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越勝：驪歌清酒憶舊時

驪歌清酒憶舊時

趙越勝／文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頭正彌漫著槐花的清香。我剛從懷柔山中回京輪休，就接到了萍萍的電話，說有個人挺有意思，你來見見吧。傍晚，唐克就背著他的吉他到南鑼鼓巷149號來了。
　　萍萍家與我家是世交。我們兩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離抬腳就到。萍萍是師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麗的容貌，在我這個青澀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穀的佳人偶落塵寰。她的聲音好聽，清脆中帶著難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識風貌，天生一個沙龍女主人。所以她家那個幽靜小院常有各路人馬聚會，說的都是中國以外、民國以前的雅事兒。
　　我那時十七八歲，正是青春萌動之時。雖然模樣呆頭呆腦，但心裏滿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礙著老輩兒的麵子，常常帶我玩。這天她來電話約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階”（胡同裏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階）。萍萍家當庭一棵大核桃樹，繁枝厚葉，濃蔭匝地，遮住了小半個院子。我推門進院，見大樹下立著一條漢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寬肩細腰長腿，麵色白皙，眉峰外突，雙眼下凹，闊額方臉，鼻梁髙挺，細看有胡人相。此人長發披肩，一條細腿褲緊繃，屁股的輪廓清晰可見。照現在的說法是“性感”，按當時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樹幹上，右肩上掛著一把大吉他，古銅色的漆皮已經脫落。萍萍介紹說：“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車製造廠的。”我在工廠看慣了穿勞動布工裝、剃著“板寸”的工人師傅，乍一見這副行頭打扮的人，頗覺驚訝，覺得有點像港台特務。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來倒不像壞人，顯得有點靦腆。
　　進客廳坐下，萍萍說：“唐克會好多你沒聽過的歌。”我很好奇，想聽唐克唱，尤其是彈吉他唱歌的情形，隻在小說裏見過。唐克不忙彈唱，反問萍萍：“上次給你抄的歌，你學了嗎？你來唱，我伴奏得了。”我這才知道此前他們已經對過幾次歌。萍萍說：“你還是先唱幾首吧。”唐克從沙發上站起來，搬過一把椅子，坐下，開始調弦。輕撥慢撚，隨手給出幾個琶音，流泉般的叮咚聲就在屋裏漾開了。調準音，他回頭問萍萍唱哪首，未等答話，自己就報了名：“唱《藍色的街燈》吧。”在吉他輕柔的伴奏下，歌聲起了：

　　藍色的街燈，
　　明亮在街頭，
　　獨自對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閃耀，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沒有人知道。
　　誰在唱啊？
　　遠處輕風送來，
　　想念你的，
　　我愛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啞啞的，但有味道，而且音準極好。唱到高音處，梗起脖子，額頭上青筋繃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樣子。眼睛隻盯著左手的把位，動情處會輕輕搖頭。這是什麽歌啊！纏綿、憂鬱，那麽“資產階級”！在他輕彈低唱之時，我的眼淚幾乎要落下來。我們從小隻聽過毛主席語錄歌，那些配了樂的殺伐之聲。而這《藍色的街燈》卻把我帶到另一個世界。憑這歌聲，我喜歡上了唐克。
　　但唐克並不把我放在眼裏。唱完歌，他隻是看著萍萍，期待著那裏的回應。我忍不住說：“真好聽，再唱一支吧。萍萍說，你會很多歌。”唐克仍然看著萍萍，問：“想聽哪一首？”問話裏含著期待。萍萍輕輕應一聲“隨便”，便不再說話。唐克低頭，隻在吉他上摩挲著，不時彈出幾個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這屋裏，我是多餘的。再看唐克，滿眼的惆悵，琴聲中漣漣流出的全是愛意。沒錯，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靜，唐克突然奮力一擊琴箱，隨即琴聲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轉低回，歌詞似乎皆從牙縫裏吐出，帶著嘶嘶的爆裂聲：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沒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誰，
　　一個人喝咖啡，
　　不要誰來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來一杯也不會醉，
　　沒有人愛我，
　　我也不愛誰。
　　一個人喝咖啡不要誰來陪。

