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開除黨籍省委書記的反思（ZT）

　程維高，一個遠離公眾視線多年的人物，2010年12月28日，在常州退養7年之後，因病去世，享年78歲。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能回憶起這位當年的京畿大吏，在他的任上，究竟做過哪些具體事情。唯一能讓民眾留下印象的，是中紀委對他退休後的處分：開除黨籍，撤銷正省職級待遇。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三個被開除黨籍的省委書記，盡管被定性為“個人主義惡性膨脹，自恃位高權重，目無黨紀，獨斷專行”，可是，程維高並沒有因此鋃鐺入獄，中央還為其保留了副省級幹部的待遇。

　　程維高故後，不少人撰文紀念，言辭真切，懷念之情溢於言表。在其政治生涯起步的常州，人們更是對其“頗具感情”。可是，作為一個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在一時一地得到公眾肯定，是不夠的。

　　11年前，有著“河北第一秘”之稱的李真案發，及至程維高被處分，3年多的時間裏，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卻獨獨缺失了程維高的聲音。

　　即使一個死囚，他也應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與權利。不過，在中央對其定性“違紀”這一大背景下，在其兩任秘書貪腐、子女涉案的情況下，他的“聲音”無端消失了。

　　於是，在公眾的眼中，他幾乎被塑造成大肆貪腐而又未受到懲罰的高官代表。一個令人慨歎的細節是，其死後，互聯網上充斥著對他的指責與謾罵，言語之尖刻、咒罵之肮髒，令人側目。

　　事實是，晚年的程維高，在不斷地反思，反思自己的為官曆程，反思自己當年的言行，當然，還包括反思中國的政治製度。

　　他曾說，“我是很霸道。但是，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體製上來觀察。這個體製讓我有權力霸道，但是，現在我卻沒有任何機會去申訴、去說明自己的冤屈啊。”

　　他周圍的朋友說，晚年的程維高想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無人傾聽。無奈中，他隻能在自己的名片上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程維高”，在送親友的賀卡上寫道：“一生大起大落，我無愧於人民……中紀委主要負責人托人給我講，處理我是從嚴治黨的需要。”

　　在其親筆撰寫的近20萬字的回憶錄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這位爭議高官對往事的回顧，也看到了省級政治生態的複雜與多變。有人說，“對這一層級的政治，我們仍沒有認知能力，在由人際網絡構成的‘陰謀論’的敘事結構裏，什麽樣的材料，你都會發現並不可靠。”

　　事實上，通過程維高這個未被媒體披露的窗口，我們有更多角度來打量這個人，窺見一場由官場矛盾引發的故事，足矣。

程維高的最後7年

　　程維高的不平之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直接誘發了他對過往幾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

　　提起程維高，76歲的張佩斐眼中淚花閃動——2010年12月28日，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充滿爭議的京畿大吏——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在常州中醫院，走完了78年的人生曆程。

　　“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什麽遺言。”張說，從9月起，程維高就因肺部腫瘤惡化，住進醫院，在病榻上輾轉3個月之後，終因化療加上白血病、糖尿病等多病因導致髒器衰竭，撒手人寰。

　　追悼會上，程被河北官方(據稱經過中組部審定)蓋棺定論：“在河北工作期間，他不斷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的強烈意識，積極進取，雷厲風行地狠抓各項工作的落實，為河北省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到人大工作後，程維高同誌認真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堅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認真依法履行職責、提高立法質量、強化監督工作實效、加強機關隊伍建設、推進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設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很多人為程送去了花圈，包括一位原國務院副總理。而程的一位在常州的老領導，特地給他寫了一封信，當場焚燒——風風雨雨幾十年，有什麽想不明白的地方，安心地去請教馬克思吧！

　　常州，作為程維高起步之地，終成他的長眠之鄉。

回鄉之路

　　由於程突然離開石家莊，河北主事者十分驚慌，他們認為程有潛逃國外的可能，於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程維高是2003年1月從石家莊回常州的。彼時，一場由“河北第一秘”李真引發的輿論風暴正值高潮。

