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陳立夫
林穎曾/口述
李菁/撰寫
走進陳家
我與陳家結緣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親陪同陳伯伯——那時我還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馬德裏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學。他覺得我很開朗,另外,雖然我在國外長大,但還比較符合中國人的禮數,於是收我做幹女兒。
我父親林尹,是章太炎、黃季剛的學生,研究傳統國學。到台灣後,蔣介石本想請他給蔣經國做國學輔導,但父親希望能普及國學基礎,他在台灣師範大學開了一門課,叫“小學”—小眾的學問,中國文字、聲韻、訓詁學,是很偏門的一個學科,對台灣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貢獻。父親在台師大教了40多年書,學生眾多。小時候上學,老師一聽說我們是林尹的兒女,就會說:噢,那是我們的老師或太老師,然後我們就比較“慘”,老師就要我們背唐詩三百首,因為大家覺得林尹的兒女是一定要會這些的。回到家,我們問:爸爸你是誰啊,為什麽人家都認識你?
其實我娘家和陳家很早就認識。我的父親早年曾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過,兩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時候讀書時就知道陳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隨蔣介石先生,是他身邊的幕僚,但書本給人的印象是僵硬的,會覺得他是很嚴肅的政治人物。近距離接觸,感覺他很和藹,沒什麽架子。
不過不論那時的“陳伯伯”還是我,都沒想到日後我們會成為一家人。
1976年初我從西班牙放假回台灣,恰好陳家三兒子陳澤寵也從美國回台灣度假——那時候他從普渡大學畢業後已經工作,我們在一個餐會上認識。起初也沒什麽特別印象,但聊天時發現彼此很投機,他像陳家其他成員一樣很溫和,也很懂禮貌。我回西班牙後,他經常寫信或打電話來,彼此印象也不錯。我母親起初有點疑慮,因為他比我大12歲。但我覺得我們很談得來,戀愛一年我們就結婚了,所以最後走到一起是我們自己的緣分,並不是別人想象由兩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為婚的。13歲那年訂婚,直到23歲公公出國前才第一次見過麵。雖然是老式婚姻,但他們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總結的婚姻經驗是“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婆婆孫祿卿早年畢業於上海美專,公公雖然位高權重,卻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還記得童年時,他父親有一次托朋友從美國帶回一雙溜冰鞋,他們父子倆各穿一隻,溜滑起來,滑倒了他們相擁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養育了3男1女。陳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從事文化、學術的工作,公公並沒說過反對我們從政之類的話,他隻是讓每個人自由發展喜好。大哥陳澤安畢業於台灣大學農學係,赴美深造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是植物病理學家。二哥陳澤寧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姐姐陳澤容16歲時就赴美學音樂,他們都在國外定居。我先生陳澤寵是家裏最小的兒子,是普渡大學航空工程係和工業設計係的雙科碩士。1982年,我們回台灣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幾載,我也得以近距離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陳家。
陳氏兄弟
在大陸曆史教科書中,蔣、宋、孔、陳被定義為“四大家族”,蔣、宋、孔是有姻親關係的,而陳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於陳家與蔣家的關係。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陳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隨孫中山,正是陳其美介紹蔣介石認識孫中山的。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隻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裏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注: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按年齡,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陳果夫、陳立夫的父親叫陳其業,字勤士,是陳其美的大哥。陳家以前經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紳。公公早年接受傳統的中國私塾教育,1911年,陳其美任革命軍滬軍都督,受他邀請,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這裏,公公有機會接觸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1924年,他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冶礦碩士,在史克蘭敦當了8個月的實習礦工後回國。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采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公公的誌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他後來在回憶錄裏講,原以為幫忙一段時間,馬上再回去投身采礦。