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離黨之謎 （ZT）

來源｜原載於《同舟共進》2016年第4期

作者｜蔡長雁

 

葉挺全家在澳門時的合影。左起：葉挺、長子葉正大、次子葉正明、四子葉華明、長女葉揚眉、次女葉劍眉、夫人李秀文、七子葉正克（被抱者）。

 

眾所周知，葉挺在大革命失敗後曾一度離黨，直到抗戰開始後，親赴延安，表示接受黨的領導，至1946年3月出獄後才重新入黨。對葉挺離黨的原因和經過的記載大多語焉不詳，比如，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說：“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申冤。”周恩來作為見證人，斷定葉挺是“離黨”，而不是“脫黨”，這是一段影響深遠的論述。1937年11月，葉挺為組建新四軍事宜親赴延安，在歡迎他的晚會上說：“同誌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的道路，是艱難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內戰時期，許多好同誌倒下了，也有個別叛變了。堅持下來的同誌，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對自己離黨那一節沒明說，隻是用“爬山中途折回”來比喻，也沒有解釋半途而返的原因。

 

本文將新發現的相關零星史料進行分析排列，希望能解開葉挺離黨之謎。

 

對農民運動有不同意見

 

中國共產黨選擇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革命手段沒收包括地主土地在內的一切有產者的財產。但國共合作時期，這一政策並不適當，果然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就宣布停止蘇維埃運動，把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大家都沒有經驗，究竟應該實行怎樣的土地政策，黨內爭論不休。葉挺當時無法參加黨內的高層爭論，但他有自己的認識和主見，這可以從他處理“高要民團焚殺農村案”的手法看出來。

 

廣東省是國民革命的大本營，農民運動開展得也早。北伐戰爭開始前，廣東省農民協會的會員就達到647766人，占全國農會會員總數的66%。其中，以彭湃領導的海豐縣和周其鑒領導的廣寧縣最具影響。1926年1月初，高要、德慶、廣寧等縣大地主集中民團土匪，進攻並占領高要縣第一、二、三區農會。三個區房屋被焚毀，財物被擄一空，農軍死傷百餘。這就是“高要民團焚殺農村案”。農會向高要縣第一區區黨部報告，黨部通電救援。國民政府接受國民大會決議，就近命令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三十四團（即葉挺獨立團前身）會同國民黨高要縣縣長率部“馳往彈壓查辦”。1月10日，葉挺派部隊赴高要縣領鄉，召見地主豪紳，強迫他們具結了“解散民團和不再進攻農會”的保證書。但部隊撤走後，地主豪紳變本加厲卷土重來，農會陷於危難境地。22日，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議決組織綏緝委員會處理事件。29日，綏緝委員會成立，會議推選葉挺為主席。2月15日，綏緝委員到達高要縣，傳各大地主到案訊究，各大地主不聽，並致信葉挺：“要我賠銀一事，不在望矣。戰亦亡，不戰亦亡，何不一戰而亡。”遂向葉挺部進攻。經3月5日伍村一戰，葉挺率第二營擊潰民團。8日，葉挺調集部隊向地主武裝大本營羅建村進攻，逼迫其投降，派另一部隊進攻地主民團盤踞的芸洲村，民團棄村潰逃。戰後葉挺捕獲反動地主民團禍首，繳其槍械並勒限遵交罰款賠償，大地主一致遵令，“高要民團焚殺農村案”遂告解決。

 

可以看出，葉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在農村搞激烈階級鬥爭，大開殺戒，而是“繳其槍械並勒限遵交罰款賠償”，這是一種調和階級關係的手法。但葉挺在廣寧的這一做法，被中共認為“沒有土地革命之決心”。

 

處理此案後不久，葉挺即率部參加北伐，進入湖南後，發現農民運動轟轟烈烈，遍地開花，懲罰地主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過”，至於“以革命的名義”而進行的毀廟宇、打菩薩、逼寡婦改嫁、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上去踩踏的做法，更是導致相當一部分農民對此不滿。而農會為保證當地能買到價格便宜糧食的“穀米阻禁”（出口）政策，“切斷了經濟的動脈”，阻礙了商品流通，經濟凋敝，生產無以為繼。對此，葉挺也有自己的態度，他認為“不能這樣開展農民運動，這會破壞北伐”，所以當農民運動領袖來請領指示時，被他拒於門外。

 

