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場老千”與天價做局 （ZT）

拍場即景

其實圈內人都知道，拍賣行勾結賣家為某一類拍品虛開天價“做標”，引誘更多的買家上杆子跟風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當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就因為經營此道在美國深陷“官司門”。可是，盡管這樣做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但由於拍賣行與賣家的相關利益過於緊密，故他們精心策劃和運作的各種“局”，一般情況下很難被外界知曉與揭露。記者曾接觸過三位拍場老手，他們的自身經曆或所見所聞讓我震驚。

第一位是10幾年前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拍場老千”金先生，他回北京探親時在一個朋友家碰上我。剛開始接觸時我發現他話語不多，非常謹慎，要想從他嘴裏套出些有用的東西相當困難。有一次我的朋友請金先生吃飯，刻意安排了金先生年輕時候的一位相好作陪，也許是舊情難忘，也有可能是他想在昔日女友麵前表現自己的非凡經曆，金先生多喝了幾杯酒，終於一反常態地打開了話匣子。

“……剛開始去香港我還是喜歡賭，隻要手裏有幾個錢就去澳門碰運氣，沒兩年就把舅舅留給我的遺產輸光了，接著我又開始變賣舅舅生前收藏的古董。你們知道的，我在北京的時候也搞過收藏，對那個行當還懂得一些。有一回，我送了一隻乾隆款的玉筆筒去一家外國拍賣公司托賣，有人告訴我，要想讓拍品賣出好價，還是要有那些對中國古董似懂非懂的洋人出價，他們更舍得掏大錢。而要讓洋人出手，又得要有中國人先起哄，因為那些洋人對中國古董的價值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那就是有沒有中國人加入競買，參入競買的中國人越多，價格出得越高，他們就越發覺得這件東西一定有收藏價值或市場價值，便會冷不丁地從半路殺出。那些洋人一旦喊價，就不會輕易放棄，就像我們釣魚時看到的那種情景，有些魚兒一旦上鉤，不被人釣上來決不會吐鉤。

“於是，我請了兩個朋友幫忙做局，交付押金，領了兩個號，去現場參加競買。上拍那天，我那隻乾隆玉筆筒剛開始沒人真正舉牌出價，隻有我的兩個朋友按照商量好的價位相互競價，當叫到1500萬港幣的時候，大魚終於出現了，一個英國人舉牌，開口價就在前一位叫價的基礎上直接加30萬。這以後，兩個朋友輪流看我的眼神出牌，一直將價格抬高到500萬港幣，然後撒手，將最後一棒留給了那位傻大個子英國人。

“一周後，我去拍賣行辦理領款的相關手續，被他們一位高級主管請進了辦公室。那位主管是個台灣人，見麵就對我說：‘金先生，你好厲害呀！’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哪條道上的話，以笑代答。主管又說：‘你還是頭一次幹這種活兒吧？’我以為他說的‘這活兒’是懷疑拍品的來路不正，便信誓旦旦地告訴他，那隻玉筆筒是舅舅留給我的財產，送交拍賣行時已經出示過具備法律效果的遺產清單。那個台灣人聽完我的話，壞壞地一笑，繼續跟我玩起貓捉老鼠的把戲：‘用你們大陸人的話來說，金先生你真逗！明明知道我講的是什麽，還要跟我兜圈子。其實大家都是明白人，有話明處講，何必收收掩掩，顯得多麽不友好哇？我還跟你說了，就你在拍賣現場做的事情，是要負擔法律責任的！’

“這一句話出來，嚇了我一身冷汗。對方不但識破了我在拍場上做的局，而且顯然還調查過我的來曆。我當然沒傻到給人這麽一咋唬，就馬上承認自己所幹的事情。我繼續裝傻說：‘先生，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事情？我送東西到你們拍賣行委托你們拍賣有錯嗎？怎麽賣是你們的事情，有問題也是你們的過錯，關我何事嗬？’