但蔣先生先是客氣地挽留,後來幹脆要求他留在身邊,公公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公公引為終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實際是在蔣介石官邸裏,處理他的私人重要機密文件。任命狀中,蔣介石用他的號“立夫”為正式稱號,此前,公公一直用“陳祖燕”這個名字,從此他便以“陳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陳祖燾的哥哥被稱為“陳果夫”一樣。公公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也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陳家兄弟姐妹共5人,陳果夫和陳立夫最為有名。陳果夫是家裏長子,很早就出去工作養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學識全靠自修。我們至今還保留他當年寫給自己父親或弟弟的一些東西,一張紙寫完翻過來再寫,十分節儉。陳果夫比弟弟大8歲,他們兄弟倆的感情非常好,陳果夫膝下無子,公公把大兒子陳澤安過繼給陳果夫。
很多曆史資料在提到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時,將他們稱為“CC派”。南京國民政府時候,立法院旁邊有一個中央俱樂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這個俱樂部的縮寫,但碰巧“陳”的英文縮寫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麽演化成了“二陳”的縮寫,給大家印象似乎有一個CC派,並且勢力磅礴,但公公從來沒有承認過有這樣一個CC派。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陳果夫、陳立夫的確是一對比較特殊的兄弟,陳果夫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省長等職;弟弟陳立夫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組部部長等職。誠然,他們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兩人在經濟上卻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積下萬貫家財。公公後來遠赴美國,轉行靠辦養雞場謀生,晚年回台灣住的房子,是4個子女湊錢為他買的。而終身受肺病困擾的陳果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連醫藥費都無力支付,還是蔣介石特批了一筆錢辦了喪事。
政治巔峰
最近《色·戒》的熱映,中統那段曆史又引起很多人興趣,這裏麵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下麵有三個組:第一組組長是徐恩曾,第二組組長是戴笠,第三組組長為丁默邨。後來一組、二組分別發展壯大成中統局和軍統局,丁默邨的三組被撤銷。丁默邨交友甚廣,和周佛海很熟,最終被拉進汪精衛的偽政府,成立76號秘密工作室,倒過來對付軍統和中統,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軍統的人特別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衛數年以後,很快發現汪精衛也堅持不住,他托關係找到我公公。公公說你回來可以,但要將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說,都是為了避免新四軍地盤擴大——讓丁默邨幫助完成。丁默邨當時在汪精衛政府裏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務,其實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兌現諾言,答應保他的命。
這段時間如果丁沉寂的話,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後來保外就醫,但不甘寂寞。有一天遊山玩水,被中央社記者認出來了,寫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遙玄武湖》,結果被蔣介石看到了,這讓他顏麵過不去。他很生氣地說“丁默邨應該槍斃”。我公公寫了封信給丁,大意是這次你觸犯得實在太大了,我無法幫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處決前也寫了封信給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幫我的忙,我自己不當心,都怪我自己鑄成了大錯……”
公公在世時,和我們聊天時偶爾會說:“人啊,要守本分。我過去有一個姓丁的手下……”我們那時就當故事聽,也不知道這“姓丁的”是誰。最近這部電影出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經曆了無數政治事件,他隨口說出一個故事往往就是一段曆史。他晚年寫了本《成敗之鑒》,也對很多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筆墨記述陳立夫與中統的故事,但他在抗戰期間做過7年教育部部長的經曆似乎並不像那段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戰爆發不久,公公就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算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他任部長後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學內遷,遷得最遠的便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初遷長沙,合設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蒙自和昆明,改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後來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的一個奇跡。此外,大學全國統一招生製度、全國各級教育和師範教育培訓製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長時創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敗之鑒》裏,花了大量篇幅回憶他出任教育部長時所做的工作,很顯然他非常看重自己這段經曆。其中他認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戰時為貧困學生創設的“貸金製度”。因為考慮後方的年輕人,都是國家的未來棟梁,兵荒馬亂年代,很多學生無力繼續學業,像楊振寧、李政道都靠貸金完成了學業。他後來到美國開會遇到一位大陸學者,對方還充滿感激地告訴公公,他當年就是拿著這筆貸金完成了學業。