　　歌聲中的絕望讓人心碎。後來我知道，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愛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總參作戰部首腦的公子，家住景山後街軍隊大院將軍樓。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門一帶有名的頑主。每來萍萍家，必是錳鋼車、將校呢、將校靴，行頭齊全。他不大讀書，也不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真正是根紅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麽會有話說。
　　天色漸晩，唐克幾次請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應。待他起身告辭，已是繁星滿天。我請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給我，他敷衍地應著，顯然沒想到這幾支歌對我的意義。在萍萍那裏，這歌是追求者的奉獻。在唐克那裏，這歌是傾訴愛慕的語言。而對我，卻是一個新世界的展現。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門口。月光透過寬厚的核桃樹葉潑灑在院子裏，天風輕拂，地上滿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與唐克相對而立，光影中，這對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覺心酸。
　　離開“高台階”，陪唐克向鑼鼓巷南口走，沒幾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彎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見，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個門。唐克仿佛猛然醒過來：“噢，咱們留個地址吧，今後好聯係。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嗎？我抄好就寄給你。”離開萍萍，唐克好像還了魂，說話的精氣神兒都不一樣了。剛才在萍萍家客廳裏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見了，舉手投足透出幾分瀟灑。聽說他要和我聯係，我挺高興，便把工廠的地址給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兩周才回來一次。唐克走了，雙手插在褲兜裏，上身微微晃著，披肩發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著，看他消失在燈影裏。那不是藍色的街燈，而是橙黃色的，昏暗、朦朧。後讀龔自珍《己亥雜詩》，見有“小橋報有人癡立，淚潑春簾一餅茶”句。那就是年少時的我吧。
　　回到懷柔山裏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裏麵厚厚的一疊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簡譜，工工整整，一筆字相當漂亮。看看自己那筆破字，更從心裏佩服他。唐克給我的信很長，淨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兒和詞兒。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殼蟲”。因為他抄給我的歌片兒裏有兩首英文歌，原詞沒有翻譯，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時我會的英文詞超不過百十個，根本看不懂這歌說的是什麽，可他在信裏特別提到給我的歌片兒裏有“甲殼蟲”的歌。後來才明白“甲殼蟲”就是Beatles的中文譯名，現在大多稱“披頭士”的。信有點燙手。那時候，若讓革命群眾發現，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傳播黃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為這關幾年大牢是家常便飯。但我喜歡。讀他的信，有點心跳，卻高興他拿我這麽個小屁孩兒當朋友，弄些犯禁的東西傳給我。在禁忌的時代，哪個年輕人沒有瀆神的衝動。更何況我又生來有反骨，專愛惹是生非，讓我媽夜裏睡不著覺，做夢都是我進了局子的事兒。1972年，“甲殼蟲”已經散夥快兩年了，四雄單飛，列儂已經寫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當然，這是我後來知道的。那時，在中國內地，聽說過“甲殼蟲”名字的又有幾人？因了唐克，我算一個。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則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溝裏人跡罕至處偷偷學唱。唐克當時抄給我的歌，現在還能記住的有《尋夢園》、《藍色的街燈》、《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斷藍橋》、《告別》。這些歌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全不搭界。我們就憑它，有了一種別樣的生活。唐克給我的歌和當時流行的蘇俄歌曲不一樣，似乎來自另一種文化，大約是從英美到港台的一路。這些歌裏少了蘇俄歌曲中渾厚憂鬱、崇高壯烈的情緒，多了纏綿悱惻、男嗔女怨的小資情調，更個人，更世俗。後來我偷偷唱給幾個知心好友聽，沒人不愛。既有信來，必有信往。我得給唐克回信，為了證明我有資格做他的朋友，而不僅僅是萍萍的“燈泡”。好歹那時也胡亂讀過幾本書，得在唐克麵前“抖抖份兒”。
　　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個星期的工餘時間。每天下班之後，別人都回宿舍了，我一個人躲在車間的角落裏，打開機床燈，趴在工具櫃上寫。字難看，就寫慢點，一筆一畫的，學問不大就拽著點，東拉西扯的。當然，我的“殺手鐧”是萍萍，就憑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問題。當時我剛通讀完《魯迅全集》，正好拿來賣弄。我給唐克分析了一通他為何不該愛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經名花有主，一是像唐克這麽一個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庭的閨女也不般配。記得信中還用了“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會愛上林妹妹”之類的比喻。我並無傷害他的意思，隻真心希望他認清愛的無望，不要徒費心力。就算信寫得不招唐克待見，相信我的單純坦白他會理解。
　　每天寫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掛，夜幕四垂。沿著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鳴濺伴著稻田裏的蛙聲，汩汩、咕咕，交相回應。滿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爾蛙鳴止息，能聽見玉米拔節的“哢嚓”聲。帶著剛才一逞“堆砌”之快，飄飄然覺“萬物皆備於我”。
　　信發走後便撂在腦後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個輪休日。剛一到家，我媽就說，這幾天老有個叫唐克的找你，留了電話號碼，讓你回來後給他回話。一看是個公用電話號碼，下寫“請傳新街口大四條50號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沒有，會有什麽反應。傍晚時分撥通了電話，唐克的聲音從聽筒裏傳來，音調高昂、興奮。先聽他說“你這封信寫得可是花了力氣”，接著大談萍萍也是愛他的，並不是他單相思。又說起他最近見了一個什麽人，兩人談起《人·歲月·生活》這部書。接著，洛東達、莫吉爾揚尼、畢加索等名字子彈般飛來。接下來說一定要見麵，給我講講這本書。隨後他壓低了聲音問我，萍萍讀過這本書嗎？說實話，這部書的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問唐克，這書是誰寫的，他竟然一時語塞，沒說出來。唐克立刻要約我見麵，叫我到他家去，隻是有點抱歉地說，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們約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幾分鍾後就站在唐克家門前了。
　　新街口大四條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對著總政文工團排練場。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樹。唐克家院子門不大，進門左手是個長方形的小院，搭著許多小棚子，院子顯得擁擠。頂頭一棵大槐樹，遮了半個院子的蔭。唐克家是北房，隻一間屋，約二十幾平方，屋子分成兩部分，靠裏一張大雙人床，靠外一張小單人床。簡簡單單幾件家具，倒收拾得幹淨。屋子中間已經擺好了一張方桌，桌上幾盤小菜，一瓶北京紅葡萄酒。迎門坐著一位老人，鶴發童顏，腰板挺直，雙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親，以後我一直稱他唐伯伯。
　　看氣度，老人絕非等閑人物。與唐克交往多年，我從沒有問過老人是幹什麽的，唐克也未提起過。隻偶聞他曾是民國時期演藝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給我一份國民黨C.C.係祖師陳立夫給他的親筆信的複印件，稱他“克信賢侄”，才知道這位唐老伯和C.C.係關係絕非尋常，能與陳立夫兄弟相稱。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陳立夫所起。
　　老人見我進來，點頭相迎，命我坐下，開口便說：“我看了你給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稱唐克乃是簡稱。老人道：“看你年紀輕輕，還真讀了不少書，不像唐克信，不學無術，整天鬼混。”我心一虛，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結果。隨後，唐伯伯又講了一通青年人應該如何上進，和報紙上差不多。唐克煩了，催著快吃飯。飯後老人又誇了我幾句，然後說了一句讓我嚇得半死的話：“唐克信這孩子，我就交給你了。”
　　我記不起來當時如何回答。以我當時的閱曆，肯定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現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幾歲的大小夥子托付給一個十七八歲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對此倒是聽而不聞，也許這小子太過頑劣，老人不知已經把他托付給幾多人了。老人起身離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裏麵的大床上。唐克衝我一招手，我們就溜出了屋子。
　　東西向的院，唐克家靠東側，頂西頭有個小院和大院子中間隔著門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隱秘得很。唐克引我進去，說他平時就住在這間小屋裏。小屋僅有五六個平方，一單人床，一雙屜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響。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間僅可容膝。開燈，是盞北京當時最流行的8瓦日光燈，嗡嗡響了半天也不見亮。唐克猛拍，終於亮了。一眼見正牆上掛著唐克那把心愛的吉他，在慘白的燈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輕撫琴箱，講起這把吉他的來曆。這琴是他從一位朋友處淘換來的，以前，它是一位蘇聯專家的。這位專家的父親三十年代曾是國際縱隊成員，參加過馬德裏保衛戰。戰敗後歸國，帶回這把吉他。唐克告我，這種手抱揮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適合彈奏古典樂曲和歌吟伴奏，聲音渾厚。另有一種吉他音箱狹小，需用撥子彈奏，聲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適合小樂隊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師塞戈維亞就是彈奏這種西班牙古典吉他。從此，我又知道了一個神聖的名字：塞戈維亞。
　　吉他在唐克的撫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損的漆皮透露著歲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幾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傾訴。許是剛才吃飯多喝了點酒，唐克有點興奮，不停撫弦欲歌。我怕夜深攪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樂。他說街道大媽和他關係不錯，還曾說他唱得好聽呢。那晚，唐克唱了《晩星》，一首此後幾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著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遠在天邊，
　　幾時才能和你相見，
　　晚風吹著我的臉，
　　星兒啊，
　　又隨風飄散，
　　飛到我身旁
　　永遠陪伴著我。
　　如今我寂寞悲傷，
　　有誰知道我在流淚，
　　隻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遠在天邊。
　　如今我孤零無靠，
　　今往何處去流浪，
　　隻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遠在天邊。

