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國內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原載：《同舟共進》2010年第7期
對於布哈林這個名字，中國共產黨人一點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閱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啟蒙小冊子走近馬克思主義的。此書成為當年每個入黨申請人的必讀書。
隨著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這個名字從我們的記憶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著對農業發展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麽樣道路認識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們。當年布哈林與斯大林激烈論戰並最終造成個人悲劇的“新經濟政策”，後來被譽為“唯一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譽為列寧身後布爾什維克高層最理解新經濟政策意義的人。198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還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熱”。
經濟政策論爭被上綱到政治鬥爭
列寧逝世後，布哈林是繼承和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對於發展社會主義農業應該走一條什麽樣的道路，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間發生了衝突。
托洛茨基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麵提出了超工業化計劃，主張通過降低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增加賦稅等犧牲農民的辦法來發展工業。布哈林認為這將破壞蘇維埃政權工農聯盟的基礎並出現災難性後果。他針鋒相對地提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應該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換，應該進一步減少對農民的限製，鼓勵個體經濟的發展，使農村雇工合法化，減少農業稅收，讓農民自由地種地、生產和銷售糧食，同時降低工業品的價格，從而獲得農民的支持，促進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國將拉著農民的大車以蝸牛爬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布哈林“階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經濟政策觀。在1925年黨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農民發出號召:“發財致富吧！發展自己的經濟，不要擔心有人壓製你們。”
季諾維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講話是“富農傾向”，並強調富農的危險性，要求對富農保持壓力，增加對富農的稅收，部分地恢複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推廣大型集體農莊，更加重視工業的發展。季諾維也夫強調說：“新經濟政策隻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退卻，它的基礎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不能掩蓋新經濟政策的消極麵，必須防止右傾的危險。”他還特別攻擊了布哈林讓農民發財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經濟政策上的論爭，客觀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鬥爭的需要。在這場關於經濟政策論爭的初期，斯大林靜觀雙方爭執，一直不表態。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經濟才幹和理論權威地位，在駁斥和批判反對派的鬥爭中占得先機。斯大林一方麵讚同布哈林的主張有現實操作性，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麵，又要布哈林承認“發財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
布爾什維克1925—1927年間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對布哈林進行猛烈抨擊，而斯大林營壘則稱布哈林為“我黨最優秀的理論家”、“我黨最優秀的幹部”、敢於“說出自己思想”，是“我們大家全體愛戴和支持”的人。
後來，當托季聯盟被徹底摧毀後，布哈林這個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淪為了階下囚。
斯大林大權在握後便試圖改變新經濟政策，開始雄心勃勃地執行“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這樣，布哈林的經濟政策又不可避免地與斯大林“對落後的俄國工農業生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嚐試”發生嚴重對立。
美國人科恩在《布哈林》一書中說：“斯大林的政策人為地製造了1932—1933年的饑饉，俄國曆史上最可怕的饑饉。”50多年後《真理報》報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際，餓死的人大約有三四百萬。”這是長期以來諱莫如深的一個數字。
1927年秋冬，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認為危機的原因是富農囤積糧食和商人投機倒把，主張采取反對富農的強製措施，包括沒收餘糧。斯大林還強調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糧食生產地區完成集體化。
這就使“農業集體化運動”達到了“狂熱的頂點”。由於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區出現了強迫命令的現象。為了達到集體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區大刮浮誇風，以行政命令代替說服教育，有的地方竟采取“剝奪財產”、“褫奪選舉權”等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一些地方領導人出於“邀功請賞”心理，公然違反中央關於“集體農莊運動，隻是把基本生產資料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的指示，蠻橫地跳過勞動組合而徑直組織農業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實行了公有化。於是，有些農民就用屠宰牲口的辦法進行反抗。據披露：1929年頭幾個月，在全國3400萬匹馬中，有1800萬匹被宰；1400萬頭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當布哈林在下麵看到一片觸目驚心的饑饉景象時，感到如果不站出來說話就“有昧於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發生了激烈爭吵。在強製農民加入集體化農莊遭到布哈林反對時，斯大林說：“在舊製度下，農民進行單幹，用古老陳舊的方法和舊式農具工作，為地主和資本家、為富農和投機分子工作，自己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而使別人發財致富。”這就把經濟政策論爭上升到了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經濟上的衝突已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布哈林罵斯大林是“渺小的東方暴君”，並且退出會場。隨後，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寫好的辭職聲明。據說，斯大林接到這些辭職聲明時，臉色蒼白，雙手哆嗦。不僅如此，從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還連續發表3篇文章，不點名地對斯大林的路線進行了公開抗議。其中《列寧的遺囑》一文，闡明了列寧晚年的一係列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篇反對斯大林經濟政策的宣言。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評了斯大林的過激行為。
