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穎曾／口述
李菁／撰寫

走進陳家

　　我與陳家結緣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親陪同陳伯伯——那時我還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馬德裏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學。他覺得我很開朗，另外，雖然我在國外長大，但還比較符合中國人的禮數，於是收我做幹女兒。
　　我父親林尹，是章太炎、黃季剛的學生，研究傳統國學。到台灣後，蔣介石本想請他給蔣經國做國學輔導，但父親希望能普及國學基礎，他在台灣師範大學開了一門課，叫“小學”—小眾的學問，中國文字、聲韻、訓詁學，是很偏門的一個學科，對台灣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貢獻。父親在台師大教了40多年書，學生眾多。小時候上學，老師一聽說我們是林尹的兒女，就會說：噢，那是我們的老師或太老師，然後我們就比較“慘”，老師就要我們背唐詩三百首，因為大家覺得林尹的兒女是一定要會這些的。回到家，我們問：爸爸你是誰啊，為什麽人家都認識你？
　　其實我娘家和陳家很早就認識。我的父親早年曾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過，兩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時候讀書時就知道陳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隨蔣介石先生，是他身邊的幕僚，但書本給人的印象是僵硬的，會覺得他是很嚴肅的政治人物。近距離接觸，感覺他很和藹，沒什麽架子。
　　不過不論那時的“陳伯伯”還是我，都沒想到日後我們會成為一家人。
　　1976年初我從西班牙放假回台灣，恰好陳家三兒子陳澤寵也從美國回台灣度假——那時候他從普渡大學畢業後已經工作，我們在一個餐會上認識。起初也沒什麽特別印象，但聊天時發現彼此很投機，他像陳家其他成員一樣很溫和，也很懂禮貌。我回西班牙後，他經常寫信或打電話來，彼此印象也不錯。我母親起初有點疑慮，因為他比我大12歲。但我覺得我們很談得來，戀愛一年我們就結婚了，所以最後走到一起是我們自己的緣分，並不是別人想象由兩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為婚的。13歲那年訂婚，直到23歲公公出國前才第一次見過麵。雖然是老式婚姻，但他們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總結的婚姻經驗是“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婆婆孫祿卿早年畢業於上海美專，公公雖然位高權重，卻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還記得童年時，他父親有一次托朋友從美國帶回一雙溜冰鞋，他們父子倆各穿一隻，溜滑起來，滑倒了他們相擁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養育了3男1女。陳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從事文化、學術的工作，公公並沒說過反對我們從政之類的話，他隻是讓每個人自由發展喜好。大哥陳澤安畢業於台灣大學農學係，赴美深造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是植物病理學家。二哥陳澤寧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姐姐陳澤容16歲時就赴美學音樂，他們都在國外定居。我先生陳澤寵是家裏最小的兒子，是普渡大學航空工程係和工業設計係的雙科碩士。1982年，我們回台灣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幾載，我也得以近距離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陳家。

陳氏兄弟

　　在大陸曆史教科書中，蔣、宋、孔、陳被定義為“四大家族”，蔣、宋、孔是有姻親關係的，而陳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於陳家與蔣家的關係。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陳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隨孫中山，正是陳其美介紹蔣介石認識孫中山的。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隻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裏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注：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按年齡，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陳果夫、陳立夫的父親叫陳其業，字勤士，是陳其美的大哥。陳家以前經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紳。公公早年接受傳統的中國私塾教育，1911年，陳其美任革命軍滬軍都督，受他邀請，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這裏，公公有機會接觸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1924年，他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冶礦碩士，在史克蘭敦當了8個月的實習礦工後回國。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采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公公的誌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他後來在回憶錄裏講，原以為幫忙一段時間，馬上再回去投身采礦。但蔣先生先是客氣地挽留，後來幹脆要求他留在身邊，公公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公公引為終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實際是在蔣介石官邸裏，處理他的私人重要機密文件。任命狀中，蔣介石用他的號“立夫”為正式稱號，此前，公公一直用“陳祖燕”這個名字，從此他便以“陳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陳祖燾的哥哥被稱為“陳果夫”一樣。公公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也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陳家兄弟姐妹共5人，陳果夫和陳立夫最為有名。陳果夫是家裏長子，很早就出去工作養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學識全靠自修。我們至今還保留他當年寫給自己父親或弟弟的一些東西，一張紙寫完翻過來再寫，十分節儉。陳果夫比弟弟大8歲，他們兄弟倆的感情非常好，陳果夫膝下無子，公公把大兒子陳澤安過繼給陳果夫。
　　很多曆史資料在提到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時，將他們稱為“CC派”。南京國民政府時候，立法院旁邊有一個中央俱樂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這個俱樂部的縮寫，但碰巧“陳”的英文縮寫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麽演化成了“二陳”的縮寫，給大家印象似乎有一個CC派，並且勢力磅礴，但公公從來沒有承認過有這樣一個CC派。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陳果夫、陳立夫的確是一對比較特殊的兄弟，陳果夫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省長等職；弟弟陳立夫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組部部長等職。誠然，他們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兩人在經濟上卻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積下萬貫家財。公公後來遠赴美國，轉行靠辦養雞場謀生，晚年回台灣住的房子，是4個子女湊錢為他買的。而終身受肺病困擾的陳果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連醫藥費都無力支付，還是蔣介石特批了一筆錢辦了喪事。