“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臉說：‘既然金先生不願意承認自己所幹過的事情，那我們就隻有去警方報案了！好像金先生在大陸那邊的時候，名聲也不是太好？’

“盡管我已經完全相信自己做局的事完全敗露，但是我也明白，僅僅單憑他一麵之詞，沒有我那兩位朋友的作證，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因為他們倆參加競價事先都按規定交過押金，合理合法。我借口上洗手間，去那裏迅速給那兩位同樣也是來自大陸的朋友通了電話，他們倆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哥們決不會出賣朋友！那人肯定是訛詐……’

“打完電話後，我心裏更加有數，回頭就跟那位台灣主管說：‘如果你剛才是跟我開玩笑就算了，我不跟你計較。要是你當真，我會跟你對簿公堂，香港是法製社會！誣告是要遭到法律反坐的！’

“那個台灣人不緊不慢地對我說：‘錢呢，你也不忙領，等警方把事情調查清楚了再講……’

“又等了一周，沒等到拍賣行的電話，也沒等到警方的調查詢問，我簡直是度日如年。第10天上午，我硬起頭皮再度走進拍賣行。真是見鬼！那位台灣主管見到我又是拍肩膀，又是打煙上咖啡，就像見到一位好久不見的老朋友，此前他威脅我要報警的事情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最後怎麽著？你們猜猜看……這一回呀，我不但將那筆拍賣玉筆筒的錢上稅後一分不少地進了賬，還就此成為了那家拍賣行的合作者！怎麽合作？當老千，我給他們當老千！此前他們是試探我抗威脅的能耐，看我在東窗事發時能不能夠冷靜應對。後來那個台灣主管還告訴我，他是在現場從我和兩位朋友使眼色交流叫價的小動作上看出破綻的，他建議我往後在現場表情要更加自然一點。

“我接的第一筆單子是替人洗錢，隨便從荷李活道買一隻普通清代民窯瓷瓶，請人在底部仿寫官窯名款，然後以洗錢人的名義委托拍賣行運作。緊接著，拍賣行按程序發動宣傳機器，在各種媒體上將編造出來的清官窯神話大張旗鼓，就那一次我才知道許多‘國寶’是怎樣出爐的，知道了自己也有古代術士們那種‘點石成金’的能耐！到拍賣現場，我又帶著那倆哥們以買主的身份舉牌競買，一口氣將那隻瓷瓶的成交價打上1000多萬港幣……自然，最終掏錢和收錢的都是那個洗錢的主子，左手出、右手進，除了要交一筆稅金和傭金，其它1000多萬來路不明的錢便經過漂白，成為拍賣會上的合法收入……這以後，我繼續留在香港為那家拍賣行效力，每接一單生意，我按1%提取傭金……”

我的第二位受訪者原是某國際知名拍賣行的一名高級雇員，複姓歐陽。歐陽先生幾年前從國外辭職回到北京，開了一家藝術品經紀公司，專門從事代客挑選高檔藝術禮品方麵的業務。我是在北京古玩城一個賣古董的朋友處認識歐陽先生的，開始我本來是找那位古董商打聽國際藝術品拍賣價格方麵的事，因為那位朋友曾多次出國撿過“漏兒”。後來，歐陽先生進來了，賣古董的朋友說：“您問歐陽先生吧，他在好幾家國外拍賣行幹過活兒！”看來歐陽先生是這裏的常客，來這裏為雇主挑選古董作禮品。也許是出於對賣古董的朋友的尊重，歐陽先生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完全沒有什麽顧慮。