斯大林的經濟政策在現實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蘇聯國內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了嚴重的饑荒。麵對難以收拾的局麵，他在會上被迫作出讓步。
然而斯大林有著“文過飾非”的心理，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甚至會做出“掩耳盜鈴”的舉動。斯大林忌諱提饑饉，隻要一提“饑饉”這個詞，立即敏感地判定為“別有用心”，“反革命鼓動”。斯大林對一個膽敢在政治局會上談到饑饉的人咆哮道：“你應該辭掉州委書記和烏克蘭中央委員的職務，到作家協會去，去寫童話，好給傻瓜讀。”
妻子娜傑日達自殺對斯大林的嚴重創傷
斯大林對敢於提出異議的結發妻子也毫不客氣。1931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娜傑日達開槍自殺，當年《真理報》的說法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精神憂鬱”。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披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要員都聚在伏羅希洛夫家，阿盧利耶娃（娜傑日達）表達了對導致饑荒的農民政策的批評。斯大林用俄語中最肮髒的字眼厲聲責罵她。回到家裏後，克裏姆林宮的服務員發現她情緒激憤，過了一會兒，她的房間裏就響起了槍聲……”
娜傑日達是斯大林老戰友阿盧利耶夫的女兒。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孤身一人來到彼得格勒時曾寄宿在老戰友家中。1919年，39歲的斯大林與不滿18歲的娜傑日達成婚。娜傑日達年輕、貌美、上進，她具備與斯大林夫人身份相適應的知識水平與工作能力。她隨斯大林上過前線，在列寧辦公室當過秘書……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在給友人的信中，對媽媽作了這樣的回憶：
問題在於媽媽一直堅持自己對於生活的理解。她從不妥協。她自己屬於革命的年輕一代，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計劃的熱情勞動者。他們是具有堅強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設者，他們自己就是新的人，他們虔誠地相信革命把人們從市儈習氣和舊社會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義的全部力量相信這一切，而她周圍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她的信念。在這些人中間，我父親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範。
娜傑日達自殺前給斯大林留下一份遺書，斯大林看後，感到“氣憤至極”，“憤怒壓倒了悲傷”， 立即將遺書撕毀。斯大林認為這是他“最親密和忠誠的朋友”對他的“背叛”。大概正因為如此，在娜傑日達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斯大林走近棺材站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推開棺材，轉身走了。此後，斯大林也沒有再到新聖母公墓去參加妻子的葬禮。
解力夫在《縱橫捭闔斯大林》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從看到過這張條子的人那裏得知，條子上充滿了對斯大林個人以及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申斥和指責。當時正是農村為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出現了強迫現象最嚴重的時候。
斯維特蘭娜說：“媽媽死後，爸爸的心靈上受到嚴重的創傷。他對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層陰影，同親屬和朋友的關係疏遠了。他相信一切現行的或潛在的反對派必須根除和摧毀。他的猜忌和獨裁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斯維特蘭娜還說：“爸爸一直在尋找致媽媽於死命的‘罪魁禍首’是誰，是什麽？”
也許從那一刻起，布哈林的悲劇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布哈林犯了極其幼稚的政治錯誤
斯大林一向善於把經濟論爭上綱為政治鬥爭。1928年4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上，斯大林不點名地批評“有人想在農村實行一種既使富人喜歡又使窮人喜歡的政策，這種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紅色教授學院的報告中，再次不點名地批評布哈林是“恢複富農經濟……離開了列寧主義”，“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麵去了”。
布哈林已經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極限的邊緣，但他“不撞南牆不回頭”。
在隨後一係列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布哈林又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是恢複“軍事共產主義”，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後果，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無以轉圜的死角，他開始了猛烈反擊。在1929年4 月召開的中央和中央監委的全會上，斯大林作了長篇發言，全麵而廣泛地批評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團”，第一次在全黨麵前公開了持續一年之久的黨的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全會還作出決議：堅決譴責布哈林等人的經濟觀點，並撤銷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和《真理報》的職務，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這就相當於給布哈林亮出了“黃牌警告”，或者說是下了“最後通牒”。