　　屋子小，攏音，琴箱共鳴更顯豐厚，唐克的聲音也格外動人。已微醺的我是徹底的醉了。琴歌聲歇，我起身告辭，已是午夜時分。騎車往家走，灑水車剛過，新灑過水的街上，清涼陣陣。街上沒人，我興奮，放聲大唱，從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門口，忽聽身後有人說再見，一看是唐克，說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頭走了。

三

　　那年夏天，懷柔山區暴發山洪，淹毀了我們工廠。抗洪救災後，工廠已無法生產，全廠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實習。我去了北京起重機械廠，一呆就是一年多。
　　這段時間，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見麵，跟他學歌，聽他胡聊，當然也從他那裏學東西。“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為了看太陽”，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給我的巴爾蒙特的詩。這詩行對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人實在有顛覆力。我們從小接受的信條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為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唐克卻用巴爾蒙特的詩告訴我：睜開眼睛吧，這世界上還有其他好看的東西。在聽到北島吟誦出“我不相信”的決絕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陽”的態度來生活。那時，我也尋到過普希金、拜倫、雪萊的詩，把那些滾燙的詩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憑那無拘無束的卷發
　　每陣愛琴海的風都追逐著它
　　我要憑那墨玉鑲邊的眼睛
　　睫毛直吻著你頰上的嫣紅

　　但拜倫的愛琴海對七十年代的中國太輕柔明媚。中國是死海，黏稠汙濁的海水裏湧動著無數受苦的靈魂。踟躕在巴黎街頭的巴爾蒙特才更貼近我們。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時間流行過不同的書。《人·歲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內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時間大約是七十年代初。這本書最流行的時候，我沒讀過，我知道它是聽唐克說的。書的內容相當豐富，但唐克不斷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藝術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樂道的故事是一位畫家在洛東達咖啡館門口脫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問道：“老頭，你不冷嗎？”唐克拋給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爾揚尼、畢加索、馬蒂斯、“洛東達”、“丁香園”、“洗衣坊”、“蒙馬特”。每一個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過它，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可惜，我們雖然常提起巴爾蒙特、阿波利奈爾，但沒讀過他們的詩。我們談論印象派、立體派、抽象派……但沒看過它們的畫。我們拿新鮮名詞娛樂自己，更由於物質追求被嚴酷地禁止，對精神的追求就來得格外強烈。“洛東達”對唐克或者說對我們，意味著什麽？為什麽唐克談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談起菜譜？後來我明白，“洛東達”不僅意味著無數開先河、領風騷的藝術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髒、煙氣彌漫的廳堂裏，更因為它代表著自由的思想與創作，代表著特立獨行的人格，代表著精神上的相互啟迪與召喚，代表著友誼能打破民族國家的藩籬，僅因為道義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長。
　　我要讀這部書，問唐克，他沒有，而且我發現他並未真正讀過這本書，他所知道的內容大半是聽來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間互相傳遞的那些隱秘的筆記本。我有幾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裏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門路極廣，我們叫他“老胖子”，我請他幫忙。等了挺長的時間，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說這書印得很少，他是通過馬海德的公子幼馬找到的。馬海德在共產黨內的地位類似白求恩，屬於為革命服務的國際友人。幼馬是個混血兒，為人慷慨仗義。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關係很熟。我當晚就跑過去取回書，老胖子限我一周還書。這書用舊報紙包了個皮兒，兩冊，黃黃的書頁。後來我知道，當時流傳的這部書並不是全本，它隻有四個部分，而愛倫堡一共寫了六部分，一直寫到“解凍”。拿到書，我通宵達旦地連讀帶抄。僅一周時間，恨不能把這書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書的內容極豐富，遠勝過唐克的“口頭傳達”。它不僅記述人物、事件、場景，還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並不在意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動的內容。他是通過感覺來吸收，通過聽力來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來的段落給他看，他竟問我“這是什麽書”。
　　但這並不妨礙他“生活在別處”。當“全世界人民都向往著祖國的首都——北京”時，唐克卻向往著“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開”。當全國人都愛看“偉大領袖毛主席慈祥的麵容”時，唐克卻想看畢加索筆下那些變形的“醜女人”。在大夥都愛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時，唐克卻要唱“一個人喝咖啡不要人來陪”。在一片灰色的蕭瑟中，唐克是一點綠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們說的幾乎是另一種語言。“兩報一刊”生產的套話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條的陋室裏。那裏有纏綿的琴聲，和“恨今朝相逢已太遲”的歎息。