　　在很多媒體的敘述中，程“連夜離開石家莊”，幾乎是落荒而逃。“事實上，我們當天早上出發，走了9個小時才到常州。”張佩斐說。

　　歸途並不輕鬆。

　　程維高生前回憶，2002年春節以後，他開始為省人大主任即將卸任後的生活做安排。在河北當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是“受苦受難的13年”——“前9年工作還算過得去，但也是極度艱辛，歡樂少、煩惱多，後四年一直都在被審查的環境下生活。”

　　“整整四年多，我被許多人看成是黨內腐敗分子、經濟犯罪的嫌疑人，決心在卸任以後，不再在河北多呆一天，立即離開河北——2003年1月10日，省十屆人代會一開幕，我既不是代表又不是主席團成員，我就回到了常州。”

　　甚少有人知道，早在2002年11月，紀委部門即找到程，宣布“對其核對問題，不要離開石家莊”。

　　現在，他“擅自離開石家莊”，於是，在其回鄉十多天後，紀委便趕到常州，勸其“仍回石家莊、進一步核對問題”。

　　程維高拒絕了這一要求。他的理由是，“常州不僅生態環境好，更重要的是政治環境好，常州的朋友是琢磨事，不琢磨人。”

　　後來，紀委相關部門不得不認可了他這一既成事實的行為，但同時又告誡：“希望你不要離開常州。”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一位退休廳級幹部向本刊記者描述，由於程突然離開石家莊，河北主事者十分驚慌，在他們的觀念中，程的兒子程慕陽滯留加拿大，那麽，程也有潛逃國外的可能，於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在常州的家中，相關部門“前後三次”、“組織了隊伍”，對程維高“進行麵對麵的調查與核對”，重點問題是：李真是怎麽調動、提升的？吳慶伍怎麽下海到香港定居的？程慕陽經商一事；郭光允勞教一事……

　　2003年8月8日，一切塵埃落定——“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程維高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審查，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撤銷其正省級職級待遇。”

　　最終，盡管心中“有不同意見”，但麵對中央的決定書，程維高還是簽下了“服從中央決定，感謝中央對我的關心”這15個字。

漸歸平淡

　　隨著時間的流逝，程維高“慢慢也想開了，人生不就是這個樣子嗎，還有什麽好爭的呢”？漸漸地，他的興趣轉入曆史和裝修家園之中

　　程維高的不平之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直接誘發了他對過往幾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他的多年老友陳源潮回憶，剛回常州的那段日子，程維高大部分時間閉門不出，很少和外界接觸。

　　一次，他女兒給其房間買了個漂亮的吊燈，沒打招呼，就裝了上去。結果，他大發雷霆，“像鬼火一樣暗，你讓我怎麽看書？！”“火發得莫名其妙，其實燈真的很漂亮。他內心有糾結，無法釋懷。”他的一位朋友說。

　　當老朋友找上門，那種逆境中的感動，他溢於言表——“有一天，下雨，我去找他，沒想到，他已撐著傘，在路口等我了！”陳源潮說，雨中等待的程維高，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常州日報》的記者沈向陽和程維高是忘年交。有一次，沈向陽在老鬼著的那本《母親楊沫》中，發現了這樣的情節：楊沫為給抗戰時期的堡壘戶王漢秋平反，四處奔波，最後找到程維高那裏，程批示予以複查。

　　書中，程維高的批示清晰可見，而當沈向陽向程維高說起此事時，程維高已記不大清楚了。但看見老鬼能在正式出版物上秉筆直書，他甚感安慰——“老人眼含淚花，囁囁連聲：‘你請他來常州玩，麻煩你，一定要代表我邀請他’！”

　　陳源潮回憶，在回常州初期，程維高無法平複自己心頭的不平之氣。尤其是中紀委的處分公開後，媒體大加報道，周圍的朋友多給予他同情、勸慰之言，更加重了他這種感覺。

　　一次，陳源潮、程維高和幾個朋友一起，到皖南遊玩。席間，談起被處分之事，程又流露出不滿之意。陳沒有像慣常那樣勸慰，而是斥責：“處理你是應該的，中央將河北交給你，結果你兵敗。不該嗎？！”