但布哈林仍“執迷不悟”，“決心帶著他的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布哈林與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發表聲明，宣稱堅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全會作出決議：撤銷右傾分子的領導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麵對斯大林的嚴厲反擊，布哈林卻在政治上犯了一個極其幼稚的錯誤。他秘密約見加米涅夫，並非常激動地指責：“斯大林的路線總的來說是對革命的災難。這條路線將會給我們帶來毀滅……他是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把一切都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布哈林沒想到加米涅夫把這次談話作了記錄，是他自己為經濟論爭塗抹上政治派別的色彩，這就給斯大林提供了打擊布哈林的把柄。1929年初，政治局委員和中央監委幾位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譴責布哈林進行“派別活動”。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團”反對黨的路線，提出了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政綱”，企圖“同托洛茨基分子拚湊反黨聯盟”等。布哈林沒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長達30頁的反訴書，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動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別有深意地暗示“最近黨內出現了一些異己分子，他們不了解階級政策的原則，企圖同富農和睦相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這已經成為“屁股坐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斯大林提醒全黨，時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隱匿的階級敵人”。並提出那個貽害無窮的論斷：“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階級敵人會更多地冒出來。”至此，布哈林與斯大林的矛盾完全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斯大林輕諾寡信，布哈林被處死
布哈林和列寧之間，有著長期而親密的友誼。在那封被稱為“政治遺囑”的信中，列寧給予布哈林極高的評價：“是最傑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列寧患病期間，布哈林經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寧總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領到花園去，談論各種問題。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響，首先就要破壞人們印象中列寧與布哈林親密的關係和感情。斯大林要通過法庭向人們宣布：“布哈林從來就不是列寧的親密戰友，而是列寧最凶惡的敵人。”斯大林命令審訊人員，必須讓布哈林承認曾企圖暗殺列寧。內務部人員起草了一份審訊筆錄，其中寫道：早在1917年，當他得知德國政府為列寧提供火車包廂，同意列寧在戰爭狀態下穿越德國的時候，就開始懷疑列寧同德國人之間有見不得人的勾當。後來，當列寧堅持要與德國人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他便確信列寧是德國間諜，從而生出了殺害列寧的念頭和計劃。這是一箭雙雕的陰謀，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貶低了列寧。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絕在供詞上簽字，並怒不可遏地說：“斯大林這是要把死去的列寧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布哈林一直拒絕招供。內務部人員加緊了刑訊，偵訊人員增加了一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親自督戰，伏羅希洛夫作為政治局的代表也參與審訊。他們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以他們的安全為要挾，對布哈林“曉以利害”。內務部像對待其他受審人一樣，以斯大林的名義向布哈林許諾，隻要布哈林能滿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兒子就會平安無事，他本人也隻會受點監禁之苦。
斯大林是施展此類手腕的高手。
就在兩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會上，斯大林還親自為布哈林敬酒，說：“我們都了解他熱愛他，誰要是老記著過去，誰就從我的眼前滾開！”與此同時，內務部卻正在準備一份布哈林“過去反列寧”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周年紀念日，布哈林拿著《消息報》主編的通行證參加紅場的慶祝活動。一年前，他是作為國家領導人登上列寧墓上的主觀禮台，而現在隻能站在觀禮台的一側了。這時，一個衛兵跑過來向布哈林敬了個禮，說：“布哈林同誌，斯大林同誌請我轉告您，您站的不是您應站的地方，他請您馬上到主觀禮台去。”就在說這話的時候，斯大林已決定把布哈林從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名單裏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內務部人員帶著搜查證闖進布哈林家。正要開始搜查時，通向克裏姆林宮的專線電話響了。電話是斯大林打來的。布哈林局促不安地告訴斯大林內務部的人正在家裏搜查，斯大林大聲吼道：“叫他們統統滾出去。”於是搜查停止了。而當時，斯大林正在召開會議討論是否馬上逮捕布哈林。
“前車之鑒，後車之覆”。無數事實讓布哈林對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認識。布哈林知道自己難免一死，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隻有一個念頭：保護好自己的家人。
最後，雙方作出妥協，達成一個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寧與德國勾結之事，也可以不說企圖謀殺列寧，隻說為阻止和約簽訂而打算將列寧逮捕，並扣押一晝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認自己是德國間諜，但必須承認參與了對基洛夫和高爾基的謀殺，還得承認企圖謀殺斯大林。這樣，布哈林的家人將不受任何牽連，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輕諾寡信”，布哈林最終還是被處以極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一書中說：“布哈林死的時候嘴裏咒罵著斯大林。他是挺著胸脯站著死去的，而不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樣，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著要求憐憫。”
入獄之前，布哈林已作了最壞打算。他草擬了一封《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要求妻子拉林娜一遍遍地背誦，直至一字不差。信中寫下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這樣的遺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麵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麵對著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裏，我堅信，經過曆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汙穢衝掉……同誌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的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讀著布哈林的遺書，不知是應該感動還是歎息。革命浪費了億萬人民對它的感情，或者說是粗暴地蹂躪和踐蹋了人們曾對它有過的忠誠，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從布哈林的政治悲劇中，我們看到了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當我們把蘇維埃早期幾位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劇放到一起，則驀然意識到：盡管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性格特點各異，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都毫無例外地扮演了同樣的悲劇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