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字止默,筆名辛竹,安徽壽縣人,中國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梵學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與季羨林、陳玉龍並稱“北大三支筆”,和季羨林、張中行、鄧廣銘一起被稱為“未名四老”。20世紀三十年代後到北京求學,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員,同時還掌握了英語、法語、德語、世界語等多種語言。1941年金克木經緬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報紙編輯,同時學習印地語和梵語,後到印度佛教聖地鹿野苑鑽研佛學,同時跟隨印度著名學者學習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學研究之路。1946年金克木回國,應聘任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1948年後任北京大學東語係教授。曾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中國世界語之友會會員,第三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五屆至七屆常委,宣傳部部長。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臨終遺言:“我是哭著來,笑著走。”
書讀完了
文 | 金克木
有人記下一條軼事,說,曆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說過,他幼年時去見曆史學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隻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那位學者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說這故事的人也是個老人,他賣了一個關子,說忘了問究竟是哪幾十種。現在這些人都下世了,無從問起了。
中國古書浩如煙海,怎麽能讀得完呢?誰敢誇這海口?是說胡話還是打啞謎?
我有個毛病是好猜謎,好看偵探小說或推理小說。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卻並不諱言。宇宙、社會、人生都是些大謎語,其中有日出不窮的大小案件;如果沒有猜謎和破案的興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無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謎語和出謎語。平地蓋房子,高山挖礦井,遠洋航行,登天觀測,難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謎、破案的勁頭?科學技術發明創造怎麽能說全是出於任務觀點、雇傭觀點、利害觀點?人老了,動彈不得,也記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謎”了,自然而然就會總結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這個謎麵的謎底是什麽。一個讀書人,比如上述的兩位史學家,老了會想想自己讀過的書,不由自主地會貫串起來,也許會後悔當年不早知道怎樣讀,也許會高興究竟明白了這些書是怎麽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條軼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這個謎,可惜沒本領,讀過的書太少。
據說二十世紀的科學已不滿足於發現事實和分類整理了,總要找尋規律,因此總向理論方麵邁進。愛因斯坦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五年放了第一炮,相對論。
於是科學,無論其研究對象是自然還是社會,就向哲學靠攏了。哲學也在二十世紀重視認識論,考察認識工具,即思維的邏輯和語言,而邏輯和數學又是拆不開的,於是哲學也向科學靠攏了。語言是思維的表達,關於語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大大發展,牽涉到許多方麵,尤其是哲學。索緒爾在一九○六到一九一一年的講稿中放了第一炮。於是本世紀的前八十年間,科學、哲學、語言學“攪混”到一起,無論對自然或人類社會都仿佛“條條大路通羅馬”,共同去探索規律,也就是破謎。大至無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個人類社會,分至個人語言心理,越來越是對不能直接用感官覺察到的對象進行探索了。現在還有十幾年便到本世紀盡頭,看來越分越細和越來越綜合的傾向殊途同歸,微觀宏觀相結合,二十一世紀學術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經在望了。
人的眼界越來越小,同時也越來越大,原子核和銀河係仿佛成了一回事。人類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了解也像對生物遺傳的認識一樣大非昔比了。工具大發展,出現了“電子計算機侵略人文科學”這樣的話。上天,入海,思索問題,無論體力腦力都由工具而大大延伸、擴展了。同時,控製論、信息論、係統論的相繼出現,和前半世紀的相對論一樣影響到了幾乎是一切知識領域。可以說今天已經是無數、無量的信息蜂擁而來,再不能照從前那樣的方式讀書和求知識了。人類知識的現在和不久將來的情況同一個世紀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因此,我覺得怎樣對付這無窮無盡的書籍是個大問題。首先是要解決本世紀以前的已有的古書如何讀的問題,然後再總結本世紀,跨入下一世紀。今年進小學的學生,照目前學製算,到下一世紀開始剛好是大學畢業。他們如何求學讀書的問題特別嚴重、緊急。如果到十九世紀末的幾千年來的書還壓在他們頭上,要求一本一本地去大量閱讀,那幾乎是等於不要求他們讀書了。事實正是這樣。甚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本世紀的書也不能要求他們一本一本地讀了。即使隻就一門學科說也差不多是這樣。尤其是中國的“五四”以前的古書,決不能要求青年到大學以後才去一本一本地讀,而必須在小學和中學時期擇要裝進他們的記憶力尚強的頭腦;隻是先交代中國文化的本源,其他由他們自己以後照各人的需要和能力閱讀。這樣才能使青年在大學時期迅速進入當前和下一世紀的新知識(包括以中外古文獻為對象的研究)的探索,而不致被動地接受老師灌輸很多太老師的東西,消磨大好青春,然後到工作時期再去進業餘學校補習本來應當在小學和中學就可學到的知識。一路耽誤下去就會有補不完的課。原有的文化和書籍應當是前進中腳下的車輪而不是背上的包袱。讀書應當是樂事而不是苦事。求學不應當總是補課和應考。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應當是在時代洪流的中間和前頭主動前進而不應當是跟在後麵追。僅僅為了得一技之長,學謀生之術,求建設本領,那隻能是學習的一項任務,不能是全部目的。為此,必須想法子先“掃清射界”,對古書要有一個新讀法,轉苦為樂,把包袱改成墊腳石,由此前進。“學而時習之”本來是“不亦悅乎”的。
文化不是雜亂無章而是有結構、有係統的。過去的書籍也應是有條理的,可以理出一個頭緒的。不是說像《七略》和“四部”那樣的分類,而是找出其中內容的結構係統,還得比《四庫全書提要》和《書目答問》之類大大前進一步。這樣向後代傳下去就方便了。
本文開始說的那兩位老學者為什麽說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是讀得完的呢?