　　程維高表示出驚詫。

　　陳源潮接著分析：“你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多年，一帆風順，身上帶有毛時代的痕跡，又有改革開放初期敢想敢幹的強人風格，是一個過渡型幹部，進入河北，還按照過去的思路開展工作，不失敗才怪！”

　　聽了朋友的痛批，程維高半晌無言，後來才回應：“你讓我回屋想想。”第二天，他告訴陳：“你講的還是有道理的。”

　　“雖然他認為我講的有一定道理，但依照他的脾氣，他認定了的事情，是不會輕易服輸的。”陳源潮說。

　　隨著時間的流逝，尤其是2006年中紀委又宣告“沒有發現程維高該負刑事責任”後，程維高“慢慢也想開了，人生不就是這個樣子嗎，還有什麽好爭的呢”？漸漸地，他的興趣轉入曆史和裝修家園之中。

　　一年春節，他心血來潮，讓朋友給他講清宮十三朝的曆史，當有朋友講到左宗棠帶著棺材打新疆，他“一動不動地聽著，眼珠子瞪得多大”。那時候，他才知道，《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是他的常州老鄉。這讓他感慨：曆史了解得太少，讀書讀得太少！

　　幫助其寫回憶錄的清華大學畢業的“老王”說，程維高常衝人發火，脾氣耿直。可是，從他2005年與其接觸後，五六年時間，程維高從未向他發過火。相反，當程的司機因為看人們都喊“老王”也跟著喊時，被程大加訓斥。

　　基於這個語境，談起共事多年的高官們，程維高說他佩服的一位是原河南省委書記楊析綜。究其原因，是楊搬家離開河南的時候，程維高發現他車上裝的全是書——他認定楊是一個讀書人。

布衣生活

　　回到常州後，程維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後定為“愚園”，自嘲愚笨的意思

　　程維高的生活慢慢融入常州老人的行列。張佩斐介紹，從政多年，沒有了相關部門匯報情況，程維高依然保留了關注國家大事的習慣——每天早飯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瀏覽新聞。

　　作為從政五十多年的官員，程維高常說的一句話是：“我16歲參加革命，我們黨、我們黨……”和他相熟的沈向陽調侃他：“不是你們黨了，是我們黨！”程略一臉尷尬，隨即大笑：“對，是你們黨！”

　　“他和幾個外孫一起做遊戲，兩個小孩在那裏打鬧，他就像個裁判員。那一刻，他特別的悠閑、放鬆。”沈向陽說，在他的印象中，從未學過高等數學的程，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在人際關係上，我做模糊數學，幹事上，我喜歡微積分”，意味深長。

　　離開河北後，至死，程維高隻去過河北一次。那一次，讓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賓館的兩天，有部分朋友來拜訪，更多的是避而不見。一位晨練的老人，認出他是程維高後，和他熱情擁抱。這讓他嘮叨好久。

　　14年的河北為官，他無法忘記這個地方——朋友一起喝酒，他隻讓喝河北的板城燒；逢年過節，他會拿河北的大紅棗送人。

　　他下午常去大眾化的浴室泡澡，一泡一個下午，幾元錢一張門票的那種浴室，和退休下來的老頭們聊天、侃大山，自得其樂。

　　晚年他的另一個愛好，則是延續了當年常州建委主任時期的毛病，折騰房子——“這裏放一個石頭，那裏挖一個魚池，甚至連房屋外牆，他都去參考很多園林的建築樣式，費了不少腦筋，親自畫圖紙。”

　　他的鄰居吳先生說，從其搬進小區，幾乎每年都能看到程維高在對房子進行改造。起初，房子風格是河北的，中間，改為白色的南方樣式，最後，程維高將其徹底修成了江南的園林。

　　老友陳源潮回憶，回到常州後，程維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後定為“愚園”，自嘲愚笨的意思。

　　“其實，從一個角度來說，修園他也是在修心。”陳源潮說。

　　2008年春節前後，在北京301醫院，程被查出患有肺癌，心情十分沮喪。聞訊前往的陳源潮勸其不必畏懼，保守治療看看，“將肺癌當寵物養”。聽到此言，程又發怒了：“胡說！腫瘤就是敵人，怎麽可以當寵物養？！”

