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林：八十年代的那一次遠行

現在想起1986年歲末的那一次遠行，已經恍若隔世。我們幾個小城裏的文學青年，趁春節假期，漫無目的地遊蕩，最後去到千裏之遙的雲南玉溪，在一座陌生的山頭過了一個除夕。這件事情在今天的驢行客們看來，也許不足為奇；但是這對於當年的我們、以及我們身處的那個社會環境來說，已是十分地異乎尋常。促成這次遠行的真正原因，也並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特立獨行；這件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它和那個特定的時代，和國門初開、百禁始解的大背景，和我們那一代人共有的浮躁、淩空蹈虛的激情與理想，以及相伴而生的憧憬、迷茫和苦悶，都息息相關。

那是1986年11月的某個夜晚，我那個在縣師範學校當語文老師的詩友崇新來到我家，一臉的抑鬱。原來他在課堂上講了一些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被他所執教的行政幹部班的學生匯報了上去，校長給了他很嚴厲的警告。我當時在縣政府的文辦工作，也和領導關係緊張，情緒低落。一陣長籲短歎之後，我別出心裁，提議年假的時候，去遠方走一走，以排解鬱悶。我們當時還沒有出過遠門，但是遠方的風已經吹過來了，甚至歐風美雨都開始浸染我們的小城和我們的心靈。似乎小城已經無法承載我們的激情，所以我們對外麵的世界無限地渴慕。崇新立即響應，隨後又有縣文化館寫小說的劉繼明、攝影的謝虹和麻紡廠保衛科的羅誌祥參加了進來，籌劃著遠行。

也就是說，我們選擇遠行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精神的苦悶。不過那時候的苦惱，也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現在看來，這些苦悶簡直是自尋煩惱。那時候我們其實過得都挺順的。劉繼明雖然高考落榜，但因為寫小說，從農村抽到縣文化館，崇新也從一個鄉村中學很順利調進縣城。我1985年7月從公安縣師範學校畢業，就被分配到了縣教育局，兩個月後又調到縣政府，3個月後就當了一個秘書科副科長。這種分配、調動和提拔，很讓我的同學和朋友羨慕。而我，隻是一個出生貧寒的農家子弟，事先對此一點都不知情。後來我聽說我被分配到教育局，是人事科翻我檔案的結果；調到市政府，是因為慶祝第一個教師節，我奉命給市長起草了一個講話稿；當副科長則是因為分管文教衛的副市長對我給他擬寫的一個述職報告很滿意。這種事情在20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已經像天方夜譚。但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純潔，幹淨，色彩鮮亮，充滿希望。

可是，我在那麽好的八十年代，且被命運如此地眷顧，卻不但沒有那種春風得意的感覺，反而還和領導鬧起了矛盾。一個農村婦女的一隻手因為赤腳醫生的誤診致殘，縣衛生局判定由赤腳醫生賠償500元，可是那個醫生很強勢，不予理睬。女人和她丈夫找到縣衛生局，問題沒有解決，又找到衛生局的上級單位——也就是我所供職的文辦，可我們的辦公室主任卻很輕易就把那對老實巴交的夫妻打發走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對此非常不滿，覺得這是敷衍推諉，對老百姓不負責任，直接給領導提意見，結果大吵一場。從此我們互相看不順眼，他說我不成熟，我說他太圓滑；他說我寫的那些朦朧詩連他這個有大專文憑的人都看不懂，是旁門左道，我指責他隻配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樣的詩。可憐那個領導，一心要培養我，哪裏知道我是這麽一個的愣頭青，怎麽都扶不上他為我設計的正路。

那時候幾乎所有的文學青年都和領導關係緊張，和環境格格不入。其實我們並不是天生的叛逆，我們從小就是一群乖孩子，是紅小兵，是紅衛兵，是共青團員。我們踩著一個風雲激蕩的大時代的尾巴一路走來，走到八十年代，到了弱冠之年，當我們的人生和社會一起蘇醒，突然發現自己過去其實一直生活在謊言和欺騙中，突然發現了自己的無知與荒昧，一無所長卻又胸懷改造社會的遠大理想，一無所有卻要有所作為，於是我們如饑似渴地讀書寫作，成了一群文學愛好者。可是書本上的唯美和純情與生活的反差是那麽大，心中的願景與現實的差距是那麽明顯，我們雖然激烈地否定著文革，但卻用文革的習慣和方式激烈地否定著當下。

