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波，作家，筆名老鬼。1947年生於河北省阜平縣。1968年冬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旗插隊。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畢業後曾在文化藝術出版社任編輯，後調入法製日報社。1990年赴美國布朗大學做訪問學者。1995年12月回國，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團烈士尋訪紀實》等。
不全的“全家福”之一，攝於1958年，大哥缺席。後排左起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為母親楊沫、父親馬建民
真餓呀！同學們見麵就聊吃，聊各種解餓之道，什麽多喝水，什麽少拉屎，什麽用皮帶勒緊腰，把胃給勒小，並交流著哪個飯館的粥比較稠，哪個飯館的麵條給得多，哪個飯館的燒餅個兒大……盡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見成群的乞丐，也沒有一具倒斃街頭的餓殍，表麵上遠沒有蘇聯十月革命後那段饑餓歲月恐怖，社會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個北京市民都在挨餓。為多吃一口飯，為少交二兩糧票，為搞一點高價的糖塊，人們可以絞盡腦汁、機關算盡。商店裏賣食物的櫃台空空如洗，往日無人問津的糠蘿卜，沾著好些泥巴的幹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積如山的大白菜，這一年要按購貨本定量供應，多爛的菜幫子都有人搶著撿。每人憑本一個月能買二兩白糖。鹽、肥皂、芝麻醬、粉絲……也全部憑購貨本限量供應。過春節時，為體現黨的關懷，每戶憑本可買三兩瓜子，不要糧票。花生則根本見不著，全都被出口換了外匯。晚上五六點鍾，西單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無幾。餓著肚子，誰有精神逛街？為貫徹市委勞逸結合的指示，學校的體育課、生產勞動課全部停上，老師什麽作業也不留，並取消一切課外文體活動。每天下午隻上一節課，班會也極少開，讓學生們早早地回家。據官方統計：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是八兩半，平均每個月還不到一兩，是解放以來最低的一年。當時，名義上北京市民一個月能供應二兩肉，但根本買不著。常常幾個月吃不上肉，肚子裏沒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學生一天一斤糧食根本不夠吃。上午上第四節課時，教室裏就彌漫著焦躁不安的氣氛，連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來扭去的。老師非常理解，下課鈴一打，準時下課，一秒鍾都不拖延。不等老師離開教室，男女同學們都箭一般衝向食堂，興奮地喊：“吃飯嘍，吃飯嘍！”班裏有位夥食委員，一個月一次專門負責統計每人每天的夥食安排，然後報到食堂管理員那裏。值日生打飯時按每班每頓飯的總量打。中午有人吃三兩，有人吃四兩。值日生將主食分到每人碗裏，再把菜分到另外一個碗裏。我一般都是早三兩、午四兩、晚三兩。我每頓吃完飯後，都要將碗裏的飯粒舔得幹幹淨淨，而且刷完碗後，還要把刷碗水喝進肚子，將殘剩在碗裏的菜湯、油星、肉眼看不見的細微飯粒全吃光。可每逢離開飯廳時，依舊有些失落，因為肚子裏還很空，半飽都談不上。看著別人還在吃著、咀嚼著，我就無比羨慕，刹那間覺得大飯廳是世界上最溫暖可愛的場所。盡管裏麵總是彌漫著一股黴爛味兒，但這黴味兒代表著食物，異常地親切誘人。我吃飯總是很快，狼吞虎咽，幾分鍾就結束了。這也是對付饑餓的一個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進一堆食物肯定比漸漸往裏填更有吃了東西的感覺。所以，單位時間進食量多，對胃神經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餓、越有飽感。每天一斤糧食，三頓飯到底怎麽分配吃才最不餓？這是我和同學們經常思考、經常切磋的問題。我試過早二兩、午四兩、晚四兩；還試過早四兩、午三兩、晚三兩和早三兩、午三兩、晚四兩……甚至還試過早上不吃飯，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這一斤糧食無論怎麽吃也還是感覺餓。經過反複比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為解決上第三節課就餓的問題，我還嚐試過早飯隻喝三碗粥(一兩一碗)，不吃幹的。