那時任財政部長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這兩人要錢,他們說戰爭時期需要錢的地方多著呢,哪裏還有錢給學生?公公說,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義借錢,成立了貸金,就是現在的助學貸款。當然貸給這些學生的錢至今沒有還過一分,但是債務人是陳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賬,陳立夫還因為這些學生的貸金借款而欠國家許多錢呢!我想他能借到錢,也說明他清廉、有信用,不會貪汙。
從踏入政壇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他29歲任國民黨秘書長,是國民黨曆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31歲任國民黨中組部部長,38歲任教育部部長。1947年,他還成了《時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麵人物。
遠離台灣
1950年8月4日,在國民黨改造會議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時內離開台灣。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後來回憶,他那時還在上小學,連跟同學打招呼告別的時間都沒有。
現在很多文章在提到這一段時,往往形容是蔣介石將陳立夫“趕走了”。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公公與陳誠的矛盾,而“24小時離開台灣”這道命令就是陳誠通過蔣介石下的。當然,為了讓大家互相有個麵子,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蔣介石跟張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較熟)商量,這時剛好在美國有一個“道德重整大會”,於是順水推舟地以這個名義讓他去參加,“順便”長住。
陳誠和陳立夫在大陸時期就有矛盾,個中原因一言難盡,但已很公開化。國共的第一仗是陳誠打的,潰敗後又被派到台灣。陳誠在台灣有一段非常弱勢,當時甚至有“殺陳誠以謝國人”的說法。但誰也沒想到,國民黨最後也會敗得一塌糊塗,退到台灣,而這時在台灣經營數年的陳誠已經打下一定基礎。
公公到台灣後,要求成立一個改造委員會,來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但別人認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剛從大陸敗退,人心不穩,說任何人有罪無罪都不好,還是先安定下來再說。後來我公公主動提出兄弟兩人退出改造委員會,免得人家再紛紛擾擾,他們也想暫時離開,讓蔣介石先安定下來。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黨務改造委員會”並沒有陳果夫和陳立夫的名字。
此時的國民黨與美國也經曆了一段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我相信這裏還有很多秘密有待時間來發掘和驗證。美國原本支持孫立人未果,轉而支持陳誠,而退守到台灣的蔣介石因為急需穩定住局麵,不得不屈就陳誠。陳誠後來成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形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勢,從客觀上講,此時的陳誠也有了足夠控製蔣介石的能力。在那個階段,局麵連蔣家人自已也支配不了。陳誠一直認為陳立夫與他是對立的,雖然他們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陳誠與陳立夫之間,蔣介石不得不選擇前者,而委屈了陳立夫。
後來有人說,公公離開台灣前拒絕與蔣介石辭行,也有人說他去蔣介石那裏辭行的時候,蔣不見他,總之都在說兩人結了怨。實際上公公一生充滿了中國傳統禮數,不管對方如何,他都要堅持作為一個部屬的禮貌。而蔣介石不見他,他完全能體諒——見了麵,蔣介石該對他說什麽?說什麽都不合適,所以公公說蔣介石不見他也是對的。
公公那時人氣比較旺,如果他硬著不走的話,很可能翻盤,但他最終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蔣介石心底是清楚這個狀況的。
1951年,陳果夫在台灣去世。當時蔣先生給公公來了封信,告之已處理陳果夫的喪事,暗示他不要回台灣。1961年,公公第一次獲準回來探望他病重的父親,他回台灣的時候來機場接他的人爆滿。為了避免猜忌,公公並未久留就回了美國。
在他身邊的這麽多年,我從沒有聽公公說過一個“怨”字。我記得有一個美國記者後來到台灣采訪他時問:“你有沒有過怨言?”他回答說:“‘有’或‘沒有’,是時間過程裏的想法,人總是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歸結到結論裏,是‘沒有’,我可以說無怨無恨。我盡自己的本能去幫助他,他接受與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覺得他沒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為你隻是替他做事的。”
美國20載
1950年,公公、婆婆帶著女兒和隻有8歲的小兒子到了美國,經朋友介紹,在新澤西州開起了養雞場。我們後來也問過他:“你為什麽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他幽默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麽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
