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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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熱門博主)

給我悄悄話

博客訪問：

陳丹青眼中的吳冠中先生

(2016-09-20 11:09:19) 下一個

上世紀赴歐學藝的著名官費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鴻與林風眠，繼之有30年代的吳作人與呂斯百，到了40年代，趙無極、熊秉明、吳冠中三位先生，成為二戰之後到1949年之前，民國政府派赴歐洲的最後幾位藝術官費生。

2000年我初到清華美院，被領去拜訪吳先生，問及此事。他說，抗戰期間他考取杭州藝專，一路流亡，途中苦學法語，預備將來去巴黎。勝利後，國民政府迅即恢複各學科專業官派留學，全國42個名額，其中繪畫一名，雕刻一名，他與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動身。趙無極哪年去的，怎樣去的，吳先生也說及，我此刻不記得了，好像也是官費吧。1949年末，他們三位為了回不同祖國而在巴黎徹夜長談，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趙、熊二位留下，吳先生回來了。

90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趙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與吳先生均享高壽，不知哪位年齡更大。今晨得到吳先生辭世的消息，算起來，他是民國時期赴法畫家而留在大陸的最後一位老人了。

我沒有受教於吳先生的榮幸，僅得一次拜訪，此外是在三四次眾人的場合望望他。“文革”前，吳先生初露鋒芒。我小時候在美術雜誌看見他去西藏的風景寫生，但不太聽人說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資曆：1960年代情勢，一切文藝講革命，他的廁風不被宣傳的。“文革”後吳先生聲名大噪，因為人人期待新權威，美術界忽然發現我們還有一位正當盛年的留法畫家，而他有見解，敢說話。“文革”甫歇，美術評論尚在口齒不清批教條，他就一反唯物論者“內容決定形式”的官式教條，堅稱“形式決定內容”，影響至今。

其時吳先生五十多歲，如許多靠邊複出的老畫家一樣，到處請去給賓館畫大畫。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請他來給師生做講演，那時沒話筒，他幾乎句句叫喊，蘇南口音，詞語簡潔，高聲曆數十大美學問題，此刻我隻記得一條：“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這樣子說話呢，我當即神往，心想，這麽明白的真理我怎麽不知道啊!底下掌聲雷動。講完後，吳先生目光炯炯，扣緊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種抱拳——對全場每一角落頻頻致意，好像預備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顫動著，搖撼著——我又看得神往，心想，留法前輩到底不同，我怎麽不知道這等漂亮激昂的手勢呢!

及後漸漸看到過去的資料和影像，才知道吳先生上台全是民國左翼青年的講演遺風，慷慨激昂，不容分說，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戰動員之際。新世紀初那次訪他，他已八十出頭，家居清談，仍然神色剛正，用詞肯定，確信自己的每一句話，跡近論辯的模樣。他的麵相本來清臒而決然，說到快意處，總有斬釘截鐵之勢，像是生了氣似的。

所以圈子裏傳他語驚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為紀念中國美術館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賢集，輪番捧場，待吳先生上去，卻說：我們這樣的大國，這樣的美術館，我感到可悲!——這“可悲”一詞，必要以他的宜興口音說，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齒，斷然念出來——又譬如新世紀初全國美協主席職位出空，他是無可置疑的前輩，候選大佬之一，結果又說煞風景的話，弄得四座啞然。他說：我要是出任主席，頭一件事，美協解散!這“解散”一詞的宜興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吳冠中風神了。

我當場聽他一回說話，隔著桌子，絕對真實的。還是初到清華美院那年，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袁運甫先生，還有我，算是開始招收博士生。待吳先生由人扶進來，請他給牆上十幾位考生作業評幾句，他顫巍巍巡看一過，毅然說道：“我一個都不招!”“那麽，吳先生您看是不是給打個分呀?”他應聲叫道：“最高60分!”

現在美術界這樣子說話的老人，大概不會有了。我曾有幸見識過幾位吳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藝專，北平藝專，多有類似的耿介而強硬，可見民國出道的藝術家大致性情畢露，不看人臉色的，即便後來給整得不像人樣子，熬過浩劫，一朝出頭，脾性還是在，隻是如吳先生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貫，委實少見的。如今吳先生一去，言動周正的角色們總算鬆口氣：這樣地不留情麵，給人難堪，實在是時代麵前太不識相了：譬如中國的美術還不如非洲，譬如畫院應該統統關閉，譬如一百個齊白石不抵一個魯迅……每出一說，總有若幹評家長篇大論結結巴巴反駁他，但他的資格擺在那裏，芸芸眾家究竟拿他沒辦法。現在好，諸位可以耳根清淨了。

終其一生，吳先生是個文藝青年，學不會老成與世故，而他這一輩的文藝青年大抵是熱烈而刻苦的。老同學孫景波70年代隨吳先生在雲南寫生，說他畫完收工回住地，天天親手洗畫筆。洗筆多煩啊，他卻喜滋滋。袁運生先生與吳先生相熟，說“文革”後去他家看畫，每一幅竟用報紙小心包好了，藏在櫃子裏，一幅幅取出，拆開，看過了，又仔細包攏放回去。這樣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種過時的美德吧，此外的代價，是吳先生不為人知的另一麵：大約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談吧，老人對運生幾位說了些歸來之後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來敲運生老師的門，神色儼然，再四叮囑，大意是：昨夜談話沒有錄音吧?千萬不可外傳啊!那代老人的長期恐懼和抑鬱，當令年輕藝術家不能想象，也不必親曆了。

我從未見吳先生笑過，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畫舫齋的什麽會議上，散場時我走去對他說，他的文章很痛快。他隻一聲“哦?”腳步停了停，但在很長很寬的人中一帶，略微見笑意，隨即十二分嚴肅起來，詢問是哪一篇，又問我同意不同意，意態極是懇切，其時他並不認識我。

2004年春，美院照例請來醫生給全院老師作例行年度體檢，吳先生剛抽完血，右手摁著左臂的肘彎，腰板筆挺，神色凜然。那是我末一次見到吳先生，看他排在長長的教師隊列中安靜等候著，我有點吃驚，忽然明白他是這單位幾十年的老職工。我又無端想像他1949年怎樣在巴黎咖啡館與兩位同學爭論到底回來不回來——當初趙、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實很對，吳先生毅然回來，我以為也很對。那次家訪我對吳先生說了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但我忘了他是怎樣回應的——原中央工藝美院，今清華美術學院，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是最可驕傲的兩位老前輩，一位來自延安，一位去過巴黎，他們先後停筆休息了。

以上是我對吳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與研究者很多很多，想來會有珍貴的紀念和評說吧。（作者：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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