葉挺是中共黨內較早以實際行動對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和土地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的同誌，隨後黨內外很多人都公開提出了不同意見。1926年底，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譚平山在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時，公開提出要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答複當時黨內外對於農民運動的責難，譚平山（還兼國民黨農民部長）不信，親到湖南實地考察，回來後於5月發出布告，宣稱“必須糾正農民之幼稚行為，尤其不能不懲辦佚出軌範而侵害多數農民之分子”，“至於與反革命奮鬥，懲辦土豪劣紳，則需以合法的手續進行，遵照黨及政府之訓令規章，即須交付正式官廳，不得自由行動”。他害怕“大規模的征發沒收”會導致“商業全停，秩序混亂”，“反動派得以擴大宣傳”，也易“引起帝國主義的借口幹涉”。徐特立和周恩來都認為譚平山的擔心不無理由。陳獨秀在1926年12月的漢口特別會議上作報告，認為黨的政策太“左”了，為了挽救統一戰線不致破裂，黨外須防止右傾，黨內須反對“左”傾。在黨外反對者中，最重要的要算宋慶齡和鄧演達，他們倆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主張“耕者有其田”，反對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孫中山在1923年10月以廣州大元帥大本營名義頒布了《廣東田土業佃保障條例》，主張調和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保障田主和租佃者雙方的利益，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探索第三條道路

 

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運動出現了複雜局麵，國共矛盾日益紛繁，正在走向分裂。國民黨內左右派意見不合，裂痕加大，表麵上的左派代表汪精衛已經與右派蔣介石合流，真正的左派宋慶齡、鄧演達等並無軍事實力，陷入困境；中共黨內左右傾出現分野，最後左派全麵掌權，右派徹底失敗，譚平山被開除出黨，陳獨秀黯然下台。今後的路怎麽走？國共兩黨的主流派開始捉對廝殺，刺刀見紅了，而兩黨的非主流則依據自己的政治理念，開始謀劃建立第三黨，以開辟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中共非主流譚平山早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時，即公開提出要建立一個國共之外的第三黨，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惡化，譚平山感到不能再期望斯大林或共產國際提供什麽挽救中國革命的靈丹妙藥了，於是決定擺脫共產國際，獨立探討中國革命的道路，加快組建第三黨。

 

國共兩黨領導中都有人支持譚平山建立第三黨。1927年4月，蔣介石反俄反共背離孫中山政策建立個人獨裁政權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國民黨內的左派人士宋慶齡同鄧演達、陳友仁、徐謙、陳其瑗等交換意見，“相約集合同誌，為繼承孫中山的遺誌而奮鬥到底”。何香凝、彭澤民，稍後還有章伯鈞、黃琪翔等也加入了這個陣營。鄧演達是組建第三黨的核心人物，當時不僅國民黨左派看好他，中共和共產國際代表也看好他。鄧演達也積極行動，多次和譚平山協商，並就組黨問題達成一致：“另組織第三黨”，以繼續領導國民革命。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開始進行的是左派國民黨運動，堅持與左派國民黨合作，用左派國民黨的名義、旗幟和政權形式進行武裝起義。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發生時，中國革命委員會委員（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黃琪翔、陳友仁、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人物占有很大比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主張“擁護總理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社會的三民主義，與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本黨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張”，強調的是“平民利益”而不是無產階級利益。葉挺是南昌起義的主角之一，也是發表宣言的委員之一，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對這個宣言究竟有多少貢獻，但至少沒有發現他提出過什麽異議。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中放棄了左派國民黨旗幟，舉起了蘇維埃旗幟。隨後的廣州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要“殺盡一切地主豪紳”，“沒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財產”。起義失敗後，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通過《廣州暴動問題決議案》，嚴厲處分了起義的領導同誌，因為葉挺不讚同廣州起義總的方針，被認為是“臨陣脫逃”，擔任紅軍總司令職務，又表現消極，“應予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廣州起義的失敗，對廣州起義領導者的處分，不得不使又一批共產黨人考慮中央的路線是否正確。葉挺對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處分自己的決定不服氣，要到共產國際評理，同時，也在考慮革命失敗的原因和中共路線的正確性問題，力圖尋求另外一條道路。而另一條道路的主要探索者宋慶齡和鄧演達這時分別在莫斯科和柏林，於是葉挺要去蘇聯和德國，與他們商量組建第三黨的工作。1928年2月28日，時在德國的鄧演達在回複宋慶齡的信（主要談的是第三黨）中說：“總合起他們的意見，第三黨的組織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葉挺有信給我要來德國，我前信已經告訴你。他的意見如何，盼你告訴我？”顯然，葉挺在啟程赴莫斯科之前，就已經安排好行程，要赴德國會見鄧演達了。鄧演達不是共產黨，管不了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他隻是國民黨左派，正在籌備組織第三黨，所以葉挺到柏林會見鄧演達，自然不是為自己在廣州起義受處分鳴冤叫屈，隻能是為了謀劃第三黨的工作，鄧演達的信也是這個意思。於是在1928年8月間，葉挺、黃琪翔、宋慶齡和鄧演達相會於柏林，討論和分析的是南昌起義、廣州公社和若幹繼發事件，結論同宋慶齡和鄧演達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國的革命雖然遭受嚴酷的挫折，卻是不可征服的。問題在於如何把仍然忠於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員集合和組織起來去完成他們的任務。計劃是使他們聚集在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並盡可能早日回國。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葉挺參加了組建第三黨的討論，但沒有證據說明葉挺正式參加了第三黨。