這樣當時會覺得挺飽，可尿幾泡尿後，照樣餓。每個人都被餓得眼冒金星，糧票就等於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著。到哪兒吃飯都要交糧票成為全國各省市通行的規矩，沒糧票寸步難行。無論親戚朋友之間多親密，在糧票麵前也公事公辦，吃多少給多少。哎呀，隻有挨過餓的人才知道小小糧票的價值，丟一斤糧票可比丟十塊錢還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討錢，還能要到兩分五分的；你若乞討糧票，卻不會有人給你一兩！因為，這等於是從自己饑腸轆轆的肚子裏掏吃的啊！記得聽同學們說過：就有鄰居因為丟了一個月的糧票而自殺。領糧票時，人們得一斤一兩地數，兩兩計較，比到銀行取錢還在意，不敢馬虎。當時豆芽、豆漿、豆腐、豆製品都極少見，即使有，也要糧票。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問我在家吃幾頓飯？吃兩頓飯給半斤糧票，吃三頓飯就給一斤糧票。我跟這保姆的關係越來越不好，原因就是她隻認糧票不認人。父母發有高幹購貨本，可以買一些雞蛋、黃豆、肉等。父親屋裏有一個電爐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雞蛋吃。望著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親曾說：“你別不知足，我吃是因為我有這個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飯，總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們吃的豆製品、豬雜碎什麽的都是單位照顧我的，別老不知足。”憑良心說，我們家裏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覺得肚子空空的，總想多吃點兒。父親在飯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說：“吃飯七成飽就行了，吃太飽活不長。”但人挨餓時最渴望的是吃飯，根本無暇考慮壽命問題。隻要能吃飽，活不長我也認了。因為老挨打，我從小就非常害怕父親，再餓也不敢向他要吃的。每月學校退我六斤糧票，我要給家裏四斤，剩下的兩斤，我就上飯館吃了。記得學校旁邊有個小飯館，門麵上漆著綠漆，我常到那兒吃燙飯，連水帶飯，又有點兒菜，很解饞。這飯館裏還有一兩糧票、五分錢的糖火燒(其實是糖精做的)，也相當好吃。我剛開始很不好意思上飯館，覺得這有點兒資產階級腐化，董存瑞絕不可能老下飯館。可我肚皮餓得打鼓，小飯館門口飄來的飯香味兒，太有磁力，引誘得我一有糧票就下飯館腐化。在小飯館裏，我常看見有穿得很破很髒、蓬頭垢麵的人，專門舔人家吃完了的盤子或碗。盡管人們吃得都很幹淨，也總會剩下一粒米、一口湯或是一點兒剩菜汁。待這人剛離開座位，舔盤子的就撲過去，拿起碗，用舌頭一下一下地舔幹淨，還把桌子上撒的飯渣，從人嘴裏吐出來的嚼不動的肉皮，全都撿起來吃掉了。學校早早就放學，為的是減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離晚飯時間還很長，什麽也沒心思幹，就躺在床上熬鍾點，腦子裏總離不開與吃有關的念頭。我常常幻想科學家有朝一日能發明一種營養藥片就好了，吃了不餓，使人類徹底擺脫依賴糧食生存的現狀。如果這個發明成功，將比火箭原子彈的發明還偉大、還千古不朽；大饑荒到來，工廠隻要多生產一點兒這樣的藥片即可。記得當時《人民日報》等報紙上廣泛宣傳吃代用食品，鼓勵人們繁殖小球藻，說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黃豆、人造肉、人造蛋白，營養比真黃豆、真豬肉、真蛋白還高……而養小球藻隻要水和陽光，非常經濟合算。一時間被宣傳得沸沸揚揚的，那水溝裏綠綠的、毛茸茸的、髒兮兮的汙物頓時成了寶貝。我對小球藻也充滿了希望，以為能很快結束這挨餓日子。可最後卻不了了之——市麵上根本見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養殖隻停留在實驗室裏，從沒有大規模工業生產，更沒有普及到千家萬戶。為了解決吃的問題，人們挖空心思。捋榆葉、挖野菜、撈水草、抓麻雀、養兔子(因兔子繁殖快，還隻吃草)。據說一隻兔子可以換一輛自行車。不少國家機關還組織人去內蒙古打黃羊，但黃羊數量有限，黃羊肉分到每人頭上，隻夠吃一兩頓。我對付饑餓的招兒是把皮帶勒到最緊的一扣兒，把胃的體積勒小。喝完粥後，也像飯館舔盤子的人一樣，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時，再用水涮涮，將碗裏剩的微量粥末溶解進涼水裏，再全部喝掉，不讓一點點碳水化合物流失。