四

　　這段時間，唐克的興趣集中在電影和攝影上。現在每次見麵，他都會談到某部電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過的，像《戰艦波將金號》、《第四十一》、《偷自行車的人》，更有些他也隻是聽說過。他給我講過帕索裏尼的《迷惘的一代》、格裏耶的《去年在馬裏安巴》。最津津樂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電影根本沒有故事情節，全靠鏡頭說話”。哪怕他沒看過，這些電影裏的新潮思想也會讓他興奮。他有幾個在電影界混的朋友，有關現代電影的信息大半是從那兒聽來的。唐克的本事就是“聽”。但是他“聽”有一種天然指向，他有興趣去聽的東西一定和人類精神世界的拓展有關。在社會震耳欲聾的革命喧囂中，他是個聾子。但哪兒有一絲有價值的異響，他馬上豎起耳朵，循聲而去。
　　尼克鬆訪華之後，文革的勢頭稍有疲軟。隨後維也納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斯圖加特室內樂團相繼訪華。阿巴多、奧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裏不脛而走。這幾個外國樂團我都沒聽成，因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黨，劇場裏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團整營地開進去，一聲令下就座，開始受罪。記得斯圖加特室內樂團演出那天我回懷柔山裏辦事，晚上站在宿舍涼台上，習慣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紅燈牌半導體收音機，找那些傳道講經的電台，它們往往在兩段聖經之間放一段古典音樂。但那天還沒調到短波，就清晰地聽到了莫紮特的《弦樂小夜曲》，原來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現場實況。聽得我頓覺星光燦爛，萬山奔湧。回城後唐克來找我，得意洋洋地說他聽了這場演出的現場。怎麽可能？其實他用了一個極簡單的方法：在民族宮禮堂台階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長在門前下車，立即緊緊跟上，稍抬雙臂，做保護首長狀，跟著進了劇場，然後立即閃進廁所，等沒人時進去找個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劇場空座很多，越往中間坐，越沒人敢問你。關鍵是你要心裏覺得自己是大爺。
　　1974年，鄧小平重回權力中心，各種“另一個世界”的東西通過難以察覺的縫隙透進鐵屋。唐克敏銳地嗅到了一絲異味，於是像暗灰吹了氧氣，火苗陡起，開始四處征戰。自斯圖加特室內樂團混場告捷，他又發現總政文工團排演場常演“內部電影”。當局為了“反對複活日本軍國主義”，弄了不少日本的戰爭片來教育群眾，如《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戰》……先是在高幹中演，隨後擴及文藝界的核心隊伍。但唐克兩頭不搭界。總政排演場就在家門口，肉香撲鼻卻不給快餓死的饑漢分一杯羹，是無天理。一天，唐克突然興奮地告訴我，他看了《啊，海軍》，隨後給我大講東鄉平八郎初入江田島海軍學校，教官嫌他回答點名時聲不夠壯，便大聲喊“我聽不見就是聽不見”。為了讓我能身臨其境，唐克模仿台詞竟至聲嘶力竭，青筋繃露。我問他哪裏弄的票，他先說是朋友給的，問他是誰，他有點惱火地說，別以為隻有你們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辦法。後來他不斷有電影看，每次看完都會向我炫耀。那幾個月，是自相識以來，他最快樂的時光。但漸漸地，他再不提看電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樂友，彈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彈主旋，唐克彈伴奏。一天新波不經意地告訴我，唐克畫不成票了。我再問，才明白前幾個月，唐克出入內部電影院如瞠平地，原來是靠畫入場券。他發現一家常演內部電影的劇場（我不記得是不是總政排練場）的入場券是油印在一張淡粉色的薄紙上的。這種紙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於這種紙很薄，油墨洇得厲害，所以用黑墨水筆很容易畫。唐克是在劇場門口撿到人家隨手扔的入場券，然後回家製作。他原有繪畫的根底，畫出的入場券幾可亂真，從來無人察覺。但前不久，入場券改道林紙鉛印了，唐克無計可施。所以近來再無電影看，人也鬱悶起來。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兩點剛出工廠門，就聽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馬路對麵等我，雙腳蹬地，跨在自行車後架上，前搖後擺好不愜意。沒等我走近，就急著告訴我，他又看了一個多麽棒的電影。我逗他說，又能畫票啦，他撇嘴道：“誰畫了，我自己買票看的。”語氣大有二奶扶正、窮人乍富的得意。這次他看的電影叫《爆炸》，是官方準演的羅馬尼亞電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隊員，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國輪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歡男主角的那張臉，比起中國銀幕上那些裝腔作勢、一本正經的死人臉，“火神”的臉確實太讓人動心。這是一張溝壑縱橫的瘦長臉，倒八字眉，塌鼻癟嘴，但內藏英武之氣。此人言語幽默，行動果敢，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冷麵英雄。更讓人吃驚的是，電影中竟然有一皮膚半黑的窈窕女郎，身著比基尼泳裝，在艦橋、舷梯、甲板間跳來跳去。藍天碧海、烈火濃煙襯托著鮮亮的橘黃色三點式泳裝，果然賞心悅目。唐克堅持認為審片子的人在這個鏡頭出現時正巧睡著了，以至讓這大逆不道的鏡頭出現在中國觀眾眼前。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還一再鼓動我多去看幾遍，說這種片子每個鏡頭都值得琢磨。
　　攝影是唐克一貫的喜愛。他有一台老式的單鏡頭反光135相機，曾給我看過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寫，我當時認為水平相當高。我對攝影一竅不通，全聽唐克啟蒙，從他那裏知道了牛頓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薩依的人物照。他珍藏著一張不知哪裏找來的布拉薩依照的畢加索相。他對我說，這張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規則，畫麵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還拿起尺子在這張照片上比劃，說要是他照，他會裁掉多餘部分。他對攝影很下功夫，手邊幾本有關攝影理論與技巧的書，快讓他翻爛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衝洗，放大機是自己手工製作。他把那間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幹就是通宵。