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 | 無錢買酒賣文章

文|王堯

 

一

空中，敵機的炸彈不時扔下；地上，通貨膨脹，物資短缺。生活在嘉陵江畔的文人掙紮著，喘息著。

　　許多年以後，那個生於1938年，也就是日本對陪都重慶無差別轟炸那一年的日本學者前田哲男，寫出了一本研究二戰時期戰略大轟炸的書——《從重慶通往倫敦、東京、廣島的道路》。在致中國讀者的文字中，前田哲男說，他對1938年的大轟炸當然沒有記憶，但“重慶爆擊”這句日本話留在了他耳朵中。前田哲男後來五次尋訪重慶大轟炸遺址、受害者和研究者，他置身在高樓建築和人群中，“似乎仍然能夠聽到那些無助民眾的呐喊”。

　　在重慶度過了青少年生活的史學家張開沅回憶說，在重慶大轟炸最頻繁的那些日子，許多餐館不失“川味幽默”，將榨菜雞蛋湯改名為“炸彈湯”。現在無法查出這種“炸彈湯”的價格。重慶物價出奇的高，時任第六戰區司令官的陳誠，1942年1月在轄區接待郭沫若、陽翰笙時，不無炫耀地說，六戰區的物價問題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均較重慶相差數倍乃至數十倍。在抗戰即將勝利的1945年7月，老舍致信吳組緗還談到經濟“甚窘迫”：稿費每月兩萬，連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萬。所以，他勸吳組緗不能放棄中央大學的教職，在抗戰結束後再做職業作家。

　　生活壓迫著每一個人，包括文人。1943年5月31日陽翰笙從重慶城回到賴家橋後，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感歎：許許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戰初期的生動潑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極度的苦悶狀態中。陽翰笙發現許多文化人從常態到變態，有的愛醉酒，有的亂發脾氣，有的無緣無故痛哭，有的不管場合大發牢騷。也許出於對生的恐懼，有人以死反抗生的絕望。1941年2月的一個早晨，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殺，留下了這樣的遺書：“一切都無辦法，政治、事業、家庭、經濟，如此艱難，不如且歸去。”幸虧郭沫若等及時趕來，搶救後脫險。

戲劇家洪深

　　1942年12月31日是洪深五十歲生日。他在生還後，一度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此時已回重慶。陽翰笙記得洪深的生日，他覺得老洪在戲劇文化領域活動了將近二十年，應該替他祝賀。陽翰笙和戲劇家陳白塵商談了為洪深祝壽的具體事宜，致電洪深，洪深極為高興。25日，洪深來到文工會，與陽翰笙、翦伯讚、杜國庠相聚甚歡。是日晚，陽翰笙到中藝主持祝洪壽籌備會，他在日記中說：“大家都表示得很熱心，很起勁。”

　　在籌備洪深祝壽活動時，茅盾也回到重慶，細心周到的郭沫若特地到生活書店看望茅盾。23日晚上郭沫若在家中設宴招待茅盾夫婦和時在重慶擔任周恩來談判助手的林彪。周恩來也特地參加晚宴。因為茅盾的歸來，籌備洪深祝壽會的同誌決定將30日的晚會擴大舉行，“一麵壽洪壽沈，一麵迎茅、迎翦”。30日午後一時的重慶百齡餐廳，與會者“像潮水樣地湧進來了”。陽翰笙說：一年以來，在陪都恐怕這次要算是最有生氣也最有意義的一次盛會。

　　就在30日的早上，重慶的上空響起了空襲警報聲。這一天，天空中有些陽光，在昆明經曆過多次轟炸的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正好在重慶，他在教育部山洞口躲避，因非緊急，在洞外與陳部長談了很久。十二點半警報解除後，梅貽琦被朋友約到一家天津館子吃了薄餅。幾天前，老舍在嘉廠請梅貽琦喝紹興黃酒，吃燒餅點心。梅貽琦對紹酒的感覺甚好。酒後，老舍又陪梅貽琦去“精神堡壘”附近的戲園聽戲。戲散了，兩位再去一家小館子吃了酸菜羊肉湯麵，十一點半才就此別過。

　　薄餅、紹興酒、酸菜羊肉湯麵，韭菜水餃、綠豆稀飯，高檔一點的是“炮牛肉”，這是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留下的重慶菜單。讀梅貽琦日記讓我想起老舍1942年端午節詩作中的一句“當年此會魚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端午那天適逢大雨，吳組緗邀老舍吃飯。老舍以詩紀事，其一曰：“端午偏逢風雨狂，村童仍著舊衣裳；相邀情重攜蓑笠，敢為泥深戀草堂；有客同心當骨肉，無錢買酒賣文章；當年此會魚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詩的前記說：“端午大雨，組緗兄邀飲，攜傘遠征。幺娃小江著新鞋來往，即跌泥中。”

　　是的，有客同心當骨肉，無錢買酒賣文章。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二

費正清夫婦與梁思成夫婦

        善於觀察、也體察時艱的費正清，注意到了“吃幾頓飽飯”對文化人精神的重要。1943年10月，費正清應邀參加了郭沫若五十歲生日宴會。宴會在英國大使館樓下的“文工會”舉行，郭沫若穿梭在人群中。費正清特別感受到參加宴會的許多人熱情而富有創造力，“尤其是在讓他們先吃幾頓飽飯之後”。

