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武：文化沙龍裏的1980年代

2006年，“上海文人心目中的八十年代”討論會在滬上低調召開。會議的緣起是因為旅美作家查建英在三聯書店出版了訪談錄《八十年代》。她曆時兩年訪問了北島、阿城、劉索拉、李陀、陳丹青、栗憲庭、陳平原、甘陽、崔健、田壯壯等1980年代“文化熱”中的核心人物。

 

北島

 

上市僅1個月，《八十年代》第一次印刷的1．5萬冊就售罄。眾多平麵媒體和門戶網站也都紛紛報道此書內容。而同時，作家陳村主持的網上文藝沙龍“小眾菜園”裏，批評家吳亮從6月7日開始的帖子《八十年代瑣記》，1個月內贏得了逾萬人次的“大眾”點擊。

在北京，查建英受邀在圓明園的單向街沙龍演講“他們的浪漫年代”。席間，主持人許知遠大段地引用作家朱偉的新作《作家筆記及其他》中的句子：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誌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文中西瓜攤旁邊樓上的李陀，是1980年代北京重量級的文學批評家。在和查建英的對話中，他專門談的就是“友情與爭論”：“那時候，你的家對所有朋友都是開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對你也都是開放的。”

查建英本人的感受則是：“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時對大集體生活有一種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結果是結成一個個小集體——就是圈子，每個圈子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查建英

有評論認為，回望1980年代的“圈子文化”，或者說文化沙龍、準文化沙龍，也許是觀照和考察那個年代整體文化生態特別是知識分子精神群落化生存，重繪當時思想文化地圖的一個有效視角。

“像回憶‘五四’一樣回憶八十年代”，是大陸近來的“八十年代熱”給耶魯大學東亞語文係高級講師蘇煒的印象。

蘇煒本人也是親曆者。據他回憶，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識界有“走向未來叢書”、“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三大文化圈子，“這三大圈子共有一個中心舞台——就是當時北京的《讀書》雜誌”。

蘇煒在1980年代參加最多的文化沙龍是“《讀書》服務日”和趙越勝沙龍，他當年在雙榆樹公寓的1657號寓所也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一大據點。

《讀書》服務日

《讀書》在1984年7月號上宣布，每個月的25日舉辦“《讀書》服務日”：“由有關出版社提供最近出版新書樣本，定期組織各方麵的同誌閱覽、議論。”

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年代，《讀書》負責人沈昌文還不敢將之命名為“讀書沙龍”：“叫‘俱樂部’容易聯想到1957年反右時批判過的‘裴多斐俱樂部’，叫‘沙龍’也不行，那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

 

當時，老一輩學者如金克木、張中行和馮亦代等，中年學者如李澤厚、王蒙和葉秀山等，青年學者如甘陽、劉小楓、陳平原和周國平等，與《讀書》聯係比較密切。沈昌文和他的同事們“想把老的和少的團結在一起”。

《讀書》編輯吳彬依稀記得，“《讀書》服務日”的場地最開始租過東四附近的一個點心店，後來租過朝陽門外的一個意大利冰淇淋店，“當時租外麵的咖啡店，一個下午好像是人均消費兩三塊錢”。

這項活動影響頗大。某次，語言學家呂叔湘為了參加“《讀書》服務日”而放棄參加政協會議，成為文化界的佳話。

最憶趙沙龍

在蘇煒和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的回憶裏，1980年代的趙越勝沙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蘇煒還表示，作家柯雲路當年在暢銷小說《夜與晝》中重點提到的“哲學——藝術月會”，就是以趙越勝沙龍為原型的。柯雲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可了這一說法：“當時的沙龍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龍，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龍，趙越勝沙龍是改革開放年代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當時大家都很活躍，不像現在這麽務實。”

“我的‘京都三部曲’《新星》、《夜與晝》、《衰與榮》就是想概括當時社會的全貌，因此這些沙龍我都接觸過。”柯雲路回憶說，“我見過趙越勝好幾次，記得好像是在地安門東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熱心，在那個時代比較新潮”，“我和他比較多地談存在主義，他談論的話題和直接關心國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樣，更有文化性質，不是落實於具體層麵，總的來說是希望突破過去的思想禁錮，把各種學派介紹進來。那時最大的命題就是‘思想解放’。”