有一陣他和唐伯伯鬧氣，把全套衝洗相片的設備搬到炒豆胡同，夜裏我陪他幹活。在暗紅色的燈光下，見一張相紙從顯影液中漸漸顯出形象，真有一種快樂。他洗過許多照片，但我現在唯一記住的是他給自製的放大機照的相。構圖極樸素，那架細脖大頭的放大機孤零零的懸置在照片的中間，似有種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噓說這張靜物照可與牛頓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車製造廠幹的是機修鉗工的活，這個工種是工廠裏技術要求最全麵的。要能判斷機器的毛病出在哪，還要能動手修，有時配件不湊手，就得自己動手做。唐克在工廠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兒郎當，泡病假、請事假、遲到早退司空見慣。但他群眾關係總混得不錯，哥們兒、姐們兒、大伯、大媽一大堆。領導恨得牙癢癢，不知整過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舊，死不改悔。唐克學了手藝也不閑著，總想著自己搗鼓點玩意兒。他建議把我爸五十年代初從越南帶回來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機拆了，做個音箱。那時我已經沉溺於古典音樂不能自拔，但沒有好設備聽。他說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開盤磁帶錄音機接到音箱上，擴展低音。立體聲概念，也是聽說過沒見過，以為弄兩個音箱左右一擺就是立體聲。終於他把我爸的收音機拆了，其實他隻用裏麵的那隻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殼還貼了層深咖啡色的木紋塑料貼麵。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麵開反射孔，內裏塞棉套吸音，還真符合聲學原理。音箱做好以後，他精心往麵板上貼了一個商標牌“Toshiba”，後來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東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兒弄來的。
　　音箱做好後，唐克又有新的設想：“設計剪裁縫製衣服”。七十年代大陸幾億人的服裝基本上是一個樣式，都是脫胎於軍裝的毛服。唐克平時就要把工裝褲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萬眾一麵的毛式服裝。這回他要自己設計款式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把當時叫“老頭衫”的圓領衫裁短，長度僅及肚臍。下擺不縫，留著毛邊。再就是把勞動布工作褲徹底改造，臀圍、大腿圍收緊，膝蓋以下開成大喇叭口，褲腳毛邊，一邊的膝蓋上剪開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纖維。這款似乎是從電影《爆炸》裏學來的。難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敗之後，身邊再無女性，而他媽媽也早已過世，設計的服裝全靠自己縫製。他的女紅技巧如何，我不能評價，但那身打扮招搖過市，絕對得讓“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來我家，我倆在院門口說話。這時我媽已對唐克提高了警惕，讓我少跟他來往，所以他總是在胡同裏跟我會麵。唐克背靠牆，腳立地，一腿屈起，腳蹬在牆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蓋上的大洞暴露出來，像褲子破了沒補。我姥爺回家，見我和唐克在說話，便點頭而過，誰知走過去幾步後，突又掉頭回來。姥爺是深度近視，他摘下眼鏡，彎腰仔細端詳唐克褲子上的大洞，然後一言不發，掉頭而去。
　　姥爺是北京市武術協會委員，身懷絕技。太極、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戲，樣樣精通，更有一獨門功夫“太極短劍”。文革前他曾帶我去看他在北海體育場表演。此套劍術形似太極拳，做起來身形悠緩，氣隨意走，意氣相連，綿綿不斷。但前臂內側暗藏一尺短劍。格鬥時，翻腕刀鋒立現，一劍封喉，製敵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爺從不傳人。我表叔曾跟隨羅瑞卿掌管公安部，幾次勸姥爺將此絕技傳給公安學院武術教研室，但姥爺執意不從。後來他對我說：“我怎知學劍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學了去幹壞事怎麽辦？”看來姥爺早知“國家機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後，我回家，姥爺叫住我問，你這朋友是何人？家裏是不是特困難？有無父母？我奇怪姥爺為何問此。姥爺發話道：“這孩子可憐，褲子破成那樣還穿了上街，家裏沒人給補。你叫他進來，把褲子脫下，讓你媽給他縫縫。”我媽一聽大樂，在旁邊朝姥爺喊：“人家那是時髦！”姥爺到了兒也不明白破衣爛衫如何時髦。再見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動，說今後再見了姥爺非給他“磕兩不可”。果然，唐克以後再來家中，總找機會和姥爺聊天，哄老爺子，竟至姥爺甚喜歡他，還要教他習武，說趙家孩子全不學他的玩意兒，實在可惜，頗有“廣陵散不複傳矣”的感歎。不知姥爺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無他的獨門絕學“太極短劍”。
　　1974年開始“批林批孔”。像我們這種平日愛“學習”的人大半被組織進了“工人理論隊伍”，負責向革命群眾宣講毛的理論。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國書店上了一些中國古典文學、史學、哲學原著，我們因此有機會讀些以往找不到的書。唐克對新鮮玩意總有興趣。當時北京汽車製造廠的工人理論小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讓他們和北大中文係的工農兵學員一起編輯、注釋辛棄疾的詞選，因為當時辛棄疾被列入了法家隊伍。唐克和廠裏工人理論隊伍的頭兒關係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幹活、搞注釋，他也趁機讀了幾首辛詞，因喜愛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剛注釋完的底稿給我，打字油印，整整齊齊一大厚摞，像本書的樣子。唐克自已做了個封麵，用挺漂亮的毛筆字題上《稼軒長短句》。後來才知道這是以元大德年間廣信書院刊印的《稼軒長短句》為底本，參照前人注釋編成，裏麵大約襲用了不少鄧廣銘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階級用，不存在抄襲和版權問題。那一陣我們以背稼軒詞為樂。唐克常有獨解，尤喜《賀新郎》送陳亮一首，最感歎陳亮別去，稼軒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遠遊之心。不幾日他告我將獨自遠行，遊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便要親往拜謁。我問他可有盤纏？他笑答“一甑一缽足矣”。