政治巔峰

　　最近《色·戒》的熱映，中統那段曆史又引起很多人興趣，這裏麵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下麵有三個組：第一組組長是徐恩曾，第二組組長是戴笠，第三組組長為丁默邨。後來一組、二組分別發展壯大成中統局和軍統局，丁默邨的三組被撤銷。丁默邨交友甚廣，和周佛海很熟，最終被拉進汪精衛的偽政府，成立76號秘密工作室，倒過來對付軍統和中統，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軍統的人特別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衛數年以後，很快發現汪精衛也堅持不住，他托關係找到我公公。公公說你回來可以，但要將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說，都是為了避免新四軍地盤擴大——讓丁默邨幫助完成。丁默邨當時在汪精衛政府裏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務，其實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兌現諾言，答應保他的命。
　　這段時間如果丁沉寂的話，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後來保外就醫，但不甘寂寞。有一天遊山玩水，被中央社記者認出來了，寫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遙玄武湖》，結果被蔣介石看到了，這讓他顏麵過不去。他很生氣地說“丁默邨應該槍斃”。我公公寫了封信給丁，大意是這次你觸犯得實在太大了，我無法幫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處決前也寫了封信給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幫我的忙，我自己不當心，都怪我自己鑄成了大錯……”
　　公公在世時，和我們聊天時偶爾會說：“人啊，要守本分。我過去有一個姓丁的手下……”我們那時就當故事聽，也不知道這“姓丁的”是誰。最近這部電影出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經曆了無數政治事件，他隨口說出一個故事往往就是一段曆史。他晚年寫了本《成敗之鑒》，也對很多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筆墨記述陳立夫與中統的故事，但他在抗戰期間做過7年教育部部長的經曆似乎並不像那段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戰爆發不久，公公就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算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他任部長後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學內遷，遷得最遠的便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初遷長沙，合設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蒙自和昆明，改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後來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的一個奇跡。此外，大學全國統一招生製度、全國各級教育和師範教育培訓製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長時創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敗之鑒》裏，花了大量篇幅回憶他出任教育部長時所做的工作，很顯然他非常看重自己這段經曆。其中他認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戰時為貧困學生創設的“貸金製度”。因為考慮後方的年輕人，都是國家的未來棟梁，兵荒馬亂年代，很多學生無力繼續學業，像楊振寧、李政道都靠貸金完成了學業。他後來到美國開會遇到一位大陸學者，對方還充滿感激地告訴公公，他當年就是拿著這筆貸金完成了學業。
　　那時任財政部長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這兩人要錢，他們說戰爭時期需要錢的地方多著呢，哪裏還有錢給學生？公公說，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義借錢，成立了貸金，就是現在的助學貸款。當然貸給這些學生的錢至今沒有還過一分，但是債務人是陳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賬，陳立夫還因為這些學生的貸金借款而欠國家許多錢呢！我想他能借到錢，也說明他清廉、有信用，不會貪汙。
　　從踏入政壇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他29歲任國民黨秘書長，是國民黨曆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31歲任國民黨中組部部長，38歲任教育部部長。1947年，他還成了《時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麵人物。

