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舊時處：探尋隱藏在城市深處的曆史(ZT)

霧鎖什刹海：如果沒有什刹海的那一波碧水，北京的靈秀無論如何也要減去三分。那些曆史上的風雲人物都曾在此安居……名人故居不隻是陳舊的宅院，而是一個城市的文脈，走近名人故居，多了解這些為曆史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名人生平，因為這些宅院能夠讓人感受到曆史的分量，感受其中蘊涵著的獨特的中國精神。

祖大壽

富國街3 號

明末著名將領，後降清

祖大壽故宅現為富國街3 號，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大門柱旁懸掛著北京市第三中學的牌子。這裏是祖大壽降清之後在北京的住所，他在這裏生活了十二年，最終在這個院子裏病逝。

明末清初，祖大壽的名字可謂是名震四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與袁崇煥一起在東北抗擊努爾哈赤，為前鋒總兵持將軍印。他的姐姐是吳三桂的繼母，吳三桂也就算是他的外甥。他是袁崇煥手下時，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天啟六年（1626 年）正月，努爾哈赤攻至寧遠城，祖大壽輔佐袁崇煥守城，大敗清兵，祖大壽以功升副總兵。次年五月，皇太極再攻寧遠城，大壽、滿桂率兵與清兵激戰，六月，清軍又敗走，史稱“寧錦大捷”。

後因袁崇煥被陷害入獄，祖大壽一氣之下舉兵造反，朝野震驚。崇禎皇帝命袁崇煥以書招回，孫承宗亦遣使撫慰，大壽得書，受其感召，全軍皆哭，奮勇殺敵，連克永平、遷安、灤州。崇禎四年（1631 年）在大淩河之戰中，祖大壽糧盡援絕，於是用計詐降，逃往錦州城繼續對抗清軍，清廷屢次招降不從。崇禎十四年（1641 年）三月開始的鬆錦大戰中，因援軍洪承疇兵敗，錦州解困徹底無望，於是祖大壽率部降清。

祖大壽降清時，清朝統治者還沒能完全擊敗明朝軍隊。為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清政權恩威並施，許以降將高官厚祿、宅邸田地。清定鼎北京後，在大橋胡同賜宅給祖大壽，胡同更名為祖家街。祖家街這個地名，從清代起已經三百多年了，1965 年北京市整頓地名時祖家街改成了富國街。

 

如今的祖大壽故居建築坐北朝南，為二進院落，另有一西跨院。大門三間，一進院，北房五間，帶東西耳房。二進院，後院北房五間，帶東西耳房個各一間，東西配房各三間。西跨院有北房七間，南房三間。

恭王府

什刹海前海西街17 號

嘉慶四年（1799）的那個春節，整個北京城都過得不好，因為乾隆死了。作為乾隆小女兒的和孝公主在什刹海邊的豪宅裏坐臥不寧—不僅因為父皇歸天的那天正好是她24 歲的生日，她更擔心的是自己的公公和珅的命運。

 好在在擔心中煎熬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正月十五剛過，和珅就被和孝的兄長嘉慶皇帝抄了家，而後被賜自盡。和孝的丈夫、和珅長子豐紳殷德僥幸不死。和珅死後，和孝的十三哥慶親王永璘成了和孝的鄰居。永璘算得上乾隆諸王子中的“奇葩”，自幼在其他兄弟密謀如何除掉和珅時，他就隻關心和珅家的豪宅。這回嘉慶遂了他的願，把西半部分和珅府賜給了慶親王永璘，東半部分仍為公主府，直到和孝死後，整個宅院才都歸屬了慶王爺家，不過這時永璘已經死了三年了。

 “慶王府”這個名字延續了50 年，曆嘉慶、道光兩朝。由於慶親王不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而是以世遞降的王位，鹹豐初年，第三代慶王奕劻已降襲至輔國將軍，不宜居住在這裏，鹹豐帝將此府全部收回，然後將原慶王府賜給其六弟恭親王奕訢。鹹豐二年（1852 年）四月二十二日，恭親王奕訢遷居此府，此地始稱恭王府並沿用至今。

今天恭王府的建築規模與格局，就是在奕訢那個時代最後形成的。恭親王奕訢當年雖然權勢很大，但是他身逢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多次戰亂，又曾強烈反對慈禧太後重修圓明園，故而並未對王府大興土木。恭親王在府邸後麵營建了著名的恭王府花園，並在不遠處的小翔鳳胡同營建了別墅“鑒園”。所以說，恭親王府及花園是一組精美典雅的古建築群，卻不是一座典型標準的親王府邸。