　　在北京、上海幾番檢查後，醫生們的建議是：不開刀，保守治療。這也促成程維高進一步反思當年的做法，“哪裏有非此即彼的敵人，當年自己工作狂的風格，是否忽略了下屬們的利益呢？”

至死未改

　　去世16天之前，電話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聲音很大：“沒有司法獨立，社會哪裏會得到公正？！”

　　退休後，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維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陽說，他曾問程維高一個問題：“你告訴我，在現有體製下，一個省委書記權力大到什麽程度？副廳以上的領導幹部，你個人能不能說了算？”

　　程維高的回答是：“絕對沒有問題！我要看中了誰，一般操作是這樣的，把組織部長叫過來，說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見到那誰，感覺他思路不錯。其他都不要說，這個話朝這個地方一落，馬上組織部會按照幹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後會拿到常委會上來討論。”

　　2001年，李真案發，媒體大幅報道，程維高曾親自寫出3萬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領導，指出某周刊報道中“有15處地方失實”。被反駁後，通過中間人，他又與該周刊主創人員在石家莊協調。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講”巡視組到達河北。有人向巡視組反映他的問題，他選擇的不是座談與協商，而是上書中央、直陳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講”巡視組的矛盾。

　　在事後的回憶文章中，程維高被其定性：“(程維高)歪曲河北三講教育的情況，拒絕領導和群眾的幫助，堅持錯誤，以惡人先告狀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對抗巡視組及廣大對他提意見的幹部、群眾……”

　　多年後，程維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認為自己“不夠圓滑”，如果違背性情說一些套話，可能什麽事情都沒有了。但更讓他痛苦的是，他無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圓滑，還是要做人的忠誠”？

　　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做人比做官要緊。他說，我寧可這樣了。

　　於是，曾和他在石家莊見麵的某周刊記者，2005年趕到常州與他對談。他先是介紹自家別墅的由來，再直接跳到民主問題，讓該記者“頗覺意外”，因為，這與他對程維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記者的問題也直截了當：“我在河北采訪，多數人都認為你比較霸道，並不民主啊！”程並未表現出惱怒，回答得也頗坦誠，他說：“是！我是很霸道。但是，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體製上來觀察。這個體製讓我有權力霸道，但是，現在我卻沒有任何機會去申訴、去說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時間，程維高自製了一張名片，上麵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程維高。熟悉他的沈向陽感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心裏的壓抑，且在有限的範圍內，真的很可憐。再後來，江蘇有媒體對他進行報道，他認為報道不實，起初要打官司，後在朋友勸說下，再次給中央領導寫信，以求公道——“作為一個公民，我還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吧。”他這樣說。

　　當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節前後，心血來潮的程維高，自製了一張賀卡，散發親友，上麵寫道：“一生大起大落，我無愧於人民……2003年中紀委認定我違紀，主要錯誤是‘獨斷專行，對於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紀委主要負責人托人給我講，處理我是從嚴治黨的需要。”

　　2008年春節後，由於肺癌的緣故，程維高開始經常和醫院打交道。較真的性格依然處處體現。一次，醫生開的藥方中，有一味中藥說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驗，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結果，消息傳到醫生那裏，很多醫生不敢再給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醫院病床上的他，給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電話。電話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聲音很大：“沒有司法獨立，社會哪裏會得到公正？！”

     在老友陳源潮看來，程維高身上帶有毛時代的痕跡，又有改革開放初期敢想敢幹的強人風格。

程維高與河北往事

　文|陳磊

　　程維高到河北不久，就傳出了有人要3年內把他排擠走的消息。而底氣十足的程維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會上公開回應：有人揚言3年把我趕出河北，我不信這個邪！

