不加上能吃苦，多思考，一不小心，機會就溜跑了，我還是會滑回原來的老路。反思從前，我們這些人痛恨社會不均，咒罵命運不濟，但又夢想一夜暴富，不擇手段。我們標榜江湖義氣、四海為家，卻又拉幫結夥內鬥不止，我們反感管製，卻又崇尚暴力權威。其實，我們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才掙脫不了命運的枷鎖。每次碰到好奇心滿滿的大學生說“羨慕、崇拜”我時，我都會勸他們有文化得好好地生活，有的經曆看看就好，別好奇瞎折騰，等你真遇上後悔都來不及。
麵對眼前從天而降的機會，我不敢再有一絲懈怠。我隨時隨地都在跟徐童導演學拍攝，有人說“雁，你被徐童給毒害了，一聊天就是聊鏡頭”，即便是這樣，我還是不滿意自己的技術。也許我用力過猛，在實際拍攝中，連徐童也感到自己成了我的“工具”，很多時候，我會主動提出我的想法，傳達我自己的東西，控製節奏，主導故事的走向。我們早已經不是導演和片中人物的關係，而是在共同創造一個作品。從鏡頭裏走出來的我現在要把鏡頭對準別人。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
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國到世界……人類生活極其相似。就算文化、飲食、傳統如何不同，人總得麵對一些相同的問題，誰都會有生老病死，誰也都有父母妻兒，人都要麵對同樣的時間，體會同樣的生命感受。這讓我更加尊重自己的個人經驗，哪怕是曾經的不光彩。上天給予我的苦難讓我與眾不同。
我很多事都想明白了，看開了，我漸漸懂得：人活一口氣，除了吃飽穿暖，還有更有意義的事做。我老爸已經90歲了，我不再怨恨他，選擇了原諒。現在的他在養老院裏過得挺開心，前幾天我想問他走後想不想捐獻器官，他同意了！一輩子過得辛苦，最後還能感恩社會，做個好人，難得。我得向他學習！
一個人要活得有意思，不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還應該追求一些他現在也不能全部說清楚的東西。我很喜歡拍紀錄片，我想用鏡頭去講述那些沉寂在底層的人群。他們的悲劇是：他們的成就不值一提，他們的人生無人關注，他們的存在無足輕重。我是從他們當中走出來的人，我想為他們發聲，我想去維護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尊嚴。
我經常扛著機器四處跑，還是像個流浪的人，不同以往的是，我現在有了方向感。我曾經逃離過家鄉，漂泊在外，隻要能糊口的事我都去做，因為活下去最重要。我也曾經帶著失意和宿命回到家鄉，麵對沒法改變的貧窮，無所適從。我曾被排斥在社會之外，行走江湖覓食謀生，苦於找不到歸宿。
在日本，曾有一個觀眾抱著我哭，用半生不熟的漢語跟我說：“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起你在那麽艱苦的條件下還在勇敢地活著，我身上就充滿了能量”，他們並沒因為我的過往鄙夷我，反而敬佩我，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你戰勝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苦難戰勝你，它就是你的屈辱。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自己的職業感到驕傲，我懷著前所未有的信心，我會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加刻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