“……通過拍賣行運作的一些高價拍品，有些的確有貓膩。這裏麵有幾種情況，比方說，有的賣家手裏有多件同時期的某種類別古董，便找拍賣行商量——比較買家來說，畢竟拍賣行與賣家靠得更近些，因為這裏麵的利益更加直接、更大——賣主會提出要求，我答應把一批收藏品交給你拍，但是你們必須保證我的最大利益。這裏麵的‘最大利益’當然指的是成交價。一般人會認為：拍賣會上的成交價誰能控製得了？可是實際情況是，從一開始對某件拍品的估價到宣傳造勢，以及主動為之尋找對口買家，一直到拍賣現場拍賣師的節奏掌握，都與一件拍品的最終成交價有著直接關係，而這些環節的操作力度，又在拍賣行可以控製的範圍之內，隻要把握得當，一件本來隻值幾十萬的拍品，結果拍出幾百上千萬也不是什麽稀罕事。

“我在美國本部工作的時候，擔任亞洲區部門負責人，曾經經手過一件這方麵的典型案例：拍品是幾十件中國明代瓷器，藏家是一位法國移民。首先是我們公司看中了這一批以青花為主的瓷器，要求為那個法國人舉行一次中國明代瓷器專項拍賣會。賣主提出，我願意將這一批藏品都交給你們運作，但你們必須保證所有藏品的總成交價不低於8千萬美元。

“我們專門為此召開會議，對這一批明代中國瓷器的每一件估價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研究，覺得可以答應藏家的要求。接下來，我們專門邀請記者采訪那個法國人，為他的收藏經曆和這批即將投拍的藏品編寫了一大篇極富傳奇色彩的故事，那些故事有些是多少有點真實事件作基礎，然後進行文學加工，有些則是捕風捉影，還有的幹脆就是無中生有的虛構。比方說，這位法國收藏家的先祖是八國聯軍的中尉軍官，曾在北京的胡同裏住過，再配上一張不知道從哪裏弄來的舊照片，照片上有一大堆跟拍品吻合的瓷器，標題寫上‘某某中尉在北京的住所’。故事中還有某某中尉在中國淘寶的傳奇經過，每一件重點拍品都附帶一個驚險刺激、扣人心弦的故事，有死裏逃生，有悲歡離合，還有柳暗花明……

“然後再接著進行媒體集中轟炸，‘一批來自中國的宮廷重器驚現紐約！’‘一批將要上拍的中國文物引發中國人強烈反應！’中尉不住軍營住胡同，八國聯軍從圓明園搶走一批明代民窯瓷器，牛頭不對馬嘴，令人啼笑皆非。盡管如此，報紙一登，互聯網上惡炒，沒幾天就有大量的中國網友發起‘正義聲討’……如此一來，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還未公開露麵，就已經變成中國‘國寶’，並被炒作成跨國文物事件，完全符合有故事、有爭議、有來頭的拍賣3要素，為後麵的係列拍賣營造了強勢輿論氛圍。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拍賣行成功運作一批古董，經常要進行一係列的精心策劃，並且分步驟去實施。就像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打廣告、做宣傳造勢，還不是馬上就可以一股腦全都拿出來上拍，所謂物以稀為貴嘛！幾十件沒有標杆的東西突然亮相，價格肯定上不去。我們從中挑選了1件器型少、品相完美、製作工藝比較好的物件，事先組織了四五個喜歡倒騰中國古董的客戶來參觀預展，從陪同客戶參觀以及跟他們交談中窺探他們的單個心理價位，然後再專題研究在拍場群體競爭氛圍下拍品可能達到的價位，最後才敲定起拍價。

“那是一件明代永樂年景德鎮生產的外銷青花瓷瓶，起拍價定在120萬美金，這在當時美國市場上的中國瓷器當中算得上是很高的價格。我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幾個客戶私下透露的心理價位大致相當，我們事先估計成交價會在500萬美金上下。結果讓我們倍感鼓舞，開拍後，幾位歐美的買家相互咬價抬升，接近500萬的時候，一位亞裔客人突然舉牌，而且一出手就超出前麵競價台階的兩倍，——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們那位客人是誰——又經過大約4分鍾的較量，那位亞裔買家最後以接近700萬美元的成交價拿下了拍品。