走讀同學比我還強些，回到家可以再蹭點吃的，能回旋緩解一下。我一天到晚隻靠學校食堂那一斤糧食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沒有。食堂鐵麵無情啊，饅頭、米飯、窩頭二兩就是二兩，隻少不多。熬菜青湯淡水，根本別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饑腸轆轆，被餓得暈頭轉向。一有點糧票，我就上飯館吃掉。學校附近的飯館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個飯館二兩火燒個兒大、哪個飯館燴餅最值。同學間最經常的話題也是交流這方麵的信息。據說琉璃廠西街的一家小飯館肉末麵特實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兩好大一碗。我就專門去吃。即使已在學校食堂吃了飯還要吃，一定要一頓吃一斤多，把胃撐滿了，有了飽感才行。餓了幾天後，能狠狠地吃一頓飽飯，也是對付饑餓的一個小技巧。這樣平時挨餓還有個盼頭，就怕總是半餓不餓的，永遠也沒吃飽飯的時候，那才絕望。一到月底，本月糧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發糧票。中間隻能到小飯館花一毛錢買一碗蘿卜湯喝，暖暖身體，讓嘴巴能往肚子裏咽下一點兒東西。望著周圍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飯、嚼花卷，我無比地垂涎和淒涼。瞎子渴望著恢複視力，囚犯渴望著出獄，而我這時候就渴望著能撿到一張五斤的糧票。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國乒乓球隊獲得男子世界團體冠軍。莊則棟、丘鍾慧分獲男女子單打世界冠軍。學校裏流傳著這個消息，洋溢著一片喜悅氣氛。可是我激動之餘，還是忘不了餓，空肚皮沒法蒙，它吃不著東西就鬧，讓你心慌氣短。為了一個同學借了我半斤糧票沒還，我苦苦思索證據，研究著萬一他不承認怎麽辦？認真考慮怎麽搶他一個值錢東西作為逼他還我半斤糧票的辦法。如果這月有節假日，學校就能多退我幾斤糧票，我自然想方設法少給家裏一點兒，留著自己上飯館用。比如在家吃兩天零一頓隻交兩斤糧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總會發現我少交了糧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頓糧票，她會嘮嘮叨叨很長時間。每逢我跟保姆發生矛盾，父母都堅決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勞動人民。這保姆五十多歲，我們管她叫施阿姨，年輕時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愛抽煙，一身煙味，麵色蠟黃。她嘴巴能說，特會當麵奉承人。對著母親讚歎：“楊同誌心眼兒真好。”對著父親誇獎：“馬同誌沒一點大官兒架子。”……把父母拍得暈頭轉向，極寵信她，所以就有恃無恐，敢和我們吵架。她剛來時，因我不愛說話，當麵稱讚我是“貴人不出語”，現在卻為我少給了一點兒糧票，就指責我“自私自利，總剝削家裏糧食”。無論誰來了，要吃飯就得提前通知她，給她糧票，否則沒你的飯吃。每頓飯，有幾個人她就做幾碗米飯，一碗也不會多。菜有時還能剩下一點兒，飯則永遠別指望誰能剩一口。記得那時白楊的女兒常來我家(父母是她的監護人)。她若不給糧票，這保姆就真不給她飯吃，並且還把廚房碗櫃等鎖起來，像防賊一樣地防著她。垃圾箱裏，我常常看見父母吃過的餅幹包裝、高級糖紙、雞蛋殼……為了保命，他們經常買高價點心吃——那點心極貴，一小盒十多塊錢！盡管有高幹補助，母親還是總嘮叨糧食不夠吃。她解釋說：因為她和父親定量很低，家裏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飯不交糧票，所以糧食老虧。事實上，父母也確實吃不飽。多年後，我從母親的日記中獲悉，當時父親被餓得浮腫了，大腿一按一個坑。母親也貧血，營養不良，頭暈目眩，根本就寫不了東西。因此他們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飯必須交糧票。父母和孩子之間被糧票劃出了深深界限讓我終生難忘，起碼我們家是這樣的。在饑餓麵前，彼此斤斤計較著糧票，不交糧票就不給飯吃，哪怕是親兒親女、親兄親妹也不給。母親有時候會指示施阿姨把家裏的一些剩菜裝到瓶子裏，讓我帶到學校吃，糧食卻從沒給過我一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