那時候我們就是那麽一群大逆不道的人。感謝八十年代，那是一個複興的時代，不僅僅是農村在搞聯產承包，不僅僅是經濟在複蘇，文化也在再生，道德也在更新，信仰也在重建。那時候文學愛好者多如牛毛，幾成時尚，我記得幾乎所有的征婚啟事都標明自己愛好文學。其實應該說，那時候我們熱愛的所謂文學，離真正的文學有很遠的距離，被無限追捧的《班主任》、《李順大造屋》等，現在看起來就像是一篇篇新聞報道。而有些人就連這些作品都還沒有看過，就開始創作了。那是一些怎樣的夜晚啊，紙糊的窗口，一燈如豆，映照著多少青春的麵影，無悔的求索。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啊，北島、顧城、舒婷簡直就是我們的偶像，盧新華、徐星、劉索拉等，就因為一個小說的發表，馬上就名滿天下，比那些影星歌星或者高官大款都耀眼多了。

我們一行四人，從石首出發，意氣風發向遠方開拔。記得我們走向車站的時候，齊聲朗誦著殷夫的詩句：“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我也是曆史的長子，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我們習慣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有一種使命感，就像這次遠行，也覺得像是奉命去執行一項重大的任務一般。時至歲末，蟋蟀在堂，按照我們傳統的習俗，應該是“堂上書帳前，長幼合成行”的團圓時節，那些遠方遊子，這個時候都要千裏迢迢、千辛萬苦地趕回家去，我們卻激情洋溢，隻想要到遠方去，其實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向哪裏。

那是一次用貧寒的青春追逐遠大理想的旅行。臨行前我們籌劃，將眾人的錢集中起來，交給羅誌祥保管，也讓他負責我們的食宿和交通。當時我們都很拮據，好不容易每人才湊了150元。也不知道這些錢可以讓我們走多遠，反正是能走多遠就走多遠。記得我們第一站是到了嶽陽。為什麽選擇去嶽陽而不是去沙市，主要是因為嶽陽有火車，而我們似乎都還沒有坐過火車；還因為那裏有嶽陽樓，我們得去瞻仰一番。那時候的嶽陽樓很舊，很寒磣，也不要門票，當時我們看了，有點失望。但是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嶽陽樓就應該是那個樣子的，後來重修的那些，氣派是氣派，就覺得不是詩人們登臨的清雅樓閣，而是是權貴豪紳的遊樂場。而我們當時在那麽破舊的嶽陽樓上，就覺得那個著名的樓就像我們的出身和命運一樣的破爛卑賤，而我們竟然還在那裏先憂後樂，難以為懷。

在嶽陽火車站，我們茫然地看著地圖，不知道去哪裏好。有人建議去廣州，我擔心廣州消費貴，隻怕是我們去了就回不來了。後來我們幾經討論，去了雲南。那時候旅遊熱也還沒有興起，雲南還不是所謂的旅遊大省。我建議去那裏，是因為知道那裏有很多少數民族，想去看看少數民族的人長什麽樣子，說什麽話，穿什麽衣服，生活習俗是怎樣的。那時候我們也很少見到外國人，姑且就把少數民族當老外見識一把。我們不想一車就坐到雲南，想多看幾個地方，於是選擇了先後在株洲和貴陽下車。我們知道《株洲日報》有個寫詩的聶鑫森，就去拜訪他。一路打聽，竟然找到了他的家裏，他不在，我們見到了他老婆，看上去有點年紀了，但是有些氣質。回車站的時候，我說：“詩人的老婆就是這樣子的啊？”其實是沒有看出她和常人的區別，有點疑惑。劉繼明取笑我，沒有見到詩人，見到了詩人的老婆，都有幾分激動。