趙越勝沙龍以甘陽領銜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班底為中心，核心成員如甘陽、周國平、徐友漁和趙越勝當時都是社科院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的同事。《人論》、《悲劇的誕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存在與虛無》等重要且暢銷的學術書，就是這個編委會的成果。

沙龍聚會一般選在每月最後一個周末，“有時候不一定選在周末，一般是從下午開始，圍繞一個專題，請一個人主講，然後大家發表討論意見。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趙家，由趙越勝和詩人阿堅張羅，偶爾也拉隊伍出去下館子），聚餐後繼續開聊，此時音樂是助興的話題，包括著名歌唱家範競馬的演唱。”蘇煒回憶說。

在蘇煒印象中，趙越勝沙龍最多的話題還是談論最近《讀書》上的某篇文章，或就當時的“文化熱”、“方法論熱”等話題展開討論。1988年5月，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教師的梁治平將翻譯伯爾曼《法律與宗教》的譯後記發表在《讀書》上，“因為寫得極精彩，話題也極重要——談法治觀念的曆史演變與現實關係，就在聚會上引起過很熱烈的談論”。

當然，訪學歸來的學人介紹海外情況也是一個保留節目：徐友漁（現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從英國訪學歸來談維特根斯坦與牛津學派，陳來（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訪美歸來談海外儒學和傳統國學的研究，甘陽（現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訪港歸來談台、港學術界的情況……

而“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獨立話題、“非政治的政治”等人文主義話題，也是這個沙龍的核心話題。“但是，我們一般都不討論具體的現實政治和社會決策之類的話題，這些話題當時北京有別的圈子更關心，卻不是趙越勝沙龍的聚焦點。”蘇煒說。

雙榆樹公寓

蘇煒1986年回國，時值趙越勝沙龍的後期。社科院文學所為照顧大齡未婚青年分配給他一套房子——雙榆樹青年公寓1657號。和趙越勝一樣好客的蘇煒配了四五把鑰匙，“分掌在好幾位朋友手裏，很多朋友都曾因為臨時需要借用過我的公寓”。李陀、張暖忻、陳建功、鄭萬隆、史鐵生、查建英、黃子平、陳平原等都是蘇煒家聚會的常客。

蘇煒

雙榆樹沙龍活動，蘇煒印象較深的一次是，陳凱歌的《孩子王》1987年拍竣，在北京電影學院小放映室試映後，“大家也相約來我家聊一次”。那天，史鐵生冒著風雪，搖著斷了鏈條的輪椅來參加討論，“好像是半路上遇見萬隆，由萬隆推著進來的”。盡管陳凱歌因故缺席，與會者還是很認真地討論了《孩子王》的得失並提出很多建議。

1980年代前期熱心參加沙龍活動的陳凱歌，是朱偉1989年承包創辦的《東方紀事》雜誌第一期的封麵人物。而雙榆樹青年公寓1657號也是《東方紀事》編輯會議的召開地之一。李陀負責“封麵人物”，查建英和一個美國人負責“東西風”欄目——稿件多是探討東西文化之間的異同，蘇煒則負責散文版“人生感悟”，“我組的就是越勝沙龍朋友們的稿子——趙越勝、周國平、何懷宏等都在上麵發表過文章”。

蘇煒還記得，雙榆樹青年公寓1657號在1988年春舉行過兩位作家的作品朗誦會，30餘位出席者“下餃子樣地擠滿了小屋”。此場景被與會的台灣作家王拓寫成連載報道發表於台灣《人間》雜誌，“我的小家因此也成為兩岸開放探親後，兩岸作家、文化人最早交流的場所。”

沙龍今安在？

“《讀書》服務日”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就不那麽固定了，“現在隻是每年的12月25日會組織《讀書》的部分在京作者聚一聚。1980年代以後大家也都變忙了。”《讀書》編輯吳彬告訴記者，“1980年代和以前及以後都不太一樣，人人相信將來會變得更好。”