　　程維高發現，李真“同有些中央領導的秘書關係較熟”，“感覺這個人聰明，吸收新鮮事物快，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處事能力”，而且，吳慶五也大力推薦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來，就是對中紀委的調查具有很強的埋怨情緒。這種態度，說明我當時已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晚年的程維高，很大的怨氣是中紀委對他定性“違紀”，而在輿論上，他被刻畫為一個腐敗分子——“許多媒體發表了不少文章，數量之多，涉及麵之廣，時間之長，遠遠超過對高級幹部中一些經濟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實，我也無話可講，但許多媒體的文章中90%是偽造、編造的，憑主觀臆斷炮製出來的……”

　　這種說法，有些武斷。

　　事實是，作為被報道的主角，沒人采訪過程維高。檢索一下當年的報道，包括厚厚的3本書：《地獄門前——與李真刑前對話錄》、《我告程維高》、《李真盛衰記》，無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維高這一塊。

　　“其實我們知道，即使一個死囚，他也應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與權利。不過，在這所有都涉及程維高的報道裏，他的‘聲音’是缺位的，甚至我們都沒覺得這有什麽不妥。這就是現實？”一位資深媒體人這樣發問。

　　幸好，程維高去世後，他親筆撰寫的回憶錄留存了下來。本刊在常州采訪期間，見到了這本帶有自我辯護色彩的回憶錄，也見到了一段程維高與河北的陳年往事。

進入河北：與一把手的矛盾

　　程維高是1990年7月，在遼寧、河北、河南三省長“轉圈交流”中，從河南平調到河北的。之前，他對河北“知之甚少”，而這片京畿要地的複雜性在於，它是革命老區，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維高，和友人們講過一個故事：西柏坡重建紀念館，河北省向中央要錢，報告打上去，一直沒結果。沒想到，一個農民跑過來，說我可以幫你們要到錢，後來還真給這人辦成了！

　　這個故事，被程維高和他身邊的很多人解讀為，河北人神通廣大，很多幹部都是“房屋頂上架天線”。

　　在這種情況下，57歲的程維高進入河北。多年後，回憶起來，他仍是“想不通，把一個幹部從一個省的領導崗位調到另一個省的領導崗位上，不作詳細介紹，不講調動的原因，不給明確的交待，這是黨的幹部工作慣例嗎？”

　　後來，在河北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上，一貫雷厲風行的程維高，點名批評了秦皇島。理由是，作為國內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卻成為全國14個開放城市中的倒數第二名。”

　　“我的發言自己覺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參加會議的人卻覺得非常震動。特別是對秦皇島的批評，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書記的秘書、當時的秦皇島市市委書記丁文斌挑戰。”

　　很快，他與當時的河北一把手發生了嫌隙——“我講到河北幹部精神不振奮、精力不集中，下麵的幹部反映省委用人不當時，領導的臉色當時就變得不怎麽好看。”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的一位退休官員向本刊回憶，程維高到河北不久，就傳出了有人要3年內把他排擠走的消息。而底氣十足的程維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會上公開回應：有人揚言3年把我趕出河北，我不信這個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的退休官員說，他親眼看到，在開省委常委會的時候，由於沒話語權，發過言之後，程維高就走出會議室抽悶煙。

　　“麵對這種情況，我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況……要千方百計避開監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設法見到中央領導。要見中央領導，不是說想見就能見到，要通過很多環節……”

　　1991年下半年，程維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不敢住在河北省駐京辦事處，也不敢通過河北駐京辦事處的人與上邊聯係，而是住進南京駐京辦事處”，把中組部一位領導請到辦事處，向其匯報。

　　後來，程維高當上河北省委書記後，事情調了個——“程維高當書記那幾年，沒有人敢到我們家裏來，因為來的人都會被登記，而且事後還會有人找他們談話。” 邢崇智的夫人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而且那時候老幹部開會，從來不通知我家老邢。”

　　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歲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們傳言，兩天前，程維高原秘書李真被抓，住在醫院裏的邢崇智得到消息，連說三聲“好”，後因高興過度溘然長辭。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認了有關“好”字的說法，但她認為，邢崇智那時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顧不得高興。

　　基於這種情況，邢崇智在1992年底離任之際，沒有推薦程維高，理由是：一、(程維高)懂經濟，但不懂政治，當省長合適，當書記不合適；二、不會搞團結，不能團結班子、團結人；三、工作粗，作風粗。

