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80歲了。
距離那個患肺病被隔離、因為寂寞第一次翻開《紅樓夢》的下午，已經過去70年。那天他推開大觀園的門，這扇門就沒關上過，《紅樓夢》成了他的案頭書，他說：“我這輩子從來沒離開過賈寶玉。”
20歲，他辦雜誌寫小說。寫那些從大陸倉皇撤退到台灣，苦苦維持排場，卻沒法掩飾強顏歡笑的台北人，人物命運中處處有《紅樓夢》的影子。
30歲，他在美國加州大學開了20年《紅樓夢》導讀課，給外國學生講博愛眾生的“情不情”賈寶玉，苦於找不到一個恰如其分的英文詞解釋貫穿全書的“情”。
77歲，他聽朋友說，“現在的大學生已經沒有耐心從頭到尾讀完《紅樓夢》了。”大驚：“這還得了？”退休20年後，他重回講台，給台灣大學生講了3學期課，一回一回領著讀完120回書。
2017年7月11日80歲生日前，白先勇做了一件事，他把多年給學生講《紅樓夢》的講義編纂成一千多頁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在大陸出版，“替它做了注解”。他覺得“這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對熱愛多年的《紅樓夢》終於有了交代。
隨便一個小人物，吹口氣就活了
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第四天，白崇禧將軍的第八個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他的童年跟《紅樓夢》有點像，家裏也有上百號人口，父親總不在家，有時候回來，“我記得他騎著馬，穿著披風，很威風”。
1944年，“日本人打進來了”，母親帶著80多口人逃難，離開時，桂林燒成一片火海。一路親人不斷離散，這是他第一次經曆猝不及防的死別。火車暫時停靠，一個姨婆帶孫子下車吃東西，突然有人大叫“日本人來了”，火車趕緊發動，“從此再也沒見過他們”。
一家人輾轉重慶、上海、南京。白先勇長到六七歲，要上學了，體檢x光一照，肺上有個洞，被診斷出肺癆。父親白崇禧臉色大變，讓他單獨住在山上一座房子裏養病，“家裏十個小孩，怕傳染給其他兄弟姐妹，那四年完全是獨處的”。
他覺得自己“被打入冷宮”，多數時間隻能跟自己玩。他在廚房守著廚子老央聽說書，兩人對著一個炭火盆，聽廚子講《薛仁貴征東》。他收集美麗牌香煙殼，上麵有紅樓夢人物，瘦得弱柳扶風那個叫林黛玉，胖得膚若凝脂的叫薛寶釵，他開始翻閱母親的《繡像紅樓夢》，“愛不釋手”。晚上看山下家裏的人影，不時還有笑聲，突然湧上類似“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傷感，放聲大哭。
清代畫家費丹旭筆下的“黛玉葬花”
隔離四年，肺病竟然好了。白先勇開始和九個兄弟姐妹一道讀書，家裏孩子的座位按照成績好壞排，他形容自己那時候讀書“過目不忘”，小學五年級，開始仔細研讀《紅樓夢》。
他發現，《紅樓夢》跟之前接觸的古代故事都不同。不管是廚子老央的故事，還是翻過無數遍的《蜀山劍俠錄》，都有一股“說書”味，而《紅樓夢》不一樣。
作者曹雪芹像個隱形的上帝，雖然知道每個人的命運，卻“神龍見首不見尾”，讓人感覺不到作者的存在。不像其他古典小說，故事講到一半，突然作者跳出來“列位看官”，發一通議論牢騷，對人物進行一番道德評判。曹雪芹幾乎是不帶偏見地描繪著賈府裏各懷心機的芸芸眾生。
他讀到林黛玉進賈府，迎麵撲來大宅石獅，古董擺設，一群群裹著綾羅綢緞的傭人，白先勇覺得自己也變成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種壓迫”。讀到寶黛初見，原來麵目模糊的林黛玉突然現形，他通過寶玉的眼睛，打量這個妹妹。還有寶玉仗勢欺人的奶媽，心懷不軌卻被設計毒害的賈瑞，“隨便一個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氣就活了”。
他也知道“紅樓夢未完”的說法，跟多數讀者不同的是，他覺得後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作，且不遜於前八十回。