其實那時候，我們對文學孜孜以求，和我們的價值觀很有關係。那時候我的麵前就有兩種選擇，一是文學，一是從政。但是我毫不猶豫就選擇了前者。那時候徐遲曾卓就住在武漢，在一次湖北詩詞學會成立大會上我還見過他們，我對他們是如此的崇拜，覺得湖北的省委書記、省長們根本就沒法和他們等量齊觀，簡直就是高山和小石子的關係。我那時候的野心好像還沒有那麽大，感覺到自己肯定才力學力都不夠達到徐遲曾卓那樣的境界，但是做個聶鑫森那樣的人還是可能的。於是我期盼著，詩人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不過我一下子看到自己的明天好像並不是那麽誘人，有點失落而已。

在株洲住的那一夜現在還記憶猶新。那天的晚餐我們吃的是一種大饅頭，在街上小販那裏買的，喝的是自來水。天黑了，得住宿，我們使勁打聽哪裏的旅店最便宜。那時候的旅店其實都便宜，也就三塊五塊的，但是羅誌祥打聽來的消息更激動人心——有個地方隻要一塊五一夜！不由分說，我們跟著他走。所謂的旅店原來隻是個火車站的地下室，黑咕隆咚的，走進去氣味也很難聞。摸到了床，不過就是些水泥台子，上麵墊一塊篾席。管它呢，咱和衣而臥得了。用自帶的毛巾、牙膏牙刷在一自來水管前洗了口、臉、手腳，互相開了幾句玩笑，就入了夢鄉。第二天醒來，卻走不出去了，地上或蹲或臥著很多髒兮兮的叫花子，盤踞在我們下榻的旅館裏。我們睡在台子上，他們睡在台子下。我們突然覺得好恐怖，趕快躡手躡腳逃出來，生怕觸碰到了他們。我們感覺那些叫花子肯定是沒有出錢就進來了的，隻不過他們沒有那個台子而已。其實當時我們自己也是如崔健唱的“一無所有”，但當我們麵對那些最底層的人群，我們本能的反應卻是逃離。

在從株洲到貴州的火車上，我們玩了一會兒撲克牌，我們下的賭注是勞動，誰輸了誰負責去買飯。這種賭博當然隻是一種單純的遊戲，甚至沒有賭資，但是它卻是後來整個社會大規模沉淪於嫖賭逍遙的濫觴。我們玩牌的時候，吸引了鄰座一漂亮女孩，她也湊過來看，很自然就搭訕起來了，交談中我們得知了她是中山大學學生，好像是叫楊青吧。其中一個還鄭重其事地將她的姓名和通訊地址記下了，我回家後還在他的筆記本上見到過，一行字靜靜臥在那個質地很差的筆記本上，像一根萎了的豆角。我始終認為他沒有和她通過信，在那個年頭，他應該沒有那麽大的勇氣，去招惹一個名牌大學的漂亮女生。不過那是一些封閉的青春，一次列車上的偶遇，幾句簡單的交談，抑或能讓人記一輩子。愛情，對於那時候的我們，雖然無比的渴望，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還是很遙遠的一件物事，仿佛應該是我們的事業成功之後的某種獎賞才對。

在那一節車廂裏，我和繼明還合謀作弄了情緒易激動的崇新。我們指著不遠的座位上一個身著考究的中年男人說，那個人就是韓少功。崇新問：“真的？”我們同時點頭：“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樣。”那時候韓少功的尋根文學如日中天，曾經被我們反複談論。“找聶鑫森沒找到，現在居然逮著個韓少功？！”崇新忍不住了，屁顛顛跑了過去。我們端坐在座位上，看他畢恭畢敬給那人敬上香煙，猶猶疑疑和那人交談起來。我們看見他的表情從恭敬到迷惑，再到失望，就忍不住笑了，笑到肚子疼。