　　多年後再來看，這大體是一個公允的評價。即便是程維高自己，經過反思，也認為：“事實證明，我不是當省委書記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並不認為邢崇智的不推薦有什麽道理。

　　最終，中央出麵解決了河北的問題。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維高接任河北省委書記——“4位中央領導同誌找我和邢崇智談話時，中央對我十分支持，當著邢崇智的麵說，河北的省長、人大主任由誰幹，由維高同誌提名，中央組織部要尊重維高的意見。而對邢崇智，中央則要求他離開河北到北京安置。”

接納李真：秘書之外的價值

　　多年後，回憶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維高形容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為艱難的境遇。”就在這個時候，跟隨他多年，從江蘇跟至河北的秘書吳慶五，突然提出離職的想法。

　　老友陳源潮認為這符合程維高一貫的風格——工作中，雷厲風行，想象著手下人都應該和他一樣，不計個人得失，有時候，就會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訴求。不想，時代已經變了，個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麽，誰來接替吳慶五的角色呢？

　　在程維高的回憶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時，“要通過很多環節，而且要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吳慶五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帶著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個秘書李真去過北京。

　　程維高發現，李真“同有些中央領導的秘書關係較熟”，“感覺這個人聰明，吸收新鮮事物快，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處事能力”，而且，吳慶五也大力推薦了李真。(據《李真盛衰記》記載，剛去河北的吳慶五，不熟悉環境，李真向其介紹很多政壇內幕，二人迅速成為好友。當李真得知吳慶五有下海經商打算，向其許願：“你在商界為了掙錢，我在官場為了當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終，在借調過來使用一段時間後，程維高“考慮到李真的長處，特別是吳慶五即將離開的實際情況，也就同意將他調過來”。沒想到，調動李真時，遇到一點阻力——時任河北省紀委書記的劉善祥表示反對。

　　8年後，隨著李真窩案的爆發，劉的這個行為被解讀為有先見之明。可在當時程維高的眼中，劉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來的人，而且劉善祥“也沒有說出李真有什麽問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李真的經濟犯罪當時並沒有發生”。“從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麽人當秘書，都是辦公廳安排和我自己挑選的，誰也沒有管過。”

　　對劉的這種幹涉，程維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維高大秘書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4個月後，在程維高蹲點的平山縣西柏坡鄉下，二人發生了一次“爭吵”。

　　那一晚，李真告訴程維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邊了，我想下去鍛煉鍛煉，最好是去保定當個副書記。保定是個大市，工作麵廣，對我鍛煉提高有好處，而且保定情況很複雜，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參考。”

　　程維高回絕了李真的這個要求：“你當副市長還可以，但不能進常委，當副書記，我是不會同意的！”

　　看到程斷然拒絕，素有手腕的李真開始訴苦：“你到省委書記崗位上，我跑前跑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也不能當了書記，就忘了身邊人呐！”

　　感覺到威脅的程維高勃然大怒：“我當書記，你跑前跑後，確實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這個省委書記不是靠哪個人就跑得下來的。我同中央領導交談，隻反映河北的情況和問題，從來沒有提出個人要求。”

　　“如果一個省委書記靠一個秘書就能跑下來，那這個黨還成什麽樣子？！”程維高後來回憶說，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糾纏，執意要下去當市委副書記，他不同意，“爭論到晚上12點，鬧得很不愉快”。

　　“這也是隻能發生在程維高身上。”程維高的朋友陳源潮解釋說，很多人不理解，為何一個省委書記、一個服務他的秘書，兩人會“吵一個晚上”，這必須聯係程維高個人的性格來理解。

　　程維高說：“在一些問題未作出正式決定之前，我是允許身邊人員給我參謀、同我爭論的。李真這個人聰明，社交能力強，信息來源也多，所以經常跟他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所以，雖然大鬧一場，程維高對李真“並未十分厭惡”。

　　李真的感覺不一樣，看到程維高的斷然拒絕，在發生爭吵6個月後，他通過北京的關係，從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平調進河北省國稅局，任副局長。