據說曹雪芹三十歲寫完全書，十年刪改五次，將原稿借給親友傳閱抄寫。八十回後的書在輾轉借閱中傳丟了，曹雪芹心態很好，覺得“總會失而複得”，不肯重寫。沒想到四十八歲那年除夕，貧病交加突然身亡，八十回後的書也沒找回來。
半本《紅樓夢》殘卷流傳約30年後，程偉元和高鶚宣稱曆經多年花重金從收藏家和書攤收來了後四十回，補齊殘本，出了一百二十回《紅樓夢》。不少作家學者對此不以為然，胡適考證認為後四十回係高鶚續作。張愛玲曾說一生最遺憾的四件事之一是“紅樓夢未完”，讀到後四十回，“狗尾續貂，天昏地暗”。
白先勇讀後四十回，卻覺得“大放光明”。他說“一生中最幸運的事之一”是能夠讀到程偉元和高鶚整理的全本《紅樓夢》。一些學者認為後四十回文字功夫遠不如前八十回，“這點我絕不敢苟同”。他認為後四十回沒有前麵大篇幅的詩歌華章，是因為描寫賈府衰敗的需要，“並非功力不逮”。
他特別喜歡黛玉焚稿和寶玉出家的段落，“可以說是《紅樓夢》的兩根柱子，把整本書像一座大廈牢牢撐住。”他對黛玉死前焚燒詩稿心有戚戚，“作者十分聰明，用焚稿比喻自焚，表達她在失去愛情後，毀滅自我”。而寶玉披著大紅猩猩氈出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把他震懾住了，“一定出自大家手筆”。後四十回中賈府的衰敗，他覺得沒有經曆過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懷有這樣的“悲憫和哀悼”。
他讀程高編纂的《紅樓夢》，引言裏，兩人聲明此書是“細加釐剔，截長補短”修輯而成，“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就姑且相信他們說的是真話吧，除非有一天，曹雪芹的原稿突然跑出來。”
“我的心是馬蜂窩”
1952年，白先勇隨全家移居台灣。4年後，他高中畢業，因為夢想參與修建三峽大壩，填了成功大學水利工程係。父親白崇禧很高興，他覺得“男孩子以理工為主，法商次之，文史屬下乘”。
盡管學了工科，他仍然愛看小說。他讀巴金的白話小說《家春秋》，講一個四代同堂的高姓大家族，極盛轉衰，最後家族四分五裂，死的死，出走的出走。和《紅樓夢》很像，卻仍有不及，“兩代人的矛盾太簡單了，上一代都是錯的，下一代都是對的。”
而《紅樓夢》裏，人物更加複雜有趣，很難用對錯一言蔽之。“我怎麽就是不明白，《紅樓夢》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口氣。”白先勇讚歎道。
他也讀外國小說，《戰爭與和平》《卡拉馬佐夫兄弟》《追憶似水年華》這些自傳體大部頭是他“最敬佩的幾本東西”。但跟《紅樓夢》比，書裏涉及的宗教哲學表達，實在太複雜，“看下來累死了”。人物去世前，還要看天空想宇宙，一想七八頁，“煩啊，死了就死了唄，我那時候想”。
雖然他也隱約感覺出《紅樓夢》絕非家族愛情悲劇那麽簡單，“有很複雜的結構，那些神話、預言、象征，說都說不完”，但又通俗好看，僅僅是獵奇貴族的生活起居、感情世界就很有意思，完全可以當成一本愛情小說或是民俗小說隨便翻閱。
大學一年級結束，白先勇打算轉學，讀文科。他沒跟父母說，“偷偷”改了專業，從水利工程係轉到台灣大學外文係。父母知道後，也隻能自我安慰“行行出狀元”，隨他去了。
“我父親雖然很威嚴，但他能夠講理，你可以說服他。別的家長肯定不同意，會被罵死的。”多年後，2012年，白先勇為父親寫了《白崇禧身影集》《父親與民國》等多部傳記，他有點得意：“還好我沒有學工，否則沒人替他寫傳記了。”
進入台灣大學，他師從評論家夏濟安，並且開始寫小說。21歲，他寫了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裏麵的人物情節都是《紅樓夢》的影子。
一個有點資產的寡婦，被滑頭金大先生騙婚，一無所有，整天受氣。仆人隻給送剩菜剩飯，過得跟尤二姐差不多。金大先生決定把金大奶奶從她自己的房產中趕出去，他急著迎娶一名交際花。於是，在婚禮當晚，一邊是熱鬧的典禮，另一邊金大奶奶服毒自殺。小說結尾婚禮喪禮的強烈對比，也令人想到《紅樓夢》中黛玉之死的情形。