在貴陽下車以後，我們分別在新華書店買了幾本書，我買的有《第三次浪潮》、《拜倫詩選》、《台灣詩人十二家》等。可笑的是我們在街頭看到一個擺地攤的，在賣一種明信片，上麵的圖案是一個不怎麽漂亮的女子，穿著三點式擺出的各種姿勢。謝虹是搞攝影的，他大加推薦，我們也覺得大開眼界，當成稀奇寶貝，每人買了一盒。我的那盒一直就沒有當明信片用過，放在家裏好幾年，清理書櫃的時候還看過幾眼，不過越看越乏味，到後來賣了廢紙。我們是那麽激烈地貶抑著《知音》、《家庭》那樣的讀物，那麽激烈地貶抑著汪國真等人的詩作，但我們卻在阮囊羞澀的時候掏摸出錢來買這樣的垃圾，有點匪夷所思。這是不是和青春期的性苦悶性壓抑有關呢？在貴陽街頭，我們還看到一個婦人，挑了擔子在賣一種現烤現賣的豆腐，類似於後來大行其道的燒烤，說這是情人豆腐。我們也因著這名字，買了來嚐。我們還對街頭售賣的檳榔很好奇，那時候我們對這東西還見所未見，隻是聽慣了“高高的樹上結檳榔”，就對這東西似乎早已有了感情。我們一人吃了一塊，沒有想到是那麽一種怪味；我們還每人作了一首同題詩，互相評品。我的那首詩現在還記得一個大概，大意是把檳榔摹寫一番後，接著說自己正被歲月風幹成一顆皺巴巴的檳榔，待命運之手摘下，供誰人咀嚼雲雲。

到了昆明，我們首先去了大觀園，想去感受“五百裏滇池奔來眼底、數千年往事注上心頭”的況味，但是我們其實是那樣的浮躁、貧乏而淺薄，什麽都感受不到。我們隻是在大觀樓那著名的長聯下合影，凝望遠方，滿懷夢想，那神情，就像是二十年代湖畔詩社的那些人在聚會一般。我們是如此地憧憬未來，如此地充滿希望，如此的野心勃勃。我們知道一場大的社會變革正在到來，我們自己的命運一定和這場變局密切關聯著。我們不能被時代拋下，我們得追趕上時代的列車，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裏有所作為。晚餐的時候，我們突然想喝酒了，這是這次出門第一次正兒八經進餐館，過去都是吃的饅頭和麵條。我們進了一家餐館，小心謹慎地點了菜和酒。不知是誰還發現餐館外的小賣鋪裏有大中華的香煙，我們都沒有抽過，而且隻要三、四塊錢一包，幾個人一直同意買一包過過癮。

到處打聽的結果，是說玉溪那裏少數民族多，主要是黎族。對於黎族，我們異常的陌生，很多民族如蒙古、藏族、維吾爾族等都多多少少在電視、畫報上見過，但是黎族沒有，於是一車坐到玉溪。車到玉溪，正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商店關門，餐館關門，旅店關門，街上也沒有什麽行人。我們感到了恐怖，沒有吃的，沒有住的，那怎麽辦？在這座空城裏走了好久，我們才看到路邊停了一輛破破爛爛的公汽。我們逃命似的上了那輛車。售票員問我們去哪裏，我們麵麵相覷，答不上來，隻好問：“你這車去哪裏的？那裏有沒有山？有沒有黎族人？”售票員沒有理睬我們，大概把我們當成了一群瘋子；好歹收了我們的車票錢，沒有趕我們下去。幾個小時以後，車停了，售票員這次要趕我們下車，說到終點站了。我們才發現車上隻剩下了我們幾個，一臉茫然下車去。問當地的人：這是哪裏？說了半天也聽不大清楚，掏出筆讓他們寫出來，是“研和”兩個字。後來我在網上還查過這兩個字，知道那是玉溪市紅塔區的一個鎮，現在還搞成了工業開發區。可當時在我們眼中，那簡直就是一塊不毛之地，不知道有多麽偏僻。那哪裏是什麽城鎮呢？分明是些窮山村啊，村子後麵是茫茫大山，據說上麵住著很多黎人。