1921 年，奕訢嫡孫小恭王溥偉為籌措複辟資金，把恭王府抵押給了西什庫教堂，後由輔仁大學贖回，從繁華到沒落，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對恭王府“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的評價，其言不過。

張之洞

 

白米斜街11 號

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 曆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等職，“ 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

在北京西城區白米斜街11 號的門口，一麵碩大的照壁表明了房屋主人的身份，定是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們向街坊打聽才知曉，這裏便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故居。

張之洞從政期間辦過新式教育，辦過實業工廠，練過新式軍隊，他在1898 年發表的《勸學篇》一文中，提出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思想。在義和團運動期間, 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坐鎮武昌，積極替清廷出謀劃策, 鎮壓了兩湖人民的反帝鬥爭, 策劃了“東南互保”, 參與了庚子議和。

這位晚清大臣為朝廷做出過重大貢獻，於1907 年調任回京，授大學士、軍機大臣。調任回京的張之洞就居住在白米斜街11 號的大宅子裏，當時僅是對房子的修葺就花費了兩萬兩白銀，可謂耗資巨大，每進院落都由抄手回廊連在一起，花園裏假山、涼亭、古柏應有盡有，好不氣派。

據《石遺室文集》卷一《書廣雅相國逸事》記載，張之洞作息時間異於常人：“公日淩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餘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燃燭以待，尋常辰己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果蔬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複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醜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寒冬坐藤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可以想象到了晚上，張之洞的府邸一定是燈火通明，在那時，這也算得上是什刹海的一道風景了。

其實，張之洞在這裏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僅有短短兩年，這也是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年。載灃罷免袁世凱職務後，以為已經控製了局勢，便又於1909 年6 月免去津浦鐵路總辦李順德等漢官的職務，並試圖用滿人取代。張之洞認為“不可，輿情不屬”，怕因此“激出變故”，而攝政王卻回：“有兵在”，這句話氣得張之洞當場吐血就此病倒。當然吐血之說有所誇張，但這樣不負責任的言論著實對張之洞的打擊不小。自此之後，張之洞一病不起，於宣統元年（1909 年）農曆八月二十一日晚九時病逝在白米斜街的家中。

《清史稿》對張之洞的評價很高：“之洞短身巨髯，風儀峻整。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愛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雲。”

榮祿

菊兒胡同

晚清軍事家、政治家。光緒年間，任兵部尚書，掌握了清末最具實力的軍隊—北洋軍，逐步成為慈禧的親信，後黨的核心人物。

榮祿故居位於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胡同3 號、5 號和壽比胡同6 號。多方向街坊打聽，我們才知道這三個地址隻是曆史演變下最後的產物。當年的榮祿府，橫跨兩三條胡同。東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鑼鼓巷。

1836 年，榮祿出生於菊兒胡同裏的瓜爾佳一族。瓜爾佳氏人才輩出，戰功赫赫，乃是是滿洲八大家族之首，可謂門第顯赫，榮祿的祖父和父親又都位列朝班，榮祿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

1859 年，23 歲的榮祿因為貪汙差點被砍了頭，回到菊兒胡同的家後，他閉門思過，開始認真思考為官之道。1861 年，榮祿複出並成為慈禧太後身邊的紅人。戊戌年間，在一場轟轟烈烈的強國運動中，榮祿擔任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告密者。榮祿外孫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樣寫道：“榮祿的願望終於在戊戌政變時乘機達到了。這件事的經過，據說是這樣：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後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消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

 

袁世凱背叛了維新派，向他的上司榮祿做了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北上，在豐台下車直奔頤和園，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人士被殺。”從此，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

作為清末保守派的代表，榮祿最著名的言語是“祖宗之法不能變”。但他畢竟生活在列強瓜分中國的年代，也經常與洋人來往，所以他的故居有著明顯的西洋風格—這與他的政治主張南轅北轍。

榮祿故居的洋樓夾雜在諸多大樓的縫隙裏，那些保存完好的雕花石刻，用時光打磨過的玉砌雕闌，若不是周邊的磚石結構的80 年代樓房提醒，讓人誤以為正在異國欣賞的西洋建築呢。而在壽比胡同的榮祿府，中式建築又透著均衡大氣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