顯然他們是看出了古書間的關係,發現了其中的頭緒、結構、係統,也可以說是找到了密碼本。隻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當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則說必備的知識基礎。舉例說,隻讀過《紅樓夢》本書可以說是知道一點《紅樓夢》,若隻讀“紅學”著作,不論如何博大精深,說來頭頭是道,卻沒有讀過《紅樓夢》本書,那隻能算是知道別人講的《紅樓夢》 。讀《紅樓夢》也不能隻讀“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紅樓夢》就是一切有關它的書的基礎。
如果這種看法還有點道理,我們就可以依此類推。舉例說,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須有《聖經》(包括《舊約》《新約》)的知識。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這是西方無論歐、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個個人都讀過的。沒有《聖經》的知識幾乎可以說是無法讀懂西方公元以後的書,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書,隻有一些純粹科學技術的書可以除外。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書與《聖經》無關,但也隻有在《聖經》的對照之下才較易明白。許多古書都是在有了《聖經》以後才整理出來的。因此,《聖經》和古希臘、古羅馬的一些基礎書是必讀書。對於亞洲,第一重要的是《古蘭經》沒有《古蘭經》的知識就無法透徹理解伊斯蘭教世界的書。又例如讀西方哲學書,少不了的是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笛卡爾、狄德羅、培根、貝克萊、康德、黑格爾。不是要讀全集,但必須讀一點。有這些知識而不知其他,還可以說是知道一點西方哲學。若看了一大堆有關的書而沒有讀過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學了西方哲學,事實上也讀不明白別人的哲學書,無非是道聽途說,隔靴搔癢。又比如說西方文學茫無邊際,但作為現代人,有幾個西方文學家的書是不能不讀一點的,那就是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高爾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訶德》 。這些都是常識了,不學文學也不能不知道。文學作品是無可代替的,非讀本書不可,譯本也行,決不要滿足於故事提綱和評論。
若照這樣來看中國古書,那就有頭緒了。首先是所有寫古書的人,或說古代讀書人,幾乎無人不讀的書必須讀,不然就不能讀懂堆在那上麵的無數古書,包括小說、戲曲。那些必讀書的作者都是沒有前人書可讀的,準確些說是他們讀的書我們無法知道。這樣的書就是:《易》《詩》《書》《春秋左傳》《禮記》《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 。這是從漢代以來的小孩子上學就背誦一大半的,一直背誦到上一世紀末。這十部書若不知道,唐朝的韓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陽明)的書都無法讀,連《鏡花緣》《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裏許多地方的詞句和用意也難於體會。這不是提倡複古、讀經。為了掃蕩封建殘餘非反對讀經不可,但為了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讀經不可。如果一點不知道“經”是什麽,沒有見過麵,又怎麽能理解透魯迅那麽反對讀經呢?所謂“讀經”是指“死灌”、“禁錮”、“神化”;照那樣,不論讀什麽書都會變成“讀經”的。有分析批判地讀書,那是可以化有害為有益的,不至於囫圇吞棗、人雲亦雲的。
以上是算總賬,再下去,分類區別就比較容易了。舉例來說,讀史書,可先後齊讀,最少要讀《史記》《資治通鑒》,加上《續資治通鑒》《文獻通考》。讀文學書總要先讀第一部總集《文選》。如不大略讀讀《文選》 ,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學從屈原《離騷》起是怎麽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後的發展。
這些書,除《易》《老》和外國哲學書以外,大半是十來歲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過去。我國古人並不喜歡“抽象思維”,說的道理常很切實,用語也往往有風趣,稍加注解即可閱讀原文。一部書通讀了,讀通了,接下去越來越容易,並不那麽可怕。從前的孩子們就是這樣讀的。主要還是要引起興趣。孩子有他們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別是不能摳字句,講道理。大人難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時期稍用一點時間照這樣“程序”得到“輸入”以後,長大了就可騰出時間專攻“四化”,這一“存儲”會作為潛在力量發揮作用。錯過時機,成了大人,記憶力減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再想補課,讀這類基礎書,就難得多了。