我們吃了一頓不知是午餐還是晚餐的飯食，買了那個時候盛行的汽水、餅幹和燒酒之類，開始穿過山村，去登山。我們經過村莊的時候，村民們把我們當成了很稀罕的風景，男女老幼都站在門口觀望我們。我們穿過他們長久的注視，來到山腳下。那個當過兵的羅誌祥一路領著我們，抓著草啊，藤啊，小樹啊什麽的，盲目而激情四射地向高處攀登。時至今日，我已經有了十多年的驢行登山經曆，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完全是一次愚蠢的冒險，毫無理性可言。沒有出事，隻是我們的運氣好。但是在當時，我們哪裏管得了那麽多？天很快黑了，我們爬著爬著，突然發現腳下早就沒有路了，也完全找不著北了。我們爬到了一個小山頭上，停了下來。這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們看看手表，已經十點多了。天地一下子靜默下來，隻有在另一座山頭上，遠遠的有農家的燈火，有狗吠，還有鞭炮聲，但是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到達那個山頭，到處漆黑一片，也不知道路在哪裏。寒風獵獵，我們剛才汗濕了的衣衫緊貼在身上，很不舒服。更有甚者，不隻是誰問了一句：這山上該沒有老虎吧？是啊，在這千裏之外的荒山野嶺，誰知道有沒有老虎獅子的？萬一來了怎麽辦？於是我們想到了生火，因為這不但可以禦寒，防止感冒，還可以防止老虎獅子來襲，據說它們是是怕火的。我們找來很多柴草，大火轟轟烈烈地燒將起來。我們的心裏的恐懼和陰鬱，身體的勞累和不適一掃而光。

我們圍著篝火，喝著酒，吃著餅幹，喝著汽水，起初是吟詩，後來又唱起歌來。那個時候我們唱的流行歌曲是《我的中國心》、《少林少林》、《酒幹倘賣無》等。我們唱得聲情並茂，到後來變成了一陣陣長嘯。我們知道李白是嘯傲江湖的，陶淵明是登東皋以舒嘯的，於是我們學著他們的樣子，在這陌生的異鄉山頭，長嘯不止。我們的歌嘯得到的呼應是另一座山頭上一聲比一聲更緊的犬吠。狗是很靈性的東西，它們一定聽出了這些歌嘯聲裏有某些異質性的東西。

直到長河漸落，東方既白，我們才感到了疲倦，終於意興闌珊。憑借熹微的晨光，我們發現有一條山徑，掩埋在蒿草從中。我們沿著這條路，走進了黎人的村莊。真是太累了，我們想找戶人家去睡一會兒，但是家家戶戶都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決地把我們拒之門外。我們大失所望，以為少數民族都很仗義助人的，沒成想竟是這樣。後來一想也難怪，大年初一，從山上下來這麽幾個衣衫不整、蓬頭垢麵的怪物，誰敢收留？最讓我們掃興的是，千裏迢迢來看的黎族，也沒有什麽特色，和我們漢人差不到哪裏去。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個鄉政府，看見兩個小夥子在寫獎狀，那毛筆字很難看，我們那幾人中任何一個都比他們寫得好，就自告奮勇，幫他們寫完了獎狀。然後提出要睡覺的要求。兩個小夥子到還熱情，還給我們打了水，洗漱了一下，幾個人就碼在一張單人床上，終於如願以償，睡了一覺。

我們的旅程就這麽結束了。但是我們的時代還沒有結束，人生還沒有結束。幾年以後，社會急劇動蕩，曆史拐了一個大灣，我們幾個人都有點猝不及防，迷惘徘徊很久以後，都各奔東西，投入了不同的人生風雨。劉繼明去了新疆，後來又讀了武大的插班生，現在成了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謝虹早已下海，現在北京當了大款。王崇新去了海南，羅誌祥去了廣州。我是最本分的一個了，一直呆在那座小城，辦報紙，辦雜誌，直到2007年忽發奇想，也來了深圳。我依稀覺得，我們走的那些路，仍然是那次雲南之旅的延伸，雖然隨著社會的劇烈演變，我們遠行的這個團隊，也分化得厲害，致使我們的足跡，變得有一點詭異。但是不管怎麽樣，當我們回憶起八十年代，回憶起那次遠行，一定是如數家珍的。一般說來，我們的青春安放在哪個時代，那個時代就是最值得紀念的時代，何況是那個生機勃發如日出一般燦爛灼人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