“有了高價標杆，接下來的活兒就好幹多了，我們先後為那位藏家舉辦了兩場明代瓷器專項拍賣會，拍品全部成交，而且每件拍品的平均價格都在60萬美元以上。

“上麵這個案例屬於拍賣公司的正常商業手法，並沒有什麽不當之處。另外還有一些案例一旦敗露，卻會導致拍賣公司身敗名裂。2000年，美國的一家大拍賣公司，就曾經不止一次玩過類似於股市中‘倒莊’的手法。我也曾經奉命玩過一次，那一次拍品是一隻清代官窯器物，賣家和買家是兩個同胞兄弟，哥哥到拍賣會競買弟弟的拍品。這件事是由拍賣公司和買賣雙方協商後操作的，事先三方一起給拍品定好一個真實的成交價，記得好像不到100萬美元。上拍後照常競買，不管拍賣會上的最後成交價是多少，結算時仍然按照最初協商好的價格結賬。最後，這件清代官窯器理所當然地轉落弟弟之手，成交價好像是1600多萬美元，創下了遠遠高出同期同類拍品數倍的天價，但弟弟付給哥哥的錢還是90幾萬美元。這樣做的好處是拍賣行和買家、賣家三方都獲利。哥哥本來就打算用這個價轉讓拍品，弟弟用低於成交價10倍的錢買下了創下拍賣記錄的天價標杆，以後再拿出來拍賣將獲得巨額利潤；拍賣行不管你怎麽折騰，他坐地分贓、旱澇保收……”

歐陽先生最後說：“我們中國人真傻，總是把洋人的好話當‘人頭馬’喝，幾句就可以把我們灌醉，以為洋人賣的東西就是好東西、就是國寶，相信那些洋拍賣行是為了幫助中國人實現‘國寶回歸’！呸！真正的好東西都叫洋人擺進他們的博物館裏了！有誰見過英國拍賣行把大英博物館囚禁的中國絕品文物拿出來拍賣？”

我的第三位受訪者是中國內地一位富豪收藏家的藝術主管齊小姐，她曾先後幾十次代表老板去境外參加國際藝術品大拍，據齊小姐自己講，由她經手買回來的中國古董總數有幾十件，成交額達數億元人民幣。講到境外拍賣公司的商業手段，齊小姐感受頗多。

“一般人都說，在國內拍賣公司買東西很難讓人放心，主要是假貨、贗品太多，拍賣公司的毛病也多。其實國外拍賣公司也未見得那麽十全十美、潔白無瑕，隻不過是各有各的貓膩而已。我去境外參加藝術品拍賣會不下100場，剛開始也和大多數初次出海‘潑血’的同胞一樣，老是上當受騙——你不知道‘潑血’是什麽意思吧？這是我們這邊圈內人的話，專指去海外參加拍賣會、燒大錢競買文物的行為。

“別看那些外國拍賣公司表麵上文質彬彬、禮貌周全，又是發邀請函、又是請你參加酒會，那隻不過是他們前期墊付的錢而已，最後還得讓我們加倍償還。就這樣也有區別對待，你隻要跟那些歐洲人站在一起，哪怕人家不買他的東西，拍賣行工作人員也明顯用正眼看高鼻子、斜著眼看我們。這還不講，有些拍賣行賺了你的錢，還要給你設局。

“我親自經曆過這樣一件事，去境外競買一幅中國畫。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境外拍賣會，老板怕我經驗不足，便讓那家拍賣行給我推薦了一位很有名的亞洲藝術品鑒定專家當顧問，我們按照一定比例給對方支付勞務費。後來你猜怎麽著？那個所謂的專家是一個走黑道兒的藝術品經紀人，大嘴吃三方，除開拍賣行給他開工資之外，我們買賣雙方他都‘通吃’。在我們這邊盡量誇張拍品的藝術價值和商品價值，煽動我們不惜血本、誌在必得。在賣方那邊則拍著胸膛保證一定要讓你這幅畫拍出多少多少天價，然後也按成交價比例再提成一筆錢。這裏麵隻有兩個明白人，一個是拍賣行主管、另一個就是那位黑經紀人，我們買賣雙方都蒙在鼓裏。