六

　　唐克開始浪跡天涯，幾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記載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風物人情、遺痕古跡、絕詞妙文皆詳錄之。我不知他的行止，隻憑著收到的信知道他到過哪兒。他在成都寄給我的信有十多頁，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銘文、楹聯、題詩。記得武侯祠所懸巨匾題“義薄雲天”，祠內有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則有一聯，我深愛之：“異代不同時。問如此江山，龍蜷虎臥幾詩客？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草堂。”隨後，唐克在重慶買舟而下，過三峽時，他抄錄盛弘之《三峽》名句給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絕。”他沿途記載長江名勝，在武漢下船寄信給我，信封上注明“發於武漢長江大橋”。隨後，順江而下，過黃岡赤壁，覽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發時號稱隻帶了五塊錢，沿途多半靠混車、蹭票、扒車而行。他在寶雞曾上一煤車，半夜幾乎凍死。時常餓肚子，但總有好心人幫忙，或請飯，或留宿。在陝西曾被路警抓獲，關了好幾天，據他說全憑善搞公關，和小警察東拉西扯，最後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監。唐克沒讀過《在路上》，我們那時也不知道凱魯亞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鋒。後來看到霍姆斯評說道：“《在路上》裏的人物實際上是在‘尋求’，他們尋求的特定目標是精神領域的。雖然他們一有借口就橫越全國來回奔波，沿途尋找刺激，他們真正的旅途卻在精神層麵。如果說他們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們的出發點也僅僅是希望在另一側找到信仰”。我想，這就是唐克上路時，未曾明了的意義。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廣州的火車上遇見了阿柳，一位文靜、秀美、單純的姑娘。他一到廣州，就愛上了這座城市。他來信說和北京相比廣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說天高皇帝遠，總有草民喘氣的地方。還抄了黃花崗烈士陵園裏的一些墓碑銘文給我。他在廣州呆了好幾天，尋訪到幾位琴友，和人家練琴對歌，受到熱情款待。據說他帶去的幾支歌“關震”，廣州琴友盼他攜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處得熱絡，更使他打算辭北遠行。
　　不記得他又轉了什麽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後一信是寄自雲南昆明滇池。這已是他離京數月之後了。這封信用紅線豎格信紙，極工整漂亮地全文抄錄了大觀樓“天下第一長聯”。信中大抒登臨感懷。那時他憑欄臨風，望五百裏滇池浩渺，歎歲月空逝，立誌奮起直追。信寫的激昂慷慨，與往昔唐克的消頹大相徑庭。再讀他抄給我的長聯，卻更喜：“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隻贏得：幾杵疏鍾，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慚愧，唐克當時走過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沒有去過。有關知識皆來自唐克在路上寄給我的那些信。這些信極有價值，可惜三十年過去，都散失了。1982年，中國現代西方哲學討論會在廬山舉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漢辦往九江的船票。隨後順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寫給我的大江形勝，竟如昨日。過小孤山時，天剛破曉，大霧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聲自心底油然而起。那時唐克已移居廣州，我與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時，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後相見，他憔悴又憂慮，全不見旅途中來信時的亢奮。原來這次閃的時間長了，工廠要處分他，嚴厲至開除。如何收場，我已經記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堅定地告訴我，他要南下。“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對我是件大事。幾年來，他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的啟蒙者。他的怪論激起我讀書的衝動，他的琴聲帶給我多少快樂。但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許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話讓我無言：“北京是你們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這幾年，唐克常譏諷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戀愛的失敗歸結為門第之過，總愛說：“你們是貴族，想要什麽有什麽。”開玩笑！中國哪裏有什麽貴族？因為貴族並不僅意味著你站在國家階梯的第幾級上，它更是文化，是教養，是責任，是榮譽，是騎士精神的延續。如果魏瑪大公奧古斯特不尊祟歌德、席勒，如果克騰侯爵利奧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們不過是頭腦冬烘的土領主，而國朝之肉食者大半頭腦空洞、人格猥瑣、行為下作，何來高貴的血脈綿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糞土。而唐克倒有些貴族氣。我這樣告訴他，他覺得我說反話。
　　唐克要動身了，幾個朋友在大四條唐克老宅為他餞行。似乎天亦傷別，那天陰沉沉的。入夜，雨漸漸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樹上，簌簌作響。我們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嗚咽的琴聲和著細雨淅瀝，別愁離緒伴著未來憧憬。唐克那天看起來很平靜，似乎不為離開北京傷感。廣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許有未來。那時的許多青年人，是“有向往，無未來”的。唐克終於拿起了琴，想到今後恐怕很難再聽見這把老吉他的聲音了，我有點傷心。唐克撫琴作歌，唱的《魂斷藍橋》。此曲用英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的曲調，但歌詞全變：

　　恨今朝相逢已太遲，
　　今朝又別離。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無限惜別意。
　　白石為憑，
　　明月為證，
　　我心已早相許。
　　今若天涯，
　　願長相憶，
　　愛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筆，頗有柳七遺風，歌之愴然。歌畢，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語。這是我聽他在北京唱的最後一支歌。
　　唐克走後，先時常有書信來，地址是廣州市粉末冶金廠，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漸漸信淡了，竟至全無消息。後來聽人說他曾兩次奮勇遊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獲後送農場勞動，吃盡苦頭。我曾旁敲側擊問過他是否如此，他顧左右而言他。其實我佩服他的勇敢，他愛死了那種“另類生活”，不僅想而且幹，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軀去博取。我擔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會心滿意足嗎？我以為不會。他的命星高懸在那裏。