 

葉挺參與第三黨的相關工作，除了與第三黨的主要謀劃者鄧演達、宋慶齡、黃琪翔等思想相通外，個人關係非常密切也是原因之一。葉挺與鄧演達、黃琪翔三人年齡相近，又同為廣東老鄉，與鄧演達還是惠陽老鄉，三人都是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畢業後，又先後投奔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時期，鄧演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葉挺任第四軍第十二師獨立團團長，黃琪翔任該師第三十六團團長，獨立團和三十六團在他們兩人分別率領下，像兩把尖刀，配合默契，一路斬關奪隘，直取武昌，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稱號。至於葉挺與宋慶齡的關係更不用多說，葉挺隨援閩粵軍打回廣州後，就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第二營營長，專門警衛過宋慶齡。陳炯明叛亂進攻總統府時，與宋慶齡同生死共患難。孫中山宋慶齡在永豐艦指揮平叛時，葉挺也一直跟隨左右。總之，葉挺與宋慶齡、鄧演達、黃琪翔等不僅僅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還有在實現共同理想奮鬥中結下的深厚友誼，所以說，他們有在一起共同探討第三條道路的想法並不難理解。

 

被“暫待”黨外

 

由於通過改組國民黨來挽救中國革命的努力在國內難以達成，第三黨的籌謀者們轉戰到千裏之外的蘇聯。經鮑羅廷幫助，1927年8月15日，鄧演達到達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9月7日，宋慶齡、陳友仁一行到達莫斯科，斯大林批示為他們提供費用，安排活動。10月22日，宋慶齡、陳友仁和鄧演達在高加索商討成立第三黨問題，11月1日，他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簡稱《莫斯科宣言》），宣告“南京武漢的偽黨部中央之罪過”，不承認其作用，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臨時行使革命領導之機能”，正式打出了“第三黨”旗幟。顯然，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鄧演達、宋慶齡等活動的，否則絕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發表。但由於“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當時既無正式的辦事機構，也無國外或國內的下屬組織，因此它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且隨著中共和共產國際策略的變化，組建第三黨的活動很快便陷入困境。

 

中共自決議“不用國民黨做自己的旗幟”後，就對國內國民黨左派的活動采取了反對的態度，並積極向斯大林、共產國際報告第三黨活動給中共帶來的危害：在國內一些地方，許多知識分子已經退出共產黨，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黨，前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譚平山在公開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真正的共產黨”，為首者還有前總Z書記陳獨秀，心向“真正的共產黨”的還有許多地區的領導人。譚平山的行動還影響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裏也有一些學員收到關於第三黨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勢。1928年2月11日，向忠發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交報告，說“中共正在分裂”，被開除出黨的譚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邊，素有“鐵軍”將領之稱的葉挺，在廣州起義時“臨陣脫逃”，這與譚平山的影響不無關係。譚平山等人和他們正在籌劃組織工農黨，反對中共，反對共產國際，是機會主義傾向。2月15日，向忠發再次致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把這個尚處於醞釀中的組織定性為“右傾取消主義者和半孟什維克”，建議盡最大可能與譚平山進行鬥爭，要“從思想上揭露之”，以便“從組織上鞏固”中共。

 

在一係列情報麵前，斯大林於2月23日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把第三黨定性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是孟什維克的，反對工農的政黨，是蔣介石和其他屠殺工農的劊子手們的馴服工具”。斯大林比向忠發更進一步，把“半孟什維克”升級為“孟什維克”。既然第三黨是“孟什維克”，對其相關人員的監控就是必要的緊迫的，於是鄧演達2月28日複宋慶齡的信（關於第三黨和葉挺赴柏林問題）被截獲，信立即被譯成俄文交到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這封信驚動了斯大林，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並就信中涉及的宋慶齡、鄧演達、葉挺等人一一作出具體對策安排。

