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我和小波

李銀河／文

光明日報·小波

　　大學畢業後，我在《光明日報》工作，出去是記者，回來是編輯。其間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在近現代落後挨打的文章，為此在資料室裏狠查了一陣資料，文章發了幾乎一整版。後來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發現很多單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資料，以不同的形式掛在牆上：直方圖、餅型圖，花裏胡哨。我估計是上海的某個宣傳部門把這批數據發給了各單位，讓他們搞現代化教育了：當時，文革剛剛結束，百廢待興，現代化是當時全國最具號召力的口號。
　　正是在這一年我結識了王小波。我在一個我們兩人都分別認識的朋友那裏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說《綠毛水怪》，心裏就有了這個人。雖然是“水怪”，還長著“綠毛”，初看之下有心理不適，但是小說中顯現出來的小波的美好靈魂，對我的靈魂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
　　嚴格來說，《綠水毛怪》這本手抄本小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小說寫在一個有漂亮封麵的橫格本上，字跡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講述了一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的戀情。雖然它還相當幼稚，但是其中有什麽東西卻深深地撥動了我的心弦。
　　小說中有一段陳輝（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談詩的情節：

　　白天下了一場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沒有風，結果是起了雨霧。天黑得很早。沿街樓房的窗口噴著一團團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銀燈在半天照起了衝天的白霧。人、汽車影影綽綽地出現和消失。我們走到10路汽車站旁。幾盞昏暗的路燈下，人們就像在水底一樣。我們無言地走著，妖妖忽然問我：“你看這夜霧，我們怎麽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詩來，並且馬上念了出來。要知道我過去根本不認為自己有一點兒作詩的天分。
　　我說：“妖妖，你看，那水銀燈的燈光像什麽？大團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著柔軟的針一樣的光。”
　　妖妖說：“好。那麽我們在人行道上走呢？這昏黃的路燈呢？”
　　我抬頭看看路燈，它把昏黃的燈光隔著蒙蒙的霧氣一直投向地麵。
　　我說：“我們好像在池塘的水底，從一個月亮走向另一個月亮。”
　　妖妖忽然大驚小怪地叫起來：“陳輝，你是詩人呢！”

　　從這幾句詩中，小波的詩人天分已經顯露出來。雖然他後來很少寫詩，更多的是寫小說和雜文，但他是有詩人的氣質和才能的。然而，當時使我愛上他的，也許不是他寫詩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詩意。
　　小說中另一個讓我感到詫異和驚恐的細節，是主人公熱愛的一本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書《涅朵奇卡·涅茨瓦諾娃》。小波在小說中寫道：“我看了這本書，而且終生記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現在還認為這是本最好的書，頂得上大部頭的名著。我覺得人們應該為了它永遠懷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綠毛水怪》之前，剛好看過這本書，印象極為深刻，而且一直覺得這是我內心的秘密。沒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說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覺，當時就有一種內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們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汙濁的現實，與現實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最後隻能以悲慘的結局告終。作品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神經質的特點，有些地方感情過於強烈，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書中所寫的涅朵奇卡與卡加郡主的愛情給人印象極為深刻，記得有二人接吻把嘴唇吻腫的情節。這是一個關於兩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熱烈純潔的戀情的故事。
　　小波在《綠毛水怪》中以男主人公的第一視角寫道：

　　我堅決地認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親密的朋友，唯一的遺憾是她不是個小男孩。我跟妖妖說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個女孩。結果是我們認為反正我們是朋友，並且永遠是朋友。