我先生後來回憶,他們那時候的生活非常規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雞場很大,養了5000隻雞,生活清苦,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飼料,他一彎腰就扛起來,每天重複很多次這樣的動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時他會邀請客人到雞場裏參觀或跟他一起去撿雞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雞房裏就被滿地的雞屎熏得受不了。那時的生活,跟他們在南京時期的生活,簡直有天壤之別。但公公也能坦然放棄官宦身份,過這種儉樸的生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著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李敖後來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飯,他說:陳先生我冒昧問一句,你父親打領帶養雞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裏,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但他沒想到,雞有雞的麻煩。美國地廣人稀,有時會燃起一股無名火,把雞場燒了。有時又來了群黃鼠狼,把雞都給吃了,或是一場雞瘟,雞也死了一大半。台灣那時有不少轉型的大地主,政府資助他們轉型投資別的產業,他們跑到美國:“陳老,你養雞,一定賺了很多錢!”公公說:“你們千萬不要養雞,我們不是這個行業的,根本不懂,你們要把錢投在別的事業上。”人家起初還不相信,還以為自己賺錢了還不讓別人加入,後來才明白。有人說他真是一個君子,換作別人,可能會說:“好啊,你們拿錢投資來吧!”然後拿了錢擴大自己的雞場。
我曾經問我先生:你和父親養了那麽多年雞,是不是看到雞肉會怕?奇怪的是,他還是照樣喜歡吃雞肉,雞蛋他也照樣吃。他說小時候在雞場,雞蛋一破就破掉上百個,怎麽辦?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鹵蛋,什麽花樣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訂婚的時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當年,在紐約唐人街,“陳立夫辣椒醬”一度非常有名。因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國很多朋友來陳家聚會,婆婆很會做菜,大家都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定購。婆婆後來說,她是盛情難卻。因為是真材實料,所以人家的定金還不夠她的材料錢。最有趣的是他們後來研究怎麽做皮蛋,還做成功了。他們做的湖州粽子也很受歡迎,唯一沒“研發”成功的是臭豆腐,因為美國不允許,不然還會出現“陳立夫臭豆腐”。
陳家的這段經曆,被很多人評價為“陳立夫在美國很潦倒”。但這隻是外人的看法,他們自己過得坦坦蕩蕩。我的感覺是,公公在那裏的幾十年雖然辛苦,但過得踏實。我先生曾回憶,他雖然小小年紀,但也自己學著趕雞、養雞,扛飼料。在美國,孩子跟著父母到別人家做客,飯後也一樣要幫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專家,從來都把碗洗得幹幹淨淨的。他在普渡上大學時,也是半工半讀的,會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便是他與父親一起在農場的時光。美國那個環境很辛苦,他從小就拿著槍跑來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黃鼠狼。他說:父親離開了政壇,而我找到了父親。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一個丈夫的回歸,一位父親的回歸。
其實私下裏,蔣介石還是很關心陳家的生活的。在雞場起火或出雞瘟時候,他暗地裏通過俞國華——相當於他官邸裏一個很重要的管賬先生,寄錢過來,幫助陳家渡過難關。所以那段時間,蔣介石與陳立夫的關係維係得很好,並不像外界傳說的不合。
重返台灣
1965年,陳誠得癌症去世。不久,蔣介石立即發電報到美國,讓公公回台灣。當時蔣介石許了他很多職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試院院長”、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絕,他唯一願意接受的是“文化複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因為他做過教育部部長。公公是被請回來的,如果真如許多人而言,是被蔣介石趕出去的,那他怎麽會被請回來而且又做“資政”呢?
1975年,蔣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時間前往吊唁,蔣經國見到他,跪下來哭著說:“立夫哥,父親去世了,你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了。”蔣經國當政後,很多事情他還是請教公公。
公公與蔣經國的交情由來已久。他在上海念書的時候,生活費都是從陳果夫那裏取的。也正是由於公公背著蔣介石“偷偷”運作,蔣經國才得以順利由蘇聯回中國。
蔣經國當年在蘇聯時,曾寫過一封公開信,表示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公公寫了封信給蔣經國,告訴他:你不能長期在那邊,你該回國了。蔣經國說,我把父親罵成這樣子,他怎麽可能還會讓我回來呢?公公告訴他:“你把信寫好,我來處理。”我們後來問公公:“那你是怎麽就讓蔣經國回來的呢?”公公說,他事先估計,如果蔣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罵幾聲,再氣得把椅子拿起來砸掉的話,這件事就徹底沒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蔣經國的悔過信放在蔣介石桌子上後,蔣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說:“他還知道認錯嗎?”然後哼了一聲,罵了句“這個孽子”之類的。公公就知道還有機會,他趕緊通知蔣經國說:趕快回來吧!
