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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舊時處:探尋隱藏在城市深處的曆史(ZT)

(2017-03-20 14:00:24) 下一個

霧鎖什刹海:如果沒有什刹海的那一波碧水,北京的靈秀無論如何也要減去三分。那些曆史上的風雲人物都曾在此安居……名人故居不隻是陳舊的宅院,而是一個城市的文脈,走近名人故居,多了解這些為曆史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名人生平,因為這些宅院能夠讓人感受到曆史的分量,感受其中蘊涵著的獨特的中國精神。

祖大壽

富國街3 號

明末著名將領,後降清

祖大壽故宅現為富國街3 號,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大門柱旁懸掛著北京市第三中學的牌子。這裏是祖大壽降清之後在北京的住所,他在這裏生活了十二年,最終在這個院子裏病逝。

明末清初,祖大壽的名字可謂是名震四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與袁崇煥一起在東北抗擊努爾哈赤,為前鋒總兵持將軍印。他的姐姐是吳三桂的繼母,吳三桂也就算是他的外甥。他是袁崇煥手下時,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天啟六年(1626 年)正月,努爾哈赤攻至寧遠城,祖大壽輔佐袁崇煥守城,大敗清兵,祖大壽以功升副總兵。次年五月,皇太極再攻寧遠城,大壽、滿桂率兵與清兵激戰,六月,清軍又敗走,史稱“寧錦大捷”。

後因袁崇煥被陷害入獄,祖大壽一氣之下舉兵造反,朝野震驚。崇禎皇帝命袁崇煥以書招回,孫承宗亦遣使撫慰,大壽得書,受其感召,全軍皆哭,奮勇殺敵,連克永平、遷安、灤州。崇禎四年(1631 年)在大淩河之戰中,祖大壽糧盡援絕,於是用計詐降,逃往錦州城繼續對抗清軍,清廷屢次招降不從。崇禎十四年(1641 年)三月開始的鬆錦大戰中,因援軍洪承疇兵敗,錦州解困徹底無望,於是祖大壽率部降清。

祖大壽降清時,清朝統治者還沒能完全擊敗明朝軍隊。為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清政權恩威並施,許以降將高官厚祿、宅邸田地。清定鼎北京後,在大橋胡同賜宅給祖大壽,胡同更名為祖家街。祖家街這個地名,從清代起已經三百多年了,1965 年北京市整頓地名時祖家街改成了富國街。

 

如今的祖大壽故居建築坐北朝南,為二進院落,另有一西跨院。大門三間,一進院,北房五間,帶東西耳房。二進院,後院北房五間,帶東西耳房個各一間,東西配房各三間。西跨院有北房七間,南房三間。

恭王府

什刹海前海西街17 號

嘉慶四年(1799)的那個春節,整個北京城都過得不好,因為乾隆死了。作為乾隆小女兒的和孝公主在什刹海邊的豪宅裏坐臥不寧—不僅因為父皇歸天的那天正好是她24 歲的生日,她更擔心的是自己的公公和珅的命運。

 好在在擔心中煎熬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正月十五剛過,和珅就被和孝的兄長嘉慶皇帝抄了家,而後被賜自盡。和孝的丈夫、和珅長子豐紳殷德僥幸不死。和珅死後,和孝的十三哥慶親王永璘成了和孝的鄰居。永璘算得上乾隆諸王子中的“奇葩”,自幼在其他兄弟密謀如何除掉和珅時,他就隻關心和珅家的豪宅。這回嘉慶遂了他的願,把西半部分和珅府賜給了慶親王永璘,東半部分仍為公主府,直到和孝死後,整個宅院才都歸屬了慶王爺家,不過這時永璘已經死了三年了。

 “慶王府”這個名字延續了50 年,曆嘉慶、道光兩朝。由於慶親王不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而是以世遞降的王位,鹹豐初年,第三代慶王奕劻已降襲至輔國將軍,不宜居住在這裏,鹹豐帝將此府全部收回,然後將原慶王府賜給其六弟恭親王奕訢。鹹豐二年(1852 年)四月二十二日,恭親王奕訢遷居此府,此地始稱恭王府並沿用至今。

今天恭王府的建築規模與格局,就是在奕訢那個時代最後形成的。恭親王奕訢當年雖然權勢很大,但是他身逢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多次戰亂,又曾強烈反對慈禧太後重修圓明園,故而並未對王府大興土木。恭親王在府邸後麵營建了著名的恭王府花園,並在不遠處的小翔鳳胡同營建了別墅“鑒園”。所以說,恭親王府及花園是一組精美典雅的古建築群,卻不是一座典型標準的親王府邸。