　　我與《綠毛水怪》產生強烈共鳴，自此對小波有了“心有靈犀”的感覺。記得我當時心中暗想：這是一個和我心靈相通的人，我和這個人之間早晚會發生點兒什麽事情。我的這個直覺沒有錯，後來我們倆認識之後，心靈果然十分投契。
　　我第一次見到王小波，是跟我們共同的朋友去他家，找他爸請教學問方麵的問題。我當時已經留了個心，要看看這個王小波是何方神聖。一看之下，覺得他長得真是夠難看的，心中暗暗有點兒失望。後來，剛談戀愛時，有一次我提出來分手，就是因為覺得他長得難看，尤其跟我的初戀相比，那差得不是一點兒半點兒。那次把小波氣了個半死，寫來一封非常刻毒的信，氣急敗壞。記得信的開頭列了一大堆酒名，說：“你從這信紙上一定能聞到二鍋頭、五糧液、竹葉青……的味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後來，他說了一句話，把我給氣樂了，他說：“你也不是就那麽好看呀。”心結打開了，我們又接著好下去了。小波在一封信中還找了後賬，他說：建議以後男女談戀愛都戴墨鏡前往（取其防止長相成為障礙之意）。
　　王小波淩厲的攻勢是任何人都難以抵禦的。那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麵，也是第一次單獨見麵。地點是虎坊橋光明日報社我的辦公室，借口是還書。我還記得那是一本當時在小圈子裏流傳的小說，是個蘇聯當代作家寫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雖然此書名不見經傳，但在當時還是很寶貴的。小波一見到我，就一臉尷尬地告訴我：書在來的路上搞丟了。他把書放在自行車的後座上，不知道怎麽就不見了。我心想，這人可真行。
　　後來我們開始聊天，天南地北，當然更多是文學。正談著，他猛不丁問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我那時候剛跟初戀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實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話幾乎嚇我一跳，他說：“你看我怎麽樣？”這才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麵啊。他這句話既透著點兒無賴氣息，又顯示出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和無比的純真，令我立即對他刮目相看。
　　小波這個人，浪漫到骨子裏，所以他才能對所有世俗所謂的“條件”不屑一顧，直截了當憑感覺追求我。我們開始正式談戀愛了，雖然從世俗的眼光看，一切“條件”都對他相當不利，我們倆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大學畢業（雖然隻是個“工農兵學員”，但是也勉強算是上了大學吧），他初中沒畢業；我在報社當編輯，他在一個全都是老大媽和殘疾人的街道工廠當工人；我的父母已經“解放”恢複工作，他的父親還沒平反；我當時已經因為發表了一篇被全國各大報轉載的關於民主法製的文章而小有名氣，而他還沒發表過任何東西，默默無聞。但是正如小波後來說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締結的。經典的浪漫故事都是倆人天差地別，否則叫什麽浪漫？我和他就是一個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來，我的這個“灰姑娘”天生麗質，他有一顆無比敏感、無比美麗的心，而且他還是一個文學天才，早晚會脫穎而出。戀愛談了一陣之後，我問過小波，你覺得自己會成為幾流的作家？他認真想了想，說：“一流半吧。”當時他還不是特別自信，所以有一次他問我：“如果將來我沒有成功怎麽辦？”我想象了一下未來的情景，對他說：“即使沒成功，隻有我們的快樂生活，也夠了。”他聽了如釋重負。
　　後來，小波發起情書攻勢，在我到南方出差的時候，用一個大本子給我寫了很多未發出去的信，就是後來收入情書集中的“最初的呼喚”。由於他在人民大學念書，我在國務院研究室上班，一周隻能見一次，所以他想出主意，把對我的思念寫在一個五線譜本子上，而我的回信就寫在空白處。這件軼事後來竟成了戀愛經典——有次我在電視上無意中看到一個相聲，那相聲演員說：“過去有個作家把情書寫在了五線譜上……”這就是我們的故事啊。
　　我們很快陷入熱戀。記得那時我家住城西，常去頤和園。昆明湖西岸有一個隱蔽的去處，是一個荒涼的小島，島上草木蔥蘢，綠蔭蔽天。我們在小山坡上盡情遊戲，流連忘返。這個小島被我們命名為“快樂島”。可惜後來島上建了高級住宅，被封閉起來，不再允許遊人進入。
　　小波去世後，一幫年輕時代的好友約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訴我，小波的《綠毛水怪》在他那裏。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還在！我原以為已經永遠失去了它。

 