遠離台灣

　　1950年8月4日，在國民黨改造會議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時內離開台灣。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後來回憶，他那時還在上小學，連跟同學打招呼告別的時間都沒有。
　　現在很多文章在提到這一段時，往往形容是蔣介石將陳立夫“趕走了”。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公公與陳誠的矛盾，而“24小時離開台灣”這道命令就是陳誠通過蔣介石下的。當然，為了讓大家互相有個麵子，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蔣介石跟張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較熟）商量，這時剛好在美國有一個“道德重整大會”，於是順水推舟地以這個名義讓他去參加，“順便”長住。
　　陳誠和陳立夫在大陸時期就有矛盾，個中原因一言難盡，但已很公開化。國共的第一仗是陳誠打的，潰敗後又被派到台灣。陳誠在台灣有一段非常弱勢，當時甚至有“殺陳誠以謝國人”的說法。但誰也沒想到，國民黨最後也會敗得一塌糊塗，退到台灣，而這時在台灣經營數年的陳誠已經打下一定基礎。
　　公公到台灣後，要求成立一個改造委員會，來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但別人認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剛從大陸敗退，人心不穩，說任何人有罪無罪都不好，還是先安定下來再說。後來我公公主動提出兄弟兩人退出改造委員會，免得人家再紛紛擾擾，他們也想暫時離開，讓蔣介石先安定下來。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黨務改造委員會”並沒有陳果夫和陳立夫的名字。
　　此時的國民黨與美國也經曆了一段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我相信這裏還有很多秘密有待時間來發掘和驗證。美國原本支持孫立人未果，轉而支持陳誠，而退守到台灣的蔣介石因為急需穩定住局麵，不得不屈就陳誠。陳誠後來成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形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勢，從客觀上講，此時的陳誠也有了足夠控製蔣介石的能力。在那個階段，局麵連蔣家人自已也支配不了。陳誠一直認為陳立夫與他是對立的，雖然他們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陳誠與陳立夫之間，蔣介石不得不選擇前者，而委屈了陳立夫。
　　後來有人說，公公離開台灣前拒絕與蔣介石辭行，也有人說他去蔣介石那裏辭行的時候，蔣不見他，總之都在說兩人結了怨。實際上公公一生充滿了中國傳統禮數，不管對方如何，他都要堅持作為一個部屬的禮貌。而蔣介石不見他，他完全能體諒——見了麵，蔣介石該對他說什麽？說什麽都不合適，所以公公說蔣介石不見他也是對的。
　　公公那時人氣比較旺，如果他硬著不走的話，很可能翻盤，但他最終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蔣介石心底是清楚這個狀況的。
　　1951年，陳果夫在台灣去世。當時蔣先生給公公來了封信，告之已處理陳果夫的喪事，暗示他不要回台灣。1961年，公公第一次獲準回來探望他病重的父親，他回台灣的時候來機場接他的人爆滿。為了避免猜忌，公公並未久留就回了美國。
　　在他身邊的這麽多年，我從沒有聽公公說過一個“怨”字。我記得有一個美國記者後來到台灣采訪他時問：“你有沒有過怨言？”他回答說：“‘有’或‘沒有’，是時間過程裏的想法，人總是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歸結到結論裏，是‘沒有’，我可以說無怨無恨。我盡自己的本能去幫助他，他接受與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覺得他沒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為你隻是替他做事的。”

美國20載

　　1950年，公公、婆婆帶著女兒和隻有8歲的小兒子到了美國，經朋友介紹，在新澤西州開起了養雞場。我們後來也問過他：“你為什麽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他幽默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麽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