《金大奶奶》是白先勇第一次發表的小說。不久，白先勇拉了十個同學，自己辦了一本雜誌《現代文學》，沒有辦公室，在係圖書館裏審稿，十個人又當作者又當編輯。還要向成名作家拉稿子，沒有稿費，“那時候口氣大得很”，給名人寫信邀稿，“無論如何請你寫篇稿子，我想你總會答應的吧”。
“窮得不能再窮，作者常常不夠，隻能自己多寫兩篇”，他有兩個筆名，小說《月夢》《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都發在《現代文學》上，其中14篇後來集結成書《台北人》。
這本書受《紅樓夢》影響很深，故事主角都是淪落在台北的大陸人。有“總也不老”的高級交際花尹雪豔，也有急著“找到個戶頭”的低級舞女金大班，還有淪落成“夥頭夫”的國民黨軍官。白先勇試著像曹雪芹一樣，不帶偏見地描繪這些墮落進底層的人，對這些無法把握自己命運、被曆史帶著走的小人物充滿溫情。
《現代文學》雜誌斷斷續續出了20年，因為資金停刊，又複刊，在美國教書時，白先勇仍不斷寄錢和稿子給編輯部。這份雜誌刊登了陳映真、三毛、瘂弦的第一篇作品，還有蔣勳、洛夫、周夢蝶等作家的小說，幾乎算得上孕育出了一批台灣作家，被台灣文藝界稱為“迷你文藝複興”。
台灣大學中文係教授、當時編輯部骨幹柯慶明說，雜誌複刊最重要的成就是“逼白先勇把《孽子》寫出來”。像《紅樓夢》一樣，《孽子》也是一部靠“情”支撐的小說。一群因為同性戀性向而被家庭拋棄的青年，聚集在夜裏的公園，因為極端的愛，同性戀人互相庇護，相濡以沫，又自相殘殺。柯慶明評價白先勇這部唯一的長篇小說，“孽子的故事，愛得死去活來，其實是繼承了《紅樓夢》的神話。”
《紅樓夢》甚至影響了白先勇對待世界的方式。畫家奚淞曾經問他：“你最想做什麽？”白先勇給了一個相當賈寶玉的回答，“我想開個孤兒院。”他說他的心是個馬蜂窩，想給所有他筆下被邊緣的小人物一個庇護所。
“這是天書，裏麵全是密碼”
從1965年到1994年退休，白先勇一直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東亞係開“《紅樓夢》導讀”課。他用英文給外國學生講紅樓夢故事，用中文給中國留學生考據其中細節。
美國學生不懂中文，他甚至找不到合適的英文詞來描述支撐《紅樓夢》全書的“情”字，“love（愛），sentiment（多愁善感），emotion（情緒），好像都不對。”中國人的“情”像一條光譜，涵蓋了人世間一切情感，“愛”隻是其中一小部分，“情好像是宇宙的原動力，《紅樓夢》還有情根，情一生根就麻煩了，債就還不完了”。
沒想到，白先勇的課在外國學生裏很受歡迎，他們形容白教授風度非凡，是學校裏的“搖滾巨星”。聖巴巴拉分校校長楊祖佑2015年還接到學生谘詢，“為什麽《紅樓夢》的課好多年沒有開了？”楊祖佑隻能如實告知：“1994年白教授退休後就沒開課了。”
1994年，白先勇57歲，在美國教了29年書，退休那天，他把辦公室鑰匙交回學校時，“我好興奮，像鳥一樣飛出去了，永遠不回來了”。他把紅樓夢的課程講義都扔掉了，接著，他寫書，複興昆曲，籌劃了幾百場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演出，“我再也不要教書了”。
2014年，距白先勇從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退休，已經過去20年。他又被“綁回”母校台灣大學講台，上《紅樓夢》課。
那年春天，一個基金會給台大文學院讚助了“人文講座”，請白先勇開“《紅樓夢》導讀”課。中文係教授張淑香告訴他：“你應該來教課，現在的學生沒耐心坐下來好好看那麽厚的書了。”白先勇大驚，連《紅樓夢》都不讀，“那他們長大了怎麽辦？”
走進台大400人教室，白先勇發現連台階上都坐著人，“我很緊張。”他想，400個學生隻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著自己從頭看一遍《紅樓夢》，就不錯了。
“剛剛開始讀《紅樓夢》可能有點吃力，人物關係很複雜，一下子沒法弄清楚。”他安慰在座的400個學生，“我們要有點耐心，一步一步慢慢來。”他給學生布置任務，一周讀八回書，好好感受每一句話、每個人物出場、穿的什麽服裝，“作者非常講究，我花了幾十年慢慢琢磨”。