寫在五線譜上的情書

國務院研究室·成名

　　1978年我調入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單位設在中南海裏麵。我對中南海的警衛佩服至極：他們從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證件了，全憑目測。每天進出那裏的人那麽多，他們是怎麽做到這一點兒的？我猜不出，隻有佩服的份。
　　這個工作崗位容易使人產生使命感，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邊。其實，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誇大。我們隻是權力的喉舌，是權力之手握著的筆，我們與權力的關係跟普通百姓沒有區別。
　　當時我從王小波那裏第一次聽到“伴君如伴虎”這句話。由於缺少閱曆，我原來根本不明白這個道理。能到這樣的單位去工作，心裏有的隻是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是一種曆史感，並不明白政治的險惡。而他們家是深受政治鬥爭之苦的，所以知道其中的利害。我隻在那裏待了一年，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馬列所，我就離開了這個單位，心裏並無遺憾。
　　在這個單位工作時，我與好友林春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製》。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首發，然後被全國各大報紙轉載，《人民日報》的轉載還專門加了編者按，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文章，也許應當算是我的“成名作”吧。正是從那篇文章開始，我的名字進入了公眾視野。在2008年，我被“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論壇暨評選活動”評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30名社會人物第一名，很大原因就是有人還記得當年的那篇文章吧。當然，跟我後來的所作所為也不無關係——在1999年，我也曾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五十個人物之一。現在想來，並不是那篇文章有什麽特別深奧傑出之處，而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正好需要民主和法製這兩個東西。我們隻不過是時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這就應了福柯所說的“作者消亡”的觀點，他認為作者是誰並不重要，一種話語的流行隻是某個時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這個作者說出來，也會由別的作者說出來。
　　那段時間的一件大事是參加了理論務虛會，那是一個改變中國社會進程的重要會議。因為文革剛剛結束，百廢待興，中國正處於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夜，這個會議是一個信號：思想解放運動開始了。這個會議打開了一扇大門：我們從此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發聲，自由地呼吸了。這個會議集中了全國所有最重要的思想家、理論家和意識形態專家，全都是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於光遠那個級別的，還有一批中老年理論工作者。我在會上是會務組成員，負責編寫會議簡報。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那是當時重要會議的舉辦地。
　　就在那段時間，出現了街頭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群情激昂。我們下班後也常常騎車去那裏看看。記得在那裏，我第一次看到顧城的詩：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當然還有聲名遠播的《論言論自由》，皇皇巨著，振聾發聵。作者有一種極好的文風，一掃我們從小到大看到的文章的八股氣，條分縷析，直白清新，使人感覺到邏輯的堅實和思想的力量。從那裏，我知道了民辦刊物《今天》，後來一直是它的忠實讀者。
　　我還去玉淵潭公園聆聽過北島等朦朧詩人的詩歌朗誦會。在一片林間空地上，大家圍成一個圓圈，前排坐後排站。記得那次北島去了，他身材瘦長，穿著樸素。那個時代，沒有人有華麗的衣服，也沒有人看重穿著，那是一個重精神輕物質的時代，是一個理想主義飛揚的時代。北島的真名叫趙振開，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但是他的詩歌早已口口相傳、膾炙人口了：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還有食指的《相信未來》，那也是文革後期在朋友圈子中流傳甚廣的詩歌：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這詩從朋友手中傳來，我是一個字一個字抄寫過一遍的。這是那個時代青年的心聲，它說出了我們心中的所思所想，它的所思所想也變成了我們的所思所想。
　　憶起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那個群情激昂的時代，心中充滿愉悅。也許正因為我們一直處於缺氧狀態，所以當我們能夠自由呼吸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暢快；正因為我們一直屬於“沉默的大多數”，所以當我們能夠發聲時，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我們看清了事實，發現了真理，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像國家也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我們全都像當時的國家一樣，意氣風發，一切都不在話下，借用毛澤東的詩詞來形容大家當時的心氣，就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這話將人的豪情壯誌表達得淋漓盡致，激動人心。而在那個時候，那種激越不是一個人的豪邁心情，而是全民族的，所有人的。
　　那段時間的生活隻有“如火如荼”一詞可以精確概括。一方麵社會氛圍在高壓的十年間已經達到了極限，可謂萬馬齊喑、積重難返；另一方麵，我們這些“老三屆”正處於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齡，每個人都雄心勃勃要建功立業，大展宏圖。這股力量迸發出來簡直就像火山爆發，聲勢浩大，摧枯拉朽，整個社會都像服了興奮劑一樣，人心沸騰，人心思變。
　　文革中有很多小圈子，大家頻繁聚會，探討國家前途、社會發展道路，人類理想的實現，也傳看好書，共同討論。由於書少人多，每本這樣的好書都會引發排隊，在一個人手裏隻能停留一兩天。我記得這樣看到的書有奧威爾的《1984》，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等等，那種閱讀經曆真是激動人心，就像在伊甸園裏偷吃智慧之樹上的蘋果一樣。當初亞當、夏娃偷吃禁果有了羞恥之心，我們偷看禁書也得到了最初的啟蒙教育，“振聾發聵”這類詞都不足以形容。因為那時讀書不僅有瞎子睜眼、聾子複聰的感覺，還像是一腳踏進了海盜藏寶洞，隻覺得眼前奇珍異寶，目不暇接，恨不得長出一百雙手，席卷而去；又像一個餓極了、渴急了的人，突然麵對一桌山珍海味，恨不得長出一百張嘴，狼吞虎咽，風卷殘雲一樣縱情饕餮。