　　我先生後來回憶，他們那時候的生活非常規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雞場很大，養了5000隻雞，生活清苦，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飼料，他一彎腰就扛起來，每天重複很多次這樣的動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時他會邀請客人到雞場裏參觀或跟他一起去撿雞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雞房裏就被滿地的雞屎熏得受不了。那時的生活，跟他們在南京時期的生活，簡直有天壤之別。但公公也能坦然放棄官宦身份，過這種儉樸的生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著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李敖後來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飯，他說：陳先生我冒昧問一句，你父親打領帶養雞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裏，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但他沒想到，雞有雞的麻煩。美國地廣人稀，有時會燃起一股無名火，把雞場燒了。有時又來了群黃鼠狼，把雞都給吃了，或是一場雞瘟，雞也死了一大半。台灣那時有不少轉型的大地主，政府資助他們轉型投資別的產業，他們跑到美國：“陳老，你養雞，一定賺了很多錢！”公公說：“你們千萬不要養雞，我們不是這個行業的，根本不懂，你們要把錢投在別的事業上。”人家起初還不相信，還以為自己賺錢了還不讓別人加入，後來才明白。有人說他真是一個君子，換作別人，可能會說：“好啊，你們拿錢投資來吧！”然後拿了錢擴大自己的雞場。
　　我曾經問我先生：你和父親養了那麽多年雞，是不是看到雞肉會怕？奇怪的是，他還是照樣喜歡吃雞肉，雞蛋他也照樣吃。他說小時候在雞場，雞蛋一破就破掉上百個，怎麽辦？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鹵蛋，什麽花樣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訂婚的時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當年，在紐約唐人街，“陳立夫辣椒醬”一度非常有名。因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國很多朋友來陳家聚會，婆婆很會做菜，大家都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定購。婆婆後來說，她是盛情難卻。因為是真材實料，所以人家的定金還不夠她的材料錢。最有趣的是他們後來研究怎麽做皮蛋，還做成功了。他們做的湖州粽子也很受歡迎，唯一沒“研發”成功的是臭豆腐，因為美國不允許，不然還會出現“陳立夫臭豆腐”。
　　陳家的這段經曆，被很多人評價為“陳立夫在美國很潦倒”。但這隻是外人的看法，他們自己過得坦坦蕩蕩。我的感覺是，公公在那裏的幾十年雖然辛苦，但過得踏實。我先生曾回憶，他雖然小小年紀，但也自己學著趕雞、養雞，扛飼料。在美國，孩子跟著父母到別人家做客，飯後也一樣要幫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專家，從來都把碗洗得幹幹淨淨的。他在普渡上大學時，也是半工半讀的，會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便是他與父親一起在農場的時光。美國那個環境很辛苦，他從小就拿著槍跑來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黃鼠狼。他說：父親離開了政壇，而我找到了父親。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一個丈夫的回歸，一位父親的回歸。
　　其實私下裏，蔣介石還是很關心陳家的生活的。在雞場起火或出雞瘟時候，他暗地裏通過俞國華——相當於他官邸裏一個很重要的管賬先生，寄錢過來，幫助陳家渡過難關。所以那段時間，蔣介石與陳立夫的關係維係得很好，並不像外界傳說的不合。

重返台灣

　　1965年，陳誠得癌症去世。不久，蔣介石立即發電報到美國，讓公公回台灣。當時蔣介石許了他很多職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試院院長”、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絕，他唯一願意接受的是“文化複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因為他做過教育部部長。公公是被請回來的，如果真如許多人而言，是被蔣介石趕出去的，那他怎麽會被請回來而且又做“資政”呢？

　　1975年，蔣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時間前往吊唁，蔣經國見到他，跪下來哭著說：“立夫哥，父親去世了，你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了。”蔣經國當政後，很多事情他還是請教公公。
　　公公與蔣經國的交情由來已久。他在上海念書的時候，生活費都是從陳果夫那裏取的。也正是由於公公背著蔣介石“偷偷”運作，蔣經國才得以順利由蘇聯回中國。
　　蔣經國當年在蘇聯時，曾寫過一封公開信，表示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公公寫了封信給蔣經國，告訴他：你不能長期在那邊，你該回國了。蔣經國說，我把父親罵成這樣子，他怎麽可能還會讓我回來呢？公公告訴他：“你把信寫好，我來處理。”我們後來問公公：“那你是怎麽就讓蔣經國回來的呢？”公公說，他事先估計，如果蔣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罵幾聲，再氣得把椅子拿起來砸掉的話，這件事就徹底沒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蔣經國的悔過信放在蔣介石桌子上後，蔣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說：“他還知道認錯嗎？”然後哼了一聲，罵了句“這個孽子”之類的。公公就知道還有機會，他趕緊通知蔣經國說：趕快回來吧！
　　公公對於蔣夫人宋美齡一直很尊重。外界都傳宋美齡好權，跟蔣經國爭權奪利。但公公說：“如果蔣夫人真的是那種好權好利的女人，那麽曆史也許還會改寫了。”他說，當年在南京開國民大會時，李宗仁穿一身軍服出席，蔣介石則穿長袍馬褂，大家都覺得很尷尬，因為覺得李宗仁像蔣先生的侍衛官一樣。宋美齡因為長年習慣了給蔣介石做翻譯，什麽場合她都會出現。蔣先生問她：“你去幹什麽？”她說：“我們不是要去開國民大會嗎？”蔣先生說：“你又不是代表，你為什麽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我不是啊。”公公說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宋美齡，她跟宋慶齡不一樣，宋慶齡因為長期跟隨孫中山，處理了很多政務，而宋美齡更像是一個公關加“超級巨星”的角色。