以上舉例的這些中外古書分量並不大。外國人的書不必讀全集,也讀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論的。哲學書難易不同,康德、黑格爾的書較難,主要是不懂他們論的是什麽問題以及他們的數學式分析推理和表達方式。那就留在後麵,選讀一點原書。中國的也不必每人每書全讀,例如《禮記》中有些篇,《史記》的《表》和《書》,《文獻通考》中的資料,就不是供人“讀”的,可以“溜”覽過去。這樣算來,把這些書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時間,不用“皓首”即可“窮經”。依此類推,若想知道某一國的書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讀其本國人曆來幼年受教育時的必讀書,卻不一定要讀學校中為考試用的課本。孩子們和青少年看得快,“正課”別壓得太重,考試莫逼得太緊,給點“業餘”時間,讓他們照這樣多少了解一點中外一百年前的書本文化的大意並非難事。
有這些作基礎,和曆史、哲學史、文學史之類的“簡編”配合起來,就不是“空談無根”,心中無把握了,也可以說是學到諸葛亮的“觀其大略”的“法門”了。
花費比“三冬”多一點的時間,也可以就一般人說是“文史足用”了。沒有史和概論是不能入門的,但光有史和概論而未見原書,那好像是見藍圖而不見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畫去想象本人了。本文開頭說的那兩位老前輩說的“書讀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說,“本人”都認識了,其他不過是肖像畫而已,多看少看無關大體了。用現在話說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複再加一點,每部書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這種看法,連《資治通鑒》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東抄西抄”了。無怪乎說中國書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為找資料,作研究,或為了消遣時光,增長知識,書是看不完的;若為了尋求基礎文化知識,有創見能獨立的舊書就不多了。單純資料性的可以送進計算機去,不必自己記憶了。不過計算機還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讀。這樣的書越少越好。封建社會用“過去”進行教育,資本主義用“現在”,社會主義最有前途,應當是著重用“未來”進行教育,那麽就更應當設法早些在少年時結束對過去的溫習了。
一個大問題是,這類濃縮維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樣的書怎麽消化?這些書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質量極高,又像堡壘,很難攻進去,也難得密碼本。
古時無論中外都是小時候背誦,背《五經》,背《聖經》,十來歲就背完了,例如《紅與黑》中的於連。現在怎麽能辦到呢?看樣子沒有“二道販子”不行。不要先單學語言,書本身就是語言課本。古人寫詩文也同說話一樣是讓人懂的。讀書要形式內容一網打起來,一把抓。這類書需要有個“一攬子”讀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驪得珠”,就是要講效率,不浪費時間。好比吃中藥,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藥引子”。參觀要有“指南”。入門向導和講解員不能代替參觀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訴他們怎麽看和一眼看不出來的東西。我以為現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動活潑,篇幅不長,能讓孩子和青少年看懂並發生興趣的入門講話,加上原書的編、選、注。原書要標點,點不斷的存疑,別硬斷或去考證;不要句句譯成白話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處處都懂,那是辦不到的,章太炎、王國維都自己說有一部分不懂;有問題更好,能啟發讀者,不必忙下結論。這種入門講解不是講義、教科書,對考試得文憑毫無幫助,但對於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對於精神文明的建設,大概是不無小補的。這是給大學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準備,節省後來補常識的精力,也是給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放眼觀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點補劑。我很希望有學者繼朱自清、葉聖陶先生以《經典常談》介紹古典文學之後,不惜揮動如椽大筆,撰寫萬言小文,為青少年著想,講一講古文和古書以及外國文和外國書的讀法,立個指路牌。這不是《經典常談》的現代化,而是引導直接讀原書,了解其文化意義和曆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識基礎。
若不讀原書,無直接印象,雖有“常談”,聽過了,看過了,考過了,隨即就會忘的。“時不我與”,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紀再補課了。那時隻怕青年不要讀這些書,讀書法也不同,更來不及了。(一九八四年)
文章選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書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