七

　　1978年底，所裏派科研處劉樹勳處長帶我到幾個省的社科院調查外地理論界的思想動態。知道行程後，我試著往廣州粉末冶金廠阿柳處給唐克寫了封信，告他我將赴廣州，希望能和他見麵。但直到動身，也沒他的回音。到廣州後，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們住廣州白雲賓館，我又給唐克發封信，告他我的住處。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沒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廳吃早茶，唐克大搖大擺地來了。
　　久不相見，我是欣喜異常。唐克卻仍是一臉的滿不在乎。白雲賓館餐廳後麵有一室內花園，奇花異草，怪石流泉，相當漂亮。唐克進去轉了一圈，出來似有不平，說：“你小子真會挑地方，要不是找你，這地方我連進也進不來。”1978年時，白雲賓館是廣州高檔賓館之一。唐克大概嫌我這個當年一塊混的小哥兒們有點墮落。劉先生事前聽我講過唐克的故事，忙從旁圓場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時我正讀馬爾庫塞，這次出差手邊帶了一本他的原著《單維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來翻了翻，又是一臉不屑的樣子：“嗬，都讀洋文書了，中文學會了嗎？”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麵前“乍刺兒”，便一臉憨笑，隨他擠兌。待坐下說起我們在廣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個詳細的安排，要帶我去不少地方，還要見他廣州的朋友，似乎要給我展示他在廣州的生活。樹勳先生大人大量，說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談話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後來廣州的公事幾乎都由劉先生一人包了。談話間廣東省社科院來人接我們，見麵就說，李一哲放出來了，現住省委招待所東湖賓館。我一聽就來勁，想去找他們，但樹勳先生礙於公務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個人身份去會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動京城。他們的大字報在北京廣為流傳，以其思想開放、言辭犀利、辯才無礙而受人喜愛。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約好見麵，他帶我去了東湖賓館。天陰沉沉的，在賓館門口和站崗的士兵稍費了些口舌，等我拿出蓋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紅印的介紹信，才放我們進去。李正天、王希哲、陳一揚（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拚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層的灰色樓房裏，樓道很暗。他們的房間約二十平方米，擺著四張雙層床，靠窗一張二屜桌。說是招待所，比起號子裏也好不到哪兒去。屋子很暗，我們敲門進去，三人顯出吃驚的樣子。待我自報家門，屋裏才有了活氣兒。李正天身材不高，頭大，脖子短，毛發稀疏，前額寬闊，大眼鏡後麵一雙慧眼，外表有點像列寧。說話聲低，吐字很慢，談話間會偶爾站起來走幾步，旋即又坐下。是個沉靜的思想家。陳一揚自始至終在上鋪沒下來，大半時間躺著。人極消瘦，暗黑色的臉，整個一廣東農民。他在監獄裏受盡折磨，身子搞垮了，偶爾插話也是氣微聲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顯得生氣勃勃的人，不停地動，時而坐下，時而站起，講話中氣充沛，慷慨激昂，揮手頓足。他臉上棱角分明，高鼻、闊嘴，秀眉麗眼，模樣相當俊秀，惟下頦尖削，透出幾分尖刻與激烈，像托洛茨基。
　　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話題大得嚇人，不離世界大勢、中國前途、高層鬥爭。王希哲已經開始思考批判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順帶著對毛的繼續革命論大加鞭笞，思想極激烈。李正天不大談理論，隻談廣東省委主要領導人對他們的關照。當時主持廣東軍政的是習仲勳。唐克靜坐一旁聽李一哲們高論。等我們告辭離去，問他的觀感，他似對三人評價不高。以後他和李正天交往過一段，終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來賓館接我去白雲山一遊。天亦晴亦雨，白雲山遍山滴翠，繁花滿地，異香撲鼻。我們沿山路緩行，身邊白雲氤氳，修竹新鬆，錯落掩映，風起處隱隱有濤聲。過碧池，四圍雲杉筆立，池邊雕欄玉砌，池中有金紅色的鯉魚數尾，遊蕩碧水中。唐克興高采烈，一麵指點我觀賞，一麵提醒著北京現時的蕭瑟，顯示他決定南遷的正確。我無語，見他得意，自是為他高興。一路行來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語回響空穀。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結識的琴友。瘦高個，文靜靦腆，但一手吉他彈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說，他早晚帶阿棠去北京，讓北京玩琴的人見識見識。我們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聽阿棠彈唱。所唱多用粵語，我如聽天書，但曲調一路的纏綿悱惻。唐克介紹說是鄧麗君的歌。我笑唐克入鄉隨俗，從甲殼蟲到鄧麗君，照單全收。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鄧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給我印象頗深，問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別阿棠，上公交車返回白雲賓館，一陣急雨襲來。唐克說廣州天氣就如此，一日數晴數雨。公交車上乘客寥寥。急雨撲打車窗，水霧迷蒙中見街燈明滅。唐克與我坐在車的最後一排，他一時半刻竟已將《月亮代表我的心》連詞帶譜寫在一張紙上，又哼唱幾遍，將歌片遞給我，說明天唱幾遍就會了，港台歌好學。難得我從北到南一千多公裏，再受教於唐克，學會一支新潮歌曲。
　　離穗前我執意要去看阿柳，結果僅在粉末冶金廠門口匆匆一見。她的開朗、大方、賢惠的性格讓我喜歡。她拿我當自家兄弟，說現在住處太局促，不好請我去，將來總有機會，接我當貴客。我心存感念，隻盼唐克收心，與阿柳花好月圓。與唐克握手道別，唐克信心滿滿，說，一定會回北京，我們北京見。誰想到此一別竟二十五年，再見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時常想起唐克。漸漸離大陸遠了，對那邊的事也多疏離，惟存一點對老友的念想。後多方打聽到他的電話，記在本子上卻始終未和他聯係。1997年新年，我試著撥通了電話，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幾句問候，給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疊，內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幀為女兒唐棣所攝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廣告。一個盤子，幾隻蘋果，擺成塞尚靜物畫的樣子。這些廣告照，我估計賣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寫得有趣，信中說他這麽多年唯一不變的是對藝術的熱愛。我有點感動。看看他拍的那些並不成功的廣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鑽在自已的小暗室裏精心衝洗的風景照。在攝影技術上，沒顯出多少進步，在藝術表現力上，也無法比。