　　到1998年，程維高退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的說法是，二人“已經很少往來”了。

　　在常州采訪，很多人提請記者注意一個細節：2000年春節，已經感覺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吳慶五，一起出現在程維高常州的家裏。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維高幫他要回一個案子，而天真的程維高竟問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錢？沒有錢的話，我們大家可以幫你湊一湊，借給你先去還賬。”

　　“那個時候，程維高還以為李真隻是拿了別人5萬美元的事，說錢不夠，可以幫他找人湊。”當時在現場的陳源潮說，“他真是太單純了，哪裏知道，5萬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郭光允：“從未謀麵”的舉報者

　　在中紀委對程維高的處理意見中，有一條是，“利用職權，對如實舉報其問題的郭光允同誌進行打擊報複”。後來，這位成名的原石家莊市建委幹部，專門寫了一本書，叫《我告程維高》。

　　在書中，郭光允講述，1987年，他發現石家莊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敗行為，開始不斷舉報。後來看到李山林非但沒受到處理，反而被提拔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寫信給程維高，舉報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稱，李山林選不上副市長是因為群眾基礎太差，但是這麽差的人又被提升為副廳級，和副市長平級，全市甚至省裏意見很大，希望程維高書記認真考慮，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職務，堅決不能提拔。

　　讓郭光允沒想到的是，他的這麽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維高的秘書李真手裏。而這位氣宇軒昂、膚色白皙的省委書記秘書，不止一次來過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關係非同一般。

　　後來，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莊街頭遭人毆打。由此，他認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後，“有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李山林之上，還有李真、吳慶五……直至程維高本人和他的家屬。”

　　從醫院出來的郭光允，匿名寫就《程維高、李山林是破壞河北建築市場的禍首》這篇檢舉材料，分別寄給中紀委、河北省有關部門。信中列舉了他認為的程維高老婆、侄子還有南京二建無償給程家裝修房子等問題。

　　“發到省裏的這封信，是我自作主張寄出的，沒跟家裏商量。後來證明，就是這封信露了馬腳。”郭光允後來回憶說，很快，由河北省紀委出麵，他被叫到省軍區招待所談話，要求交代匿名信的問題。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關部門收審，關進看守所。1996年春節前，他被有關部門以“投寄匿名信，誹謗省主要領導”的罪名勞教兩年，並被開除黨籍。後來保外就醫後，他開始了漫漫的上訪之路。

　　在程維高的記憶中，事情是另外一個樣子：“1994、1995年，正當我與南京二建關係的謠言在社會上盛傳的時候，有關領導收到一封匿名誹謗信，誣陷我為南京二建拉項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給當時的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去處理，並對他講我們省委、省政府有責任維護北京的安全，省政法係統也應該維護省委的權威。政法委書記說，你不管這事了，我來處理，之後我就沒再過問過此事。”

　　“後來，政法委責成省公安廳、石家莊市公安局同時進行調查，經市公安局偵察認證 ，匿名信是石家莊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幹部所寫。此人……是有名的上訪專業戶。”

　　“省政法委書記考慮上法庭審判涉及領導幹部層，造成負麵影響，因此決定從輕處理，不打算給刑事處理，給一個行政處理即可。我問‘什麽叫行政處理’，這個書記回答說，勞動兩年。我當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從寬處理，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勞教一年保外就醫後一直通過各種關係上告我打擊報複、製造冤假錯案。為此，中紀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複查過這個案件，結果對原先的認定未提出任何異議。”

　　“誰知‘三講’中支持郭光允與劉善祥勾結起來翻案。在第一次‘三講’老同誌座談會上，劉善祥就迫不及待地為郭光允大聲疾呼不平。”

　　那麽，真相是什麽呢？

　　2000年，李真窩案爆發，1990年以後到河北任職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經理都被抓，審查下來，並沒有發現南京二建和程維高有違法的關係。換言之，當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問題並沒有落到實處。