公公對於蔣夫人宋美齡一直很尊重。外界都傳宋美齡好權,跟蔣經國爭權奪利。但公公說:“如果蔣夫人真的是那種好權好利的女人,那麽曆史也許還會改寫了。”他說,當年在南京開國民大會時,李宗仁穿一身軍服出席,蔣介石則穿長袍馬褂,大家都覺得很尷尬,因為覺得李宗仁像蔣先生的侍衛官一樣。宋美齡因為長年習慣了給蔣介石做翻譯,什麽場合她都會出現。蔣先生問她:“你去幹什麽?”她說:“我們不是要去開國民大會嗎?”蔣先生說:“你又不是代表,你為什麽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我不是啊。”公公說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宋美齡,她跟宋慶齡不一樣,宋慶齡因為長期跟隨孫中山,處理了很多政務,而宋美齡更像是一個公關加“超級巨星”的角色。
走過世紀
回到台灣的公公,開始專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覺得政治是短暫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個根,所以他對中國文化的推廣一直不遺餘力,晚年他寫了不少研究孔孟的書,還主持翻譯了李約瑟的《中國之科技與文明》。他也喝過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國的文化。
公公對中醫也很重視,他說中國的醫學是生活醫學——生活裏就含有醫學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補、養生、保健等,現代醫學成了一門獨立的行業,反倒和生活的關係剝離開了。汪精衛當年要廢除中醫,就是公公等人在呼籲,把中醫保留下來。他在台灣也說,中醫西醫不要打架,一個是體,一個是用。他說中西醫應該像男女一樣,要讓他們“談情又說愛”,最終受益的是病人。重返台灣後,他著手改製台灣第一所中醫學校,同時他還帶頭編纂了曆史上第一本《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台灣的中國醫藥大學是他30年來募資及寫墨寶捐款重新建造起來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國傳統醫藥和文化。
到了晚年,當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經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兩岸和諧。1975年,公公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麵發出邀請,歡迎毛澤東訪問台灣。遺憾的是,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舉動,並沒有得到北京的回應。
1988年,公公聯合其他一些國民黨元老,提出“用中國文化統一中國”。《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稱讚它是“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匯儲備100億美元的利息用作兩岸交流,可惜沒通過,否則今天的兩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1994年,公公贈送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一幅字,雲:“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再次表達了求祖國統一的急切心情。
對於大陸把陳立夫、陳果夫列為“四大家族”的一員,公公當然知道。我先生還曾半開玩笑地說:“我們是‘四大寇’裏最窮的‘寇’,但社會的估價好像很高!”公公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很正常。他常講,中國敵對的時候常常有,但打歸打,畢竟還是一家人嘛。
其實他跟毛澤東、周恩來早年就認識。五四運動發生時,公公還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便知南開有個很活躍的學生叫周恩來。當年國共談判時,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蔣介石談判時,指名要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背書,他們說隻有兩兄弟背書的話,才算話,不然食言怎麽辦?家裏至今還保存著周恩來在國內談判時寫給公公的一封信,上麵說:你們兩兄弟對蔣先生最有影響力,也是我們覺得最可以溝通的。
大陸第一個記者團1992年赴台灣采訪時,就采訪過公公。雙方對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覺得以前對他有不少負麵報道,他也希望讓外界來看看。他很風趣地說:“你看我可以活那麽久,就是等你們來看我。”他更想傳達一個信息:我們不在大陸的領土上,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那次采訪後他很愉快,他覺得大家對他的疑惑他可以當麵解釋。大陸記者對他也很好奇,他們對陳立夫養雞、陳立夫辣椒醬、陳立夫湖州粽子更感興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資料,發現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麵有公公的批示,他寫道:最不願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的人是李總統。經國先生對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決定後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選了李登輝。他說:“立夫哥,我已經挑好了副總統。”公公也無話可講。1992年,還沒有幾個人能看清李登輝的真實意圖,他已經有先見了,那時宋楚瑜、連戰還都幫著李登輝呢!
公公晚年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5點起床,然後寫毛筆字、看書。他很注意養生保健,每天堅持按摩、堅持三餐後散步按摩45分鍾,這或許是他長壽的原因。其實他早年身體並不好,中年時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歲全靠後來的鍛煉和修養。我很少見他發脾氣,他自己也說,每次遇到困難,他隻怪自己,而不責怪別人,所以也不會發脾氣。
公公、婆婆並未留下多少財產。公公總是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台灣的普通民眾並無兩樣。公公在台灣天母曾有座房子,買地和造房子的錢均由4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後,公公將房子賣掉,並把賣房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婆婆是90歲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對公公影響很大,作為晚輩,我們對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細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遠門,我頭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發現,他把箱子的東西全部拿出來,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問他為什麽。他溫和地笑笑說:我自己能做的,我還是想自己做。原來他擔心直接拒絕我的幫助,會讓我不高興,於是隻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於老年人,並不要以為替他處理一切事情,便是為他好。
公公重返台灣後,一住就是30年。台灣的政治環境讓他一天天無奈,那些舊相識也一個個地離去。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80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後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準降低到60歲。隻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蔣夫人宋美齡的百歲大壽,因為很多人都想到美國去看她,蔣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麵組個“祝壽團”去美國參加她的百歲壽宴,但公公決定自己單獨去探望她,不去搶那個風頭。他說:“我這一生看得太多了,還是讓喜歡做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親自去就代表我的誠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國,在蔣夫人紐約長島的房子裏,坐下後,大家忽然發現公公左邊耳朵重聽,蔣夫人正好右邊耳朵重聽,於是趕緊給兩位老人調換了個座位。看著兩位世紀老人用上海話親熱地交談,我感慨萬千。兩個人共同的朋友、有著共同回憶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為後人留下了不盡的話題。
本文選自《沙盤上的命運》,李菁/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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