 

鑒於斯大林、共產國際對第三黨的這種態度，宋慶齡決定離開蘇聯赴德國。第三黨的組織謀劃者們轉移到德國後，對他們活動的監視立即跟蹤而至。蘇聯駐柏林使館安排一位具有德俄共產黨雙重黨籍的羅比列與宋慶齡“往返”，實際是監視宋慶齡的活動。至於葉挺，本來就有前科（“沒有土地革命決心”，在廣州起義時“臨陣脫逃”），受到跟蹤理所當然，中共代表團令其柏林組注意葉挺的行蹤並報告“葉同誌在柏林擔任何項工作，有何活動，是否參加中國組（即中共駐柏林組——筆者注）經常會議等”，並指示“葉挺同誌轉黨事暫待”。這個“轉黨”字麵意義應當是轉黨的組織關係，即把組織關係從莫斯科轉到柏林中國組。就這樣，葉挺被“暫待”在黨外。

 

回國後繼續參加第三黨活動

 

因國內形勢需要，第三黨的組織者們先後回國。1932年秋，葉挺離開德國。回國後，葉挺仍然執著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繼續從事“第三黨”的組織活動。

 

生產人民黨是一個小黨，主張走國共之外第三條革命道路。它主要由兩個方麵的人組成：一方麵是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領導人，如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另一方麵則是第三黨的領導成員黃琪翔、章伯鈞等。鄧演達遇害後，黃琪翔成為第三黨主要負責人。除了共同探求第三條道路的目標相同之外，葉挺與這兩方麵的頭麵人物都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他與黃琪翔都是北伐軍第四軍中人，有著在北伐戰爭中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所以葉挺參加生產人民黨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籌建福建人民政府的過程中，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籌劃者陳銘樞主張組織生產人民黨，作為人民政府領導核心，凡參加福建事變的各種力量和個人一律脫離國民黨參加生產人民黨，這一主張得到廣泛讚同。11月21日，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李章達、徐謙、戴戟等聯名通電脫離國民黨，24日，十九路軍全體官兵也宣布脫離國民黨。黃琪翔、章伯鈞則召集在福州的黨員進行討論，經反複磋商決定接受陳銘樞建議，解散第三黨，集體參加生產人民黨。1933年11月24日生產人民黨正式成立，發起人包括陳銘樞等27人，黨員200多人，葉挺名列其中。葉挺是1933年11月上旬到福州的，住在蔣光鼐家幫助策劃福建事變，12月，參加生產人民黨。1934年1月福建事變失敗後，生產人民黨轉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體，存在時間總共不到兩月。之後，其成員又分別成立了兩個組織，原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恢複了自己的組織，並於1935年11月10日召開會議改組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傳統上說的第三黨。但葉挺並沒有參加這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而是參加了另一個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他與第三黨始終有緣無分。

 

生產人民黨自行解散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外的領導成員組織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簡稱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同盟政綱中與農村土地有關的一條是：“鏟除貪汙土劣、廢除苛捐雜稅”，而不是沒收地主一切土地，本意也沒有違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所以葉挺參加了同盟，並擔任同盟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同盟成員主要由原福建事變各黨派人士和原十九路軍中上層軍官、國民黨左派以及無黨派人士組成，推舉李濟深、陳銘樞等為中央委員，李濟深為主席。參加同盟後，葉挺每月到香港兩三次，參加同盟的活動。還兩度偕妻子到福州、廈門等會見與同盟保持關係的地方反蔣抗日分子，了解他們接應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蔣抗日活動基地的情況。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同盟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和全國同胞動員起來，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蔣介石也發電報到香港，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來南京，共赴國難。10月，李濟深等發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葉挺也就此結束了與“第三黨”的複雜關係。

 

綜上所述，葉挺離黨並不像流傳的那樣簡單，真相其實很複雜，它一方麵與中共、共產國際對葉挺的責難和排斥有關，另一方麵又與葉挺探索第三條道路有關，而導致葉挺積極探索革命新路的原因則更加複雜。此外，孫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對葉挺也有很大影響，宋慶齡、鄧演達等組建第三黨時堅持這個主張，多多少少引起了葉挺的共鳴。抗戰開始後，共產黨的土地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葉挺也因國共協商組織新四軍而回到黨的懷抱。個中滋味，恐外人殊難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