1921 年,奕訢嫡孫小恭王溥偉為籌措複辟資金,把恭王府抵押給了西什庫教堂,後由輔仁大學贖回,從繁華到沒落,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對恭王府“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的評價,其言不過。

張之洞

 

白米斜街11 號

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 曆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等職,“ 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

在北京西城區白米斜街11 號的門口,一麵碩大的照壁表明了房屋主人的身份,定是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向街坊打聽才知曉,這裏便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故居。

張之洞從政期間辦過新式教育,辦過實業工廠,練過新式軍隊,他在1898 年發表的《勸學篇》一文中,提出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思想。在義和團運動期間, 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坐鎮武昌,積極替清廷出謀劃策, 鎮壓了兩湖人民的反帝鬥爭, 策劃了“東南互保”, 參與了庚子議和。

這位晚清大臣為朝廷做出過重大貢獻,於1907 年調任回京,授大學士、軍機大臣。調任回京的張之洞就居住在白米斜街11 號的大宅子裏,當時僅是對房子的修葺就花費了兩萬兩白銀,可謂耗資巨大,每進院落都由抄手回廊連在一起,花園裏假山、涼亭、古柏應有盡有,好不氣派。

據《石遺室文集》卷一《書廣雅相國逸事》記載,張之洞作息時間異於常人:“公日淩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餘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燃燭以待,尋常辰己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果蔬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複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醜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寒冬坐藤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可以想象到了晚上,張之洞的府邸一定是燈火通明,在那時,這也算得上是什刹海的一道風景了。

其實,張之洞在這裏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僅有短短兩年,這也是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年。載灃罷免袁世凱職務後,以為已經控製了局勢,便又於1909 年6 月免去津浦鐵路總辦李順德等漢官的職務,並試圖用滿人取代。張之洞認為“不可,輿情不屬”,怕因此“激出變故”,而攝政王卻回:“有兵在”,這句話氣得張之洞當場吐血就此病倒。當然吐血之說有所誇張,但這樣不負責任的言論著實對張之洞的打擊不小。自此之後,張之洞一病不起,於宣統元年(1909 年)農曆八月二十一日晚九時病逝在白米斜街的家中。

《清史稿》對張之洞的評價很高:“之洞短身巨髯,風儀峻整。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愛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雲。”

榮祿

菊兒胡同

晚清軍事家、政治家。光緒年間,任兵部尚書,掌握了清末最具實力的軍隊—北洋軍,逐步成為慈禧的親信,後黨的核心人物。

榮祿故居位於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胡同3 號、5 號和壽比胡同6 號。多方向街坊打聽,我們才知道這三個地址隻是曆史演變下最後的產物。當年的榮祿府,橫跨兩三條胡同。東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鑼鼓巷。

1836 年,榮祿出生於菊兒胡同裏的瓜爾佳一族。瓜爾佳氏人才輩出,戰功赫赫,乃是是滿洲八大家族之首,可謂門第顯赫,榮祿的祖父和父親又都位列朝班,榮祿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

1859 年,23 歲的榮祿因為貪汙差點被砍了頭,回到菊兒胡同的家後,他閉門思過,開始認真思考為官之道。1861 年,榮祿複出並成為慈禧太後身邊的紅人。戊戌年間,在一場轟轟烈烈的強國運動中,榮祿擔任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告密者。榮祿外孫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寫道:“榮祿的願望終於在戊戌政變時乘機達到了。這件事的經過,據說是這樣: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後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消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

 

袁世凱背叛了維新派,向他的上司榮祿做了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北上,在豐台下車直奔頤和園,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人士被殺。”從此,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

作為清末保守派的代表,榮祿最著名的言語是“祖宗之法不能變”。但他畢竟生活在列強瓜分中國的年代,也經常與洋人來往,所以他的故居有著明顯的西洋風格—這與他的政治主張南轅北轍。

榮祿故居的洋樓夾雜在諸多大樓的縫隙裏,那些保存完好的雕花石刻,用時光打磨過的玉砌雕闌,若不是周邊的磚石結構的80 年代樓房提醒,讓人誤以為正在異國欣賞的西洋建築呢。而在壽比胡同的榮祿府,中式建築又透著均衡大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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