趙越勝沙龍和雙榆樹青年公寓1657號沙龍也因為成員在1980年代末星散各地而解體。至今，趙越勝在巴黎的家仍是當年的文友們訪問法國時最溫暖的精神驛站，蘇煒就曾多次聽友人談起在那裏感受到的“溫馨和愉悅”。而蘇煒本人，“無論在普林斯頓，在耶魯，同樣是‘大門永遠向朋友敞開’”。

一次，李陀來訪，和耶魯友人相談甚歡，出門還罵了蘇煒一句：“你小子，走到哪裏都會有話題，有熱鬧！”蘇煒則回敬了一句：“我可從沒被人叫做什麽‘爺’呢！”（李陀在1980年代的北京文學圈被稱為“陀爺”）

“1980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現在，一個一個山頭林立。而那時，大家可以爭得麵紅耳赤，但彼此之間還是朋友。”華東師大曆史係教授許紀霖剛剛完成一個關於1990年代中國思想研究的課題，他認為“對於許多八十年代過來人來說，那個年代已經成為一個理想性的符號，用來反思和批判九十年代以來的世俗化和市場化”，“比較八十年代與今天的上海，我認為那個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間比現在開闊得多，那時大家都充滿激情，就像在古希臘城邦那樣”。

許紀霖宣稱：“上海的‘八十年代’，是以1992年上海股市的開放而宣告結束的。”

作家陳村則表示，他擔心1980年代像上海的1930年代一樣被時尚化。

華東師大曆史係副教授劉擎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歸結於“那個時代沉浸在激情昂揚的‘鬥爭’氛圍之中”，一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所謂“改革”與“保守”的衝突，一是在知識與文化資本上“新思潮”對“舊教條”的挑戰。“這兩方麵的衝突和競爭都具有很強的公共性，而且期望給社會帶來新的前景”，“但後來發現，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有自己更為複雜多樣的動力和邏輯，不完全在文人和知識分子的規劃與想像之中”，“所以，知識分子特別是學者和純文學作家，沒有自以為的那麽重要，被‘邊緣化’了。現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業家、商人和娛樂明星”。

一場不期然而至的“八十年代熱”，讓評論者白龍聯想起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名著《追憶》裏的核心意象：絢爛的盛唐隻有在追憶中，才會呈現出黃金時代的特有色彩，而“追憶”，也是中華文化一個不息的母題。

“物質把精神打入了冷宮”，這是評論者劉晨光對1980年代“文化熱”向19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轉向過程的比喻，“時代把重心放在了經濟上，人們對現實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對於思想文化的迷戀”。1994年那場著名的“人文精神討論”，在劉晨光眼裏，固然不乏對於人心不古的關切，但也徹底表露了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對於“經濟人時代”的不滿，以及掩埋在憤懣之情下對於昔日話語權的留戀。

“八十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麽文藝複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著走走，以為蹦迪啊！”畫家陳丹青和查建英對話中的這句話，現在已成了圈內名言。“八十年代是談不像的。”他淡淡地告訴記者。

對於這一切，“過來人”蘇煒倒是看得很開：“現在回憶當初北京的這些圈子和沙龍活動，很有意思，也是人生一段很珍貴的記憶”，“但我卻不主張把它浪漫化、神聖化。甚至對它所謂‘局限性’的檢討，其實就有一個‘太當一回事兒’的前提，所以我也不願意去‘檢討’它。”

蘇煒所在的耶魯大學華人社區，沙龍式小圈子聚會“非常常見”。他還介紹說，哈佛大學華裔教授主持的“劍橋新語”文化沙龍持續了30年，“最近剛剛因為主持其事的趙如蘭、陸惠風教授逐漸年邁而暫時休會”，不過“據說，王德威、張鳳等華裔‘哈佛人’又已形成了新的圈子”。而即便身處全球化後工業時代，以《紐約客》為中心的“紐約文人幫”，也還是一個曆久不衰的大圈子，沙龍活動無數。

在蘇煒看來，但凡一個稍微正常、開放的社會和年代，知識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龍活動，就是它的一種常態。即便存在各種蕪雜的現象，也屬正常。如果在1990年代和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竟然成為一個新鮮的話題，反而值得我們認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