社會學·入門

　　1979年，中國社會學複興，源頭是費孝通發起的一個社會學夏季講習班。參加者認為，這個講習班在中國社會學複興中的意義類似於黃埔一期對於中國軍隊的意義。自1954年院校調整將社會學取消以來，這是在中國恢複社會學的先聲。
　　除此之外，這個講習班對於我來說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我在這個講習班上結識了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係主任霍茲納，並隨後在他的幫助下進入匹茲堡大學學習社會學，最終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社會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走上了社會學研究的道路。
　　興致勃勃地聽著講習班的課程，我對社會調查的內心衝動在那個時候迸發出來。突發奇想之下，我私自設計了一個簡單的問卷，是一個文化趣味的調查，裏麵都是一個個的陳述句，例如：京劇比交響樂好得多，芭蕾舞比地方戲好得多之類。下麵按照問卷設計的經典做法列了多重選擇：非常讚成，比較讚成，一般，比較反對，非常反對。我在單位開了一紙介紹信，就跑到附近的街道居委會去發問卷。那時的人都很質樸，一看到介紹信就辦事，覺得好像是上級布置的任務似的。等到問卷收回來，我一看就樂了：大家都填得很認真，有的人不大熟悉多重選擇題這種答題方式，在問卷的空白處批道：這種說法太絕對了。我根本沒打算用調查結果做什麽文章或調查報告，隻是過一把社會調查的癮而已。可惜到後來，人們很快告別了社會調查的童真階段，到2000年前後，問卷調查的成本就已飆升至每卷一百元，現在，隨著通貨膨脹，恐怕更加水漲船高了。
　　那年，我著手翻譯我的第一本譯著《現代社會學入門》。這是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正符合我當時的愛好。原書是日文，為此，我上了一個日文的短期訓練班，該班隻教筆譯，不教口譯，是個速成班。記得那個訓練班遠在懷柔，我當時正與王小波熱戀，以致不得不魚雁傳書，互訴相思之苦。唯一的好處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書信，在小波百年之後還能使我重溫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國留學之前，這本書就翻譯好了，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直到我歸國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點兒日文基礎，翻譯這本書隻能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本書更多的意義是使我對社會學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自從上了這個社會學講習班，我就在心裏埋葬了我所不喜歡的曆史學。原因很簡單：在我心中，曆史永遠是一些年表一樣的東西，從來沒有活起來，沒有生命。我最終放棄了曆史學，走向社會學。

1979年，我和社會學夏季講學班的同學們

結婚·“女共黨”

　　經過兩年的熱戀，我和小波結婚了。當時，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許結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於工作年頭長，他是帶薪大學生，有工作單位可以開出結婚證明書來，這就和單純的以學校為單位的學生不同了。我們鑽了這個空子。記得怕人家深問，橫生枝節，我們登記時找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當時正好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負責結婚登記。她打個馬虎眼，我們也就蒙混過關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個年頭，根本不興搞什麽婚禮，隻是兩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飯，兩家一共去了十個人，兄弟姐妹都沒去全，也沒有什麽儀式，就像普通的親戚聚會吃飯一樣。後來我聽爸爸說，他們家給了500塊錢，我心裏暗暗納悶，為什麽是他們家給錢，不是我們家給錢？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學了社會學，我才悟到，這錢的性質是彩禮啊。