“一直到兩年後，黑經紀人得罪了那幅畫的賣家，那個賣家來找我們揭露事實，我們這才如夢初醒，知道上當受騙了，那幅畫根本不值那麽多的錢。這次經濟危機剛開始，我們就以不到上次拍賣成交價1/3的錢，將那幅畫轉讓給了別人，淨虧100萬。說來說去我們中國的收藏家太實誠，容易受騙上當，以為人家拍賣的東西價格越高，就越有收藏價值！”

盡管記者更願意相信齊小姐說的話：“我們中國的收藏家太實誠，容易受騙上當”。但是又不得不指出，貪婪並不是騙子們的專利。在許多場景之下，貪婪是騙子和受騙者共同享有的精神財富。我們常常可以見到這種情況，一些在局外人看來是一目了然的幻局或騙局，但是局內人卻樂此不疲地參入其中，為什麽？原由很簡單，利益所在，誰都想借機分得一杯羹。然而，這種局套裏的分配方案，往往不是由弱者來製定，所以，才有了藝術品資本角鬥場上的輸家和贏家。

提及近年來中國文物在國際拍賣會上不斷標新立異、屢創天價佳績，我們不得不感謝英國佳士得拍賣行。是他們以卓越的戰略家眼光，發掘了一個被世人遺忘已久的文化古國，並天才地打斷這個文化巨人的肋骨，用以捏造一座座財富的豐碑，從而在極短的時間內，成功地啟動了一個成交量名列世界第3位的巨大藝術品市場。我們隻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中國文物的天價標杆幾乎全都出自佳士得和它的冤家夥伴蘇富比之神手妙筆。

繼2005年天價元朝“鬼穀子”下山以後，2006年，佳士得拍賣行又一口氣連續刷新了中國明清瓷器的兩項曆史記錄——在5月舉辦的春季拍賣會上，一隻當年被一對蘇格蘭夫婦當台燈座用的洪武朝“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玉壺春瓶”，幾經佳士得妙手回春，終從最初42萬英鎊的成交價飆升至8323萬元港幣成交，創造了明代瓷器的曆史神話；半年後，在秋季拍賣會上，一隻清代乾隆朝“禦製琺琅彩杏林春燕圖碗”以1.5港幣落槌，再一次彰顯了清王朝遺物不可戰勝的財富魅力。

記者讀不懂的是，至今為止，分別高高聳立於元、明、清三代文物最高頂峰的此3件寶物，它們的橫空出世竟然都那麽怪異——“鬼穀子”拍場一見後就徹底“躲貓貓”了，那隻“洪武瓶”則完全相反，被新主人澳門賭王史蒂夫·韋恩（SteveWynn）安置在澳門博物館公展，賭王說自己並不懂得中國文物，買下這隻明顯價格被高估的瓶子，隻是為了討中國人高興，更方便自己繼續在澳門做生意；那隻以8倍於起拍價成交的億元“乾隆碗”，則一舉打破亞洲藝術品、清宮琺琅彩瓷器等多項拍賣記錄。但是，常人一定很難想象：這件拍品的整個交易過程，竟然是香港富豪張宗憲（賣家）、張永珍（買家）兄妹之間的一出“換手”遊戲！

這一切，都向我們昭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我們流亡海外的帝國遺物已經淪落為西人的金錢籌碼，而由佳士得拍賣行炮製的一場場捍衛中華古帝國尊嚴的“靈魂之戰”，很多隻不過是在拍賣行牽控下的“富偶”遊戲，對於迷戀此道的普通人，甚至是一些雖然家產萬貫，但還沒富裕到錢多得沒地兒花的內地富豪來說，參入其中無異於賭博，倘若一味子盲目跟風，大概最終也隻會剩下一樣人盡皆知的結局。

帝國遺物已經淪落為西人的金錢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