　　後來，郭光允自己也承認，雖然告了那麽多年的程維高，他並沒有當麵見過此人。程維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應該處理。而我在這件事情上的錯誤是：對郭光允的問題在調查清楚、決定進行處理時 ，因郭光允所告的問題涉及我，政法委書記向我請示時，我應該向中央請示報告，或經過省委常委正式討論，不應擅自表態。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強硬性格VS倒台

　　1998年10月，程維高從河北省委書記的任上退下，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9個月後，一項遍及全國的“三講”教育活動展開，中央到河北的巡視組組長是原西藏自治區書記陰法唐將軍。

　　最初，程維高並沒有對這次“三講”教育活動有太多的重視，他感覺“自己已經不是主要決策人物”。沒想到，中央巡視組找其談話，明確指出，“三講”是“要剖析1992年以來工作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之前，在“三講”動員大會以及省委召開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劉善祥已經講了程維高的若幹問題。兩者結合起來，以陰法唐為首的中央巡視組認定程維高很狂，河北“三講”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後，程維高反思道：“我在‘三講’中所以被動，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個性太直，容易輕信，又不願買誰的賬。雖然中央巡視組負責人是一位老資格的省部級幹部……錯綜複雜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來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錯誤做法，把矛盾進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終，和程維高本不熟悉的陰法唐將軍，通過一次河北的“三講”，成為了媒體眼中扳倒程維高的核心人物。後來，他還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維高》寫序，稱讚其為“新時期出現的反腐敗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經升任河北省國稅局局長的李真被中紀委“雙規”。這條爆炸性新聞，立即在河北官場內部引發軒然大波，作為李真曾經服務的領導，程維高成為人們私下議論的焦點。

　　“在李真雙規後的三四個月的時間裏，我簡直完全成了一個犯罪嫌疑人，因為許多人聽說我的電話被監聽，我的家被監視了，一下子電話大幅減少，家裏也顯得特別冷清。即使有人來電話，也是用探聽的口氣詢問：你們好嗎，身體好嗎……”程維高回憶說。

　　“我心裏清楚，對我的審查完全是同李真雙規同步進行的。他們分三步逐步深入。開始審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後來專案組又全麵審查了我家屬、子女。不僅對我兒子程慕陽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資金來源、來往、公司的經營情況，而且對他個人的動產、不動產及來源都作了審查。我女兒在北京辦一家七八個人的小廣告公司也作了全麵審查。”

　　“在審查我子女的經營活動中，重點是審查了我有沒有插手他們的經營活動，有沒有利用我的權力為他們經商辦企業打過招呼、做過暗示。對傳遍全省說我拿了幾千萬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當然也是調查的重點。前後三任總經理以及石家莊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雙規、逮捕。”

　　“其實在我當省長，當省委書記期間是沒有敢向我送錢的。因為，許多幹部都知道我的脾氣，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會在公眾場合把事丟出來，讓他無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書記當了人大主任之後，卻有一些幹部為了感恩、謝情，給我送過錢。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壓力讓直率的程維高難過。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後，他主動找到中紀委的主要領導和負責李真案的領導，“又以寫信的方式”陸續反映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談河北的宗派勢力及幹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紀委主要領導親自打電話讓其到中南海一談。這位被程維高評價為“待人誠懇、厚道”的領導告訴程維高：你不是沒有錯誤，應該講清有關問題，檢討有關錯誤。當程維高要求這位領導明確告知什麽問題時，這位領導講，不可能，這是違反紀律的。

　　後來，程維高反思道，“這些談話和信件，今天回想起來，就是對中紀委的調查具有很強的埋怨情緒。集中到一點，就是你中紀委對我不應該調查。這種態度，說明我當時已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後來，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撤銷我正省職級的待遇。當宣布時，我並沒有感到震驚和難以承受，隻覺得我為之奮鬥一生的黨已經讓我離開了。我有許多錯誤，確實也失去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為了從嚴治黨，我服從中央把我清除出黨的決定，但對處理決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個原則態度，我說：我有不同意見。”

[freemanli01]

原來如此。
看來黨真沒把他當人看，從一開始就是到黨校輸入一段程序的馴服工具。
而且，大家都覺得很正常。沒想過為什麽必須把人當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