走過世紀

　　回到台灣的公公，開始專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覺得政治是短暫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個根，所以他對中國文化的推廣一直不遺餘力，晚年他寫了不少研究孔孟的書，還主持翻譯了李約瑟的《中國之科技與文明》。他也喝過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國的文化。
　　公公對中醫也很重視，他說中國的醫學是生活醫學——生活裏就含有醫學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補、養生、保健等，現代醫學成了一門獨立的行業，反倒和生活的關係剝離開了。汪精衛當年要廢除中醫，就是公公等人在呼籲，把中醫保留下來。他在台灣也說，中醫西醫不要打架，一個是體，一個是用。他說中西醫應該像男女一樣，要讓他們“談情又說愛”，最終受益的是病人。重返台灣後，他著手改製台灣第一所中醫學校，同時他還帶頭編纂了曆史上第一本《中西醫病名對照大辭典》。台灣的中國醫藥大學是他30年來募資及寫墨寶捐款重新建造起來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國傳統醫藥和文化。
　　到了晚年，當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經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兩岸和諧。1975年，公公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麵發出邀請，歡迎毛澤東訪問台灣。遺憾的是，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舉動，並沒有得到北京的回應。
　　1988年，公公聯合其他一些國民黨元老，提出“用中國文化統一中國”。《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稱讚它是“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匯儲備100億美元的利息用作兩岸交流，可惜沒通過，否則今天的兩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1994年，公公贈送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一幅字，雲：“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再次表達了求祖國統一的急切心情。
　　對於大陸把陳立夫、陳果夫列為“四大家族”的一員，公公當然知道。我先生還曾半開玩笑地說：“我們是‘四大寇’裏最窮的‘寇’，但社會的估價好像很高！”公公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很正常。他常講，中國敵對的時候常常有，但打歸打，畢竟還是一家人嘛。
　　其實他跟毛澤東、周恩來早年就認識。五四運動發生時，公公還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便知南開有個很活躍的學生叫周恩來。當年國共談判時，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蔣介石談判時，指名要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背書，他們說隻有兩兄弟背書的話，才算話，不然食言怎麽辦？家裏至今還保存著周恩來在國內談判時寫給公公的一封信，上麵說：你們兩兄弟對蔣先生最有影響力，也是我們覺得最可以溝通的。
　　大陸第一個記者團1992年赴台灣采訪時，就采訪過公公。雙方對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覺得以前對他有不少負麵報道，他也希望讓外界來看看。他很風趣地說：“你看我可以活那麽久，就是等你們來看我。”他更想傳達一個信息：我們不在大陸的領土上，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那次采訪後他很愉快，他覺得大家對他的疑惑他可以當麵解釋。大陸記者對他也很好奇，他們對陳立夫養雞、陳立夫辣椒醬、陳立夫湖州粽子更感興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資料，發現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麵有公公的批示，他寫道：最不願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的人是李總統。經國先生對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決定後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選了李登輝。他說：“立夫哥，我已經挑好了副總統。”公公也無話可講。1992年，還沒有幾個人能看清李登輝的真實意圖，他已經有先見了，那時宋楚瑜、連戰還都幫著李登輝呢！
　　公公晚年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5點起床，然後寫毛筆字、看書。他很注意養生保健，每天堅持按摩、堅持三餐後散步按摩45分鍾，這或許是他長壽的原因。其實他早年身體並不好，中年時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歲全靠後來的鍛煉和修養。我很少見他發脾氣，他自己也說，每次遇到困難，他隻怪自己，而不責怪別人，所以也不會發脾氣。

　　公公、婆婆並未留下多少財產。公公總是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台灣的普通民眾並無兩樣。公公在台灣天母曾有座房子，買地和造房子的錢均由4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後，公公將房子賣掉，並把賣房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婆婆是90歲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對公公影響很大，作為晚輩，我們對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細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遠門，我頭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發現，他把箱子的東西全部拿出來，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問他為什麽。他溫和地笑笑說：我自己能做的，我還是想自己做。原來他擔心直接拒絕我的幫助，會讓我不高興，於是隻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於老年人，並不要以為替他處理一切事情，便是為他好。
　　公公重返台灣後，一住就是30年。台灣的政治環境讓他一天天無奈，那些舊相識也一個個地離去。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80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後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準降低到60歲。隻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蔣夫人宋美齡的百歲大壽，因為很多人都想到美國去看她，蔣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麵組個“祝壽團”去美國參加她的百歲壽宴，但公公決定自己單獨去探望她，不去搶那個風頭。他說：“我這一生看得太多了，還是讓喜歡做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親自去就代表我的誠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國，在蔣夫人紐約長島的房子裏，坐下後，大家忽然發現公公左邊耳朵重聽，蔣夫人正好右邊耳朵重聽，於是趕緊給兩位老人調換了個座位。看著兩位世紀老人用上海話親熱地交談，我感慨萬千。兩個人共同的朋友、有著共同回憶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為後人留下了不盡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