為了上課，他又從頭仔細看了一遍《紅樓夢》，回憶丟掉的上課講義。這番閱讀和二十年前，感受又有不同，“這是天書，裏麵全是密碼。隻有經曆時代大變動、人生大變動，才能一步一步慢慢懂。”
白先勇想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母親剛去世，他去美國愛荷華大學讀碩士，父親白崇禧送他上飛機。他和父親合了最後一張影，年輕的他戴著墨鏡，意氣風發的樣子——那時候他還很年輕，和十七歲結識的愛人王國祥雙雙赴美留學，一個學文學，一個學物理，對未來有期待。
1963年1月，台灣鬆山機場， 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左）的 最後一張合影
而照片裏的父親白崇禧則顯出疲憊老態，沒有笑容。在美國，他常常收到父親的信，內容很嚴肅，跟他談論國際政局。通了三年信，他收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
他通宵寫了文章《國葬》，然後一個人走到海邊，“有種說不出的悲愴”。“我父親是個百分之百的愛國者”，參加過武昌起義、北伐，抗日戰爭時，被稱為“戰神”，他記得父親打仗回來，就吩咐家人做桂林米粉慶祝。
而白先勇自己也經曆了人生的大風浪，1992年，愛人王國祥舊病複發病逝。他寫了一篇《樹猶如此》，回憶兩人從中學結識，一起轉學考進台灣大學，王國祥為他的《現代文學》拉讀者，在美國一起蒸螃蟹熱黃酒，在後院種下三棵意大利柏樹，曾經度過一段相濡以沫的生活。想到父親在妻子去世不久，送兒子遠赴美國，不知哪年才能見麵，白先勇突然覺得：“我想他到最後肯定有很深的遺憾。”
2012年，白先勇開始為父親寫一係列傳記。“最後從南寧撤退，打到一兵一卒都沒有了。隻身一個人，從大陸倉皇撤退。”到台灣後，“和蔣介石不好了”，表麵上還是四星上將，其實全家被特務監視。人們提到作史“為親者諱”，替親人寫傳記容易偏離中立，他說：“我不替父親說話，誰替我父親說話？”
77歲，他再讀到紅樓夢最後一回寶玉出家，光頭赤足，披著大紅猩猩氈，在雪地向父親辭別，覺得悲喜交集，十分歎服：“是個畫龍點睛式的結尾。”
在台大的400人課堂上，他問學生：“賈寶玉為什麽不穿黑鬥篷、灰鬥篷，作者要給他穿紅鬥篷？”他自己回答：“因為這代表背負滾滾紅塵，賈寶玉代替世人把人世間一切情帶來的痛苦，背在身上，像一個十字架。”
他告訴學生，人生會經過幾個階段：年輕的時候都想入世，追求青史留名。到中年受了挫折，想要學道家出世了。到晚年，看開一切，開始學佛了。“過去中國人一生，大致都經過儒道釋三個階段。”最後寶玉對父親一拜，代表儒家的賈政和代表佛道的寶玉，“產生了對話，達成了諒解”。他覺得自己到70歲，才讀懂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他覺得這一情景非常動人，而他已經到了開始領悟佛道的晚年，他看著下麵二十出頭的年輕學生，不確定他們聽懂了多少。
120回《紅樓夢》“越講越仔細”，本來計劃開一學期的課，一學期下來隻講了40回，“台大說那你繼續開啊”，一年隻講完80回，“他們又說講不完不行”，最後一直教了三個學期，講義60萬字。
這60萬字講義最後被匯總成《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先在台灣出版，接著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版。拿到這套書，白先勇不禁感慨起來：“我看了一輩子、講了一輩子《紅樓夢》，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自己的心得搞個一千頁的東西出來。好像我這一生就是準備著做這幾件事，做《牡丹亭》和《紅樓夢》，好像有一隻手在指導你。”他覺得這是自己“替《紅樓夢》做的注腳”，希望能幫助現在的學生讀書，“讓《紅樓夢》更容易看一點”。
2016年7月7日，台北，白先勇與新書合影
2017年6月初，白先勇攜這套書來到上海。他告訴大陸紅迷一個考慮了80年的問題：“如果要我來挑世界最偉大最傑出的五本小說，一定會包括《紅樓夢》，我可能把它放在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