　　我給他回了信，信中難免有點懷舊的感傷，大約提起他當年遠遊，一路給我寫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觀樓天下第一長聯。再接他的回信，裏麵又有他的手跡，重抄大觀樓長聯。字仍那樣漂亮，但筆鋒中已有歲月的蒼涼。
　　2002年，突接唐克的信，說阿柳和唐棣參加了歐洲旅遊團，路過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問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處，便去酒店等她們。在酒店大廳裏坐了很久，終於見到母女倆。從阿柳臉上幾乎看不出歲月的痕跡，似乎1978年在廣州分手時她就是這個樣子，仍然瘦小、安靜，隻是眉宇間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則是個小美人，穿著入時，舉手投足間透出嫵媚。坐在酒店的酒吧裏閑聊，說起唐克，小唐棣頗對老爸不以為然，小有抱怨。我說她老爸是我的啟蒙者，對我一生有重大影響。她幾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驚的樣子，撇撇嘴說：“我老爸什麽也不會，對家裏也不負責。”聽她這麽說，我心裏有些不安，真想告訴她：噢，孩子，別這樣說你的老爸，其實他很“負責任”。他的責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讓那些想逃離心靈監獄的人能得些溫暖。你無法想象你老爸所負的“責任”，那是一種“自由的責任”。我得益於此，並心懷感激。你老爸確實“什麽也不會”，那時他隻知一事，就是相信監獄之外有另一種生活，而這一事卻造就了我們的整個世界。唐棣，寬容地對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許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創造了自己“真實的生活”。好孩子，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你們的時代剛剛開始。然何者為佳，隻有神知道。
　　2003年，唐克要來巴黎了，來看看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開”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見唐克從旅遊大巴上下來。我們遠遠看他，正熱熱鬧鬧四麵招呼著，想必一路又俘獲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頭看見我們，一臉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著身子走過來，還是老樣子，隻是肩上沒有了那把老吉他，換了一架老相機，鏡頭後麵的折箱已磨出白痕。這種款式的相機，怕隻能在巴士底獄廣場周圍那些賣古董相機的鋪子裏才能見到。我隨口問他哪裏找來這麽個古董，他立即給我講了個
　　故事。說這架相機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江青特批從德國進口的“林霍夫”機，專為拍那些“暴徒”。一共進口了兩台，都歸公安部專用。現在一架存檔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職於“廣州科學技術園區”，專負責攝影，所以必須用這種“頂尖”的相機。我有點不相信這事，但他言之鑿鑿，而且報出一大堆相機的數據，唬得我再不敢說話。他倒沒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說她就在慕尼黑，卻不幫他的忙。原來這架老“林霍夫”丟了根快門線，而林霍夫公司總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林霍夫公司給他配上這根快門線。天啊，就算這是“江青同誌”1976年在德國買的相機，如今三十年過去了，還能配上原型號的快門線？有點天方夜譚。
　　放下相機這件事，我們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雜雜閑聊，主要聽唐克講他在攝影方麵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帶來一張廣州科技開發園區的全景照片，大約有兩米長，照片上高樓鱗次櫛比，一派紐約式的景象。他說馬上要去昆明國際花卉博覽會拍照，並隨手送我兩個精美的鏡框，裏麵是蝴蝶標本。唐克說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訴我，他已經“與時俱進”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國內受到的壓力，似乎“盛世”激流衝得他有點站不穩了。我心痛他，忙把話岔開。唉，老兄弟，我隻想知道：在心裏，你的日子過得可妥帖安穩？終於，我們談起了舊日時光，唐克的聲音開始低沉，緩緩地變得從容。隨後便向我要一把古他。我卻沒有為他準備。雪半開玩笑說，隻有盈盈玩的一把兒童吉他，唐克卻高興地說“拿來試試”。這把兒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裏的一片樹葉，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調出音來，掙紮了一會，終歸不能成調，便頹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這真是我的不是，我們見麵總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晩上，我們接唐克去蒙馬特。這是幾十年前他常掛在嘴邊的個名字。在這座小山上，聚集著雷諾阿、凡·高、畢加索、莫吉爾揚尼、M．雅各布……二十世紀巴黎藝術家群誕生在蒙馬特，成長於蒙帕納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講給我聽的。我們沿著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萬家燈火。想象著一扇古老的門後突然走出海關職員亨利·盧梭，他筆下的潘神正吹著德彪西的《牧神午後》，憂鬱的笛聲飄蕩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際。我們幾乎不再說話，沉默表達著感動。走到凡·高畫鳶尾花的咖啡館時，裏麵已經擠滿了人。找不到座位，我們就在隔壁的咖啡館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裏麵一位姑娘正唱，一個小樂隊，兩把吉他，一隻架子鼓。歌是搖滾風格，節奏鏗鏘，聲音高亢。這已不是舊時畢加索們所唱的歌，那時的蒙馬特小調悠揚、詼諧，像畢加索拿來作畫題的《曼儂，我的美人兒》。
　　唐克聽著，沉默著，似乎這歌聲離他很遠很遠……再看他眼神，有點迷茫，或許這蒙馬特的氛圍帶他回青年時光。姑娘唱畢，我們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該走了。唐克起身，突然問我可否把桌上的墊紙和酒杯墊帶走，因為上麵印著蒙馬特的圖片和這家咖啡館的名字，可以留個紀念。我說可以吧，於是唐克俯下身來。仔細把墊紙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華，然後那樣細心地把折好的墊紙放進貼胸的口袋裏。我們轉身下山，把歲月和夢想留在身後，留在蒙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為是旅行團集體活動，我沒有去送他。納蘭詞雲：“誰複留君住。歎人生，幾番離合，便成遲暮。”既然我們生命中的快樂與悲傷盡溶化在這送往迎來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懸壁上，久不作聲？摘下它吧，請撫弦再歌一曲，在嗚咽的歌聲中有我想說的話：“晚風輕輕送來，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本文選自《燃燈者》（增補版），趙越勝／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4月。

[豐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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