        在文人朋友圈中，郭沫若無疑是“群主”之一。郭沫若五十一歲生日時，董必武、林伯渠和夏衍、廖夢醒、葉挺夫人等都特地從城裏到賴家橋為郭沫若祝壽。那天賓主應該喝了不少酒。晚歸時，醫生丁維大醉，到天明還嘔吐不止。陽翰笙在1942年6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杜國庠曾經在郭家門口跌破頭，但未細說原因，是酒多了，還是走路不慎？

那天陽翰笙約杜國庠、鄭伯奇、馮乃超等到家中晚餐，招待大家的是野兔。但這位杜先生早晨在賴家橋郭沫若家門外跌破了頭，不克出席。也許杜先生上一天晚上在郭府酒喝多了。陽翰笙遺憾地說：“此老想來舍吃野兔之念甚久，今日竟不能來一嚐，可謂吃運欠佳。”

　　郭沫若的待客之道頗有口碑，後來因為他的變化而遭人非議，他當年的熱情、誠懇也就被忽視了。1942年9月4日，同是文工會委員的翦伯讚來文工會講中國通史。係列講座結束後，中秋節當天，郭沫若在家中設宴為之餞別。已有九分醉意的翦伯讚午餐後滔滔不絕地和郭沫若、陽翰笙說了兩個多小時，一吐胸中塊壘。多愁善感的文人在酒後愈發“愁”和“感”，翦伯讚談文化運動、中蘇文協、談從前遇到的草莽英雄，說到後來，眼淚幾乎流出來了。在回溯這些場景時，似乎不能將郭沫若的熱情都歸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郭沫若的細心、周到反映了他人格的另一麵。

　　畢竟年過半百了，郭沫若已被尊為“郭老”。看郭老當年的行程，不能不感歎他的不容易。1944年4月，為慶祝老舍創作二十周年，重慶文藝界舉辦了一些活動，4月間，郭沫若也專門請客。11月12日，郭沫若在文工會設茶會歡迎來重慶的艾蕪和沙汀。11月19日，郭沫若往北碚，歇馬場到北碚一段路麵壞了，改坐黃包車，傍晚才到北碚。一到北碚，就請出了老舍。老舍高興，開戒抽了一支香煙，喝了兩杯白酒。翌日一早，郭沫若便到金剛碑鎮去拜訪熊十力先生。當時的金剛碑如同小北碚，許多文化人在此工作或寓居。老舍和陽翰笙過江訪複旦，午餐後到靳以家喝茶，暢談時局。茶敘後，靳以又陪同老舍、陽翰笙過江到兼善看郭沫若，在老舍家晚餐。21日回賴家橋途中，郭沫若等坐滑竿到歇馬場看望翦伯讚。喜出望外的翦伯讚和他們談起時局，這位史學家說：“現在不是寫曆史的時候，是創造曆史讓人家來寫的時候了！”回到賴家橋後的幾天，24日午後，郭沫若夫婦、胡風夫婦和陽翰笙到永興場散步，在回來的路上，談到目前的局勢，胡風預言說：照目前的樣子，恐怕還要拖半年呢，不信你就看吧。

　　那時重慶文藝界的聚會方式通常是“泡茶館”，如果不去茶館，在文人集聚的地方也熱鬧如茶館。夏衍到重慶後，報人唐瑜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擠出一間小屋，夏衍一家暫時安頓於此。不久，唐瑜設法在中一路下坡蓋了兩間“捆綁房子”，唐、夏各一間。為通信方便，夏衍自製了一張寫有“依廬”二字的木牌，立在屋前。這位唐瑜有俠客心腸，轉讓了一家電影院的股本，用這筆錢在“依廬”的坡下租地蓋房。這間能夠住十幾個人的大房間，夏衍說它呼朋引類，當時無房的很多朋友，吳祖光等都住了進來。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來這裏會朋友，雜談到秧歌劇《二流子改造》中的“二流子”。郭沫若開玩笑說：住在這裏的都沒有固定職業，都是二流子，你們這個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二流堂”裏的那些“二流子”在“文革”中成了“二流堂”集團的“反革命分子”。曾經對郭沫若讚許有加的費正清，和郭沫若之間的關係有了天壤之隔。在參加郭沫若五十歲生日宴會的一個月之前，9月19日，費正清到文工會拜訪郭沫若，費正清和郭沫若等談了很多溝通中美文化的事情。午餐時，費正清說：希望中美兩國互相派遣留學生學習和研究兩國的文化，並希望郭沫若能夠去美國講學。郭沫若“苦笑”著回答費正清：到美國是我非常希望的，可是現在我到成都去都還有困難，哪還能到美國去啊！12月2日，在費正清即將回美國之際，郭沫若又在百齡餐廳為他餞行。費正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了他與郭沫若的這次餐敘。過了差不多三十年，1972年5月，當費正清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時，他卻沒有興趣與郭沫若再見。我無法設想，當同在北京的郭沫若知道費正清近在咫尺時，會有怎樣的心情。

 

轉自2018-5《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