1980年，我和小波結婚，在北京宿舍樓下

　　小波的一幫同學朋友還到我家舉行了一個秘密聚會——畢竟在校生結婚是規定所不允許的。他們中有一大幫人是開學之前在去教育部請願時認識的，這些人都有一個現在聽去很可笑的頭銜，叫作“可教育好的子女”。這個稱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荒誕的：第一重可笑之處是，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暗含著他們的父母是不可教育好的，可是一些公民怎麽就會成了不可教育好的人了？第二重可笑之處是，怎麽知道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還不知道能不能教育好就將之命名為“可教育好的子女”，豈不武斷？第三重可笑之處是，誰教育？誰受教育？怎樣算教育好了？怎樣算沒有教育好？標準是什麽？
　　小波是因為父親尚未平反，他的好友劉曉陽是因為母親文革自殺，尚未平反，其他人也都有類似情況。按照上個世紀60年代的標準，都是不能錄取為大學生的。後來開始撥亂反正了，這幫人就跑到教育部去請願。幸運的是，他們最終爭取到了被錄取入學的權利。
　　這幫朋友來時，有一位騎著自行車一手扶把，一手抓著一個一人多高的金屬立式衣架，是朋友們湊錢給我們買的結婚賀禮。我下廚做了些菜（我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的廚藝不怎麽樣），多數是買的熟肉和現成的涼拌菜，十來個人圍了一桌子。飯後大家嗑著瓜子聊天。記得小波一位同學當時說了句話，我還覺得有點兒不受聽——有人問起他什麽時候結婚，有沒有對象，他說：怎麽也得比嫂子強啊。那同學長得的確比小波好看，也是蠻有才的，可那也不能這麽說話呀。它使我不快的原因有兩重：他比我的小波強，他愛人比我強。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在我心中，小波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我倆的愛情更是完美的，所謂完美就是到頭了，哪能還有比這個還強的？幸虧我不是小心眼兒，不然就跟他認真生氣了。
　　當時這幫人的思想傾向以及小波在班裏的形象，還有一個側麵的印證：他的同學聽說他的老婆是個“女共黨”，全都大驚失色，難以置信。這說明，小波在同學心目中完全是個離經叛道者，竟然娶了個如假包換的共產黨員，真是匪夷所思。他們哪裏知道，我們倆竟是互為“良心”的呢？談戀愛時，我對小波說過，心中隱隱覺得他是我的“良心”，因為他們家早早落了難（“三反”運動時，他的父親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當時他父母的朋友都紛紛躲開了，不但不再造訪，在街上碰到還假裝不認識（這是小波寫《尋找無雙》這篇小說的心理動因）。他小小年紀就體驗到世態炎涼。而我的父母仕途比較順遂，沒有像他的家庭那樣遭受到社會的不公，這一經曆使我心痛。
　　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竟然說，他也覺得我是他的“良心”。這又從何說起呢？原來，我代表了對社會的正麵看法，對於共產黨領導窮人推翻富人統治、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肯定。盡管他的父親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他畢竟也是個老革命，是當年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跟我父母如出一轍，對中國革命當然持基本肯定的態度。盡管後來出現了腐敗，但是不能否認，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起來的是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社會的各種弊病和他家特殊的悲慘遭遇都無法遮蔽的曆史事實。所以他會把我當作他的“良心”，對於我是共產黨員也不會真正介意。盡管後來有的人入黨僅僅是為了當官，甚至為了搞貪汙腐敗，但是也不能否認，有些人入黨還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動機的，是善良的好人。小波深知我屬於後者，所以才會跟我搞到一起的。
　　說起小波考大學的經曆，還真有些一波三折。1977年恢複全國高考，當時小波家三兄弟都在工廠當工人：大哥小平在京郊煤礦挖煤，弟弟晨光在卷煙廠做煙卷，小波在一個全都是殘疾人和老大媽的街道工廠當工人。小波在三兄弟裏行二，他的很多小說裏都有一位主人公叫王二，盡管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卻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恐怕有點兒作者自況之意。大學停辦時間過久，對恢複高考的消息大家都有點兒將信將疑，所以那一年隻有小弟晨光去應考，小波和小平根本就沒去。萬萬沒想到，三兄弟中資質最差、哥哥們從來不帶他玩兒的小弟一考即中，高高興興背著書包進學堂去了，這下小波、小平才醒過悶來：原來真的能上大學啦？！倆人一通複習，結果小平在1978年一舉考上了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當然選擇了讀研究生，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數理邏輯大師沈有鼎的博士生。小波在我的攛掇下先去考了提前招生的中央戲劇學院，後來才去上了人民大學。考戲劇學院的過程頗具戲劇性：他是先考過了一試，複試時才被刷下來的。未過複試的原因小波沒有細說，但影影綽綽記得是複試老師問他最喜歡誰的戲劇，小波說的是蕭伯納，沒說中國的戲劇家。後來遇到史航——他是戲劇學院畢業的——據他說，在戲劇學院，蕭伯納是個禁忌，特別受排斥，原因不明。小波嘴裏吐出蕭伯納的名字的一刻，他的被拒就板上釘釘了，不需要其他理由了。後來小波在雜文中調侃郭魯茅巴，恐怕就是故意宣泄一下他考戲劇學院受的醃臢氣。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當初小波上了戲劇學院，一定會被那些文學理論煩死，中國沒準兒就會因此痛失一位獨樹一幟的小說家啦。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啊。
　　在小波上大學的那段時間，他在海澱區的人民大學校園住宿，我在中南海上班，也是住辦公室，一星期才能見上一麵。正值熱戀，相思之苦該有多麽厲害可想而知。就在那幾年中，我們互相寫了不少信，寫在五線譜上的情書就在那段時間，倒也因此留下了不少書信，成了無心插柳的一個典型事例。

　　本文選自《活過，愛過，寫過：李銀河自傳》，李銀河／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